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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余华的长篇新作《文城》，扑面而来的仍是熟悉的气息：叙事背景中依旧隐现着暴力、刑罚、罪恶、阴谋、死亡等交织成的艺术图景;叙事题旨上仍然牵涉着时空乱象的揭示与生存本相的追问，生命个体的悲苦命运、坚韧追寻与温情守望;叙事风格上再度延续着重复式的诗学、怪诞性的笔触和暴力化的美学。如若把这部作品放置于余华的创作历程当中来观照，可发觉它不出所料地淡褪了先锋时期大风灭烛式的一腔孤勇，也不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那般的质朴动人，然其中闪烁的料峭的新变，也让我们窥见余华这个蜚声国内外文坛的作家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力图实现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的艰难试炼。小说以主人公林祥福携女寻妻的故事为情节主线，并续之以妻子小美的生平经历为情节副线，在人物悲欢离合的情爱叙事中又铺展出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匪祸横行民不聊生的乱世风云画卷，从而书写着时代的动荡与情义的稳固、生活的变数与命运的定数、现实的残暴与理想的幻灭。相较前作如《兄弟》的毁誉参半和《第七天》的滑坡倾向，这部暌违八年的长篇新作，能否让先锋作家出身的余华重临文坛高地，恰如其笔下的林祥福一般求仁得仁求义得义呢？
一、情爱之路的追寻
余华一贯擅长通过铺展人物的“行走”和“寻找”路线来牵动整体叙事，从而映射出一个人或一群人在路上的人生抉择和命运浮沉。只不过这次的主人公不再是18岁背着红色书包出门远行的少年，不再是仗剑天涯为父寻仇的阮海阔，也不再是穿梭于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寻父者杨飞，而是抛弃家产怀抱乳儿远走异乡寻找妻子的地主少爷林祥福。
小说正文部分以林祥福携女出现在溪镇开篇，继而时光倒流追叙他来溪镇前的人生经历，并一直叙述到他的死亡，正文后的补叙部分讲述了关于小美和阿强的隐藏故事。小美和阿强本是出逃夫妻，要奔赴京城，却在途中把盘缠挥霍一空。正无可奈何之际，遇到家境殷实、知书达礼的林祥福。阿强心生一计，谎称两人是兄妹，来自文城，后把小美留在林祥福家中寄住，自己先跑去定川等她。林祥福喜欢上清秀可人、心思细巧、勤劳肯干的小美，小美也对强壮有力、善良而富有生机的林祥福心生好感。林祥福几乎未加思索地娶了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小美第一次出逃带走了他将近半数的家财（七根大金条和一根小金条）。后来由于小美怀上了林祥福的孩子，又回到林家给他诞下一个女儿。林祥福虽然对往事心有余悸，但还是无私地接纳了小美，新生命的到来也让家庭生活变得温情脉脉起来。然而好景不长，小美终难忘记与阿强的约定，再次抛弃林祥福和女儿逃跑。这一次林祥福立誓一定要找到小美，甚至不惜将自己从北方的黄土地上连根拔起，一路追寻到了江南小镇——溪镇。这里的环境风物同阿强和小美的描述相吻合，当地人的口音也与二人颇为接近，他在徘徊之后决定驻留在这里，溪镇就是他认定的文城。
林祥福是一个温柔纯良的重情之人，哪怕他为小美的叛离伤恸愤怒不已，还是在她怀着身孕回来时接纳了她。他抚摸着小美的脸说出了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虽然你把我家一半的金条偷走了，一根也没带回来，但是你没有把我的孩子生在野地里，你把我的孩子带回来了。”“你也没有狠心到把金条全偷走，你留下的比偷走的还多点。”①但是他预感到小美早晚要再次不辞而别，因而赌咒发誓道，小美如果再次离开，他必定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她，一部分是为了自己眷恋的温情，更多的是为了可怜的孩子。这段故事让人想起为了非亲生儿子一乐屡次卖血的许三观。许三观为了救一乐，从林浦、百里、松林、黄店、七里堡、长宁一直卖血卖到上海。林祥福则为了寻找小美跨越了半个中国的山河，从北到南，一路寻找一路抱着孩子乞求奶水。两个人都遭受了生活的无稽和苦难，怀着同样的惆怅和悲苦，却不选择逃遁而是直面命运前行，流露出感天动地的人间温情与至臻至纯的人性光辉，令人动容。
文中对林祥福的父爱光辉也有很多精细入微的刻画。“当时他怀抱不满周岁的女儿经常在雪中出现，挨家挨户乞讨奶水。他的样子很像一头笨拙的白熊，在冰天雪地里不知所措。”②他身上的包袱就是他的家园所系和存在意义，在世事多艰、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他把全部的银票藏在襁褓中的女儿的衣服里。陈永良表示不解，说要是女儿丢了，银票也跟着丢了，林祥福就活不下去了。林祥福却回应道：“女儿丢了，我还要银票干什么？”③林祥福最终死于悍匪张一斧的屠刀之下。“死去的林祥福仍然站立，浑身捆绑，仿佛山崖的神态，尖刀还插在左耳根那里，他的头微微偏向左侧。他微张着嘴巴眯缝着眼睛像是在微笑，生命之光熄灭时，他临终之眼看见了女儿，林百家襟上缀着橙色的班花在中西女塾的走廊上向他走来。”④在这样一个英雄的高光时刻，他死于营救好友的义举，心里念的终究是最凡俗的伦常亲情。
通观全篇，可以发现促使并推动这位子承父业的地主少爷抛家弃产走上寻妻之路的动机是他对这位来路不明的妻子小美的深情，以及对嗷嗷待哺的乳儿小女的慈爱，哪怕前途未卜生死叵测，一路坎坷一程风雨，作为追寻者的林祥福也终始不移其念不易其志。在人物情比金坚、爱比海深的追寻之旅中，既彰显出人物贤夫慈父的人格魅力，也折射出人物幼年丧父承欢母膝的年少经历所形成的恋父恋母的情结心理。南方女人小美的秀丽可人、温婉娴静、心灵手巧，在在勾起他对饱读诗书、勤俭持家的亡母的怀念，她无意之中的闯入，不仅给他带来了关于远方的神秘遥想，也一度激活他曾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情景记忆。因此，追寻南方女人小美就是这个孤独的北方男人对情与爱的守望，它如此坚执如此顽韧，以致超越了对象的具体存在，并转化为一种类似宗教般的信念，从而使得人物的情爱追寻之路具有了一种朝圣般的品格与质地。
余华倾情塑造的这个怀着使徒般的精神意志走向情爱朝圣之路的林祥福，构成了对其先锋小说创作时期颠覆性美学策略的再颠覆。在彼时的创作阶段，余华运用戏拟的创作手法和解构主义的精神，不仅展开了对日常经验和现实秩序的颠覆，更有对中国传统美学经验的颠覆。在这一创作路径的文本书写中，那些关于理性、关于历史、关于爱情、关于人伦、关于真实的传统界定都不堪一击，清明澄澈、美哉善兮的外壳纷纷剥落，露出混沌而森然的骨相，令人惊惧寒颤、毛骨悚然。余华曾坦言，这样无尽头无限度的解构书写，最终让他自己陷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虚无之痛中，为了摆脱这种高处不胜寒的精神痛苦，先锋作家余华决定“下凡”了，他的创作开始“接地气”了。《在细雨中呼喊》成为余华创作转型的肇始之作，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的畅销好评则昭示了他转型的成功。在转型后的小说文本中，尽管依然有着暴力、刑罚、罪恶、阴谋、死亡等交织成的苦难暗景，但人物身上爱的扭曲渴求、活的坚韧诉求和情的谦卑追求，却成人生阴影中的透光、生命寒潭中的暖流，在温暖作者的同时也抚慰着读者。余华从先锋小说建构的这座高寒之城里突围了，再次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一般，走上了热气蒸腾的人间大道，一直走到了《文城》，在这里谱写出一曲荡气回肠的情义悲歌。 二、仁义之城的救赎
“文城”本来是人物信口胡诌的一个谎言之城，它如同从南方远道而来的小美和阿强的身份一样，是林祥福永远也解不开的一个谜。那个他孜孜寻觅的“文城”如同一颗将晞未晞的晨露，似乎近在咫尺，又仿佛未曾存在，最终凝结为作品封面上那悬垂在男子眼睫上的欲坠未坠的晶莹之泪。作为幻象之文城的具象化之城——溪镇，它的地理坐标虽是南方，但在余华的笔下却呈现为一个缺乏真切实感的南方小镇。这里有着属于南方的风物，蜿蜒的河溪，成片的芦苇荡，以及稻谷、棉花、油菜花茂盛生长的田地，但也有着南方鲜见的气候，突如其来掀天揭地的龙卷风和持续近月封门冻人的雪灾。
这种对于乡土场域的模糊处理和虚化手法正是先锋作家所熟稔的。比如苏童的枫杨树乡就是一个意象化产物，罂粟花地、黑砖楼、蓑草亭子等意象的反复出现构成了欲望飘荡的隐喻系统，而非鲜活本真的乡村世界。余华在《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此文献给少女杨柳》《西北风呼啸的中午》等作品中展示的乡村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都十分简略而抽象，缺乏具体的乡村生活气息。谈及《兄弟》里的刘镇时，余华坦陈：“至于‘刘镇’，毫无疑问是一个江南小镇，可是已经不是我的故乡了，我家乡的小镇已经面目全非，过去的房屋都没有了，过去熟悉的脸也都老了，或者消失了。尽管如此，只要我写作，我还是自然地回到江南的小镇上，只是没有具体的地理了，是精神意义上的江南小镇，或者说是很多江南小镇的若隐若现。”⑤
既然如此，“文城”是不是和余华之前作品中那些虚构的小镇村庄别无二致呢？当然不是。“文城”在小说中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人物全部生活信念感的来源，这种信念感始于对情的追随，止于对义的恪守。人物在幻象中追寻的文城是情爱的旨归，而人物于现实中栖身的溪镇则是仁义的宿地。如果说文城寄托了人物对爱与美的向往，那么溪镇则让人物见证并亲历了天灾人祸所致的暴力与死亡。但是不同于余华早期作品中暴力书写所指向的荒蛮怪诞与虚无，溪镇的残暴是自外而来的，它们威胁着镇上子民的生存，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但也磨砺且考验出镇民自上而下舍身成仁英勇就义的精神，正是这种仁义精神托举着于阴风险浪中飘荡不止的溪镇之舟，并一次次获得个体及群体的救渡。
小说中最能彰显仁义精神的人物是林祥福，他不仅是一个宽容温厚的丈夫、一个舐犊情深的父亲，还是一个集“仁义礼智信”为一身的乡绅，更是一个侠骨铮铮的江湖义士。他待自家长工田家五兄弟如同手足，自制棺木厚葬田父，临行之前将一切财产托付给他们，这是一种跨越阶层的义交;对待好心收留他父女二人的陈永良一家，不仅倾囊出资建造两家同住共有的家宅和木器店，且慷慨赠予其良田百亩，以报答他们雪中送炭和无私护女的恩情。对于萍水相逢之人，他也从不吝啬，充满人情味。他会给每个给予他女儿乳汁的妇人一文铜钱，哪怕自己在小美离开后已经丧失了性能力，仍然会对形似小美的暗娼出手大方。在他去刘村赎回人质顾益民的凶险之途上，没有船家愿意冒着性命之虞送他，只有曾经将他带来溪镇的船家曾万福愿意走一趟，林祥福给了他远超普通船资的两块银元作为报酬。这些行举都足见其知恩图报的品格和仁义慷慨的胸襟。更为重要的是，在他心里没有阶层的沟壑，没有信任的壁垒，只有发自肺腑的爱与诚，只有填塞胸臆的勇与仁。这种仁义智勇的精神品格，在他挺身而出赎救顾益民的过程与结局中得到了极致化的呈现。对林祥福而言，顾益民不只是与他有姻亲之缘，更因为顾益民作为地方乡绅的代表，也一直秉承着仁义精神善待镇上子民，以身作则地规范着溪镇的礼制、守护着溪镇的平安。他舍身救顾益民的壮举，既是舍身成仁的义举，也是对仁义精神的捍卫与守护。
除了林祥福，镇上的其他子民身上也多有仁义精神之光的放射。地方商会会长顾益民作为溪镇的权力代表和精神领袖，和《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一般有着“亲亲、仁民、爱物”的长者风范，却不像白嘉轩一样偶尔展现出宗法文化吃人的一面。每当事关民生疾苦，顾益民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为保全溪镇，让商会捐出大量钱财物资，对过路的北洋军以礼相待，才避免了烧杀抢掠;对于被土匪绑走的乡民，也全部由商会出赎金。无奈“生逢末世运偏消”，秉承着传统文化理想人格的顾益民受到了土匪张一斧的百般折磨，虽保全了性命，但从此投下一道羸弱苍凉的背影。忠厚善良的陈永良在营救顾益民、为林祥福报仇而手刃张一斧的过程中胆大心细、智勇无匹。还有将林祥福的女儿林百家视如己出的李美莲，老当益壮临危受命肝脑涂地的首代团领朱伯崇、知耻而后勇的“独耳兵团”、良心未泯的土匪“和尚”、为爱牺牲的陈耀武……他们都是传统仁义和民间情义的充沛体现。
东北作家班宇在网络上如此评价：“士与誓的精神，情与义之幻景，将溪镇变作文城。文城也是一个人的空城，‘死在盼望我’，无法不勇猛，无法不飘零。”正如余华在《第七天》中将乌托邦理想寄托在一个名为“死无葬身之地”的境域之上一样，他在《文城》中试图将心中的历史人文精神和生的意义凝结成一个空灵的空间意象“文城”。它或许也如同林祥福寻觅的那个缥渺的目的地一样，是一场无法掬捧、一触即溃的镜花水月。
三、传奇叙事的强化
纵观余华的创作历程，先后经历了从先锋立场向民间立场、从观念世界向生活世界、从冷漠叙述向温情诉说、从形式出奇向故事加强的转变，而199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堪称其创作的转折点。此后的《活着》（1993）、《许三观卖血记》（1998）、《兄弟》（2005）、《第七天》（2013）等著作，都延续并强化了其转型后的创作特色，并一度让余华的作品从高冷的先锋文学转变为能产生热效应的文学，而《活着》更是收获了来自文人阶层和民间大众的双向好评。并且《活着》里的苦难叙事，尽管有着真切的历史背景信息为依托，但也开启了传奇化叙事的路径走向。而此番的新作《文城》更是显示出其创作转型后传奇叙事的再度强化倾向，小说叙事的传奇性既反映在文本的灾难书写上，又体现在人物的情爱关系里，更表现在人物的命运轨迹中。
《文城》的一大看点在于提供了堪比灾难大片的重度感官刺激，读者纷纷奔走相告，那个嗜血的余华又回来了。当乌托邦的文化想象遭遇恶托邦的历史现实，余华的笔墨在两极之间来回游走：书写人性的温度时笔触缓慢凝滞，细腻伤怀，微微渗透出川端康成般的物哀风格;书写暴力时又解放了手脚，腾挪跳掷，畅快淋漓。暴力场面的血腥肆虐程度尤甚于先锋时期，场面的恢弘壮阔比《兄弟》有过之无不及。在这个故事里，既有骤然而至的天灾，亦有无处逃遁的人祸。林祥福老家的那场砸穿屋顶砸死人命的雨雹是小说中上演的第一场天灾，这场灾难让田家兄弟失去了父亲，让小美目睹了林祥福的仁厚，也促成了他们的结合。林祥福携女来到溪镇先后遭遇的龙卷风和雪冻，是小说中的另外两场天灾叙事，风卷陋室雪封大地，溪镇的子民在这接连而至的天灾面前，尽显命如草芥、人如刍狗般的悲苦生态。如果说天地的不仁和造化的弄人还犹可祈天赎救，那么兵匪的横行暴虐这类人祸却让溪镇人遭逢犹如置身炼狱般的折磨和考验、无奈和絕望。尽管凭借顾益民的礼遇政策打消了北洋残军准备奸淫掳掠的意图，但溪镇的良家妓家妇女也仍然饱受了官兵们发泄欲望的痛苦，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钱粮。紧随其后的一波又一波的匪患，更是让溪镇子民度着有如惊弓之鸟般朝不保夕的日子，且连顾益民和林祥福这样的头面人物也难避此祸惨遭刑戮。 先锋小说常把战争、灾荒、祸乱作为故事叙述的背景，但也多是碎片化的，充满实验色彩，而余华的《文城》则延续了《兄弟》的写法，将历史背景推到前景，大量铺排令人触目惊心的血腥场景。小说对暴力的书写既有前期作品的延续性，如施暴者精致的残忍，土匪把人不当人，活劈良民、吃人心肝、杀人如“切瓜砍菜”，再如受害者对于暴力的沉浸与玩赏，溪镇人观看行刑、爬犁比赛;也有着新变，《文城》中第一次出现面对暴力的积极对抗，出现了求仁得仁的复仇，被害者不再只是吞咽和忍受，也不是通过自戕和精神分裂的方式提醒暴力的恒常存在，而是通过死命拼搏赢回尊严、与恶进行终极对决的方式来一一清偿。然而这种暴力书写的新变，却也有着暴力外化的倾向，即似乎流于暴力行为的外在展览，以及暴力经验对人的外在行为方式的催变，而却很少看到暴力对人的性格心理以及精神人格产生的内蚀。
除了灾难书写的传奇性，小说中人物的情爱关系以及由此生发衍生而出的命运轨迹也颇具传奇色彩。作者以补叙的形式交代小美和阿强的前世后生，或许意在传达此书封皮所撰“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的人生况味，但也未尝不是有意在强化小说情爱叙事的传奇性，并以此凸显出正文部分小美和阿强的身份来历的神秘性，从而也进一步增强了林祥福情爱际遇的莫测性和玄奥性。他和小美的相识相爱别离弃舍，尽管不乏细枝末节的撩人情愫，但整体上却倾向于乱世奇缘的传统叙事范型，不仅爱的萌生犹显出奇，爱的宽宥和爱的坚执更显离奇，甚至令人微感有悖生活与人性的逻辑真实。林祥福既然能为媒婆的一点暗示就放弃与刘家女儿近在眼前的姻缘，而不管自己内心霎时且长久地涌动着对这位清丽女子的爱念与思慕，这个相亲的细节至少说明他也是一个心思缜密、行为谨慎的人。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主人公的性格内涵却变得越来越稀薄，他可以不问来历地接纳小美，可以毫无防备地交代家产，可以不记前嫌地宽容小美，可以不论生死地追寻小美，越往前走越往后看，人物越来越被抽象为一个集传统情义礼为一身的符号载体，那么围绕人物衍生出的这个寻妻护女的感天动地的故事就具有了乱世传奇一般的品相与质地，奇美异常，却似乎难以揪人心憾人魄。其实不管是传统的情义礼还是现代的人道精神皆隶属于真善美的价值系统，理应得到来自现实与文学的关注与阐扬，但如果对真善美的阐发被带入脱离生活乃至违背真实的书写境地中，那就有可能出现虚伪的观念形式，而这一点也是余华早期先锋写作遭人诟病的局限。窃以为，余华虽然经历了前后期的创作转型，写作也從形式的出奇转向故事的增强，但无论是观念形式中人还是故事情节中人，其中所折射出的人性观依然延续着观念化的偏执，即不是把人性之恶揭发到极端，就是把人性之善高扬到极致，而无论所偏何向所执何端，都难掩理念化的弊病。
通观小说中围绕情与义、人与城的传奇化叙事，可以看到余华在经验了前作《第七天》中“死无葬身之地”的虚无与虚弱后，又以人物的出城—寻城—返城的生命轨迹，重新追问和体认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且明显走向面对传统的取经，其中既有情与义的传统所触发的忏悔与救赎，也有技与道的传统所致力的弥合与补救。而林祥福作为乡绅阶层代表其所坚守的男耕女织、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也指向了一个具有文人与民间二重向度审美意义上的传统乌托邦世界。由此观之，《文城》在主题传达、人物塑造和叙事方式上似乎都昭示着曾经的先锋作家余华朝向传统的某种程度的回归。然而，同样是清末民初的历史背景和地主乡绅的人物叙事及文化守成的价值立场，陈忠实的《白鹿原》却既写出了传统的温厚与乖戾、又触及了战争与革命导致传统断裂与人性异化的历史现实，从而具有了历史批判的力度和文化守成的深度。相比之下，《文城》的空间叙事是模糊的，历史叙事是断裂的，且传奇性的情节、景观式的场面、类型化的人物，无疑在批判力度和思想深度上有所削减。
【注释】
①②③④余华：《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第41、3、74、198页。
⑤洪治纲、余华：《回到现实，回到存在——关于长篇小说〈兄弟〉的对话》，《南方文坛》2016年第3 期。
（孟觉之，复旦大学中文系;胡小兰，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情爱之路的追寻
余华一贯擅长通过铺展人物的“行走”和“寻找”路线来牵动整体叙事，从而映射出一个人或一群人在路上的人生抉择和命运浮沉。只不过这次的主人公不再是18岁背着红色书包出门远行的少年，不再是仗剑天涯为父寻仇的阮海阔，也不再是穿梭于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寻父者杨飞，而是抛弃家产怀抱乳儿远走异乡寻找妻子的地主少爷林祥福。
小说正文部分以林祥福携女出现在溪镇开篇，继而时光倒流追叙他来溪镇前的人生经历，并一直叙述到他的死亡，正文后的补叙部分讲述了关于小美和阿强的隐藏故事。小美和阿强本是出逃夫妻，要奔赴京城，却在途中把盘缠挥霍一空。正无可奈何之际，遇到家境殷实、知书达礼的林祥福。阿强心生一计，谎称两人是兄妹，来自文城，后把小美留在林祥福家中寄住，自己先跑去定川等她。林祥福喜欢上清秀可人、心思细巧、勤劳肯干的小美，小美也对强壮有力、善良而富有生机的林祥福心生好感。林祥福几乎未加思索地娶了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小美第一次出逃带走了他将近半数的家财（七根大金条和一根小金条）。后来由于小美怀上了林祥福的孩子，又回到林家给他诞下一个女儿。林祥福虽然对往事心有余悸，但还是无私地接纳了小美，新生命的到来也让家庭生活变得温情脉脉起来。然而好景不长，小美终难忘记与阿强的约定，再次抛弃林祥福和女儿逃跑。这一次林祥福立誓一定要找到小美，甚至不惜将自己从北方的黄土地上连根拔起，一路追寻到了江南小镇——溪镇。这里的环境风物同阿强和小美的描述相吻合，当地人的口音也与二人颇为接近，他在徘徊之后决定驻留在这里，溪镇就是他认定的文城。
林祥福是一个温柔纯良的重情之人，哪怕他为小美的叛离伤恸愤怒不已，还是在她怀着身孕回来时接纳了她。他抚摸着小美的脸说出了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虽然你把我家一半的金条偷走了，一根也没带回来，但是你没有把我的孩子生在野地里，你把我的孩子带回来了。”“你也没有狠心到把金条全偷走，你留下的比偷走的还多点。”①但是他预感到小美早晚要再次不辞而别，因而赌咒发誓道，小美如果再次离开，他必定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她，一部分是为了自己眷恋的温情，更多的是为了可怜的孩子。这段故事让人想起为了非亲生儿子一乐屡次卖血的许三观。许三观为了救一乐，从林浦、百里、松林、黄店、七里堡、长宁一直卖血卖到上海。林祥福则为了寻找小美跨越了半个中国的山河，从北到南，一路寻找一路抱着孩子乞求奶水。两个人都遭受了生活的无稽和苦难，怀着同样的惆怅和悲苦，却不选择逃遁而是直面命运前行，流露出感天动地的人间温情与至臻至纯的人性光辉，令人动容。
文中对林祥福的父爱光辉也有很多精细入微的刻画。“当时他怀抱不满周岁的女儿经常在雪中出现，挨家挨户乞讨奶水。他的样子很像一头笨拙的白熊，在冰天雪地里不知所措。”②他身上的包袱就是他的家园所系和存在意义，在世事多艰、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他把全部的银票藏在襁褓中的女儿的衣服里。陈永良表示不解，说要是女儿丢了，银票也跟着丢了，林祥福就活不下去了。林祥福却回应道：“女儿丢了，我还要银票干什么？”③林祥福最终死于悍匪张一斧的屠刀之下。“死去的林祥福仍然站立，浑身捆绑，仿佛山崖的神态，尖刀还插在左耳根那里，他的头微微偏向左侧。他微张着嘴巴眯缝着眼睛像是在微笑，生命之光熄灭时，他临终之眼看见了女儿，林百家襟上缀着橙色的班花在中西女塾的走廊上向他走来。”④在这样一个英雄的高光时刻，他死于营救好友的义举，心里念的终究是最凡俗的伦常亲情。
通观全篇，可以发现促使并推动这位子承父业的地主少爷抛家弃产走上寻妻之路的动机是他对这位来路不明的妻子小美的深情，以及对嗷嗷待哺的乳儿小女的慈爱，哪怕前途未卜生死叵测，一路坎坷一程风雨，作为追寻者的林祥福也终始不移其念不易其志。在人物情比金坚、爱比海深的追寻之旅中，既彰显出人物贤夫慈父的人格魅力，也折射出人物幼年丧父承欢母膝的年少经历所形成的恋父恋母的情结心理。南方女人小美的秀丽可人、温婉娴静、心灵手巧，在在勾起他对饱读诗书、勤俭持家的亡母的怀念，她无意之中的闯入，不仅给他带来了关于远方的神秘遥想，也一度激活他曾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情景记忆。因此，追寻南方女人小美就是这个孤独的北方男人对情与爱的守望，它如此坚执如此顽韧，以致超越了对象的具体存在，并转化为一种类似宗教般的信念，从而使得人物的情爱追寻之路具有了一种朝圣般的品格与质地。
余华倾情塑造的这个怀着使徒般的精神意志走向情爱朝圣之路的林祥福，构成了对其先锋小说创作时期颠覆性美学策略的再颠覆。在彼时的创作阶段，余华运用戏拟的创作手法和解构主义的精神，不仅展开了对日常经验和现实秩序的颠覆，更有对中国传统美学经验的颠覆。在这一创作路径的文本书写中，那些关于理性、关于历史、关于爱情、关于人伦、关于真实的传统界定都不堪一击，清明澄澈、美哉善兮的外壳纷纷剥落，露出混沌而森然的骨相，令人惊惧寒颤、毛骨悚然。余华曾坦言，这样无尽头无限度的解构书写，最终让他自己陷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虚无之痛中，为了摆脱这种高处不胜寒的精神痛苦，先锋作家余华决定“下凡”了，他的创作开始“接地气”了。《在细雨中呼喊》成为余华创作转型的肇始之作，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的畅销好评则昭示了他转型的成功。在转型后的小说文本中，尽管依然有着暴力、刑罚、罪恶、阴谋、死亡等交织成的苦难暗景，但人物身上爱的扭曲渴求、活的坚韧诉求和情的谦卑追求，却成人生阴影中的透光、生命寒潭中的暖流，在温暖作者的同时也抚慰着读者。余华从先锋小说建构的这座高寒之城里突围了，再次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一般，走上了热气蒸腾的人间大道，一直走到了《文城》，在这里谱写出一曲荡气回肠的情义悲歌。 二、仁义之城的救赎
“文城”本来是人物信口胡诌的一个谎言之城，它如同从南方远道而来的小美和阿强的身份一样，是林祥福永远也解不开的一个谜。那个他孜孜寻觅的“文城”如同一颗将晞未晞的晨露，似乎近在咫尺，又仿佛未曾存在，最终凝结为作品封面上那悬垂在男子眼睫上的欲坠未坠的晶莹之泪。作为幻象之文城的具象化之城——溪镇，它的地理坐标虽是南方，但在余华的笔下却呈现为一个缺乏真切实感的南方小镇。这里有着属于南方的风物，蜿蜒的河溪，成片的芦苇荡，以及稻谷、棉花、油菜花茂盛生长的田地，但也有着南方鲜见的气候，突如其来掀天揭地的龙卷风和持续近月封门冻人的雪灾。
这种对于乡土场域的模糊处理和虚化手法正是先锋作家所熟稔的。比如苏童的枫杨树乡就是一个意象化产物，罂粟花地、黑砖楼、蓑草亭子等意象的反复出现构成了欲望飘荡的隐喻系统，而非鲜活本真的乡村世界。余华在《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此文献给少女杨柳》《西北风呼啸的中午》等作品中展示的乡村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都十分简略而抽象，缺乏具体的乡村生活气息。谈及《兄弟》里的刘镇时，余华坦陈：“至于‘刘镇’，毫无疑问是一个江南小镇，可是已经不是我的故乡了，我家乡的小镇已经面目全非，过去的房屋都没有了，过去熟悉的脸也都老了，或者消失了。尽管如此，只要我写作，我还是自然地回到江南的小镇上，只是没有具体的地理了，是精神意义上的江南小镇，或者说是很多江南小镇的若隐若现。”⑤
既然如此，“文城”是不是和余华之前作品中那些虚构的小镇村庄别无二致呢？当然不是。“文城”在小说中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人物全部生活信念感的来源，这种信念感始于对情的追随，止于对义的恪守。人物在幻象中追寻的文城是情爱的旨归，而人物于现实中栖身的溪镇则是仁义的宿地。如果说文城寄托了人物对爱与美的向往，那么溪镇则让人物见证并亲历了天灾人祸所致的暴力与死亡。但是不同于余华早期作品中暴力书写所指向的荒蛮怪诞与虚无，溪镇的残暴是自外而来的，它们威胁着镇上子民的生存，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但也磨砺且考验出镇民自上而下舍身成仁英勇就义的精神，正是这种仁义精神托举着于阴风险浪中飘荡不止的溪镇之舟，并一次次获得个体及群体的救渡。
小说中最能彰显仁义精神的人物是林祥福，他不仅是一个宽容温厚的丈夫、一个舐犊情深的父亲，还是一个集“仁义礼智信”为一身的乡绅，更是一个侠骨铮铮的江湖义士。他待自家长工田家五兄弟如同手足，自制棺木厚葬田父，临行之前将一切财产托付给他们，这是一种跨越阶层的义交;对待好心收留他父女二人的陈永良一家，不仅倾囊出资建造两家同住共有的家宅和木器店，且慷慨赠予其良田百亩，以报答他们雪中送炭和无私护女的恩情。对于萍水相逢之人，他也从不吝啬，充满人情味。他会给每个给予他女儿乳汁的妇人一文铜钱，哪怕自己在小美离开后已经丧失了性能力，仍然会对形似小美的暗娼出手大方。在他去刘村赎回人质顾益民的凶险之途上，没有船家愿意冒着性命之虞送他，只有曾经将他带来溪镇的船家曾万福愿意走一趟，林祥福给了他远超普通船资的两块银元作为报酬。这些行举都足见其知恩图报的品格和仁义慷慨的胸襟。更为重要的是，在他心里没有阶层的沟壑，没有信任的壁垒，只有发自肺腑的爱与诚，只有填塞胸臆的勇与仁。这种仁义智勇的精神品格，在他挺身而出赎救顾益民的过程与结局中得到了极致化的呈现。对林祥福而言，顾益民不只是与他有姻亲之缘，更因为顾益民作为地方乡绅的代表，也一直秉承着仁义精神善待镇上子民，以身作则地规范着溪镇的礼制、守护着溪镇的平安。他舍身救顾益民的壮举，既是舍身成仁的义举，也是对仁义精神的捍卫与守护。
除了林祥福，镇上的其他子民身上也多有仁义精神之光的放射。地方商会会长顾益民作为溪镇的权力代表和精神领袖，和《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一般有着“亲亲、仁民、爱物”的长者风范，却不像白嘉轩一样偶尔展现出宗法文化吃人的一面。每当事关民生疾苦，顾益民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为保全溪镇，让商会捐出大量钱财物资，对过路的北洋军以礼相待，才避免了烧杀抢掠;对于被土匪绑走的乡民，也全部由商会出赎金。无奈“生逢末世运偏消”，秉承着传统文化理想人格的顾益民受到了土匪张一斧的百般折磨，虽保全了性命，但从此投下一道羸弱苍凉的背影。忠厚善良的陈永良在营救顾益民、为林祥福报仇而手刃张一斧的过程中胆大心细、智勇无匹。还有将林祥福的女儿林百家视如己出的李美莲，老当益壮临危受命肝脑涂地的首代团领朱伯崇、知耻而后勇的“独耳兵团”、良心未泯的土匪“和尚”、为爱牺牲的陈耀武……他们都是传统仁义和民间情义的充沛体现。
东北作家班宇在网络上如此评价：“士与誓的精神，情与义之幻景，将溪镇变作文城。文城也是一个人的空城，‘死在盼望我’，无法不勇猛，无法不飘零。”正如余华在《第七天》中将乌托邦理想寄托在一个名为“死无葬身之地”的境域之上一样，他在《文城》中试图将心中的历史人文精神和生的意义凝结成一个空灵的空间意象“文城”。它或许也如同林祥福寻觅的那个缥渺的目的地一样，是一场无法掬捧、一触即溃的镜花水月。
三、传奇叙事的强化
纵观余华的创作历程，先后经历了从先锋立场向民间立场、从观念世界向生活世界、从冷漠叙述向温情诉说、从形式出奇向故事加强的转变，而199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堪称其创作的转折点。此后的《活着》（1993）、《许三观卖血记》（1998）、《兄弟》（2005）、《第七天》（2013）等著作，都延续并强化了其转型后的创作特色，并一度让余华的作品从高冷的先锋文学转变为能产生热效应的文学，而《活着》更是收获了来自文人阶层和民间大众的双向好评。并且《活着》里的苦难叙事，尽管有着真切的历史背景信息为依托，但也开启了传奇化叙事的路径走向。而此番的新作《文城》更是显示出其创作转型后传奇叙事的再度强化倾向，小说叙事的传奇性既反映在文本的灾难书写上，又体现在人物的情爱关系里，更表现在人物的命运轨迹中。
《文城》的一大看点在于提供了堪比灾难大片的重度感官刺激，读者纷纷奔走相告，那个嗜血的余华又回来了。当乌托邦的文化想象遭遇恶托邦的历史现实，余华的笔墨在两极之间来回游走：书写人性的温度时笔触缓慢凝滞，细腻伤怀，微微渗透出川端康成般的物哀风格;书写暴力时又解放了手脚，腾挪跳掷，畅快淋漓。暴力场面的血腥肆虐程度尤甚于先锋时期，场面的恢弘壮阔比《兄弟》有过之无不及。在这个故事里，既有骤然而至的天灾，亦有无处逃遁的人祸。林祥福老家的那场砸穿屋顶砸死人命的雨雹是小说中上演的第一场天灾，这场灾难让田家兄弟失去了父亲，让小美目睹了林祥福的仁厚，也促成了他们的结合。林祥福携女来到溪镇先后遭遇的龙卷风和雪冻，是小说中的另外两场天灾叙事，风卷陋室雪封大地，溪镇的子民在这接连而至的天灾面前，尽显命如草芥、人如刍狗般的悲苦生态。如果说天地的不仁和造化的弄人还犹可祈天赎救，那么兵匪的横行暴虐这类人祸却让溪镇人遭逢犹如置身炼狱般的折磨和考验、无奈和絕望。尽管凭借顾益民的礼遇政策打消了北洋残军准备奸淫掳掠的意图，但溪镇的良家妓家妇女也仍然饱受了官兵们发泄欲望的痛苦，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钱粮。紧随其后的一波又一波的匪患，更是让溪镇子民度着有如惊弓之鸟般朝不保夕的日子，且连顾益民和林祥福这样的头面人物也难避此祸惨遭刑戮。 先锋小说常把战争、灾荒、祸乱作为故事叙述的背景，但也多是碎片化的，充满实验色彩，而余华的《文城》则延续了《兄弟》的写法，将历史背景推到前景，大量铺排令人触目惊心的血腥场景。小说对暴力的书写既有前期作品的延续性，如施暴者精致的残忍，土匪把人不当人，活劈良民、吃人心肝、杀人如“切瓜砍菜”，再如受害者对于暴力的沉浸与玩赏，溪镇人观看行刑、爬犁比赛;也有着新变，《文城》中第一次出现面对暴力的积极对抗，出现了求仁得仁的复仇，被害者不再只是吞咽和忍受，也不是通过自戕和精神分裂的方式提醒暴力的恒常存在，而是通过死命拼搏赢回尊严、与恶进行终极对决的方式来一一清偿。然而这种暴力书写的新变，却也有着暴力外化的倾向，即似乎流于暴力行为的外在展览，以及暴力经验对人的外在行为方式的催变，而却很少看到暴力对人的性格心理以及精神人格产生的内蚀。
除了灾难书写的传奇性，小说中人物的情爱关系以及由此生发衍生而出的命运轨迹也颇具传奇色彩。作者以补叙的形式交代小美和阿强的前世后生，或许意在传达此书封皮所撰“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的人生况味，但也未尝不是有意在强化小说情爱叙事的传奇性，并以此凸显出正文部分小美和阿强的身份来历的神秘性，从而也进一步增强了林祥福情爱际遇的莫测性和玄奥性。他和小美的相识相爱别离弃舍，尽管不乏细枝末节的撩人情愫，但整体上却倾向于乱世奇缘的传统叙事范型，不仅爱的萌生犹显出奇，爱的宽宥和爱的坚执更显离奇，甚至令人微感有悖生活与人性的逻辑真实。林祥福既然能为媒婆的一点暗示就放弃与刘家女儿近在眼前的姻缘，而不管自己内心霎时且长久地涌动着对这位清丽女子的爱念与思慕，这个相亲的细节至少说明他也是一个心思缜密、行为谨慎的人。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主人公的性格内涵却变得越来越稀薄，他可以不问来历地接纳小美，可以毫无防备地交代家产，可以不记前嫌地宽容小美，可以不论生死地追寻小美，越往前走越往后看，人物越来越被抽象为一个集传统情义礼为一身的符号载体，那么围绕人物衍生出的这个寻妻护女的感天动地的故事就具有了乱世传奇一般的品相与质地，奇美异常，却似乎难以揪人心憾人魄。其实不管是传统的情义礼还是现代的人道精神皆隶属于真善美的价值系统，理应得到来自现实与文学的关注与阐扬，但如果对真善美的阐发被带入脱离生活乃至违背真实的书写境地中，那就有可能出现虚伪的观念形式，而这一点也是余华早期先锋写作遭人诟病的局限。窃以为，余华虽然经历了前后期的创作转型，写作也從形式的出奇转向故事的增强，但无论是观念形式中人还是故事情节中人，其中所折射出的人性观依然延续着观念化的偏执，即不是把人性之恶揭发到极端，就是把人性之善高扬到极致，而无论所偏何向所执何端，都难掩理念化的弊病。
通观小说中围绕情与义、人与城的传奇化叙事，可以看到余华在经验了前作《第七天》中“死无葬身之地”的虚无与虚弱后，又以人物的出城—寻城—返城的生命轨迹，重新追问和体认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且明显走向面对传统的取经，其中既有情与义的传统所触发的忏悔与救赎，也有技与道的传统所致力的弥合与补救。而林祥福作为乡绅阶层代表其所坚守的男耕女织、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也指向了一个具有文人与民间二重向度审美意义上的传统乌托邦世界。由此观之，《文城》在主题传达、人物塑造和叙事方式上似乎都昭示着曾经的先锋作家余华朝向传统的某种程度的回归。然而，同样是清末民初的历史背景和地主乡绅的人物叙事及文化守成的价值立场，陈忠实的《白鹿原》却既写出了传统的温厚与乖戾、又触及了战争与革命导致传统断裂与人性异化的历史现实，从而具有了历史批判的力度和文化守成的深度。相比之下，《文城》的空间叙事是模糊的，历史叙事是断裂的，且传奇性的情节、景观式的场面、类型化的人物，无疑在批判力度和思想深度上有所削减。
【注释】
①②③④余华：《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第41、3、74、198页。
⑤洪治纲、余华：《回到现实，回到存在——关于长篇小说〈兄弟〉的对话》，《南方文坛》2016年第3 期。
（孟觉之，复旦大学中文系;胡小兰，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