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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嘉绒藏族是藏族的一个独特分支，其特点体现在地缘地貌、生活方式、生活经济形态、历史沿袭、文化风俗等多方面，如此形成了当地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本文针对嘉绒藏族的多重风格特点，运用“区域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从“音——地——人”的角度，关注嘉绒藏族民间音乐与地缘属性、历史文化方面关系，并且通过这一系列内容，探究嘉绒音乐中所反映出来的当地人民从物质文化生活到精神信仰领域的诸多内容，为解释嘉绒音乐的形成原因提供思路与证据，也为全面研究藏族音乐提供可供参照比较的对象。
关键词：区域音乐研究 嘉绒藏族民间音乐 音乐地理学 锅庄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区域音乐研究”近年来迅速成为音乐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在学术刊物专栏、专题研讨会等都对此关注的基础上，学者针对这一研究路向进行了多方位的论证与尝试，并且显现出一些研究优势。这一形成于西方，并且在中国大量运用的区域音乐的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但归根结底都是关注某一特定区域范围内的，与该区域地理、历史、语言、风俗等诸多人文因素共同滋养并孕育出来的音乐，或有着较为内在联系的音乐。区域音乐的研究属于音乐地理学，因此对于很多受地域文化影响深远的音乐品种则尤其适用于这一方法，其中就包括本文的研究对象嘉绒藏族音乐。嘉绒藏族是藏族一个独特的支系，主要分布在四川西北高原的大渡河流域以及岷江上游西岸流域，在邛崃山以东的理县、汶川和夹金山东南的宝兴、天全、康定、道孚等地也有分布，约有37万人。其原称为“夏尔燕尔莫察瓦绒”，其中“夏尔”（意为东，是指藏区的东部），“嘉尔莫”（意为大女神，是指大女神圣地—嘉尔莫里尔多山系），“察瓦”（意为热带，是指藏区较热的地方）；“绒”（意为农区，是指盛产粮食之地），“夏尔燕尔莫察瓦绒”，整个词的释意是“东方嘉尔莫墨尔多山系的热带农区”。
嘉绒藏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来源的藏族地区，他们大多操嘉绒方言，属于藏语的分支。在传统风俗、文化等方面，嘉绒藏族与传统的藏族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二者也存在强烈的关联性。嘉绒藏族跳锅庄，分为“达尔尕底”、“达尔尕则”与“达尔尕忍”，分别译为“大郭庄”、“中锅庄”和“小锅庄”。大锅庄表情演起来沉稳肃穆，通常应用于有重要人物出现的场面；小郭庄则更为灵活、多变，适用于欢庆的娱乐场面；中锅庄则介于其间。不同的锅庄形式对应着相异的场景需求。除此之外，当地还有弦子歌、劳动歌、爱情歌曲以及风俗歌曲等。丰富的音乐品种，有古老的本地音乐，也有受到其他地区影响而兴起的音乐体裁。多种音乐风格交融并行，构成了当地多彩的音乐文化现象。本文中，笔者借用区域音乐研究的方法，并结合多种民族音乐学理论，力图从地缘地貌、生活方式、生活经济形态、历史沿袭、文化风俗等多方面探究嘉绒藏族民间音乐特征的形成缘由。
一 地缘属性与嘉绒藏族民歌
人类的文化与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不同的地貌特点对于当地音乐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播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人类生活于不同的环境地貌之中，这一区域的气候、地形、植被以及更为深入的物产、生活习俗等方面内容，都会直接对当地人的文化心理产生作用，这样也必然影响到文化中音乐的形态以及当地人演奏、演唱音乐的心理状况。
嘉绒藏族以农耕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嘉绒中的“绒”就意为农区，这一地区也是藏族四大农区之一。因此，在大量的劳动歌曲中都与农田耕作有着多方面的关联，如民歌《那哩拉拉》、《大家来打场》等，都展现了农耕中耕地、下种、收割、背物、打场等活动。在锅庄《卡亚用比》中，就出现了“卡亚的土地上，庄稼长得像一片绿色的草原”的歌词。另外，农耕文化中对于劳动生活的歌颂，也出现在嘉绒藏族的歌曲之中，如《吉祥的日子》、《拥青阿尔贡》以及《甲木相尕尔曲阿》等歌曲。在大锅庄《当波啦》中，人们通过歌声描述了一年十二个月的节令变化特点，充分反映出当地人以农业种植为主的生产方式。这种将立法观念融入音乐歌词之中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嘉绒人的祖先将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高度智慧。另外，农耕文化的特点还充分体现在民歌的音符之中，如《那哩拉拉》中以6-1-2-3为核心音型呈现出羽调式的特征，调式呈现出六声、甚至七声的特点，如此丰富的调式音列比其他藏族歌曲要相对复杂。歌曲中旋律多次变化重复，音乐展现了小幅度的跳进，在二度间的来回徘徊以及规律的2/4节拍中，大量的衬词装饰左右，充分展现了农耕文化中动作幅度小，重复性高的劳动特点，这一点与以畜牧业为主的卫藏、康巴藏族游牧歌曲中的大幅度跳进、自由的旋律风格有着明显区别。
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审视，更为重要的是嘉绒藏族的生活区域刚好位于重要的藏彝走廊之上，自古以来这一区域上众多民族的迁移并且形成了多方面的交融，也促成了该地区文化交融的一种特色。在大锅庄酒歌《尕尔觉忠则》的歌词中“完美无缺的瓷龙碗，是从各地龙碗中精选出来”，充分体现出该地区贸易情况。对乐曲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全曲适中的速度，旋律与歌词的结合体现出音符精简、声韵数量相当的特点，全曲自始至终的节拍节奏都相对比较规律、质朴，也能够反映出多人敬酒的热烈场面。
繁盛的贸易机制以及好客的天性也在民歌中有所体现，相互结识的人群围绕一个象征家庭的中心——通常是一团篝火，举行的联谊聚会，狂欢中的文化交流与贸易机制逐渐形成，形成了藏彝走廊中著名的“锅庄贸易”文化，通过独特的音乐娱乐方式，使得亲王、寺院、商会、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如此展现出在农耕文化之外的，手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类型，也呈现出四川西北部山区中民族和谐相处，互助互渗的景象。锅庄《雀拉羊根》的歌词：“西藏的盐巴，枚场的酥油，汉地的茶叶，在全色的茶捅里融合，从此再也不能分离，就好比我俩的情意”，表现出贸易促成的民族交融。这一系列特点与身居卫藏的藏族文化方式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
二 历史文化与嘉绒藏族民歌
嘉绒藏族属于藏族的一支，但是其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从民初直到1953年前的文献都将嘉绒地区的族群称为“嘉绒族”。在1954年的民族识别之后，嘉绒人被认为是藏族的支系。通过考察和相关的资料显示，嘉绒藏族的语言有着非常漫长的历史，其中至今还保留着很多汉藏语系中重要的语音形式。由于历史所形成的一系列区别，无疑会影响嘉绒藏族的音乐构成。嘉绒音乐在传承历史中汉代夷系民族的风俗特点，也紧密地结合了藏族、羌族的影响，形成多元且独特的音乐文化特点。尤其是嘉绒锅庄“右旋”的舞蹈方式，与大部分藏族的锅庄都不同，这无疑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李菲在论文《文化记忆与身体表述——嘉绒锅庄“右旋”模式的人类学阐释》针对于这一独特舞蹈旋转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认为不同于其他藏族锅庄的“左旋”方式，嘉绒藏族的“右旋”方式很清晰地体现了嘉绒本土信仰为苯教的遗留。通过右旋，嘉绒藏族这个共同体传承他们的集体记忆，这一无文字族群更注重以身体本身来进行文化表述，以人体对姿势的记忆、操演来加以铭刻，将“自我感”融入到每个个体的血液和骨肉中。 “马奈锅庄”也是嘉绒锅庄中值得大家注意的内容，这本是加绒藏族庆祝苯教“永忠喇顶”寺院落成的一种庆贺歌舞。如此马奈锅庄就与人同欢的基础上，增加了娱神娱乐，祭祀礼仪的特征，因此在舞蹈动作、服装以及程序显得更多复杂。其中，锅庄的行进方式尤为特别，在锅庄队伍中，男子女子各为一排。男女各排的领舞者跟随着本排最后的舞者，队形随着进行内容的更替不断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锅庄的队形总是向反方向进行。这在表象上是嘉绒藏族锅庄的独特之处，其实也透露出嘉绒锅庄内涵的历史信息。
关于嘉绒音乐中历史遗存的内容，我们还可以从嘉绒锅庄的“万能歌头”看出端倪。在嘉绒锅庄开始的部分，都要有一个固定的歌头：“纳勒谐莫纳拉尤，窝如纳勒纳拉尤”（意为“高山顶上歌儿多，朋友们来唱山歌”）。在歌头之后，才会出现不同内容的歌词与曲调。如此歌头可以帮助歌唱者确定之后演唱的歌曲、舞步等内容，这是具体的功能作用。从音乐本体来看，嘉绒锅庄歌头的曲调速度适中、2/4的规律节拍比较稳定，自上下行的核心音列多次变化重复，而且两句都出现了大量的衬词“呀”，可以清晰地看出曲调与生产劳动中“号子”的相似性。
三 结语
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嘉绒藏族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在宗教方面，在古老的苯教的时代影响下，接受了藏床佛教的衣钵。在生活生产方面，农耕文化的滋养并且受到了其他藏族游牧文化的影响。在经贸方面，身处藏彝走廊的嘉绒地区也联系着西南与中原的经济往来。因此，嘉绒藏族始终处在“汉藏之间”，它在族群上的“自我肯定”建立在与这两个“他者”对照的基础上。在多方面的影响下，嘉绒藏族音乐文化丰富复杂，且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和解读。例如，可以运用梅利亚姆（Alan P.Merriam）的“概念——声音——行为”三重模式适用于嘉绒藏族弦子歌舞、锅庄等载歌载舞的音乐形式进行深入的剖析；运用提姆·赖斯的（Timothy Rice）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人创造和经验”可以从更高的层面分析嘉绒藏族音乐中历史与当下的关系；不仅如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环境中关注嘉绒藏族音乐的变迁、转化的以及衍生出新音乐品种、形式的过程。多种方法的运用都是为了更为透彻、多角度地解释音乐类别，探寻隐藏在音乐背后的内容，而音乐地理学，关注嘉绒藏族音乐中的“音——地——人”的三重模式（这一点与赖斯2003年提出的“时间——地点——音乐体验”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文化地理、风俗历史中典型的区域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并且以具体的音乐品种作为佐证，更深刻地理解该地区音乐文化的形成原因。同时也通过音乐的点滴陈述，逐渐揭开嘉绒藏族的很多历史谜题。不仅如此，区域音乐研究所在各地音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可以对所有音乐文化进行音乐地理的学历考量，在深入挖掘与横向比较的基础上，不断绘制出中国音乐文化地理图。
注：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2012年中央高校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12SZYQN76；西南民族大学2012年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编号：2012XWD-S1302。
参考文献：
[1] 赞拉·阿旺措成、张棉英：《嘉绒藏戏的历史渊源及艺术特征》，《四川戏剧》，1994年第1期。
[2] 孟凡玉：《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3] 雀丹：《嘉绒藏族史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4] 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5] 任福佳：《藏彝走廊“锅庄贸易”的机制和启示——康
定锅庄贸易现象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6] 李立：《关于放生的叙事与分析——嘉绒藏族村落宗教生活考察》，《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7] 曾穷石：《“大鹏鸟卵生”神话：嘉绒藏族的历史记忆》，《学术探索》，2004年第1期。
[8] 李菲：《文化记忆与身体表述——嘉绒锅庄“右旋”模式的人类学阐释》，《民族艺术研究》，2011年第1期。
[9] 吴钦：《嘉绒藏族古老锅庄文化中的瑰宝——天下第一锅庄“马奈锅庄”》，《大众文艺》，2011年第21期。
[10] 德吉卓嘎：《试论嘉绒藏族的族源》，《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
[11] 乔建中：《构建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与教学体系的初步设想》，“首届全国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与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出版），2009年4月。
[12] 曾现江：《嘉绒研究综述》，《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陈然，女，1978—，辽宁辽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声乐演唱，工作单位：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任雪峰，男，1987—，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四川音乐学院2011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声乐演唱。
关键词：区域音乐研究 嘉绒藏族民间音乐 音乐地理学 锅庄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区域音乐研究”近年来迅速成为音乐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在学术刊物专栏、专题研讨会等都对此关注的基础上，学者针对这一研究路向进行了多方位的论证与尝试，并且显现出一些研究优势。这一形成于西方，并且在中国大量运用的区域音乐的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但归根结底都是关注某一特定区域范围内的，与该区域地理、历史、语言、风俗等诸多人文因素共同滋养并孕育出来的音乐，或有着较为内在联系的音乐。区域音乐的研究属于音乐地理学，因此对于很多受地域文化影响深远的音乐品种则尤其适用于这一方法，其中就包括本文的研究对象嘉绒藏族音乐。嘉绒藏族是藏族一个独特的支系，主要分布在四川西北高原的大渡河流域以及岷江上游西岸流域，在邛崃山以东的理县、汶川和夹金山东南的宝兴、天全、康定、道孚等地也有分布，约有37万人。其原称为“夏尔燕尔莫察瓦绒”，其中“夏尔”（意为东，是指藏区的东部），“嘉尔莫”（意为大女神，是指大女神圣地—嘉尔莫里尔多山系），“察瓦”（意为热带，是指藏区较热的地方）；“绒”（意为农区，是指盛产粮食之地），“夏尔燕尔莫察瓦绒”，整个词的释意是“东方嘉尔莫墨尔多山系的热带农区”。
嘉绒藏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来源的藏族地区，他们大多操嘉绒方言，属于藏语的分支。在传统风俗、文化等方面，嘉绒藏族与传统的藏族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二者也存在强烈的关联性。嘉绒藏族跳锅庄，分为“达尔尕底”、“达尔尕则”与“达尔尕忍”，分别译为“大郭庄”、“中锅庄”和“小锅庄”。大锅庄表情演起来沉稳肃穆，通常应用于有重要人物出现的场面；小郭庄则更为灵活、多变，适用于欢庆的娱乐场面；中锅庄则介于其间。不同的锅庄形式对应着相异的场景需求。除此之外，当地还有弦子歌、劳动歌、爱情歌曲以及风俗歌曲等。丰富的音乐品种，有古老的本地音乐，也有受到其他地区影响而兴起的音乐体裁。多种音乐风格交融并行，构成了当地多彩的音乐文化现象。本文中，笔者借用区域音乐研究的方法，并结合多种民族音乐学理论，力图从地缘地貌、生活方式、生活经济形态、历史沿袭、文化风俗等多方面探究嘉绒藏族民间音乐特征的形成缘由。
一 地缘属性与嘉绒藏族民歌
人类的文化与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不同的地貌特点对于当地音乐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播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人类生活于不同的环境地貌之中，这一区域的气候、地形、植被以及更为深入的物产、生活习俗等方面内容，都会直接对当地人的文化心理产生作用，这样也必然影响到文化中音乐的形态以及当地人演奏、演唱音乐的心理状况。
嘉绒藏族以农耕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嘉绒中的“绒”就意为农区，这一地区也是藏族四大农区之一。因此，在大量的劳动歌曲中都与农田耕作有着多方面的关联，如民歌《那哩拉拉》、《大家来打场》等，都展现了农耕中耕地、下种、收割、背物、打场等活动。在锅庄《卡亚用比》中，就出现了“卡亚的土地上，庄稼长得像一片绿色的草原”的歌词。另外，农耕文化中对于劳动生活的歌颂，也出现在嘉绒藏族的歌曲之中，如《吉祥的日子》、《拥青阿尔贡》以及《甲木相尕尔曲阿》等歌曲。在大锅庄《当波啦》中，人们通过歌声描述了一年十二个月的节令变化特点，充分反映出当地人以农业种植为主的生产方式。这种将立法观念融入音乐歌词之中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嘉绒人的祖先将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高度智慧。另外，农耕文化的特点还充分体现在民歌的音符之中，如《那哩拉拉》中以6-1-2-3为核心音型呈现出羽调式的特征，调式呈现出六声、甚至七声的特点，如此丰富的调式音列比其他藏族歌曲要相对复杂。歌曲中旋律多次变化重复，音乐展现了小幅度的跳进，在二度间的来回徘徊以及规律的2/4节拍中，大量的衬词装饰左右，充分展现了农耕文化中动作幅度小，重复性高的劳动特点，这一点与以畜牧业为主的卫藏、康巴藏族游牧歌曲中的大幅度跳进、自由的旋律风格有着明显区别。
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审视，更为重要的是嘉绒藏族的生活区域刚好位于重要的藏彝走廊之上，自古以来这一区域上众多民族的迁移并且形成了多方面的交融，也促成了该地区文化交融的一种特色。在大锅庄酒歌《尕尔觉忠则》的歌词中“完美无缺的瓷龙碗，是从各地龙碗中精选出来”，充分体现出该地区贸易情况。对乐曲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全曲适中的速度，旋律与歌词的结合体现出音符精简、声韵数量相当的特点，全曲自始至终的节拍节奏都相对比较规律、质朴，也能够反映出多人敬酒的热烈场面。
繁盛的贸易机制以及好客的天性也在民歌中有所体现，相互结识的人群围绕一个象征家庭的中心——通常是一团篝火，举行的联谊聚会，狂欢中的文化交流与贸易机制逐渐形成，形成了藏彝走廊中著名的“锅庄贸易”文化，通过独特的音乐娱乐方式，使得亲王、寺院、商会、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如此展现出在农耕文化之外的，手工业商品经济的社会类型，也呈现出四川西北部山区中民族和谐相处，互助互渗的景象。锅庄《雀拉羊根》的歌词：“西藏的盐巴，枚场的酥油，汉地的茶叶，在全色的茶捅里融合，从此再也不能分离，就好比我俩的情意”，表现出贸易促成的民族交融。这一系列特点与身居卫藏的藏族文化方式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
二 历史文化与嘉绒藏族民歌
嘉绒藏族属于藏族的一支，但是其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从民初直到1953年前的文献都将嘉绒地区的族群称为“嘉绒族”。在1954年的民族识别之后，嘉绒人被认为是藏族的支系。通过考察和相关的资料显示，嘉绒藏族的语言有着非常漫长的历史，其中至今还保留着很多汉藏语系中重要的语音形式。由于历史所形成的一系列区别，无疑会影响嘉绒藏族的音乐构成。嘉绒音乐在传承历史中汉代夷系民族的风俗特点，也紧密地结合了藏族、羌族的影响，形成多元且独特的音乐文化特点。尤其是嘉绒锅庄“右旋”的舞蹈方式，与大部分藏族的锅庄都不同，这无疑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李菲在论文《文化记忆与身体表述——嘉绒锅庄“右旋”模式的人类学阐释》针对于这一独特舞蹈旋转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认为不同于其他藏族锅庄的“左旋”方式，嘉绒藏族的“右旋”方式很清晰地体现了嘉绒本土信仰为苯教的遗留。通过右旋，嘉绒藏族这个共同体传承他们的集体记忆，这一无文字族群更注重以身体本身来进行文化表述，以人体对姿势的记忆、操演来加以铭刻，将“自我感”融入到每个个体的血液和骨肉中。 “马奈锅庄”也是嘉绒锅庄中值得大家注意的内容，这本是加绒藏族庆祝苯教“永忠喇顶”寺院落成的一种庆贺歌舞。如此马奈锅庄就与人同欢的基础上，增加了娱神娱乐，祭祀礼仪的特征，因此在舞蹈动作、服装以及程序显得更多复杂。其中，锅庄的行进方式尤为特别，在锅庄队伍中，男子女子各为一排。男女各排的领舞者跟随着本排最后的舞者，队形随着进行内容的更替不断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锅庄的队形总是向反方向进行。这在表象上是嘉绒藏族锅庄的独特之处，其实也透露出嘉绒锅庄内涵的历史信息。
关于嘉绒音乐中历史遗存的内容，我们还可以从嘉绒锅庄的“万能歌头”看出端倪。在嘉绒锅庄开始的部分，都要有一个固定的歌头：“纳勒谐莫纳拉尤，窝如纳勒纳拉尤”（意为“高山顶上歌儿多，朋友们来唱山歌”）。在歌头之后，才会出现不同内容的歌词与曲调。如此歌头可以帮助歌唱者确定之后演唱的歌曲、舞步等内容，这是具体的功能作用。从音乐本体来看，嘉绒锅庄歌头的曲调速度适中、2/4的规律节拍比较稳定，自上下行的核心音列多次变化重复，而且两句都出现了大量的衬词“呀”，可以清晰地看出曲调与生产劳动中“号子”的相似性。
三 结语
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嘉绒藏族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在宗教方面，在古老的苯教的时代影响下，接受了藏床佛教的衣钵。在生活生产方面，农耕文化的滋养并且受到了其他藏族游牧文化的影响。在经贸方面，身处藏彝走廊的嘉绒地区也联系着西南与中原的经济往来。因此，嘉绒藏族始终处在“汉藏之间”，它在族群上的“自我肯定”建立在与这两个“他者”对照的基础上。在多方面的影响下，嘉绒藏族音乐文化丰富复杂，且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和解读。例如，可以运用梅利亚姆（Alan P.Merriam）的“概念——声音——行为”三重模式适用于嘉绒藏族弦子歌舞、锅庄等载歌载舞的音乐形式进行深入的剖析；运用提姆·赖斯的（Timothy Rice）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人创造和经验”可以从更高的层面分析嘉绒藏族音乐中历史与当下的关系；不仅如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环境中关注嘉绒藏族音乐的变迁、转化的以及衍生出新音乐品种、形式的过程。多种方法的运用都是为了更为透彻、多角度地解释音乐类别，探寻隐藏在音乐背后的内容，而音乐地理学，关注嘉绒藏族音乐中的“音——地——人”的三重模式（这一点与赖斯2003年提出的“时间——地点——音乐体验”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文化地理、风俗历史中典型的区域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并且以具体的音乐品种作为佐证，更深刻地理解该地区音乐文化的形成原因。同时也通过音乐的点滴陈述，逐渐揭开嘉绒藏族的很多历史谜题。不仅如此，区域音乐研究所在各地音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可以对所有音乐文化进行音乐地理的学历考量，在深入挖掘与横向比较的基础上，不断绘制出中国音乐文化地理图。
注：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2012年中央高校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12SZYQN76；西南民族大学2012年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编号：2012XWD-S1302。
参考文献：
[1] 赞拉·阿旺措成、张棉英：《嘉绒藏戏的历史渊源及艺术特征》，《四川戏剧》，1994年第1期。
[2] 孟凡玉：《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3] 雀丹：《嘉绒藏族史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4] 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5] 任福佳：《藏彝走廊“锅庄贸易”的机制和启示——康
定锅庄贸易现象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6] 李立：《关于放生的叙事与分析——嘉绒藏族村落宗教生活考察》，《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7] 曾穷石：《“大鹏鸟卵生”神话：嘉绒藏族的历史记忆》，《学术探索》，2004年第1期。
[8] 李菲：《文化记忆与身体表述——嘉绒锅庄“右旋”模式的人类学阐释》，《民族艺术研究》，2011年第1期。
[9] 吴钦：《嘉绒藏族古老锅庄文化中的瑰宝——天下第一锅庄“马奈锅庄”》，《大众文艺》，2011年第21期。
[10] 德吉卓嘎：《试论嘉绒藏族的族源》，《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
[11] 乔建中：《构建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与教学体系的初步设想》，“首届全国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与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出版），2009年4月。
[12] 曾现江：《嘉绒研究综述》，《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陈然，女，1978—，辽宁辽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声乐演唱，工作单位：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任雪峰，男，1987—，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四川音乐学院2011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声乐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