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还有8个月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闯将——吴南生，走了。
　　2018年4月10日16时19分，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广东省政协第五、六届主席吴南生在广州病逝，享年96岁。在他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等三任总书记和四任总理，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吴南生的逝世表示了沉痛哀悼。
　　1980年，吴南生被派往深圳特区兼第一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历史的选择，让他站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一片白纸上开疆拓土。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改革要敢想敢干、敢闯敢试。闻鼙鼓而思良将，中国更需要像吴南生这样勇于担当的干部，站在改革的前线，充当改革的闯将。
　　今天，深圳博物馆三层的改革开放史展厅入口处，醒目地写着邓小平那句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一位参观者说：“那时深圳还是不毛之地，邓小平这句话对广东的领导干部们来说，既是一句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又是给他们出的一道难题。”
　　这个难题交到了吴南生等人的手上。
　　1980年成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有3个在广东。吴南生出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当时第一书记主持工作）。在深圳百姓眼里，他是任劳任怨的“拓荒牛”；在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眼里，他是敢大鬧天宫的“孙悟空”。他那句“要杀头，就杀我”至今回响在很多人耳边。在广东，当地人都称他一声“吴老”。
　　“吴老晚年不能常来深圳，我叫人把每天的《深圳特区报》给他送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在关注深圳的变化和成就。”深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深圳报业集团原社长吴松营说，“他跟在小平同志身后，撞开了一个时代的门；他参与缔造深圳，又眼见40年来小渔村变成国际大都市，他可以瞑目了。”

“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1978年4、5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派3个代表团（组），出访考察经济，一路赴西欧的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一路赴东欧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另一路赴港澳。
　　去港澳的考察组回京后，写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中共中央、国务院“总的同意”，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开始萌芽。
　　当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定。1979年初，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家乡，没想到这次回到阔别27年的故乡，看见的竟是满目疮痍。
　　“那些我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设施残破，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眼前的汕头，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吴南生生前曾回忆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汕头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变得如此凄凉，吴老当时的心境可想而知。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曾对吴老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了，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啊！”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回忆说。
　　回乡探访的海外华侨也很关心家乡发展，吴南生同他们进行了交谈，问道：“有什么最快的办法？”新加坡侨商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就是靠这个。台湾叫‘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
　　1979年2月21日深夜，吴南生一边发高烧，一边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1300字的电报，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打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扭转汕头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
　　7天后，吴南生回到广州。当晚，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就来到他家中，支持他把这件事拿到省委常委会议上说。3月3日，吴南生在会上说：“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作‘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我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与会的省委常委都赞成吴南生的设想。卢荻说：“当时名字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台湾已这么叫了；学香港叫‘自由港’，又怕被认为搞资本主义。最后定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号上报中央。”福建省委得知此事，认为福建华侨不少，也向中央提出实行特殊政策的要求。
　　1979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邓小平非常赞同。他听说大家对“贸易合作区”的名称意见不一致，就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提出“经济特区”名称

　　1979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到广东调研，找到吴南生说：“中央有个意见，汕头办特区的条件不够，只办深圳、珠海，你的意见怎样？”
　　吴南生不同意：“谷牧同志，如果不在汕头办特区，我也不负责办特区了。不是因为汕头是我的故乡，而是办特区的建议是在汕头酝酿开始的，海外和港澳的朋友们都知道。不办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不能办特区的！”“要讲信用！我明白了。那么推迟办行不行？” 　　“行。”
　　卢荻回忆：“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50号文件’。”
　　此时文件里出现的名称还是“出口特区”，“经济特区”这4个字是吴南生后来提的，其理由是，“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文化等事业”。
　　9月，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由广西桂林抵达广东。习仲勋向谷牧汇报了广东“先走一步”的情况，并研究广东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等问题。谷牧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起不了这个作用。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于是吴南生开始负责广东3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吴老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愚公移山。”深圳市委原副部长、深圳报业集团原社长吴松营说。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罗湖一带下了一场大暴雨，无数个水塘、洼地被灌满。吴南生生前回忆道：“香港来的小姐一下火车，都要把高跟鞋脱下来拎着。我们集中了全国108个工程师，住在欣园招待所，都是平房，地势很低，一下大雨，水就上来了，图纸被冲得乱七八糟。”


　　工程师对他说：“你敢不敢搬掉罗湖山？这样可以填平洼地，罗湖这一块就是宝地。”吴南生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同意动工，他还从这次“愚公移山”中总结了经验：“罗湖旁边都是农村，那些农民怎么办？弄不好他暴动啊。我们从日本、我国香港进口一大批吊车、铲车、载重汽车，让罗湖农民开，把农民都变成工人了。深圳搞多少年没有发生什么闹事的，一开头就把他們安排好了。”

“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

　　来深圳特区投资的第一家外资企业是正大康地公司。时任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是华裔，其父谢易初和吴南生都是汕头人。正大康地公司行政部经理陈健礼回忆：“1980年初达成协议，正大康地投资3000万美元建立饲料加工厂、种鸡场、孵化场、种猪场等，是当时深圳最大的企业。有人受‘左’的思想束缚，觉得让资本家进来不就是搞资本主义吗？是吴老拍板同意的。”
　　然而，有些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说：除了天空飘扬的国旗外，深圳已经见不到红色。“有的报纸刊登文章，讲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出租土地就是新的租界；还有的说经济特区成了走私通道；有人悄悄给中央写信说深圳80%的干部烂掉了。非议非常多。当时的一个说法是‘冷空气南下’。”吴松营说，“这个时候，吴老给了一个‘约法三章’的名言：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趁那些反对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指出鉴于广东省及各地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干部，有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违法犯罪行为，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2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
　　当时，习仲勋已回到中央工作，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是任仲夷。他回忆此次会议时说：“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我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能笼统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我和（广东省长）田夫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放羊’问题。我和田夫在会上还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两省座谈会结束后，吴南生回到广东，感到压力很大。他知道这些非议主要针对的是特区。也有人趁机在背后放暗枪。
　　“省委开生活会，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坐下来了，省长说：‘南生啊，今天开生活会，有人说资本家送给你一部汽车，有没有？’我说：‘哪有这样的事？’一位老同志说：‘没有？停在迎宾馆的那部车是谁的？’这一说我就知道了。我说，现在只有从香港到广州的大飞机，广州到汕头没有大飞机，有一种苏联出的小飞机，碰到有风就停飞了。那车是侨商罗新权为了帮助开发汕头特区，特别放在咱们这里的，我一次都没坐过。”
　　邓小平是支持特区发展的。1983年底，他决定到南方看看特区究竟办得怎样。1984年春，邓小平来到特区，给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给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吴南生说：“这一题词让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画上句号，也给我们这些特区建设者吃了‘定心丸’！”
　　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来到特区视察，并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坚定了特区和全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方向。陈建礼说：“后来，为了响应市委市政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号召，我们公司搬离了原址，原址现在是腾讯、万利达、大族激光等，新生代企业遍地。深圳越来越现代化，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老一辈‘拓荒牛’们带来的红利。”

“您的儿子参加革命了，准备死了”

　　筹建经济特区，成了吴南生和那一辈改革者最闪耀的时刻，他们无疑被载入中国的改革史。
　　在另一段历史上，也少不了吴南生的名字，那就是抗战史——1937年，抗战烽烟燃起，这个15岁的潮汕少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父亲说：“您的儿子参加革命了，准备死了！”
　　吴南生是投笔从戎。他1922年出生于汕头的贫民窟中，父亲在小公园的骑楼下修理钟表。他尚在襁褓中，父亲就成了大革命中的工会积极分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汕头颇为开放，有5家大报时常刊登鲁迅、萧红等左翼人士的消息。吴南生上学后，受此影响颇深，擅长文墨，14岁便以“左慈”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进步文章《评萧红的〈生死场〉》。左慈之名，来自《三国演义》里掷杯戏曹操的狂道士，吴南生觉得他很厉害，代表正义的声音，便拿来用了。
　　这篇文章为吴南生带来了一笔“巨款”——2元稿费，更带来了老党员的关注。1937年，在“七七事变”激起的全民族抗日浪潮中，吴南生破格入党了。日军攻占潮汕后，吴南生带着一支队伍，翻山越岭，至潮汕凤凰山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及至晚年，他还写诗《怀凤凰山》。
　　抗战后期，吴南生奔赴延安，赶上了整风运动，赶上了七大召开，赶上了黄炎培和毛泽东的“窑洞对”，赶上了日本投降。他还收获了爱情，妻子许英也是潮汕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动员大家去东北建设工业基地，以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去东北前，老同志们给吴南生和许英办了婚礼——用砂锅煮了一小锅糯米饭，一铲子铲到锅底，寓意“一甜到底”。2015年，在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吴南生忆及此事仍是喜滋滋：“一转眼70年了，真的是甜到底啊！”
　　新中国成立后，吴南生调回广东工作，从此鲜少离开。晚年，他回答过年轻人的提问。“我们这一辈人提着脑袋闹革命、办特区，为的就是理想，哪里想过当什么官？‘昔如埋剑常思出，今作浮云不计程。’我是90多岁的老人了，能尽的力量已十分有限。希望青年人不忘历史、坚守信仰。”
　　这就是吴南生，可爱的吴南生。他的故事就像他1979年出版的那本书名一样：松柏长青。
　　（付义荐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