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前，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人，大都志得意满，觉得有义务给国人指点迷津。邹恒甫1980年代中从哈佛毕业的时候，他的导师杰弗里·萨克斯就豪迈地对他说，要是不给个部长干的话，就别回去了，于是他去了世界银行。到了今天，情况发生了大逆转，留学回来的人预期降低了很多，而且因为离开国内太久，完全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得到处跟别人请教国内的问题。
　　从1980年代开始，一些官员和学者基本上接受了“以西方为师”这一前提，更具体地说，是“以美国为师”。于是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神话化了的霸权话语，公共空间里随处可见“西方/美国如何如何，而中国如何如何”、“西方/美国如何如何，所以中国应该如何如何”这类句式，语气一般是不容置疑的。对西方和对美国的解读是否符合实际，完全可以不是问题。
　　具体而言，学美国老师的什么呢？学政治体制的话，无论实操还是论说都有困难，那就学经济体制吧，也就是学市场经济。逐渐地，市场不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而成了讨论问题的出发点；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论断成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依据；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可能成为批评的对象，一个“干预市场”的罪名就是批评的充分理由。
　　2008年以前，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谈论市场经济虽然是不严谨的，但还算说得过去，但金融危机之后还这么说，就值得怀疑了。阐释世界需要理论的指引，而理论也需要随着现实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形势变了，如果理论的发展没跟上，就会出现错位，中国的知识界目前就处于这样一种混乱的状态，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各种“话语神话”还在大行其道，仿佛世界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一样。
　　金融危机标志着“市场神话”的破产，也是纯粹自由竞争市场体制危机的集中表现。1980年代以来，西方就一直在去管制化，格林斯潘在退休前就说，金融衍生品市场连他都看不懂了，这样的市场还不足够自由吗？纵观历史，经济危机从来都是在政府管制最放松的条件下出现的，而且挽救危机的一向是政府干预，从19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到最近的欧美大规模救市，市场还没有证明过它有能力修复自身的缺陷。在事实面前，仍然坚持“市场神话”是可疑的，这只能说明对市场的毫不质疑是一种政治话语，而不是思想话语。
　　“市场神话”是有害的，在市场机制的问题集中爆发之后不借机反思而是盲目坚持，正在给未来埋下隐患。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金融衍生品过度泛滥导致的，但中国恰恰在危机之后推出了股指期货等衍生品；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但中国随后却进一步吹大了房地产泡沫，以至于不得不用强硬的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限制，防止泡沫破裂后出现经济硬着陆。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消化，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我们需要坦诚地面对现实，更新我们的理论，反思“话语神话”，直面我们的未来。当市场告诉我们它会失灵的时候，不要再盲目地搞市场拜物教；当西方的民主体制呈现空洞化的危机，政府濒临破产的时候，不可以再把“西方如何如何”当作讨论的前提。市场经济本身自有其可取之处，但我们至少应该回到邓小平，发挥其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积极作用，对其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足够警惕，把市场当作一种经济手段，而不是把市场当成什么绝对的真理。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没有理由不立足实际进行反思。君不见，连福山都在检讨他的“历史终结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