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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候任总统拜登日前对外宣布了他的最高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并表示，美国“准备好领导世界，而不是退出世界”，这标志着美国未来很可能对过去4年坚持的“美国优先”原则做出重大转变。拜登强调，美国“准备好对抗我们的对手，而不是拒绝我们的盟友”。那么，未来拜登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团队会如何依托“盟友体系”这个支柱，来展开新的外交思路呢？
实际上，通过搜集、梳理和分析近几年，特别是2020年以来拜登外交政策拟定核心人员（如布林肯等）的公开讲话、文章和会议文稿，就能从某种程度上看出拜登外交团队对上任后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的思考和潜在政策。
→ 这是2020年12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国会大厦。美国各地选举人14日进行投票，正式选举民主党人约瑟夫·拜登为下一任美国总统。新华社记者 刘杰/摄
拜登团队在此前的对内对外舆论塑造中，一直称拜登如果上台将扮演“危机总统”的角色。要实现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重要保证是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以美国为领导者的国际秩序的延续。预计拜登团队将从四个方面着手，试图重新恢复美国“国际秩序领导者”的地位。
首先，重新加入并加强在全球事务多边领域的合作，“美国优先”应该是美国作为全球的表率，而不是孤立起来。措施包括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考虑恢复多边的朝核、伊核谈判，并且在新的领域扩大影响力和主导力，例如网络空间秩序构建等。
其次，重构盟友关系，着重加强美国、北约和亚太盟友三方之间的机制化合作。考虑构建一个联通北约盟友与亚太地区盟友的正式机制，超越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以及此前的“亚太再平衡”。最终目标是成立一个机制化的、由美国领导的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盟友体系，以此来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第三，恢复并加强价值观外交，联合所谓“民主国家”、捍卫人权和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因此，预计未来拜登团队会向世界宣告美国价值观的重要性，以此来提振“民主国家”的信心，服从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
第四，清醒意识到美国自身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在国际问题上有选择性、按照比例投入精力和力量。中国和俄罗斯无疑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然而美国在中东反恐投入了过多的精力。拜登团队实际上并不反对特朗普政府逐步减少在中东地区、反恐领域的投入，把精力和资源更多地配置在美国所在的西半球国家上。目前，美国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对外援助中，有200亿投向了中东、北非和南亚等伊斯兰国家，120亿投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给拉美国家的援助仅有20亿美元。拜登团队认为，面对不得不进行的战略收缩，未来美国很可能将对拉美国家进行更多的投入和政策倾斜。
基于以上战略考量，拜登团队会改变特朗普时期对华“对抗与对手”政策，而转变为“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通过国际秩序、同盟国、价值观力量，来巩固和延续自身优势。
一是，拜登团队认为，美国目前在塑造新的国际秩序的竞争中相比于中国处于劣势，国际秩序建立和维护不可能缺乏设计者和领导者，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意味着主动放弃美国的领导权，这让中国有了更多机会。预计美国新政府会重新恢复以多边主义为主的外交政策，以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为基础，而不是以中国话语权体系下提出的全球治理体系，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展开竞争或合作。
二是，美国的国家实力已无法单独应对地区局势的挑战，必须团结盟国来共同应对。尽管特朗普政府轻视北约和亚太盟国的作用，但客观上北约和亚太盟国的团结程度较以往存在提升。拜登团队会利用这种需要，响应北约和亚太盟国的诉求，在重新发挥领导力的同时与其协商，应对所谓“中俄对本地区带来的挑战”。
三是，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仍然是美国最强大的外交工具之一，拜登团队不会就此放弃，反而会更大程度地利用其制衡中俄等国。在拜登团队看来，价值观外交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举措。尤其是未来在新疆、香港问题上，拜登团队觉得特朗普政府没有利用好西方的价值观同盟，所以未来美国很可能会重新通过价值观外交来恢复自己的“盟主”地位。
拜登团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强调，“新冷战”、中美“脱钩”都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美国必须在竞争中，而不是在对抗中赢得与中国的竞赛。总体上看，未来拜登团队很可能采取“政治、经贸、法律和军事”四位一体的对华政策模式。
政治上，利用领导人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适当低调地处理具有强烈争议性的问题。拜登方面在竞选中多次提到这种方式曾取得过良好的效果。未来，要继续通过这种“沉默外交”“低调外交”来处理双方关系中的非核心利益关切。
在经贸关系方面，拜登团队认为应在公平貿易的前提下，与中方进行双边谈判解决矛盾。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简单粗暴的单边模式并未取得应有效果，使美国企业同样遭受了损失。拜登团队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并主导全球自由贸易秩序。
在国际法制问题上，拜登团队认为，特朗普政府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威信，需要重新利用国际法来应对中国的挑战，赢得各国的支持。预计在南海问题上，拜登团队会重新回归奥巴马政府对华“法律战”的基本思路。
为了让以上措施能够顺利实施，拜登团队认为军事实力是“制约中国的保障和底线”。在他们看来，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策略收获寥寥，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在大是大非以及核心利益上显示美国的军事决心，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中美之间出现误判而导致军事冲突。
（摘自2020年11月26日《环球时报》。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访问学者）
从四方面恢复“领导地位”
实际上，通过搜集、梳理和分析近几年，特别是2020年以来拜登外交政策拟定核心人员（如布林肯等）的公开讲话、文章和会议文稿，就能从某种程度上看出拜登外交团队对上任后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的思考和潜在政策。
拜登团队在此前的对内对外舆论塑造中，一直称拜登如果上台将扮演“危机总统”的角色。要实现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重要保证是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以美国为领导者的国际秩序的延续。预计拜登团队将从四个方面着手，试图重新恢复美国“国际秩序领导者”的地位。
首先，重新加入并加强在全球事务多边领域的合作，“美国优先”应该是美国作为全球的表率，而不是孤立起来。措施包括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考虑恢复多边的朝核、伊核谈判，并且在新的领域扩大影响力和主导力，例如网络空间秩序构建等。
其次，重构盟友关系，着重加强美国、北约和亚太盟友三方之间的机制化合作。考虑构建一个联通北约盟友与亚太地区盟友的正式机制，超越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以及此前的“亚太再平衡”。最终目标是成立一个机制化的、由美国领导的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盟友体系，以此来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第三，恢复并加强价值观外交，联合所谓“民主国家”、捍卫人权和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因此，预计未来拜登团队会向世界宣告美国价值观的重要性，以此来提振“民主国家”的信心，服从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
第四，清醒意识到美国自身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在国际问题上有选择性、按照比例投入精力和力量。中国和俄罗斯无疑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然而美国在中东反恐投入了过多的精力。拜登团队实际上并不反对特朗普政府逐步减少在中东地区、反恐领域的投入，把精力和资源更多地配置在美国所在的西半球国家上。目前，美国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对外援助中，有200亿投向了中东、北非和南亚等伊斯兰国家，120亿投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给拉美国家的援助仅有20亿美元。拜登团队认为，面对不得不进行的战略收缩，未来美国很可能将对拉美国家进行更多的投入和政策倾斜。
利用三种力量优势
基于以上战略考量，拜登团队会改变特朗普时期对华“对抗与对手”政策，而转变为“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通过国际秩序、同盟国、价值观力量，来巩固和延续自身优势。
一是，拜登团队认为，美国目前在塑造新的国际秩序的竞争中相比于中国处于劣势，国际秩序建立和维护不可能缺乏设计者和领导者，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意味着主动放弃美国的领导权，这让中国有了更多机会。预计美国新政府会重新恢复以多边主义为主的外交政策，以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为基础，而不是以中国话语权体系下提出的全球治理体系，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展开竞争或合作。
二是，美国的国家实力已无法单独应对地区局势的挑战，必须团结盟国来共同应对。尽管特朗普政府轻视北约和亚太盟国的作用，但客观上北约和亚太盟国的团结程度较以往存在提升。拜登团队会利用这种需要，响应北约和亚太盟国的诉求，在重新发挥领导力的同时与其协商，应对所谓“中俄对本地区带来的挑战”。
三是，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仍然是美国最强大的外交工具之一，拜登团队不会就此放弃，反而会更大程度地利用其制衡中俄等国。在拜登团队看来，价值观外交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举措。尤其是未来在新疆、香港问题上，拜登团队觉得特朗普政府没有利用好西方的价值观同盟，所以未来美国很可能会重新通过价值观外交来恢复自己的“盟主”地位。
“四位一体”对华政策
拜登团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强调，“新冷战”、中美“脱钩”都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美国必须在竞争中，而不是在对抗中赢得与中国的竞赛。总体上看，未来拜登团队很可能采取“政治、经贸、法律和军事”四位一体的对华政策模式。
政治上，利用领导人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适当低调地处理具有强烈争议性的问题。拜登方面在竞选中多次提到这种方式曾取得过良好的效果。未来，要继续通过这种“沉默外交”“低调外交”来处理双方关系中的非核心利益关切。
在经贸关系方面，拜登团队认为应在公平貿易的前提下，与中方进行双边谈判解决矛盾。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简单粗暴的单边模式并未取得应有效果，使美国企业同样遭受了损失。拜登团队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并主导全球自由贸易秩序。
在国际法制问题上，拜登团队认为，特朗普政府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威信，需要重新利用国际法来应对中国的挑战，赢得各国的支持。预计在南海问题上，拜登团队会重新回归奥巴马政府对华“法律战”的基本思路。
为了让以上措施能够顺利实施，拜登团队认为军事实力是“制约中国的保障和底线”。在他们看来，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策略收获寥寥，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在大是大非以及核心利益上显示美国的军事决心，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中美之间出现误判而导致军事冲突。
（摘自2020年11月26日《环球时报》。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