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白天上班上学的人走了，院子里就安静下来。
　　只有我家的外婆与邻家的婆婆戴着老花镜，坐在门口，做针线活，安祥而静谧。光线从天井透下来，形成几道光柱，空气中的尘埃纤毫毕露，很随意地飞舞着。
　　少年时，我家住在一条老街的一个老院子里， 三进天井，中间第二个天井旁边还有一口独立的水井。院里住了几户人家。
　　一进入腊月，学校放寒假，院子里即使在白天也开始热闹起来。一群半大的孩子追追打打，吵吵闹闹。有段时间，居民委员会还组织唱样板戏、政治学习，还从其他院子借个老地主来开几次斗争会。
　　然而不管形势怎么严峻，腊月的日子一天天往后过，过年的气氛就开始在院子里弥漫。渐渐浓起来的年味是不动声色地来到的。不知不觉中，屋檐下的晾衣杆上渐渐挂出了香肠腊肉和做咸菜的青菜头，年味随各种味道来了。
　　过年的氛围是从咸菜开始的。家家都做咸菜，用坛子存起来，吃一年。
　　父亲借了个架子车，带着我们兄弟俩出南门到蔬菜大队买大头菜。这种菜产量高，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不要票就能购买的物品。
　　父亲拉车，我们推车。架子车是从屠宰场借的，有一种血腥味。车直接拉到大门外的河边，妈和姐已在那里等着，一箕一箕抬到水边，开始清洗。腊月的河水刺骨，一双手一会儿就冻得通红。
　　河边，拓叔叔也在洗菜头。拓叔叔当过右派，一家两口人，有个已经初中毕业的女儿 。此时，拓叔叔站在水中，正在骂女儿，让她快点下河来。女儿有点扭捏，脸还红了。妈见了，对大哥说：“大娃，你去帮拓叔叔;大妹，你来帮我刷泥巴。”
　　洗干净的大头菜抬回院子，一节一节的竹子被破成一把竹签。插上，吊起来，待风干。再切成丝，拌上盐和海椒，喷上白酒，放入坛子，封闭起来，几日后，即可启食。我家有老家河南带来的小磨麻油，吃时滴几滴，这滋味，何等香！
　　外婆是院子里过年时的中心人物。她掌握着年货的好多秘密，特别是做大头菜、红豆腐，那最后洒进去的佐料，只有经了她的手才会恰到好处。外婆三十岁时二婚嫁给外公，那时，外公家尚有一些田地，在老家的地头上还是一方舵爷，只可惜外婆生下我母亲后，未及母亲成年，外公就去世了，家里僅有的田地也被外公抽鸦片抽完了。外婆拖着女儿，从一个地主家的少奶奶一下失了依靠，只得临街租一门面，卖起咸菜和甜食。
　　也就是有了这么一段经历，她老人家成了我们这辈人眼里的“食神”;也就是有了这段经历，她成了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震慑的对象，一辈子小心做人。只有春节这几天，她才会受人尊重，才会满面红光地指导各家各户做咸菜。
　　年味越来越浓，待咸菜做完，就该备年货了。熏腊肉香肠是基本的备货，有农村亲戚的，多是委托亲戚把肉熏好，没这种路子的，就弄个汽油桶，在天井里架起熏。为了产生更多的烟，那柏树枒枝未完全燃烧，汽油桶上还压了块石板。烟就从旁边的缝隙溢出来，在院子里乱窜。
　　我家穷亲戚多。最早来的是八舅，送来一块黑乎乎的腊肉。舅给外婆说：“母，今年养的猪死了一头，只杀了一头年猪，大都卖了，今年买化肥的钱都不够，只能送这点孝敬你老人家了。”外婆停下手中的针线，在老花眼镜后面盯着舅看了一阵，说：“那娃儿读书的钱从哪儿来？”那边低着头，叭啦叭啦抽着叶子烟，闷声闷气地说：“村小也学不了个啥子，就不读了呗。”
　　两人沉默了一阵子，后来外婆说了句：“书还是要读。”舅走的时候，她从内衣掏了五块钱给舅，望着走远了的八舅，又说了句：“造孽哟。”
　　拓叔叔的腊肉一直熏了两天，烟也飘到了街上。居委会程主任端着个茶杯，气冲冲地走进院子，一看是拓叔叔，气就更大。“‘拓好儒’，你这是在干什么？弄得一街都是烟！”拓叔叔立马点头哈腰，不敢回一句嘴，大妹站在一旁，也不敢说什么。
　　老爸在公共厕所洗完澡，刚好出来，见此情景，马上过去解围：“嘛无事找事，满街都在熏腊肉，我们这个院子就不能熏了？”程主任最服老爸：两人都是部队下来的，爸是抗日，程主任打老蒋，又都喜欢喝酒，交情更不在话下。爸因是军校出身，更让程主任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爸的官还大一些。程主任说：“书记，你说了就算嘛。”爸说：“春节还是得喝台酒。”程主任忙说：“那是，那是。”
　　爸一边往家走，一边拍了一下大妹：“今后这种事不要出来看了。”大妹羞涩地笑了一下。
　　哥一直拿着本书在旁边看，第二天，忽然对我说了句：“大妹笑起来好看。”
　　不是川渝一带的人，很难理解汤圆对过年的重要性。简单来说，北方的饺子，南方的汤圆。在我家，推汤圆尤其有仪式感。
　　从腊月开始，一有太阳，外婆就把糯米倒进簸箕，戴上老花镜，坐在天井里开始清理沙子、草根、谷壳。一点一点，往往要用好几天时间。这之后，要用水浸泡糯米。那一年，院子里已有了自来水，但是绝不能用，需到城外的大水井里挑来。
　　糯米泡上，就要开始洗磨子。磨子好久没用了，我与哥把磨心卸下来，婆用刷把就着水，开始死劲地刷，刷一阵子就用鼻子凑上去嗅嗅，直到最后她说一句“好了”，磨子才算洗干净。
　　泡软的糯米每次往磨眼里放多少是有讲究的。外婆亲自掌勺，我和哥轮流推磨，一会儿工夫，脸就涨得通红，头上也热气腾腾，小袄也脱下来了。五斤米，两个小时下来，我俩已经气喘吁吁。米浆流进一只白布口袋后，被扎住口，放在磨盘上用磨心压住，把水分慢慢榨干。
　　按旧俗，过年一入腊月就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春节，只不过那个时代省约了很多环节，也只过得起一个春节了。
　　推完汤圆，就是准备年夜饭。
　　我们那地方的人，从腊月二十八就开始吃年饭，以满足娘家、婆家的团圆。我家的团年饭总是大年三十才吃。 　　这天，妈算了一下，还差一斤豆腐干，两个猪蹄。妈对我和哥说：“三去买豆腐干，大娃去排队买猪蹄。”妈又说：“早点起来，晚了就卖完了。”又叮嘱哥给“罗胖子”说一句好话：“看在你爸的面上，给两只后腿。”
　　我有點儿激动，又有点儿压力，早上四点就醒了。我握着妈给的一张食品票和五毛钱，去北门外的豆腐门市。
　　我要从南门走到北门，街上的路灯还没开，全靠手电筒的光照在石板路上的反光。我一路上喘着气，由于天太冷，呼出的气都是白色的。到了门市前，已有好几个人在排队了。我赶紧贴上去，陆陆续续地，又有好些人排上了队。天寒地冻，排队的人哈着气，跺着脚。
　　七点应该开门，店里的人也进去了。一个人走到排队的前列，说这些位置都是我的——前八个。后面的人闹了起来。这人等了一会儿说：“你们看，这八块石头就是我排的队。”正说的当头，豆腐门市里出来一个人，一半的人也就不敢说话了。
　　有人私语，这是门市部的主任，那个用石头排队的是他的儿子。
　　主任走出来，看了看长长的排队人群，拍了儿子一耳光，说：“前面是四个排队，郎个成八个了？又是你那帮难兄难弟！我们要服务人民，不是服务同学兄弟！”
　　门市部的门开了，前面的人拿了四份走了，有人嘀咕，被站在案板后面的主任盯了一眼，也不吭声了。我很紧张地贴着前面的人，终于到了我，我把票和钱递进去，拿着一斤豆干挤出队伍。走出人群，一眼就看到爸站在后面。爸把我挤歪的帽子扶正，然后说：“不要怕，今天你要买不到豆干，老子非收拾他不可。”
　　我和爸回到家，哥与大妹也回来了。哥买回了两只猪后腿，外婆与妈都很高兴。爸说：“‘罗胖子’这个人还是不势利。”又对大妹说：“给你爸说，今年就一起过年了。”大妹红着脸，不住地点头。
　　哥欢天喜地地去请拓叔叔。他最近正在跟着拓叔叔学写大字。拓叔叔带了一副对联：“四海翻腾云水路，五洲振荡风雷急”。
　　大年三十吃年饭，除了我们一家人、拓叔叔一家人，还有老家一个在当地当兵的老乡和一个流落在异乡的退伍军人。
　　外婆满面红光地把菜一道一道端上来，一干少年儿童就欢呼起来了。有凉拌的兔子肉，有炖的猪蹄，有粉蒸肉。这顿毕其一年的年饭，在那个年代堪称“豪华大餐”。其实几十年过去了，我家的年夜饭大致也就是这些菜。
　　爸和妈相向而视，苦笑了一下——就在当天，有革命群众给老爸贴了张大字报。
　　院子外传来稀疏的鞭炮声。对于孩子来说，新年的一声炮仗是年的开始，过年的兴奋劲儿会被激发起来。
　　爸爸望着天井上渐渐暗下来的天空说：“我们也放个炮吧。”
　　一家人都有些诧异。我家对放鞭炮很反感，姐就是有一年春节被飞来的鞭炮把脸上炸出了一个疤，从此以后就不放炮了。
　　妈说：“要得。”
　　我飞奔出去，买了一包鞭炮回来。爸一串一串地丢到每一个房间，最后把最长的一串丢在天井里。鞭炮肆意爆炸着，像一条蛇一样扭动，足足炸了三分钟。灰色的烟在院子里弥漫开，久久不散，间或还有未燃尽的，忽然响一下。
　　大年初十，爸被带走了。
　　下午，来了一帮人。妈的一个同事对妈问话：“你是XX的老婆吗？”一听这话，妈那一丝惊慌的眼神变得警惕和沉稳起来，她没说话。发问的人停了一下，又说：“根据县革委会的决定，要对XX隔离审查。”妈问：“他犯了什么事？”没人回答。妈又说：“我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一行人开始搜查家里几间房子。我站在院子里开始唱歌，撕心裂肺地唱，一直唱到抄家的人离开。此时，我已泪流满面。
　　外婆瞪着眼晴，流着泪说：“那个火炮放拐了。”
　　爸被隔离了两年多，然后发配到川西一个果园劳改。又过了两年，此时已是另一个时代了。新来的县委书记开常委会的时候问：“那几个被判了刑的‘走资派’平反没有？”分管常委说：“还在重新审查。”书记用山东话嘀咕了句“娘的”，说：“春节前先把人给我弄回来，节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抓经济和清理‘三种人’了。”
　　爸在春节前终于回来了，扛着在农场分的一麻袋苹果。一家人又过年，从此再也没人说起放鞭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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