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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之后，我们党作出了开辟台湾新区的部署，派出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台湾，组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秘密开展工作，配合大陆作好解放台湾的准备。而后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蒋介石败退台湾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加紧对台湾的工作，又派遣了一批工作人员秘密到台湾开展工作。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号称“密使一号”的吴石将军。
满腔热血报国一身正气从戎
吴石，字虞薰，福州螺洲吴厝村人。1894年出生，1911年，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满怀救亡图存爱国思想的吴石与同乡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在福州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积极投入辛亥革命浪潮中。据当年一起参加北伐军，一起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吴仲禧在《回忆吴石》的文章中这样写道：“1922年农历九月中旬，福州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组织福建北伐学生军，吳石即报名参军。当时我在福州南台铺前小学读书，也报名参加学生军。由于我们两人年纪较轻（均不足17岁），都是高小还差一年毕业的学生，个子也较小，编队时就同编在一个小队。我们初次相识，就开始一起过集体生活。相处不久，我们就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曾对我说，在乡村读了几年私塾，只知背诵古书，到开智小学才开始读历史教科书，读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日战争等事件，知道我们的国家、民族有被瓜分的危险。特别是听说辛亥年3月29日广州黄花岗72烈士起义，福建牺牲的就有19人，自己心情十分激动，所以决心走‘投笔从戎’的路，参加北伐学生军，以挽救民族的危亡。”“福建北伐学生军于当年年底到上海并开往南京，同浙江学生军合并编为陆军入伍学生队。接着参加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隆重典礼，吴石和我都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形象，还担任这个开国典礼警戒任务心情十分兴奋。”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随即被袁世凯窃取。吴石报国热情没有受挫，继续走军事救国的道路，他与志同道合的吴仲禧一起考进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学习两年。结业后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又学习两年，在这段学习时间里，吴石与同学白崇禧等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
吴石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前后受业4年，他勤奋好学，十分用功，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试，总是名列全校第一，全校闻名。在军校时期吴石一面努力学习军事，一面关注政局的变化。他对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军阀窃取，每念不忘。看到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忧心忡忡，这也激发了他专心攻读军事的决心，希望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军事专家，报效国家和民族。
专攻军事专业终成青年才俊
年轻有为又具有报国思想的吴石经过4年的军校学习，成长为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军事才俊。1924年在何遂（福清人，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元老，新中国成立后任司法部部长）的国民党第十四师任军械处处长，先后任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第四师参谋长、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北伐结束，方声涛回闽主政，委吴石为福建军事厅参谋长。1929年由何遂推荐，福建省政府派其往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在日本两校毕业也都名列第一，轰动了中日两国的军界。他不仅文科、理科、军事科学习成绩优异，而且马术、枪法、操练等术科也胜人一筹。当时有“十能人”之称（即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5年秋，正是国家多事之秋，“九·一八”事件发生，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中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浪潮之际，忠心报国的吴石回到南京，任国民党军事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专事日本情报研究，颇有成果。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抗战中先后任大本营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桂林行营参谋处长、柳州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任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要职。
接受革命熏陶走上革命道路
1940年初，吴石重逢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这时吴仲禧已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韶关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在抗战初的几年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吴石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报效国家；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并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感到厌恶，他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吴石的文章里写道：“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一些军事著作，亲自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这在吴石儿子吴韶成《回忆父亲吴石》文章中也写道：“早在1937年5月间，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率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时，父亲就由挚友何遂伯伯介绍与叶帅及李克农同志会面并共宴畅谈于南京普陀路四号何寓。叶帅知道父亲是一位熟悉日本的军事专家，很看重。此后在武汉不断有公私交往。1938年时住父亲在武汉任职军令部第二厅时，8月间曾主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轮训在职军官，还邀请周总理、叶帅亲临训练班讲学，父亲对他们的才学和为人是十分敬重的。有此因缘加上多年交往，值此内战愈演愈烈之际，他在徘徊苦闷中为寻求中国之光明前途，最后决心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绝非偶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他一生为人民的必然选择，从此他通过上海地下党与中央有关同志有了直接联系。”有关吴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史料极其罕见，这是当时严重白色恐怖时期加入中共组织大多单独发展，单线联系，不能发生横线联系的严密组织纪律、以保护地下战线工作同志情况所致。至今只能从何遂生平传记中发现吴石的入党时间：“1947年4月，何遂、吴石还有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在上海锦江饭店会面，吴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笔者认为这是可信的，因为吴石是党员，在吴石要离开大陆到台湾任职时，中共华东局才能给他带去秘密使命，才能给他“密使一号”这样最高级别的秘密代号。而因为白区党组织都是周恩来领导的，吴石的入党当然亦由十分了解吴石的周恩来推荐，这个情况后面会述及。 吴石在加入党组织后正值解放战争快速发展之际，吴石利用其在国民党内的核心地位以及广泛人脉，在随即发起的三大战役中为我们党提供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关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的军力部署、番号、武器装备等珍贵情况，为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做出了特殊贡献。
支援越南革命保护了胡志明
实际上，早在入党之前，吴石已凭着他那强烈的民族正义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我们党做了许多工作。他在任广西第四战区（驻广西柳州）爱国将领张发奎部的中将参谋长时，不仅亲自部署和参与指挥了桂柳会战，沉重打击了从越南进犯广西边境的日寇，还从各方面支持了越南共产党。当时日寇侵占了越南，中越边界的广西成为了吃紧的抗日防线。千余名越南爱国青年投奔广西柳州，参谋长吴石不仅热情接待，给予妥善安置，还主持开办“特别训练班”，为越方培训军事人员，以提高其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回越南时还发给各种武器装备，让他们回自己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不为人知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吴石还救过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当时任第四战区参谋处情报科上校科长陈一林（跟随吴石的国民党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任广州市政协主席），曾经在1991年对来访的吴石儿子吴韶成说了一件往事：“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如果不是吴石参谋长，他在广西镇边县早就被枪毙了”。情况是这样的：1942年12月，镇边县政府来急电给四战区长官部说“抓到一名越南籍日本间谍，请求就地枪决”。四战区参谋处的陈一林接电报后即写了一个签呈请吴石签批，吴石指示陈一林立即发了一份回电，限两小时把这名“日本间谍”马上押解柳州长官部，一切费用由长官部报销。到了柳州一看，这位“日谍”就像不必化装的国民党时代的算命先生，瘦小且黑，穿件旧长布衫，自报身份是越共领袖胡志明。战区情报科在越南派有情报网，深知越南共产党是越南较有群众基础的党派，从共同抗日的基点出发，陈一林当即对他以礼相待并留其在柳州长住。此后长官部出面促进越南在桂的各个党派联合抗日，在柳州协助组建越南民族同盟会。先酝酿推举越南国民党阮海臣任主席，胡志明表示反对说如选阮海臣即退出越盟。为此又经父亲、陈宝仓及张发奎商量，建议改选胡志明任主席。接着长官部还协助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动员大批越南男女青年来柳州学习，这批学员回国后在越南开展复国斗争，接收日军投降以及促使越共掌握政权中，均曾发挥重大作用。陈一林告诉吴韶成说“当时第四战区对越共是全力支持的，一切经费军事装备都是由四战区提供的。胡志明临行（返回越南）时还送了一面锦旗，上写‘越南之友’四字。”吴石在中越两党友谊方面最早作了一件重要好事。由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共武装，回国后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壮大，战果也日益辉煌，为后来越南建立正规人民军奠定坚实基础。
千方百计谋划力保机密档案
1942年1月，吴石任国民党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1946年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1948年4月，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之后他频繁地往来于福州、广州两地，按照党的指示，多次潜往香港，为策划李济深起义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1948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福州设置工作站，并派谢筱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党委资料征委会副主任）到福州领导福州站情报工作。中共中央社会部秘密电台就设在中共地下党员蔡训忠的家里，开辟了联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空中秘密通道。按党的指示，吴石通过何遂与谢筱迺接上了关系，单线联系。吴石向谢筱迺提供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大军南下福建进军顺利。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定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吴石却以福州有“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因理由充分，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吴石派随从参谋王强等人率领警卫，将500余箱机要档案从南京押送抵达福州，保存在于山戚公祠大殿内。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已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悉数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吴石到榕正式就任时，国共谈判破裂，解放大军突破长江天堑，解放南京。国民党当局电促速将存榕机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一方面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派员率警卫运台；另一方面下达“死命令”，要黄埔军校毕业的少校参谋王强会同原史政局总务组组长聂曦上校，把298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在福州解放时，由王强把这多达6800余卷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军管会。王强因此受到嘉奖，并投入革命行列。吴石的工作成绩也再次得到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高度肯定。
这一时期，吴石除了把国民党机密资料转移给我党之外，还提供了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潜留在大陆各地的兵力情报资料。据吴仲禧《回忆吴石》一文披露：“1949年6月下旬，吳石由福建到广州来找我（指吴仲禧，本段下同）。这时我已到了香港，吴石立即赶到香港，同我一起住九龙佐顿饭店。他这次来带了两份重要的材料，准备直接交华南分局，他说，到港后已通过别人的关系联系上了，约好同我一起就在佐顿饭店同华南分局的人会见。吴石拿出材料给我看，一份是国民党部队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军地点、部队长姓名、现有人数和配备、准备整编的计划等；另一份是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以南，川、滇、湘、粤、各省的部队建制和兵力等。两份都是国民党军委会编制的长达几页的绝密材料。第二天，华南分局派饶彭风、张铁生同志到佐顿饭店来，吴石把两份材料当面交给，并对饶、张两人说，以后有材料或情况，他会设法通过我联络。”
虎穴藏忠魂青山埋忠骨
1949年8月14日，吴石将军突接台湾来的急电，蒋介石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赴台前，他赶到香港会见了在那里的吴仲禧，告诉仲禧说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仲禧了解情况后“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则表示，自己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中共华东局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赴台后，他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中将军衔。由于蒋介石对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血腥镇压，吴石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被切断。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舟山群岛严重受挫，攻占台湾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将军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中共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枫赴台与吴石将军联系。
朱枫原名贻荫，又名谌之，1921年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参加过“五卅”运动。1927年远嫁镇海籍沈阳兵工厂大技师陈某续弦，3年后生下陈卓如（后为纪念母亲改名朱晓枫）。“九一八”事变后，全家回镇海居住，翌年丈夫病故。抗战爆发后，朱枫在中共地下组织新知书店做书刊邮购、会计，与同在书店工作的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合，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调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负责财务工作，兼管国统区地下工作经费。1948年秋调香港合众贸易公司任职，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底，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在台的吴石重新建立联系，考虑到朱枫前夫的女儿陈莲芳与其丈夫两人都在台湾，便于开展活动，因此派她以投奔亲属的名义赴台开展工作。
1949年11月27日午后，朱枫乘坐“风信子”号海轮自香港启程，三天后抵达基隆港。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她在台湾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老郑”（即蔡孝乾），另一人就是吴石。
到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与“老郑”在基隆一座古色古香的茶食楼接上了头。她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也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为接应人民解放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枫的手中。
一个星期后，朱枫与吴石取得了联系。在书房里，吴石打开墙上一个装有蝴蝶标本的镜框，露出了秘密保险箱。从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她的手里说：“朱枫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有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有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国民党蒋介石《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五个勘乱区的负责人及十五个重点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兵力配备等。望你以最安全的方式，最快的速度，送回内地。”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一位大副手中。
几天后，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中共华东局情报处。其中，几份重要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主席。当毛主席聽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夸奖说：“这位女特派员和那位‘密使一号’都好能干哟。”，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还取来红竖格信纸，挥笔写下了一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朱枫在台湾期间，6次与吴石将军秘密会晤，又陆续送回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就在她按照上级的秘密指示准备返回大陆之际，1950年2月2日，与朱枫联系的“老郑”被捕供出了她。台湾当局当即封锁了台湾所有出岛的空中、海上航线。危急关头，吴石将军冒险为朱枫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乘机飞往国民党还占领的舟山。可是，“老郑”不仅供出朱枫，还供出吴石。蒋介石震怒了，下令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去向，也拿到了吴石“叛逆罪”的重要证据，于是吴石被捕。2月18日，朱枫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枫从皮衣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4次把有2两多重的黄金吞服，最终自杀未果，被解回台湾，与吴石一同受审。
受该案牵连的人还有：吴石的妻子王碧奎，老部下、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上校聂曦，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被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50年6月10日下午，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南区分队的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刑车上下来。四人被强令一字排开跪下，从左到右分别是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
时针指向16时40分，行刑时间已到。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吴石在临刑前吟着一首绝笔诗英勇就义：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1950年6月20日《星岛日报》以“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为题报道了这一案件情况。
随后，台湾名记者龚选舞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
可以想见的是，蒋介石是如何的不寒而栗：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桂系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获“委员长”嘉奖，到台湾后委以重任的参谋奇才，竟然是一个潜伏者。而且他竟然让“国防部”的地图跑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张图上有整个台湾的军事部署。吴石拿走的是国民党在台湾的最后一点家当。“委员长”大为震怒，下令“死要见尸”，这一案件当时震动了台湾岛。
他们的遗体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个地名叫“六张犁”的乱葬岗子上。
1973年，为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极力推荐，毛主席亲自签批，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吴石的夫人后来经友人多方营救获释出狱，定居于美国并在美国病逝。2000年，吴石将军的子女将父母的遗骸双双奉回大陆，安葬在京郊福田公墓。此时，距离吴石就义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
满腔热血报国一身正气从戎
吴石，字虞薰，福州螺洲吴厝村人。1894年出生，1911年，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满怀救亡图存爱国思想的吴石与同乡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在福州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积极投入辛亥革命浪潮中。据当年一起参加北伐军，一起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吴仲禧在《回忆吴石》的文章中这样写道：“1922年农历九月中旬，福州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组织福建北伐学生军，吳石即报名参军。当时我在福州南台铺前小学读书，也报名参加学生军。由于我们两人年纪较轻（均不足17岁），都是高小还差一年毕业的学生，个子也较小，编队时就同编在一个小队。我们初次相识，就开始一起过集体生活。相处不久，我们就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曾对我说，在乡村读了几年私塾，只知背诵古书，到开智小学才开始读历史教科书，读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日战争等事件，知道我们的国家、民族有被瓜分的危险。特别是听说辛亥年3月29日广州黄花岗72烈士起义，福建牺牲的就有19人，自己心情十分激动，所以决心走‘投笔从戎’的路，参加北伐学生军，以挽救民族的危亡。”“福建北伐学生军于当年年底到上海并开往南京，同浙江学生军合并编为陆军入伍学生队。接着参加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隆重典礼，吴石和我都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形象，还担任这个开国典礼警戒任务心情十分兴奋。”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随即被袁世凯窃取。吴石报国热情没有受挫，继续走军事救国的道路，他与志同道合的吴仲禧一起考进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学习两年。结业后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又学习两年，在这段学习时间里，吴石与同学白崇禧等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
吴石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前后受业4年，他勤奋好学，十分用功，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试，总是名列全校第一，全校闻名。在军校时期吴石一面努力学习军事，一面关注政局的变化。他对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军阀窃取，每念不忘。看到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忧心忡忡，这也激发了他专心攻读军事的决心，希望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军事专家，报效国家和民族。
专攻军事专业终成青年才俊
年轻有为又具有报国思想的吴石经过4年的军校学习，成长为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军事才俊。1924年在何遂（福清人，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元老，新中国成立后任司法部部长）的国民党第十四师任军械处处长，先后任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第四师参谋长、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北伐结束，方声涛回闽主政，委吴石为福建军事厅参谋长。1929年由何遂推荐，福建省政府派其往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在日本两校毕业也都名列第一，轰动了中日两国的军界。他不仅文科、理科、军事科学习成绩优异，而且马术、枪法、操练等术科也胜人一筹。当时有“十能人”之称（即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5年秋，正是国家多事之秋，“九·一八”事件发生，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中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浪潮之际，忠心报国的吴石回到南京，任国民党军事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专事日本情报研究，颇有成果。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抗战中先后任大本营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桂林行营参谋处长、柳州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任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要职。
接受革命熏陶走上革命道路
1940年初，吴石重逢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这时吴仲禧已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韶关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在抗战初的几年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吴石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报效国家；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并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感到厌恶，他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吴石的文章里写道：“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一些军事著作，亲自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这在吴石儿子吴韶成《回忆父亲吴石》文章中也写道：“早在1937年5月间，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率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时，父亲就由挚友何遂伯伯介绍与叶帅及李克农同志会面并共宴畅谈于南京普陀路四号何寓。叶帅知道父亲是一位熟悉日本的军事专家，很看重。此后在武汉不断有公私交往。1938年时住父亲在武汉任职军令部第二厅时，8月间曾主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轮训在职军官，还邀请周总理、叶帅亲临训练班讲学，父亲对他们的才学和为人是十分敬重的。有此因缘加上多年交往，值此内战愈演愈烈之际，他在徘徊苦闷中为寻求中国之光明前途，最后决心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绝非偶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他一生为人民的必然选择，从此他通过上海地下党与中央有关同志有了直接联系。”有关吴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史料极其罕见，这是当时严重白色恐怖时期加入中共组织大多单独发展，单线联系，不能发生横线联系的严密组织纪律、以保护地下战线工作同志情况所致。至今只能从何遂生平传记中发现吴石的入党时间：“1947年4月，何遂、吴石还有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在上海锦江饭店会面，吴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笔者认为这是可信的，因为吴石是党员，在吴石要离开大陆到台湾任职时，中共华东局才能给他带去秘密使命，才能给他“密使一号”这样最高级别的秘密代号。而因为白区党组织都是周恩来领导的，吴石的入党当然亦由十分了解吴石的周恩来推荐，这个情况后面会述及。 吴石在加入党组织后正值解放战争快速发展之际，吴石利用其在国民党内的核心地位以及广泛人脉，在随即发起的三大战役中为我们党提供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关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的军力部署、番号、武器装备等珍贵情况，为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做出了特殊贡献。
支援越南革命保护了胡志明
实际上，早在入党之前，吴石已凭着他那强烈的民族正义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我们党做了许多工作。他在任广西第四战区（驻广西柳州）爱国将领张发奎部的中将参谋长时，不仅亲自部署和参与指挥了桂柳会战，沉重打击了从越南进犯广西边境的日寇，还从各方面支持了越南共产党。当时日寇侵占了越南，中越边界的广西成为了吃紧的抗日防线。千余名越南爱国青年投奔广西柳州，参谋长吴石不仅热情接待，给予妥善安置，还主持开办“特别训练班”，为越方培训军事人员，以提高其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回越南时还发给各种武器装备，让他们回自己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不为人知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吴石还救过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当时任第四战区参谋处情报科上校科长陈一林（跟随吴石的国民党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任广州市政协主席），曾经在1991年对来访的吴石儿子吴韶成说了一件往事：“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如果不是吴石参谋长，他在广西镇边县早就被枪毙了”。情况是这样的：1942年12月，镇边县政府来急电给四战区长官部说“抓到一名越南籍日本间谍，请求就地枪决”。四战区参谋处的陈一林接电报后即写了一个签呈请吴石签批，吴石指示陈一林立即发了一份回电，限两小时把这名“日本间谍”马上押解柳州长官部，一切费用由长官部报销。到了柳州一看，这位“日谍”就像不必化装的国民党时代的算命先生，瘦小且黑，穿件旧长布衫，自报身份是越共领袖胡志明。战区情报科在越南派有情报网，深知越南共产党是越南较有群众基础的党派，从共同抗日的基点出发，陈一林当即对他以礼相待并留其在柳州长住。此后长官部出面促进越南在桂的各个党派联合抗日，在柳州协助组建越南民族同盟会。先酝酿推举越南国民党阮海臣任主席，胡志明表示反对说如选阮海臣即退出越盟。为此又经父亲、陈宝仓及张发奎商量，建议改选胡志明任主席。接着长官部还协助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动员大批越南男女青年来柳州学习，这批学员回国后在越南开展复国斗争，接收日军投降以及促使越共掌握政权中，均曾发挥重大作用。陈一林告诉吴韶成说“当时第四战区对越共是全力支持的，一切经费军事装备都是由四战区提供的。胡志明临行（返回越南）时还送了一面锦旗，上写‘越南之友’四字。”吴石在中越两党友谊方面最早作了一件重要好事。由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共武装，回国后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壮大，战果也日益辉煌，为后来越南建立正规人民军奠定坚实基础。
千方百计谋划力保机密档案
1942年1月，吴石任国民党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1946年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1948年4月，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之后他频繁地往来于福州、广州两地，按照党的指示，多次潜往香港，为策划李济深起义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1948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福州设置工作站，并派谢筱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党委资料征委会副主任）到福州领导福州站情报工作。中共中央社会部秘密电台就设在中共地下党员蔡训忠的家里，开辟了联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空中秘密通道。按党的指示，吴石通过何遂与谢筱迺接上了关系，单线联系。吴石向谢筱迺提供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大军南下福建进军顺利。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定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吴石却以福州有“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因理由充分，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吴石派随从参谋王强等人率领警卫，将500余箱机要档案从南京押送抵达福州，保存在于山戚公祠大殿内。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已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悉数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吴石到榕正式就任时，国共谈判破裂，解放大军突破长江天堑，解放南京。国民党当局电促速将存榕机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一方面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派员率警卫运台；另一方面下达“死命令”，要黄埔军校毕业的少校参谋王强会同原史政局总务组组长聂曦上校，把298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在福州解放时，由王强把这多达6800余卷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军管会。王强因此受到嘉奖，并投入革命行列。吴石的工作成绩也再次得到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高度肯定。
这一时期，吴石除了把国民党机密资料转移给我党之外，还提供了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潜留在大陆各地的兵力情报资料。据吴仲禧《回忆吴石》一文披露：“1949年6月下旬，吳石由福建到广州来找我（指吴仲禧，本段下同）。这时我已到了香港，吴石立即赶到香港，同我一起住九龙佐顿饭店。他这次来带了两份重要的材料，准备直接交华南分局，他说，到港后已通过别人的关系联系上了，约好同我一起就在佐顿饭店同华南分局的人会见。吴石拿出材料给我看，一份是国民党部队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军地点、部队长姓名、现有人数和配备、准备整编的计划等；另一份是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以南，川、滇、湘、粤、各省的部队建制和兵力等。两份都是国民党军委会编制的长达几页的绝密材料。第二天，华南分局派饶彭风、张铁生同志到佐顿饭店来，吴石把两份材料当面交给，并对饶、张两人说，以后有材料或情况，他会设法通过我联络。”
虎穴藏忠魂青山埋忠骨
1949年8月14日，吴石将军突接台湾来的急电，蒋介石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赴台前，他赶到香港会见了在那里的吴仲禧，告诉仲禧说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仲禧了解情况后“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则表示，自己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中共华东局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赴台后，他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中将军衔。由于蒋介石对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血腥镇压，吴石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被切断。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舟山群岛严重受挫，攻占台湾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将军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中共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枫赴台与吴石将军联系。
朱枫原名贻荫，又名谌之，1921年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参加过“五卅”运动。1927年远嫁镇海籍沈阳兵工厂大技师陈某续弦，3年后生下陈卓如（后为纪念母亲改名朱晓枫）。“九一八”事变后，全家回镇海居住，翌年丈夫病故。抗战爆发后，朱枫在中共地下组织新知书店做书刊邮购、会计，与同在书店工作的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合，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调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负责财务工作，兼管国统区地下工作经费。1948年秋调香港合众贸易公司任职，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底，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在台的吴石重新建立联系，考虑到朱枫前夫的女儿陈莲芳与其丈夫两人都在台湾，便于开展活动，因此派她以投奔亲属的名义赴台开展工作。
1949年11月27日午后，朱枫乘坐“风信子”号海轮自香港启程，三天后抵达基隆港。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她在台湾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老郑”（即蔡孝乾），另一人就是吴石。
到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与“老郑”在基隆一座古色古香的茶食楼接上了头。她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也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为接应人民解放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枫的手中。
一个星期后，朱枫与吴石取得了联系。在书房里，吴石打开墙上一个装有蝴蝶标本的镜框，露出了秘密保险箱。从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她的手里说：“朱枫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有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有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国民党蒋介石《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五个勘乱区的负责人及十五个重点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兵力配备等。望你以最安全的方式，最快的速度，送回内地。”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一位大副手中。
几天后，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中共华东局情报处。其中，几份重要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主席。当毛主席聽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夸奖说：“这位女特派员和那位‘密使一号’都好能干哟。”，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还取来红竖格信纸，挥笔写下了一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朱枫在台湾期间，6次与吴石将军秘密会晤，又陆续送回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就在她按照上级的秘密指示准备返回大陆之际，1950年2月2日，与朱枫联系的“老郑”被捕供出了她。台湾当局当即封锁了台湾所有出岛的空中、海上航线。危急关头，吴石将军冒险为朱枫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乘机飞往国民党还占领的舟山。可是，“老郑”不仅供出朱枫，还供出吴石。蒋介石震怒了，下令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去向，也拿到了吴石“叛逆罪”的重要证据，于是吴石被捕。2月18日，朱枫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枫从皮衣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4次把有2两多重的黄金吞服，最终自杀未果，被解回台湾，与吴石一同受审。
受该案牵连的人还有：吴石的妻子王碧奎，老部下、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上校聂曦，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被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50年6月10日下午，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南区分队的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刑车上下来。四人被强令一字排开跪下，从左到右分别是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
时针指向16时40分，行刑时间已到。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吴石在临刑前吟着一首绝笔诗英勇就义：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1950年6月20日《星岛日报》以“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为题报道了这一案件情况。
随后，台湾名记者龚选舞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
可以想见的是，蒋介石是如何的不寒而栗：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桂系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获“委员长”嘉奖，到台湾后委以重任的参谋奇才，竟然是一个潜伏者。而且他竟然让“国防部”的地图跑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张图上有整个台湾的军事部署。吴石拿走的是国民党在台湾的最后一点家当。“委员长”大为震怒，下令“死要见尸”，这一案件当时震动了台湾岛。
他们的遗体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个地名叫“六张犁”的乱葬岗子上。
1973年，为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极力推荐，毛主席亲自签批，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吴石的夫人后来经友人多方营救获释出狱，定居于美国并在美国病逝。2000年，吴石将军的子女将父母的遗骸双双奉回大陆，安葬在京郊福田公墓。此时，距离吴石就义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