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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复杂的，他提进步的不爱落后的，那是自己没有经验。恋爱成为戏剧的主题，也就因为复杂。人的喜欢、爱好、趣味、外形——相投合就有缘，单是思想一条是不可能的。搞艺术的要懂，不懂就是不通人情世故。还有，社会决定人，不是人决定社会。
解放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夏衍同志一直在主管电影工作。但是，最近在纪念话剧百年的时候，他的名字却一次次地被人们提起，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仔细想想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老一辈的电影人，无论是编剧、导演、演员乃至电影厂厂长，很多都是出身于话剧，本来就是话剧人。
解放初期，夏衍同志作为上海市文艺界的领导人，同时兼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我于1951年3月考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培养学馆，虽是个后生晚辈，却因此有幸接触到了夏衍同志。他给我们上课、作报告，他的报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干净，没有废话，连多余的字都没有。再就是他那浓重的乡音——绍兴官话。比如有一次他讲到了戏剧性，他用浓重的乡音说：“什戏剧性呢？有人说‘舞台全黑，一人仓皇而出，乓乓两枪。这就是戏剧性。’”听到这里，我们都笑了，他却依然严肃地接着说：“我认为，不见得。”他没有严词批驳，只轻轻地用了“不见得”三个字，就像他的小说，像一杯清茶那么淡雅那么耐人回味。
1951年我们到上海郊区参加“土改”前，他在作动员时，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有知识，就瞧不起农民。他说：“我们知识分子有时候是最没有知识的了，到了农村，常常把麦苗当成韭菜。”因此，我们到农村之后，没有再出现见到麦地，就惊呼“哎呀，那么多的韭菜啊”的笑话。但是有一次，我们行走在村间的小路上，一位女老师看到路边地上一个方坑，方坑的表面上结着一层褐色的东西，她问：“这是什么呀？”一个男同志说：“大酱。不信，你闻闻。”女同志真的凑近了去闻，一闻就叫了起来：“哎呀，真臭！”同学们轰然大笑！我们没有将麦苗当成韭菜，却出了将粪坑当成酱缸的笑话。
“学馆”结业后，部分同学被集中起来排了一出戏，是夏衍的剧本《法西斯细菌》。排这出戏的目的是学习，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
1954年6 月16日夏衍同志整整用了半天的时间，为我们作了有关《法》剧历史背景的报告。夏衍同志专门谈《法西斯细菌》的资料，我还没有看到，所以在纪念话剧百年的时候，将这个报告扼要地摘录如下：
这个剧本是1942年写的。中国有这样的人——为科学而科学，不问政治。事实上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来管你。那时有人认为政治是不干净的，是那些政客管的。然而这批科学人士在科学落后的中国是重要的。我也就是想写这个剧本来教化他们。当时很多医生先不管政治，后来受政治压迫而参加抗日工作。
我今天谈谈历史背景，也来个倚老卖老。年轻人对历史懂得少，当时有人可能在吃奶，当然这也难怪。但作为一个青年人，最少应该懂得近百年历史。由于不熟悉，好像距离1942年很远了，在北京有人对‘号外’都不知道，这大有所感。我们到底是中国青年还是外国青年？
知识分子的道路：
可能有人问为什么不写工人？事实是当时工人不可能到卡尔登（解放前上海的著名话剧剧场之一，解放后改名长江剧场。）看戏。我们要教育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再教育工农。知识分子起着桥梁作用。工农自发斗争是不能胜利的，工人、农民一般看不了资本论，就靠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唤起工农从自发斗争转到自觉斗争。因此特别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差不多每个国家革命都少不了这种桥梁作用，在俄国托尔斯泰等就是忏悔贵族。
中国五十年来知识分子是比较贫困的。中国吃败仗，人民受苦，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就增长了爱国感，知识分子要求革命。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知识分子中一部分认为发展资本主义不行，要打倒资本主义。这是一。
二、知识分子是软弱的，别人牺牲他鼓掌，要他牺牲他要考虑，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有几条路可走。旧社会不合理使他义愤，接受了进步思想。他革命是从意识出发，不是从生活出发的。工农是受压迫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带着满腔同情去帮助工农。帮得好，好。不好，算了，走！所以他带有动摇，自高自大。当然，他们如果能接受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了，思想感情也改变了，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不断改造自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
三、我的剧本中写的是国民党区域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白区与红区的制度风气也都不同。
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由香港到重庆。重庆的话剧很繁荣。有一次和曹禺闲谈，他要写三人行，结果没写，我就来写。写了三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1.想搞政治，完成自己的抱负，不满现状，不满帝国主义，如剧中的赵安涛。他基本上是想向上爬，他不想参加党派， 只想到国民党中找个官职，他想‘做了官我就可以做好事’，然而这不可能。2.俞实夫式的。不参加革命，我靠医学去为人民服务，我不必要去管政治。3.就是秦正谊，他是有奶就是娘，较低级。
这个戏基本上是二人行，赵、秦是个人主义要批判的。俞实夫品质是好的，有理想的，就是不懂政治。这种人今天还是有，所以主要教育教育这些科学家，作为真正的科学家就应该懂政治，今天如果不问政治又得逃难。医生不懂政治的最多，艺术家多少还接触政治，医生叫病人叫‘病例’，不叫病人。‘贫困’这个病，医生是医不好的，是社会舞台。你在社会上是逃不开政治的，你以为自己脱离政治就像鸵鸟把头埋在沙漠里，以为别人看不到，但别人是看到的。俞在剧本的最后，是正确的出发。
产生剧本的历史条件：
有人说这个剧本不像我写的。这个剧本是为中华剧艺社写的，当时应云卫是剧艺社的领导，也很苦，吃不上饭的，演过《愁城记》，结果不卖钱。我的剧本是不赚钱的。到了重庆，应云卫一定要我写，我说‘我的剧本反正不赚钱’，他说‘写赚钱的’，我推，他就睡在我家里。我感动了，我写，问他如何卖钱？他说‘景多，人多’。我把景写多了，人也多了，生、旦、净、末、丑都全了，这是为应云卫的要求，其实有些人物是陪衬，钱八小姐就是陪衬，要是感到人物浪费可以不要的。划拳、广东话，都是应云卫的噱头。这个戏不是清炖，而是杂烩。不过陪衬是很重要的，就如吃药，奎宁外加糖衣，一个严肃的主题，加上花旦起糖衣的作用，有的药加上色彩，有的加上填充剂。主题说一下只要15分钟，加上这些就是戏。
钱裕是进步的，为何爱珍尼·马？我说这要作专题报告。我是把希望放在青年人身上的，很多剧本都是这样。
当时进步的爱落后的会怎么样？今天可以开小组会，当时没有。
人生是复杂的，他提进步的不爱落后的，那是自己没有经验。恋爱成为戏剧的主题，也就因为复杂。人的喜欢、爱好、趣味、外形——相投合就有缘，单是思想一条是不可能的。搞艺术的要懂，不懂就是不通人情世故。还有，社会决定人，不是人决定社会，马、钱是在香港。
留学生问题：
1919年我在日本，当时留学生有三万人，之所以人多，因为近、便宜。在日本的多为小资产阶级，在英美的多为大资产阶级。去日本只要16元大洋就到长崎，26个小时。当时公费穷，30元（中国一块袁大头可以换日元一块二）可以过一个月，俞实夫是研究生，一个月大概70元。
当时经济上、政治上都受压迫，中国是二等的弱国，甚至高深的学问都不让学。有钱的留学生在日本搞腐化，根本不上学。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在留学生中有传统。考进学校，高等三年，大学三年。毕业后回来，不能回来就留在日本当助教、靠同乡。日本的女人对男人低头，日本男人打女人，所以日本女人喜欢跟中国人，但中国人穷。
香港，是投机家集中地，也是各党派都有的地方。2000元就可以出报，它是和平的地方，是交通要道，经济上的输血管，滇缅公路未开辟，出口就靠它。香港变成军需、药品的入口处。政治复杂，投机家大赚，走私商发财，也是很大一批知识分子的逃亡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避难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来了，不行了，就又逃难，进步的、公开的没有了。
广州是中外交通的枢纽，得广州可以断绝中外交通，以窒息中国抗战。由此出发北经武汉达北平，造成一条纵贯中国大陆的走廊。以此为基地，向南洋发展。
他还给我们讲了武汉失守的原因及后来的形势，还有汪精卫投降，日本对解放区大扫荡，蒋介石坐山观虎斗，皖南事变，三次反共高潮，珍珠港事变等国内外形势。夏衍同志作那么长的报告，不用稿子，娓娓道来，没有废话，自然有种吸引人的力量。
这出戏本来是只作为内部排练不进行公演的，但领导看过连排之后作出了新的决定：先是作彩排性演出一个星期！后来因为观众反映好，又在上海工人文化宫进行了正式公演。
1954年，华东地区进行话剧会演。夏衍同志专门为上海人艺写了话剧剧本《考验》，由导演艺术家、副院长、我们的老师黄佐临导演，参加了会演，获得了好评。这也是他解放后写的唯一的一个话剧剧本。
我作为一个青年演员知道的情况有限，即使如此，也可以看到夏衍同志虽然肩负着上海市的文化领导工作，是非常忙的，但作为上海人艺的兼院长，他决不是挂名而已。老一辈的艺术家，似乎是不干只挂空名的事的。
后来夏衍同志上调到北京，我虽然也于1956年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因为夏衍同志更多的时间在掌管电影方面的工作，接触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
到了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话剧院准备排练由江苏省作家李培健创作的剧本《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当时夏衍、司徒慧敏等老同志，对于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夏衍同志更是带着病，亲自动手，对剧本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改，我因为有幸是在解放后第一个扮演孙中山先生的演员，所以见到过夏衍同志修改的剧本，在原剧本的很多扉页上留下了密密麻麻、干干净净、像蝇头小楷一样、清秀的钢笔字。有人问这个剧本如今是文物了吧？我想：应该是。这个记录着夏衍同志心血，饱含着夏衍同志对话剧的深情的剧本，一直被李培健同志珍藏着。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特别节目纪念九位话剧前辈大师时，他们就夏衍同志对我进行了采访，促使我对夏衍同志做了一次深情地回忆。虽然作为后生晚辈，谈到的都是小事，但却是我对前辈的一片敬慕爱戴的真情。
解放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夏衍同志一直在主管电影工作。但是，最近在纪念话剧百年的时候，他的名字却一次次地被人们提起，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仔细想想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老一辈的电影人，无论是编剧、导演、演员乃至电影厂厂长，很多都是出身于话剧，本来就是话剧人。
解放初期，夏衍同志作为上海市文艺界的领导人，同时兼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我于1951年3月考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培养学馆，虽是个后生晚辈，却因此有幸接触到了夏衍同志。他给我们上课、作报告，他的报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干净，没有废话，连多余的字都没有。再就是他那浓重的乡音——绍兴官话。比如有一次他讲到了戏剧性，他用浓重的乡音说：“什戏剧性呢？有人说‘舞台全黑，一人仓皇而出，乓乓两枪。这就是戏剧性。’”听到这里，我们都笑了，他却依然严肃地接着说：“我认为，不见得。”他没有严词批驳，只轻轻地用了“不见得”三个字，就像他的小说，像一杯清茶那么淡雅那么耐人回味。
1951年我们到上海郊区参加“土改”前，他在作动员时，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有知识，就瞧不起农民。他说：“我们知识分子有时候是最没有知识的了，到了农村，常常把麦苗当成韭菜。”因此，我们到农村之后，没有再出现见到麦地，就惊呼“哎呀，那么多的韭菜啊”的笑话。但是有一次，我们行走在村间的小路上，一位女老师看到路边地上一个方坑，方坑的表面上结着一层褐色的东西，她问：“这是什么呀？”一个男同志说：“大酱。不信，你闻闻。”女同志真的凑近了去闻，一闻就叫了起来：“哎呀，真臭！”同学们轰然大笑！我们没有将麦苗当成韭菜，却出了将粪坑当成酱缸的笑话。
“学馆”结业后，部分同学被集中起来排了一出戏，是夏衍的剧本《法西斯细菌》。排这出戏的目的是学习，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
1954年6 月16日夏衍同志整整用了半天的时间，为我们作了有关《法》剧历史背景的报告。夏衍同志专门谈《法西斯细菌》的资料，我还没有看到，所以在纪念话剧百年的时候，将这个报告扼要地摘录如下：
这个剧本是1942年写的。中国有这样的人——为科学而科学，不问政治。事实上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来管你。那时有人认为政治是不干净的，是那些政客管的。然而这批科学人士在科学落后的中国是重要的。我也就是想写这个剧本来教化他们。当时很多医生先不管政治，后来受政治压迫而参加抗日工作。
我今天谈谈历史背景，也来个倚老卖老。年轻人对历史懂得少，当时有人可能在吃奶，当然这也难怪。但作为一个青年人，最少应该懂得近百年历史。由于不熟悉，好像距离1942年很远了，在北京有人对‘号外’都不知道，这大有所感。我们到底是中国青年还是外国青年？
知识分子的道路：
可能有人问为什么不写工人？事实是当时工人不可能到卡尔登（解放前上海的著名话剧剧场之一，解放后改名长江剧场。）看戏。我们要教育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再教育工农。知识分子起着桥梁作用。工农自发斗争是不能胜利的，工人、农民一般看不了资本论，就靠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唤起工农从自发斗争转到自觉斗争。因此特别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差不多每个国家革命都少不了这种桥梁作用，在俄国托尔斯泰等就是忏悔贵族。
中国五十年来知识分子是比较贫困的。中国吃败仗，人民受苦，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就增长了爱国感，知识分子要求革命。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知识分子中一部分认为发展资本主义不行，要打倒资本主义。这是一。
二、知识分子是软弱的，别人牺牲他鼓掌，要他牺牲他要考虑，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有几条路可走。旧社会不合理使他义愤，接受了进步思想。他革命是从意识出发，不是从生活出发的。工农是受压迫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带着满腔同情去帮助工农。帮得好，好。不好，算了，走！所以他带有动摇，自高自大。当然，他们如果能接受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了，思想感情也改变了，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不断改造自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
三、我的剧本中写的是国民党区域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白区与红区的制度风气也都不同。
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由香港到重庆。重庆的话剧很繁荣。有一次和曹禺闲谈，他要写三人行，结果没写，我就来写。写了三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1.想搞政治，完成自己的抱负，不满现状，不满帝国主义，如剧中的赵安涛。他基本上是想向上爬，他不想参加党派， 只想到国民党中找个官职，他想‘做了官我就可以做好事’，然而这不可能。2.俞实夫式的。不参加革命，我靠医学去为人民服务，我不必要去管政治。3.就是秦正谊，他是有奶就是娘，较低级。
这个戏基本上是二人行，赵、秦是个人主义要批判的。俞实夫品质是好的，有理想的，就是不懂政治。这种人今天还是有，所以主要教育教育这些科学家，作为真正的科学家就应该懂政治，今天如果不问政治又得逃难。医生不懂政治的最多，艺术家多少还接触政治，医生叫病人叫‘病例’，不叫病人。‘贫困’这个病，医生是医不好的，是社会舞台。你在社会上是逃不开政治的，你以为自己脱离政治就像鸵鸟把头埋在沙漠里，以为别人看不到，但别人是看到的。俞在剧本的最后，是正确的出发。
产生剧本的历史条件：
有人说这个剧本不像我写的。这个剧本是为中华剧艺社写的，当时应云卫是剧艺社的领导，也很苦，吃不上饭的，演过《愁城记》，结果不卖钱。我的剧本是不赚钱的。到了重庆，应云卫一定要我写，我说‘我的剧本反正不赚钱’，他说‘写赚钱的’，我推，他就睡在我家里。我感动了，我写，问他如何卖钱？他说‘景多，人多’。我把景写多了，人也多了，生、旦、净、末、丑都全了，这是为应云卫的要求，其实有些人物是陪衬，钱八小姐就是陪衬，要是感到人物浪费可以不要的。划拳、广东话，都是应云卫的噱头。这个戏不是清炖，而是杂烩。不过陪衬是很重要的，就如吃药，奎宁外加糖衣，一个严肃的主题，加上花旦起糖衣的作用，有的药加上色彩，有的加上填充剂。主题说一下只要15分钟，加上这些就是戏。
钱裕是进步的，为何爱珍尼·马？我说这要作专题报告。我是把希望放在青年人身上的，很多剧本都是这样。
当时进步的爱落后的会怎么样？今天可以开小组会，当时没有。
人生是复杂的，他提进步的不爱落后的，那是自己没有经验。恋爱成为戏剧的主题，也就因为复杂。人的喜欢、爱好、趣味、外形——相投合就有缘，单是思想一条是不可能的。搞艺术的要懂，不懂就是不通人情世故。还有，社会决定人，不是人决定社会，马、钱是在香港。
留学生问题：
1919年我在日本，当时留学生有三万人，之所以人多，因为近、便宜。在日本的多为小资产阶级，在英美的多为大资产阶级。去日本只要16元大洋就到长崎，26个小时。当时公费穷，30元（中国一块袁大头可以换日元一块二）可以过一个月，俞实夫是研究生，一个月大概70元。
当时经济上、政治上都受压迫，中国是二等的弱国，甚至高深的学问都不让学。有钱的留学生在日本搞腐化，根本不上学。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在留学生中有传统。考进学校，高等三年，大学三年。毕业后回来，不能回来就留在日本当助教、靠同乡。日本的女人对男人低头，日本男人打女人，所以日本女人喜欢跟中国人，但中国人穷。
香港，是投机家集中地，也是各党派都有的地方。2000元就可以出报，它是和平的地方，是交通要道，经济上的输血管，滇缅公路未开辟，出口就靠它。香港变成军需、药品的入口处。政治复杂，投机家大赚，走私商发财，也是很大一批知识分子的逃亡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避难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来了，不行了，就又逃难，进步的、公开的没有了。
广州是中外交通的枢纽，得广州可以断绝中外交通，以窒息中国抗战。由此出发北经武汉达北平，造成一条纵贯中国大陆的走廊。以此为基地，向南洋发展。
他还给我们讲了武汉失守的原因及后来的形势，还有汪精卫投降，日本对解放区大扫荡，蒋介石坐山观虎斗，皖南事变，三次反共高潮，珍珠港事变等国内外形势。夏衍同志作那么长的报告，不用稿子，娓娓道来，没有废话，自然有种吸引人的力量。
这出戏本来是只作为内部排练不进行公演的，但领导看过连排之后作出了新的决定：先是作彩排性演出一个星期！后来因为观众反映好，又在上海工人文化宫进行了正式公演。
1954年，华东地区进行话剧会演。夏衍同志专门为上海人艺写了话剧剧本《考验》，由导演艺术家、副院长、我们的老师黄佐临导演，参加了会演，获得了好评。这也是他解放后写的唯一的一个话剧剧本。
我作为一个青年演员知道的情况有限，即使如此，也可以看到夏衍同志虽然肩负着上海市的文化领导工作，是非常忙的，但作为上海人艺的兼院长，他决不是挂名而已。老一辈的艺术家，似乎是不干只挂空名的事的。
后来夏衍同志上调到北京，我虽然也于1956年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因为夏衍同志更多的时间在掌管电影方面的工作，接触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
到了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话剧院准备排练由江苏省作家李培健创作的剧本《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当时夏衍、司徒慧敏等老同志，对于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夏衍同志更是带着病，亲自动手，对剧本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改，我因为有幸是在解放后第一个扮演孙中山先生的演员，所以见到过夏衍同志修改的剧本，在原剧本的很多扉页上留下了密密麻麻、干干净净、像蝇头小楷一样、清秀的钢笔字。有人问这个剧本如今是文物了吧？我想：应该是。这个记录着夏衍同志心血，饱含着夏衍同志对话剧的深情的剧本，一直被李培健同志珍藏着。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特别节目纪念九位话剧前辈大师时，他们就夏衍同志对我进行了采访，促使我对夏衍同志做了一次深情地回忆。虽然作为后生晚辈，谈到的都是小事，但却是我对前辈的一片敬慕爱戴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