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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孕育的文化源远流长,意蕴深厚;中国地大物博,版图广阔,各地域又有不同特色文化,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风俗传统。人们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慢慢积累起来了各个不同方面的文化,比如制度文化、礼仪文化、习俗文化、饮食文化,等等。在文化的凝聚和传播过程中,诞生了各种思想门派,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等。如此延展扩充,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次第登上历史舞台,文化元典粲然大观。其间,时间流转,乾坤转换,代有才人,一些流派及其典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另一些流派及其典籍则逐渐凋零乃至灭失。不论是流传下来的还是湮灭的,不过是其生命的呈现形态有差异而已,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名实之辨罢了。流传下来的也不再是其原初的样式,湮灭的大多也只是以因子的形式融入文化大流,不再保留原来的独立姿态。因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文化是中国诸种文化流派的合体,其源流已经难以辨识了。而近几年,国学开始复兴,学国学、说国学一时风靡。随之而来的国学消费行为在以国学通俗化、生活化等新颖形式传播的同时,也造成国学庸俗化、错乱化的不良后果。于是,如何在大力传播国学的基础上,保持国学的严肃性、严谨性和精确性,便作为一个问题,被列入了国学发展路径规划。为此,济南出版社《文化中国》编辑委员会诸位专家和编辑在总结该丛书前期出版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研讨,认为国学文化图书的策划、出版必须要有责任意识和国家情怀,要发展国学而不是消费国学。在其诸多出路中,最扎实和有效的就是回到元典,研究元典。
那么中国的文化源头在哪里?什么样的著作才能称为元典?一般说来,三代是中国国家、文化的时间源头,三皇五帝、仓颉共工、夏启建国、汤伐桀、周代商等等诸种传说或者历史曾以口口相传、街谈巷议等形式浸淫于中国人的非正式记忆中。但按史家所谓“信史”的标准,这些传说、史实和记述方式是可以争论和驳议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即指《封神演义》:“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已”。)应该说,从文史双绝、史论合一的选取角度出发,从凝聚共识、古今融贯的研究目的着眼,春秋到三国这段时期无疑是中国历史渐趋清晰,思想文化奠基成形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思想、各种文化、各种流派都崭露头角并获得初步发展,后世的诸多思想文化多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其踪迹和源头。因此,要选找元典,需要聚焦于这一时期。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是外儒内法、法儒交融,从这方面着手,选取儒法的思想的初始表达的著作无疑是一个中庸的做法。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直主张文以载道(周敦颐《通书·文辞》说:“文所以载道也。”),史可明智,为往圣继绝学,那么,“借助文学表现,实虚互会,兼容文史两端于一身”的儒法经典正符合这一要求。《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类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借助生花妙笔,融通儒法,言的是事功,偏法;表的是忠义,偏儒。它们中杰出者,可以《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和《三国志》为代表,其中《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被历代史家和文人推崇备至,注疏、演义不断。这五部著作可谓中国早期知识分子追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心声,是反映文化中国早期品格、智慧以及心路历程的元典。所以,济南出版社的《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第五辑将它们作为研究本体而形成《春秋绝唱——〈左传〉纵览新说》《纵横捭阖——〈战国策〉纵览新说》《星汉灿烂——〈史记〉纵览新说》《盛世遗响——〈汉书〉纵览新说》《鼎足威扬——〈三国志〉纵览新说》。编者特意在每一分册加上一个副标题——纵览新说。纵览即要求作者写作前要认真通读,写作中要纵横捭阖,写作末要综合评说。所谓新说即要求作者发他人所未发之言,阐他人所未思之想,有他人所未获之得。从这套图书出版的成果看,初步达到了这一设想。它们在谋篇布局上有整体感,有大局观;以作者阐述的主题为主轴予以精研深掘,颇具力度。这是这一丛书区别于同类著作的一个最大亮点,形成了很高的辨别度,当会构建起自己的一批独特读者群。
平和地看,这五部元典在思想上都具有很浓重的儒家色彩;相对而言,只是《战国策》杂家色彩要浓一点。当然,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自汉以来,独尊儒术,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不过,這五部元典中,亦不乏儒家思想之外其他各家的痕迹或影响。可以这样说,五部元典,儒家思想是灵魂,法家做法是躯干,其余百家如兵家、纵横家、道家、墨家皆为血肉。历朝历代,都有文人学者对中国的文化进行整理和提炼,同样有不是文人学者的各路实干家去继承和发扬,走的都是融合百家的路子。中国文化是一个诸家思想的大熔炉,这五部元典就是这个思想文化大熔炉的最佳表达文本。各分册的作者认识到早期中国思想文化流派的实际情况,抓住了这些元典的内核,条分缕析,丝丝入扣,体现了很好的思想捕捉能力。其思想表达比较充分,解读较有深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在表述上,所选的这五部元典都可归入“史传文学”之列。它们叙事详赡,情节曲折完整,人物形象的描摹亦细腻生动。它们既然属于元典解读,也自然是引用与解读互见,文白互见。它们既是思想的融合,也是表达的融合。作者皆是文史研究专家,从事文史研究和写作经年累月,笔触老辣锋锐,表情达意、叙事说理都能文辞简约而笔意繁复。因而,这套丛书的可读性非常强,既可供专家学者研读,也可让普通读者浏览。
作者单位:济南出版社
那么中国的文化源头在哪里?什么样的著作才能称为元典?一般说来,三代是中国国家、文化的时间源头,三皇五帝、仓颉共工、夏启建国、汤伐桀、周代商等等诸种传说或者历史曾以口口相传、街谈巷议等形式浸淫于中国人的非正式记忆中。但按史家所谓“信史”的标准,这些传说、史实和记述方式是可以争论和驳议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即指《封神演义》:“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已”。)应该说,从文史双绝、史论合一的选取角度出发,从凝聚共识、古今融贯的研究目的着眼,春秋到三国这段时期无疑是中国历史渐趋清晰,思想文化奠基成形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思想、各种文化、各种流派都崭露头角并获得初步发展,后世的诸多思想文化多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其踪迹和源头。因此,要选找元典,需要聚焦于这一时期。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是外儒内法、法儒交融,从这方面着手,选取儒法的思想的初始表达的著作无疑是一个中庸的做法。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直主张文以载道(周敦颐《通书·文辞》说:“文所以载道也。”),史可明智,为往圣继绝学,那么,“借助文学表现,实虚互会,兼容文史两端于一身”的儒法经典正符合这一要求。《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类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借助生花妙笔,融通儒法,言的是事功,偏法;表的是忠义,偏儒。它们中杰出者,可以《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和《三国志》为代表,其中《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被历代史家和文人推崇备至,注疏、演义不断。这五部著作可谓中国早期知识分子追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心声,是反映文化中国早期品格、智慧以及心路历程的元典。所以,济南出版社的《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第五辑将它们作为研究本体而形成《春秋绝唱——〈左传〉纵览新说》《纵横捭阖——〈战国策〉纵览新说》《星汉灿烂——〈史记〉纵览新说》《盛世遗响——〈汉书〉纵览新说》《鼎足威扬——〈三国志〉纵览新说》。编者特意在每一分册加上一个副标题——纵览新说。纵览即要求作者写作前要认真通读,写作中要纵横捭阖,写作末要综合评说。所谓新说即要求作者发他人所未发之言,阐他人所未思之想,有他人所未获之得。从这套图书出版的成果看,初步达到了这一设想。它们在谋篇布局上有整体感,有大局观;以作者阐述的主题为主轴予以精研深掘,颇具力度。这是这一丛书区别于同类著作的一个最大亮点,形成了很高的辨别度,当会构建起自己的一批独特读者群。
平和地看,这五部元典在思想上都具有很浓重的儒家色彩;相对而言,只是《战国策》杂家色彩要浓一点。当然,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自汉以来,独尊儒术,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不过,這五部元典中,亦不乏儒家思想之外其他各家的痕迹或影响。可以这样说,五部元典,儒家思想是灵魂,法家做法是躯干,其余百家如兵家、纵横家、道家、墨家皆为血肉。历朝历代,都有文人学者对中国的文化进行整理和提炼,同样有不是文人学者的各路实干家去继承和发扬,走的都是融合百家的路子。中国文化是一个诸家思想的大熔炉,这五部元典就是这个思想文化大熔炉的最佳表达文本。各分册的作者认识到早期中国思想文化流派的实际情况,抓住了这些元典的内核,条分缕析,丝丝入扣,体现了很好的思想捕捉能力。其思想表达比较充分,解读较有深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在表述上,所选的这五部元典都可归入“史传文学”之列。它们叙事详赡,情节曲折完整,人物形象的描摹亦细腻生动。它们既然属于元典解读,也自然是引用与解读互见,文白互见。它们既是思想的融合,也是表达的融合。作者皆是文史研究专家,从事文史研究和写作经年累月,笔触老辣锋锐,表情达意、叙事说理都能文辞简约而笔意繁复。因而,这套丛书的可读性非常强,既可供专家学者研读,也可让普通读者浏览。
作者单位: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