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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前柏拉图时期文类问题探讨的历史语境呈现出鲜明的杂糅浑整性，自觉独立性不足。文类理论的发生发展与丰富繁盛的文学创作、与日常社会生活联系紧密。具体理论观点和资源表现为：类型划分上提出了“有益的艺术”、“快感的艺术”、“兼具有益和快感的艺术”，自由艺术与辅助性艺术以及“主体说”、“客体说”、“主-客体说”；并从中寓有“诗高于画”、“乐高于诗”以及人相美丑、模仿对象好坏、是否形成审美幻觉等决定作品优劣高低的文类等级观念。在文类发生起源观上主张神赋说，并由此进一步引申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关乎文学创作中文类兼善与偏长问题的看法。
〔关键词〕文类；前柏拉图时期；神赋说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193-05
考察西方文类理论发展史，我们不得不将视线首先投向遥远的古希腊。古希腊文明是烛照西方文明长路的第一盏耀眼的明灯。古希腊文学艺术更是被誉为人类“高不可及的范本”〔1〕，在西方文学滥觞之际即在全人类面前傲然竖立起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前柏拉图时期的文学跨越了古希腊文学的上古及古典两个阶段，本文试就这两个阶段上的文类理论发生发展情状及特点分析之。
上古时期的古希腊文学，创作虽谈不上多么丰富，但是文类意识已是非常清晰。众人皆知的人类瑰宝——古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诞生于此间，时间大概在公元前八到七世纪。史诗还有庇珊得《赫拉克勒斯故事》、赫西俄德《神谱》等，悲剧诗人如卡利努斯、忒斯庇斯、利利勒斯等，抒情诗人如库里亚、提尔泰奥斯、阿尔基洛科斯、米姆奈尔摩斯、阿尔克曼、梭伦、泰尔潘德罗斯、阿那克里翁、阿尔凯奥斯、泰奥格尼斯、萨福、塞诺法涅斯、斯特西科罗斯、品达罗斯等。就抒情诗而论，其中描绘自然的如《暮色》、《夜》、《太阳神》，讴歌英勇作战的如《劝诫诗》、《战歌》、《赞勇士》、《号召》，抒发内心爱情的如《我的心，你要沉着》、《没有爱情便没有欢乐》、《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致安那托利亚》，又如表达人生沉思的《我们都是绿叶》、《知人难》、《正义》、《进酒歌》等都已流传至今。还有诸如《看人心肠》、《恋歌》、《幸福四要素》、《蟹与蛇》等抒情诗作的作者惜已阙如。这里不妨引女诗人萨福的《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2〕（节选）为例：
你迷人的笑声，我一听到，
心就在胸中怦怦跳动。我只要看你一眼，
就说不出一句话，
我的舌头象断了，一股热火
立即在我周身流窜，
我的眼睛再看不见，
我的耳朵也在轰鸣，
我流汗，我浑身打战，
我比荒草显得更加苍白，
我恹恹的，眼看就要死去。
不过，毕竟由于时间久远之故，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数量存世难言其多，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得出这一判断，即“希腊人开始思考美和艺术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诗歌。”〔3〕在如上分属各种不同文类作品的具体行文之间，我们还可进一步确定上古时期人们创作实践中显现出的清晰的文类意识。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中，我们发现，当时文学创作深受社会欢迎，文学创作者在社会中拥有很高地位。在《奥德赛》中，人们把音乐和歌曲这些娱乐视为“宴会的冠冕”，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艺术活动和公众生活联系得异常紧密。借牧猪奴尤迈奥之口，还把“能用诗歌给人娱乐的天才乐师”奉为“在茫茫大地上到处受人欢迎”的人之一。文中奥德修自己也说：“在世间凡人当中，乐师是受到尊荣礼敬的，因为诗歌女神宠爱他们，教给他们歌唱的艺术。”〔4〕所以，这些有利社会条件从客观上无疑极大调动了文学创作者内在的积极性，自然也就为此时期文类数量的不断新生奠定了坚实基础。故而在史诗《伊利亚特》中，我们会看到“阿开奥斯人的儿子们整天唱悦耳的颂歌，/赞美远射的神”、会闻见“人们在火炬的闪光照耀下正把新娘们/从闺房送到街心，唱起响亮的婚歌”、会有感于“那白臂的安德罗马克双手抱住那杀敌的/赫克托尔的头，在她们当中领唱挽歌”〔5〕，等等。
除了众多作品的创作表征出清晰的文类意识之外，文类起源、文类划分等问题也在这一时期有所酝酿并予以发明，且带有鲜明的人类早期文明的特征。比如就我们探讨文类问题的历史语境而言，“艺术”一词在当时具有非常特殊的内涵和外延：
我们译为“艺术”的“techne”一词，……希腊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比我们如今对“艺术”的理解要宽泛。他们认为任何精细的生产都属于这个词的范围。在他们看来，不仅仅建筑师的工作，而且木匠和纺织工的劳动也都算艺术。凡是属于创造性的（相对于认识性的）、利用技能（而不是灵感）的、有意识地依靠共同的规范（而不仅是经验）的人类劳动（相对于自然之创造），他们都归之为“techne”。〔6〕
正由于这种对“艺术”概念在“操作技艺”层面上的泛义理解，“古希腊人根据是否需要体力而把艺术分为自由艺术和辅助性艺术。他们称不需要体力的艺术为自由艺术，需要体力的为辅助性艺术。希腊人认为前者是至高无上的艺术，还把一部分美的艺术（如音乐）划为自由艺术，而把另一部分（如建筑和绘画）则划为辅助性艺术。”〔7〕当时虽然“希腊人不把诗歌当成艺术，因为它不符合他们关于艺术是以知识和规范为基础的物质生产的观念。他们认为诗歌是灵感的产物而不是技能的产物”〔8〕。但是结合上古时期舞蹈与诗歌、音乐合为一体的事实，诗歌与音乐具有同源关系：“希腊人没有用来阅读的诗歌，而只有口头诗歌，也就是用来唱的诗歌。”“正如没有不需要唱的诗一样，也没有不属于声乐的音乐，”“用四音步节奏合唱的酒神颂既是诗歌又是音乐。”〔9〕正因如此，作为声乐的“音乐”范畴中的“声”即诗歌，是被归入到自由艺术这一高等级艺术类别之中的。至此，我们可以见出三点：一是因为诗歌是灵感而非技能产物，故而诗歌与文类规范是对立关系；二是诗歌不是从理论定义上而是从艺术实体的物质或现实存在层面进入当时的“艺术”观照视域的；三是化入音乐的诗歌因为属于自由艺术而高于属于辅助性艺术的绘画，即诗高于画。值得附带叙说的是，因为当时艺术的综合性特征，音乐、诗歌、舞蹈的关系是三而一的指称属性，所以音乐不仅作用于人的听觉，还与视觉有关，而诗歌仅仅作用于听觉，所以又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艺术等级观：乐高于诗。“诗高于画”、“乐高于诗”的等级观念揭示出了上古时期的古希腊文学强烈的抒情本性。 人类早期文明的特征还显著地体现在各种文类的起源、发生观念上。“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10〕且不论《伊利亚特》《奥德赛》两大史诗这众所周知的例子，上古时期的抒情诗中也常洒落着“人是不会死的，除非命运女神/纺完这人的命线”、“在百花盛开的短促青年时代自在玩耍，/哪管它诸神降下来的是祸是福”、“赫利奥斯每日真够辛劳”、“黄昏时，火神制造的工具——/那宝贵的带翼金湾船”、“缪斯声高亢，塞壬声悠扬”、“有的人得奥林波斯缪斯之赐学到本领，/精通了人们喜闻的巧妙格律”、“朋友心中如果暗藏着虚伪，/心胸中存有尔虞我诈的思想，/这是天神在人间制造的最大赝品”〔11〕之类的崇仰神明的句子。在此氤氲于文学创作的浓郁的神话氛围中，文类起源、发生上的“神赋”说应运而生，亦不足为怪了。《奥德赛》中的乐师菲弥奥就说“上天灌注到我心里各样诗歌”；“乐师在天神指示下表演他的艺术，开始歌唱”〔12〕。诸神在产生了文学之际，亦自然产生了诸种不同文类的文学。与《奥德赛》中“上天灌注到我心里各样诗歌”有所不同，《伊利亚特》里还立足神赋说启示了“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曹丕语）的观点。波吕达马斯对赫克托尔说：
可是你怎么也不可能做到事事躬亲。
神明让这个人精于战事，让另一个人
精于舞蹈，让第三个人谙于竖琴和唱歌，
鸣雷的宙斯又把高尚的智慧置于
第四个人的胸中，使他见事最精明，
……〔13〕
就众生来说，各个所能与所不能皆神明赐予；就此似可引申，就文学创作主体而言，擅此文类而非彼文类，亦可谓神赋的观念了。顺乎此神赋说，出现了神话中的九位女神来分管世间的九门文学艺术：
司喜剧女神塔利亚，司悲剧女神墨尔波墨涅，司悲歌女神厄拉托，司抒情诗女神波吕许谟尼亚，司演说术和英雄诗女神卡利俄珀，司音乐女神欧忒耳珀，司舞蹈女神忒耳普西科瑞，司历史女神克利俄，司天文女神乌拉尼亚。
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艺术的外延比较庞杂，各种文学艺术类型之间尚缺乏足够的逻辑统一性，例如悲歌与抒情诗之间的分属关系。关乎喜剧、悲剧、悲歌、抒情诗、英雄诗，还未有一个类似“文学”的更高一层的概念来指称，仍旧停留于早期人类意识中的具象思维倾向之中，个别区分有余而整体统括不足，不免支离繁琐破碎之相。或为此故，上古时期的希腊人习称竖笛学（吹奏竖笛的艺术）和竖琴学（弹奏竖琴的艺术）而罕见“音乐”的概念，喜言雕石艺术、铸铜艺术而难道“雕刻”一词。〔14〕
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文学从上古进入了古典时期。古典时期是古希腊文化极其光辉灿烂的时代。就前柏拉图时期而言，具有清晰文类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已有的基础上日趋繁盛，尤其是戏剧创作更是巍巍然高耸；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一群为冥思宇宙而来、为感悟人生而作的哲学家的出现，对各种文类问题的理性思考成为可能。因而古希腊文化的古典时期是书写西方文类理论史纲的真正嚆矢！
这一时段的文学创作成就集中体现在悲剧和喜剧这两大文类上。号称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都在此阶段先后共为我们奉献了300多部作品！就是在他们三人之后，比如阿斯提达摩斯写下了240个悲剧和讽刺剧，卡尔基诺斯写下了160个剧本，安提法奈斯写下了245个喜剧，阿莱克西斯写过280个喜剧〔15〕。而在这些戏剧作品本身，作为有机组成部分，还夹杂点缀着大量的“歌队”演唱的“哀歌”、“抒情歌”这样的抒情诗作。如有“喜剧之父”美誉的阿里斯托芬在《云》、《蛙》、《马蜂》、《地母节妇女》、《预赛》、《阿卡奈人》等喜剧作品中不时出现“酒令歌”、“酒神颂歌”、“赞歌”、“哀歌”、“饮酒歌”、“挽歌”、“悲剧”、“抒情诗”等文类的明确字眼，例如“所有的妓女歌、墨勒托斯的饮酒歌、卡里亚的双管乐，以及挽歌、舞曲”、“他会写悲剧”、“他正在写抒情诗”、“你们要用另一些赞歌来歌唱水果丰登的女神”、“唱着夜莺的哀歌”等〔16〕。更与上古时期不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如智者派中的一群人不仅寄心于抽象的哲学思索，而且亦情牵感性的文学创作，兼具哲人与诗人的双重身份。如希庇阿斯就擅长各种文类作品的创作，普罗狄科是欧里庇得斯的老师，安提丰写过抒情诗和悲剧，克里底亚则以悲剧和讽刺剧著称。
正是越来越丰富多样的各种文类作品的大量涌现，为文类问题的理论思考提供了鲜活的感性材料基础和厚实的言说依凭。德谟克利特曾指出说：“荷马，赋有神圣的天才，曾作成了惊人的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诗。”〔17〕由“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诗”可以想见的是，随着创作的日渐丰富，作品数量日益增多，对作品分类以及对分类的研究也就日益变得紧迫和必要。所以这一时期在文类理论上的贡献也主要集中在对文类划分的诸种思考成果上。
一种是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提出的“文如其人”的立足文学风格的作品类型划分思想。阿氏在其剧作《地母节妇女》中借阿伽同与涅西罗科斯之口议论说：
阿伽同一个诗人蓬首垢面，也不雅观。试看著名的诗人伊彼科斯、忒俄斯人阿那克瑞翁和阿尔开俄斯，他们使歌曲变得很柔和；他们头缠发带，象我这样步步轻移。还有佛律尼科斯——你该久闻大名，——他相貌漂亮，衣着漂亮，因此他的戏也漂亮。此所谓文如其人。
涅西罗科斯所以菲罗克勒斯相貌丑陋，他的戏也丑陋；塞诺克勒斯相貌卑鄙，他的戏也卑鄙；忒俄格尼斯相貌冷酷，他的戏也冷酷。〔18〕
这里诗人直观性地把抒情诗人、悲剧家的作品又从风格上进行二次归类。其特殊性在于，把这种原本应建立于具体作品美感之上的划分直接同作品作者的形体外貌相契合，极其素朴简洁地将人相与文风直接相连。创作主体成为文类划分的核心元素，故不妨名之曰“主体说”。
另一种是德谟克利特提出的立足摹仿客体对象不同的文类划分说，亦即“客体说”。作为哲学家的德谟克利特是文学艺术起源上“摹仿说”的较早主张者。他说： 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19〕
在此思想影响下，德谟克利特似乎有意将文学作品划分为“赞美好事”与“赞美坏事”、“摹仿好人”与“摹仿坏人”之属别的“美的作品”与“不美或丑的作品”两大类型。因为在为数不多的文字残片中，他不停地强调说：
赞美好事是好的，但对坏事加以赞美则是一个骗子和奸诈的人的行为。
摹仿坏人而甚至不愿摹仿好人，是很恶劣的。
大的快乐来自对美的作品的瞻仰。〔20〕
再一种是智者派基于审美感受提出的文类划分思想，不妨名之曰“主—客体说”。智者派是其时最富于审美意识的派别，他们认为：“美是通过视听给人以愉悦的东西。”故而把愉悦、快感与有益、功用视作两端而加以截然对立，进而区分出“有益的艺术”、“快感的艺术”以及“兼具有益和快感的艺术”三种。佚名《论辩集》中认为“诗人并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给人以愉悦才写作的。”阿尔希德玛斯认为雕像也与诗歌一样，“它们给观看者以快乐，但却没有任何实用目的。”艾农认为，建筑属于“有益的文学艺术”，而音乐属于兼而有之的文学艺术：“（任何一门艺术）都要达到三种目的中的一种：或是娱乐，像绘画；或是功用，如建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如音乐。”〔21〕这种艺术类型划分说把诗歌、绘画、音乐都纳入“愉悦”范畴，从而归为其所界定的美的对象范围，显露出现代意义上“艺术”概念的最初萌芽，难能可贵，值得重视。
智者派提出的“主—客体说”的文类划分思想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高尔吉亚建立在文学语言审美效果之上的功能分类。高尔吉亚对语言之价值和魅力非常推崇，认为它是“万能的统治者”〔22〕、“伟大的主宰”，具有神奇非凡的审美效果，并把所有诗歌都称为“有诗格的言语”。而文学语言审美效果的获得又是借助于语言文字在接受主体意识里的形象转换而实现的，亦即这种虚拟性的形象转换是否成功到位决定着最终语言文字审美效果。所以高尔吉亚首先从形象设置与转换区分出两类优劣分明的文学作品：“善于制造欺骗（幻觉）的诗人/诗”与“未能这样做的诗人/诗”：
制造这种欺骗的（诗人）比未能这样做的诗人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被这种幻觉）欺骗的观众比没有被它欺骗的观众更聪明。欺骗人的诗人所以更有道理，因为他实现了他的许诺；而被欺骗的观众之所以更聪明，因为他们对语言的享受很敏感，而不是麻木不仁。
在悲剧和绘画中，最优秀的作者是通过创作真实的类似物最能够欺骗人的人。
其次才就文学作品语言构筑的整体美感性质划分出五种风格类型的作品，即认为诗歌作为“有诗格的言语”，其中“一些言语使人悲戚，另一些言语使人喜悦，第三种言语使人恐惧，第四种言语使人兴奋，还有些言语毒害和迷惑灵魂，使它变坏。”〔23〕
除此而外，同期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也很关注艺术类型的划分，例如他说：“哪种画看起来使人更愉快呢：一种画的是美的善的可爱的性格，另一种画的是丑的恶的可憎的性格？”与德谟克利特的“摹仿说”的旨趣颇为接近。而就苏格拉底而言，重要的是他在论美的字里行间常常提供一些有助于文类理论思考的启示。例如色诺芬《回忆录》中记载，当亚里士底浦问苏格拉底是否承认有什么美的东西的时候，苏格拉底回答说：“是的，有许多美的东西。”接下来两人为此继续对话：
亚它们都是相同的吗？
苏不，它们有的很不相同。
亚然而，一件东西不同于一件美的东西，怎么能够是美的呢？
苏喔，这就因为一个美的赛跑者，不同于一个美的拳击家；一个在防御上是美的东西的盾牌，不同于一个在轻快和力量上是美的东西的矛。〔24〕
这里苏格拉底实质揭示出了“美是什么”答案的唯一性与“什么东西是美的”答案的无限性之间呈现出的“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关系。投射到文类理论之上，它极自然地昭示出文学世界中文类多样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问题。文学世界的繁荣兴盛非是同质维度上的重复叠加，而是多元异质的衍射，故而必然显现为文类的多样；而文类的多样性又表征着文学世界充满无限生气与旺盛活力的气象。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前柏拉图时期的文类理论及其发生、发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前柏拉图时期的古希腊文学艺术类型理论在横向上为我们奉献了如下理论观点和资源：类型划分上提出了“有益的艺术”、“快感的艺术”、“兼具有益和快感的艺术”，自由艺术与辅助性艺术以及“主体说”、“客体说”、“主—客体说”；并从中寓有“诗高于画”、“乐高于诗”以及人相美丑、模仿对象好坏、是否形成审美幻觉等决定作品优劣高低的文类等级观念。在文类发生起源观上主张神赋说，由神赋说还进一步引申得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关乎文学创作中文类兼善与偏长问题的看法。从纵向层面来说，前柏拉图时期横跨的两个文学发展阶段里，文类问题探讨在一直受到神学影响的同时，文学自身的审美独立性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引起关注，因而文类理论阐发的主体性、纯粹性亦随之增强。例如第二个阶段出现的文类划分诸说可为证，又如诗画关系上，第一个阶段时因为需要体力缘故而认为“诗高于画”，而在第二个阶段时，已经都把诗和画、雕像这样的曾经认为是需要体力的艺术纳入为愉悦、为娱乐而作的范畴。因而我们以为，对于诗人（文学）只为愉悦而创作的偏至之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可喜地视作是对过去停留在操作技艺层面的艺术观的有力反动。
第二，文类理论的发生、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丰富繁盛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历史进程的必然。前柏拉图时期的古希腊文学若无一批史诗、戏剧、抒情诗等作品作为物质基础，文类理论探讨就必定无发生之土壤条件。文学创作数量规模的急剧膨胀必然导致对作品之间关系、分类的关注与思考。也因此，我们以为，从荷马史诗中流淌在文字间的感性描述到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智者派抽象而独立的理性思考，从文类起源的“神赋”说到古典时期分类的“主体说”、“客体说”以及“主—客体说”等思想主张，无论是在探讨的媒介、方式上，还是在具体的观点成果上，都预示了下一阶段文类理论发展非常值得期待。
第三，文类划分与日常社会生活联系紧密。这一特点从一般意义上说，早期文学的产生都与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之实用性具有较强的关联，文类亦应日常社会生活之需而被逐渐明确固定下来。从此期古希腊史诗、戏剧、抒情诗作品中的“赞歌”、“颂歌”、“挽歌”、“婚歌”、“哀歌”等类型字眼出现的语境可以见出，它们无不紧贴文中人物的情节故事。文学表现于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功能构成了最初文类划分的原动力。另外如是否需要体力的划分标准的设定、人相与文风的直接对应、好人与坏人的客观对象选择等，亦都极其明显地透露出日常生活中的直观体验性。从个别意义上说，受古希腊社会民主政治的影响，整个古希腊文学的社会参与性尤其积极主动，文学的“公众的、集体的、国家的性质”〔25〕突出，因而也必然使得当时的文类划分与文学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发挥的具体角色作用密不可分。
第四，文类问题探讨的历史语境呈现出鲜明的杂糅浑整性，自觉独立性不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见出：一是文学置身的“艺术”概念在当时还只是泛义上的原始层面，这一前提客观上决定了文类问题的探讨在理论的草创阶段必然稍嫌庞杂，作为讨论对象的文学的主体性凸显不够。我们往往首先需要从艺术存在的物质形态来间接离析出文学对象，而非理论认识层面直接进入研究程序。二是具体文类理论的爬梳与作品、与神话、与哲学等不可机械割裂，必须将它们全部视作一个圆融性较强的文化整体来通观、提炼文类理论观点，故而时常是间接启发性远胜于直接的内涵呈现。而历史语境的杂糅浑整性使得文类理论研究难免自我龃龉矛盾之处。
〔关键词〕文类；前柏拉图时期；神赋说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193-05
考察西方文类理论发展史，我们不得不将视线首先投向遥远的古希腊。古希腊文明是烛照西方文明长路的第一盏耀眼的明灯。古希腊文学艺术更是被誉为人类“高不可及的范本”〔1〕，在西方文学滥觞之际即在全人类面前傲然竖立起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前柏拉图时期的文学跨越了古希腊文学的上古及古典两个阶段，本文试就这两个阶段上的文类理论发生发展情状及特点分析之。
上古时期的古希腊文学，创作虽谈不上多么丰富，但是文类意识已是非常清晰。众人皆知的人类瑰宝——古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诞生于此间，时间大概在公元前八到七世纪。史诗还有庇珊得《赫拉克勒斯故事》、赫西俄德《神谱》等，悲剧诗人如卡利努斯、忒斯庇斯、利利勒斯等，抒情诗人如库里亚、提尔泰奥斯、阿尔基洛科斯、米姆奈尔摩斯、阿尔克曼、梭伦、泰尔潘德罗斯、阿那克里翁、阿尔凯奥斯、泰奥格尼斯、萨福、塞诺法涅斯、斯特西科罗斯、品达罗斯等。就抒情诗而论，其中描绘自然的如《暮色》、《夜》、《太阳神》，讴歌英勇作战的如《劝诫诗》、《战歌》、《赞勇士》、《号召》，抒发内心爱情的如《我的心，你要沉着》、《没有爱情便没有欢乐》、《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致安那托利亚》，又如表达人生沉思的《我们都是绿叶》、《知人难》、《正义》、《进酒歌》等都已流传至今。还有诸如《看人心肠》、《恋歌》、《幸福四要素》、《蟹与蛇》等抒情诗作的作者惜已阙如。这里不妨引女诗人萨福的《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2〕（节选）为例：
你迷人的笑声，我一听到，
心就在胸中怦怦跳动。我只要看你一眼，
就说不出一句话，
我的舌头象断了，一股热火
立即在我周身流窜，
我的眼睛再看不见，
我的耳朵也在轰鸣，
我流汗，我浑身打战，
我比荒草显得更加苍白，
我恹恹的，眼看就要死去。
不过，毕竟由于时间久远之故，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数量存世难言其多，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得出这一判断，即“希腊人开始思考美和艺术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诗歌。”〔3〕在如上分属各种不同文类作品的具体行文之间，我们还可进一步确定上古时期人们创作实践中显现出的清晰的文类意识。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中，我们发现，当时文学创作深受社会欢迎，文学创作者在社会中拥有很高地位。在《奥德赛》中，人们把音乐和歌曲这些娱乐视为“宴会的冠冕”，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艺术活动和公众生活联系得异常紧密。借牧猪奴尤迈奥之口，还把“能用诗歌给人娱乐的天才乐师”奉为“在茫茫大地上到处受人欢迎”的人之一。文中奥德修自己也说：“在世间凡人当中，乐师是受到尊荣礼敬的，因为诗歌女神宠爱他们，教给他们歌唱的艺术。”〔4〕所以，这些有利社会条件从客观上无疑极大调动了文学创作者内在的积极性，自然也就为此时期文类数量的不断新生奠定了坚实基础。故而在史诗《伊利亚特》中，我们会看到“阿开奥斯人的儿子们整天唱悦耳的颂歌，/赞美远射的神”、会闻见“人们在火炬的闪光照耀下正把新娘们/从闺房送到街心，唱起响亮的婚歌”、会有感于“那白臂的安德罗马克双手抱住那杀敌的/赫克托尔的头，在她们当中领唱挽歌”〔5〕，等等。
除了众多作品的创作表征出清晰的文类意识之外，文类起源、文类划分等问题也在这一时期有所酝酿并予以发明，且带有鲜明的人类早期文明的特征。比如就我们探讨文类问题的历史语境而言，“艺术”一词在当时具有非常特殊的内涵和外延：
我们译为“艺术”的“techne”一词，……希腊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比我们如今对“艺术”的理解要宽泛。他们认为任何精细的生产都属于这个词的范围。在他们看来，不仅仅建筑师的工作，而且木匠和纺织工的劳动也都算艺术。凡是属于创造性的（相对于认识性的）、利用技能（而不是灵感）的、有意识地依靠共同的规范（而不仅是经验）的人类劳动（相对于自然之创造），他们都归之为“techne”。〔6〕
正由于这种对“艺术”概念在“操作技艺”层面上的泛义理解，“古希腊人根据是否需要体力而把艺术分为自由艺术和辅助性艺术。他们称不需要体力的艺术为自由艺术，需要体力的为辅助性艺术。希腊人认为前者是至高无上的艺术，还把一部分美的艺术（如音乐）划为自由艺术，而把另一部分（如建筑和绘画）则划为辅助性艺术。”〔7〕当时虽然“希腊人不把诗歌当成艺术，因为它不符合他们关于艺术是以知识和规范为基础的物质生产的观念。他们认为诗歌是灵感的产物而不是技能的产物”〔8〕。但是结合上古时期舞蹈与诗歌、音乐合为一体的事实，诗歌与音乐具有同源关系：“希腊人没有用来阅读的诗歌，而只有口头诗歌，也就是用来唱的诗歌。”“正如没有不需要唱的诗一样，也没有不属于声乐的音乐，”“用四音步节奏合唱的酒神颂既是诗歌又是音乐。”〔9〕正因如此，作为声乐的“音乐”范畴中的“声”即诗歌，是被归入到自由艺术这一高等级艺术类别之中的。至此，我们可以见出三点：一是因为诗歌是灵感而非技能产物，故而诗歌与文类规范是对立关系；二是诗歌不是从理论定义上而是从艺术实体的物质或现实存在层面进入当时的“艺术”观照视域的；三是化入音乐的诗歌因为属于自由艺术而高于属于辅助性艺术的绘画，即诗高于画。值得附带叙说的是，因为当时艺术的综合性特征，音乐、诗歌、舞蹈的关系是三而一的指称属性，所以音乐不仅作用于人的听觉，还与视觉有关，而诗歌仅仅作用于听觉，所以又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艺术等级观：乐高于诗。“诗高于画”、“乐高于诗”的等级观念揭示出了上古时期的古希腊文学强烈的抒情本性。 人类早期文明的特征还显著地体现在各种文类的起源、发生观念上。“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10〕且不论《伊利亚特》《奥德赛》两大史诗这众所周知的例子，上古时期的抒情诗中也常洒落着“人是不会死的，除非命运女神/纺完这人的命线”、“在百花盛开的短促青年时代自在玩耍，/哪管它诸神降下来的是祸是福”、“赫利奥斯每日真够辛劳”、“黄昏时，火神制造的工具——/那宝贵的带翼金湾船”、“缪斯声高亢，塞壬声悠扬”、“有的人得奥林波斯缪斯之赐学到本领，/精通了人们喜闻的巧妙格律”、“朋友心中如果暗藏着虚伪，/心胸中存有尔虞我诈的思想，/这是天神在人间制造的最大赝品”〔11〕之类的崇仰神明的句子。在此氤氲于文学创作的浓郁的神话氛围中，文类起源、发生上的“神赋”说应运而生，亦不足为怪了。《奥德赛》中的乐师菲弥奥就说“上天灌注到我心里各样诗歌”；“乐师在天神指示下表演他的艺术，开始歌唱”〔12〕。诸神在产生了文学之际，亦自然产生了诸种不同文类的文学。与《奥德赛》中“上天灌注到我心里各样诗歌”有所不同，《伊利亚特》里还立足神赋说启示了“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曹丕语）的观点。波吕达马斯对赫克托尔说：
可是你怎么也不可能做到事事躬亲。
神明让这个人精于战事，让另一个人
精于舞蹈，让第三个人谙于竖琴和唱歌，
鸣雷的宙斯又把高尚的智慧置于
第四个人的胸中，使他见事最精明，
……〔13〕
就众生来说，各个所能与所不能皆神明赐予；就此似可引申，就文学创作主体而言，擅此文类而非彼文类，亦可谓神赋的观念了。顺乎此神赋说，出现了神话中的九位女神来分管世间的九门文学艺术：
司喜剧女神塔利亚，司悲剧女神墨尔波墨涅，司悲歌女神厄拉托，司抒情诗女神波吕许谟尼亚，司演说术和英雄诗女神卡利俄珀，司音乐女神欧忒耳珀，司舞蹈女神忒耳普西科瑞，司历史女神克利俄，司天文女神乌拉尼亚。
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艺术的外延比较庞杂，各种文学艺术类型之间尚缺乏足够的逻辑统一性，例如悲歌与抒情诗之间的分属关系。关乎喜剧、悲剧、悲歌、抒情诗、英雄诗，还未有一个类似“文学”的更高一层的概念来指称，仍旧停留于早期人类意识中的具象思维倾向之中，个别区分有余而整体统括不足，不免支离繁琐破碎之相。或为此故，上古时期的希腊人习称竖笛学（吹奏竖笛的艺术）和竖琴学（弹奏竖琴的艺术）而罕见“音乐”的概念，喜言雕石艺术、铸铜艺术而难道“雕刻”一词。〔14〕
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文学从上古进入了古典时期。古典时期是古希腊文化极其光辉灿烂的时代。就前柏拉图时期而言，具有清晰文类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已有的基础上日趋繁盛，尤其是戏剧创作更是巍巍然高耸；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一群为冥思宇宙而来、为感悟人生而作的哲学家的出现，对各种文类问题的理性思考成为可能。因而古希腊文化的古典时期是书写西方文类理论史纲的真正嚆矢！
这一时段的文学创作成就集中体现在悲剧和喜剧这两大文类上。号称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都在此阶段先后共为我们奉献了300多部作品！就是在他们三人之后，比如阿斯提达摩斯写下了240个悲剧和讽刺剧，卡尔基诺斯写下了160个剧本，安提法奈斯写下了245个喜剧，阿莱克西斯写过280个喜剧〔15〕。而在这些戏剧作品本身，作为有机组成部分，还夹杂点缀着大量的“歌队”演唱的“哀歌”、“抒情歌”这样的抒情诗作。如有“喜剧之父”美誉的阿里斯托芬在《云》、《蛙》、《马蜂》、《地母节妇女》、《预赛》、《阿卡奈人》等喜剧作品中不时出现“酒令歌”、“酒神颂歌”、“赞歌”、“哀歌”、“饮酒歌”、“挽歌”、“悲剧”、“抒情诗”等文类的明确字眼，例如“所有的妓女歌、墨勒托斯的饮酒歌、卡里亚的双管乐，以及挽歌、舞曲”、“他会写悲剧”、“他正在写抒情诗”、“你们要用另一些赞歌来歌唱水果丰登的女神”、“唱着夜莺的哀歌”等〔16〕。更与上古时期不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如智者派中的一群人不仅寄心于抽象的哲学思索，而且亦情牵感性的文学创作，兼具哲人与诗人的双重身份。如希庇阿斯就擅长各种文类作品的创作，普罗狄科是欧里庇得斯的老师，安提丰写过抒情诗和悲剧，克里底亚则以悲剧和讽刺剧著称。
正是越来越丰富多样的各种文类作品的大量涌现，为文类问题的理论思考提供了鲜活的感性材料基础和厚实的言说依凭。德谟克利特曾指出说：“荷马，赋有神圣的天才，曾作成了惊人的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诗。”〔17〕由“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诗”可以想见的是，随着创作的日渐丰富，作品数量日益增多，对作品分类以及对分类的研究也就日益变得紧迫和必要。所以这一时期在文类理论上的贡献也主要集中在对文类划分的诸种思考成果上。
一种是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提出的“文如其人”的立足文学风格的作品类型划分思想。阿氏在其剧作《地母节妇女》中借阿伽同与涅西罗科斯之口议论说：
阿伽同一个诗人蓬首垢面，也不雅观。试看著名的诗人伊彼科斯、忒俄斯人阿那克瑞翁和阿尔开俄斯，他们使歌曲变得很柔和；他们头缠发带，象我这样步步轻移。还有佛律尼科斯——你该久闻大名，——他相貌漂亮，衣着漂亮，因此他的戏也漂亮。此所谓文如其人。
涅西罗科斯所以菲罗克勒斯相貌丑陋，他的戏也丑陋；塞诺克勒斯相貌卑鄙，他的戏也卑鄙；忒俄格尼斯相貌冷酷，他的戏也冷酷。〔18〕
这里诗人直观性地把抒情诗人、悲剧家的作品又从风格上进行二次归类。其特殊性在于，把这种原本应建立于具体作品美感之上的划分直接同作品作者的形体外貌相契合，极其素朴简洁地将人相与文风直接相连。创作主体成为文类划分的核心元素，故不妨名之曰“主体说”。
另一种是德谟克利特提出的立足摹仿客体对象不同的文类划分说，亦即“客体说”。作为哲学家的德谟克利特是文学艺术起源上“摹仿说”的较早主张者。他说： 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19〕
在此思想影响下，德谟克利特似乎有意将文学作品划分为“赞美好事”与“赞美坏事”、“摹仿好人”与“摹仿坏人”之属别的“美的作品”与“不美或丑的作品”两大类型。因为在为数不多的文字残片中，他不停地强调说：
赞美好事是好的，但对坏事加以赞美则是一个骗子和奸诈的人的行为。
摹仿坏人而甚至不愿摹仿好人，是很恶劣的。
大的快乐来自对美的作品的瞻仰。〔20〕
再一种是智者派基于审美感受提出的文类划分思想，不妨名之曰“主—客体说”。智者派是其时最富于审美意识的派别，他们认为：“美是通过视听给人以愉悦的东西。”故而把愉悦、快感与有益、功用视作两端而加以截然对立，进而区分出“有益的艺术”、“快感的艺术”以及“兼具有益和快感的艺术”三种。佚名《论辩集》中认为“诗人并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给人以愉悦才写作的。”阿尔希德玛斯认为雕像也与诗歌一样，“它们给观看者以快乐，但却没有任何实用目的。”艾农认为，建筑属于“有益的文学艺术”，而音乐属于兼而有之的文学艺术：“（任何一门艺术）都要达到三种目的中的一种：或是娱乐，像绘画；或是功用，如建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如音乐。”〔21〕这种艺术类型划分说把诗歌、绘画、音乐都纳入“愉悦”范畴，从而归为其所界定的美的对象范围，显露出现代意义上“艺术”概念的最初萌芽，难能可贵，值得重视。
智者派提出的“主—客体说”的文类划分思想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高尔吉亚建立在文学语言审美效果之上的功能分类。高尔吉亚对语言之价值和魅力非常推崇，认为它是“万能的统治者”〔22〕、“伟大的主宰”，具有神奇非凡的审美效果，并把所有诗歌都称为“有诗格的言语”。而文学语言审美效果的获得又是借助于语言文字在接受主体意识里的形象转换而实现的，亦即这种虚拟性的形象转换是否成功到位决定着最终语言文字审美效果。所以高尔吉亚首先从形象设置与转换区分出两类优劣分明的文学作品：“善于制造欺骗（幻觉）的诗人/诗”与“未能这样做的诗人/诗”：
制造这种欺骗的（诗人）比未能这样做的诗人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被这种幻觉）欺骗的观众比没有被它欺骗的观众更聪明。欺骗人的诗人所以更有道理，因为他实现了他的许诺；而被欺骗的观众之所以更聪明，因为他们对语言的享受很敏感，而不是麻木不仁。
在悲剧和绘画中，最优秀的作者是通过创作真实的类似物最能够欺骗人的人。
其次才就文学作品语言构筑的整体美感性质划分出五种风格类型的作品，即认为诗歌作为“有诗格的言语”，其中“一些言语使人悲戚，另一些言语使人喜悦，第三种言语使人恐惧，第四种言语使人兴奋，还有些言语毒害和迷惑灵魂，使它变坏。”〔23〕
除此而外，同期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也很关注艺术类型的划分，例如他说：“哪种画看起来使人更愉快呢：一种画的是美的善的可爱的性格，另一种画的是丑的恶的可憎的性格？”与德谟克利特的“摹仿说”的旨趣颇为接近。而就苏格拉底而言，重要的是他在论美的字里行间常常提供一些有助于文类理论思考的启示。例如色诺芬《回忆录》中记载，当亚里士底浦问苏格拉底是否承认有什么美的东西的时候，苏格拉底回答说：“是的，有许多美的东西。”接下来两人为此继续对话：
亚它们都是相同的吗？
苏不，它们有的很不相同。
亚然而，一件东西不同于一件美的东西，怎么能够是美的呢？
苏喔，这就因为一个美的赛跑者，不同于一个美的拳击家；一个在防御上是美的东西的盾牌，不同于一个在轻快和力量上是美的东西的矛。〔24〕
这里苏格拉底实质揭示出了“美是什么”答案的唯一性与“什么东西是美的”答案的无限性之间呈现出的“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关系。投射到文类理论之上，它极自然地昭示出文学世界中文类多样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问题。文学世界的繁荣兴盛非是同质维度上的重复叠加，而是多元异质的衍射，故而必然显现为文类的多样；而文类的多样性又表征着文学世界充满无限生气与旺盛活力的气象。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前柏拉图时期的文类理论及其发生、发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前柏拉图时期的古希腊文学艺术类型理论在横向上为我们奉献了如下理论观点和资源：类型划分上提出了“有益的艺术”、“快感的艺术”、“兼具有益和快感的艺术”，自由艺术与辅助性艺术以及“主体说”、“客体说”、“主—客体说”；并从中寓有“诗高于画”、“乐高于诗”以及人相美丑、模仿对象好坏、是否形成审美幻觉等决定作品优劣高低的文类等级观念。在文类发生起源观上主张神赋说，由神赋说还进一步引申得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关乎文学创作中文类兼善与偏长问题的看法。从纵向层面来说，前柏拉图时期横跨的两个文学发展阶段里，文类问题探讨在一直受到神学影响的同时，文学自身的审美独立性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引起关注，因而文类理论阐发的主体性、纯粹性亦随之增强。例如第二个阶段出现的文类划分诸说可为证，又如诗画关系上，第一个阶段时因为需要体力缘故而认为“诗高于画”，而在第二个阶段时，已经都把诗和画、雕像这样的曾经认为是需要体力的艺术纳入为愉悦、为娱乐而作的范畴。因而我们以为，对于诗人（文学）只为愉悦而创作的偏至之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可喜地视作是对过去停留在操作技艺层面的艺术观的有力反动。
第二，文类理论的发生、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丰富繁盛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历史进程的必然。前柏拉图时期的古希腊文学若无一批史诗、戏剧、抒情诗等作品作为物质基础，文类理论探讨就必定无发生之土壤条件。文学创作数量规模的急剧膨胀必然导致对作品之间关系、分类的关注与思考。也因此，我们以为，从荷马史诗中流淌在文字间的感性描述到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智者派抽象而独立的理性思考，从文类起源的“神赋”说到古典时期分类的“主体说”、“客体说”以及“主—客体说”等思想主张，无论是在探讨的媒介、方式上，还是在具体的观点成果上，都预示了下一阶段文类理论发展非常值得期待。
第三，文类划分与日常社会生活联系紧密。这一特点从一般意义上说，早期文学的产生都与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之实用性具有较强的关联，文类亦应日常社会生活之需而被逐渐明确固定下来。从此期古希腊史诗、戏剧、抒情诗作品中的“赞歌”、“颂歌”、“挽歌”、“婚歌”、“哀歌”等类型字眼出现的语境可以见出，它们无不紧贴文中人物的情节故事。文学表现于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功能构成了最初文类划分的原动力。另外如是否需要体力的划分标准的设定、人相与文风的直接对应、好人与坏人的客观对象选择等，亦都极其明显地透露出日常生活中的直观体验性。从个别意义上说，受古希腊社会民主政治的影响，整个古希腊文学的社会参与性尤其积极主动，文学的“公众的、集体的、国家的性质”〔25〕突出，因而也必然使得当时的文类划分与文学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发挥的具体角色作用密不可分。
第四，文类问题探讨的历史语境呈现出鲜明的杂糅浑整性，自觉独立性不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见出：一是文学置身的“艺术”概念在当时还只是泛义上的原始层面，这一前提客观上决定了文类问题的探讨在理论的草创阶段必然稍嫌庞杂，作为讨论对象的文学的主体性凸显不够。我们往往首先需要从艺术存在的物质形态来间接离析出文学对象，而非理论认识层面直接进入研究程序。二是具体文类理论的爬梳与作品、与神话、与哲学等不可机械割裂，必须将它们全部视作一个圆融性较强的文化整体来通观、提炼文类理论观点，故而时常是间接启发性远胜于直接的内涵呈现。而历史语境的杂糅浑整性使得文类理论研究难免自我龃龉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