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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本民族的艺术创作方面产生了极大影响。自春秋战国儒道兴起，至后来佛教传入后，这三家相互交流影响，一些观点甚至逐渐融合，共同成为历史上主流的哲学思想。而苏轼就是一位将儒释道三家思想贯通并融于其艺术思想及创作中的代表人物。基于此，讨论儒释道三家是怎样在苏轼身上和谐共存，并在他的艺术思想及创作中体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苏轼;儒释道;书画;艺术思想
一、儒释道三家对文人画的影响
北宋时期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开始接触并投身绘画，并将其作为感发手段之一，为绘画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绘画地位逐渐提高，同时文人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文人画背后的创作群体是知识分子，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必然会受到那个时代社会上思想的影响。而北宋是儒释道三家并存，且彼此交流融合的时代，三家的观点主张是彼此渗透的。北宋文人群体中有代表性地位且富有影响力的苏轼，融会贯通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主张，并将它们体现在了自身的艺术思想与创作中。
二、禅宗思想在苏轼艺术作品中的体现
在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两汉时期，佛教对于绘画的影响大多在于绘画题材以及技法上面，而最早能够贯通佛理，并将之运用到艺术作品中的文人士大夫代表人物之一就是王维。王维将诗画禅相结合，以禅入诗、入画，使诗文、山水具有禅宗内在追求的物我两忘、高远淡泊的禅意。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佛教的佛理与书画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为北宋时期文人画与佛教艺术深度融合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宋朝时期眉山的佛文化氛围很好。苏轼的父亲虽然以儒学为宗旨，但也有一些佛、道观念。苏洵和当时的一些佛教僧人有往来，并把这些与佛僧的缘分延续到了苏轼苏辙的身上，家庭氛围中的佛文化因素对苏轼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同时苏轼对于佛教有着自己的理性认识，他更看重的是本质，也就是佛理，即佛教中涉及的哲理性看法。又如苏轼在《次韵子由三首·东亭》中提到：“仙山佛国本同归，世路玄关两背驰。”这表明他并不沉迷于其中，不相信佛教为世人描绘出的极乐世界真的存在，只是吸取养分为自己所用，为看透世事的心灵求得平衡与解脱。
而说到佛教中的哲理性看法，苏轼追求着一种“空”，即包容万物的宽容心态。这也影响了他的书法创作思想，他认为一幅好的书法作品也应该如此，提出了“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这样的看法体现了苏轼书法艺术的包容性：书法不应该是单一的美，完美与不完美并存才可说是一个整体;也不应该是在某一方面极为突出，而是应该讲究一种和谐共存。正如《题颜公书画赞》中所说：“顏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小大相悬，而气韵良是。”可见苏轼对颜真卿的碑作是十分褒奖的，认为颜真卿的《东方朔画赞》清雄与清远并存，字虽然小大不同，但是气韵连贯，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作品。此外《杂评》又说：“杨凝式书，颇类颜行。李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李国士本无所得，舍险瘦，一字不成。宋宣献书，清而复寒，正类李留台重而复寒，俱不能济所不足也。苏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余，乃不足也。蔡君谟为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这里提到的杨、李、宋等人都在某一方面过于擅长。苏轼认为这样属偏激，与他心中包容、和谐、浑然的艺术追求不相符合。他追求的是各有特色的审美趋向和谐地存在于一个整体当中，以期达到佛家追求的圆满境界。
与此同时，佛家“无欲、无心、无执着、无住”的思想在苏轼的艺术思想中也有所体现。不执着于某一点，万物千变万化，而我心岿然不动，达到“静”。正因为苏轼通达“静”中奥妙，才能在创作时追求这种自由奔放、随性适意、豁达高远的境界。
三、老庄思想在苏轼艺术作品中的体现
神妙的道家思想自从春秋战国时期被提出，便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发展史。后来的儒家、玄学、禅宗思想也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不断的交流中逐渐趋向融合。道家思想对文人及中国艺术的影响更是独一无二，作为文人一分子的苏轼受其影响极深。
老庄思想中的“形神说”，在苏轼的艺术思想中就有所体现。比如在《净因院画记》中，苏轼认为一个事物有它外在的“形”，也有它内在的“理”，“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作画时不可只看到事物的外表，去追求形似，而应该深入探究事物的生长规律、存在原因和发展趋势，做到“明于理而深观之”，无怪乎苏轼说“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临”。要画出物体的神，在这一过程中就更应该冷静思索、凝心静气。思索的过程应是一个慢的过程，这之后才能进入“下笔如有神”的轻松状态，也可以叫作“胸有成竹”。
老庄所追求的“自然”对苏轼的思想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万物之法没有绝对的存在，若定要说万物法则，只能说万物法自然。苏轼继承了老子的观点，他在《石苍舒醉墨堂》一诗中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一句，就深刻地印证了“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观念。在下笔时“艺”的体现由“意”与“道”推动一气呵成，不应顾及“法”的存在。苏轼在《跋王荆公书》中也说：“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无法。”由此更可见苏轼“自然天放，无法而法”的观点。但同时也说明了苏轼“无法而法”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学有法”的基础上的，并不是说技艺中的“技”应该被忽视或者被摒弃，而是必须要在“技”熟于心，可以熟练运用“技”之后，才能不受制于“技”，可以游于“技”之上，继而追求“无法而法”的自由境界。
苏轼留存下来的画作非常少见，循迹《枯木怪石图》和《潇湘竹石图》，可以感受到苏轼对于枯木、竹子、怪石以及周遭环境的“理”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其中每一笔画落笔都能将事物的来龙去脉表达清楚，透析生长的规律，在此之上达到“自然天放”，表现出事物的自然之态。同时他作画时处于无我境界，使得画面淡泊高远，又含有自然的生机勃勃。 四、儒家思想在苏轼艺术作品中的体现
自春秋末期孔子建立儒家学说后，儒学逐渐发展，至汉武帝时期达到顶峰。汉朝以后，儒学地位逐渐下降，儒释道三家开始较为平衡地共同发展。发展至宋朝，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新儒学”的宋代理学。但是在儒家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质讲求的纲常伦理、忠孝仁义是一直不变的。
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们积极入世就是受到儒家入世之说的影响，苏轼也同样如此。在他的思想中，儒家的“名教”是可以与道家“自然”共存的。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苏轼心怀天下的济世救民情怀就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苏轼的艺术思想中，人格品德与书法之间有着互相影响的关系。他认为书法作品与书法家的学识、德行、气质、修养是分不开的。正如苏轼在《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中所言：“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由此可以看出，苏轼认为，一个人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其精神、气质必然会体现在他的书作中。
五、结语
苏轼一直都是主张思想与艺术相结合的，他认为文化艺术应该表现出作者的思想观念，打通“艺”与“意”之间的隔阂。
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体系被苏轼融会贯通，他取三家之所长，致力于寻得一个处世之法，使自己的心灵达到一种平衡。同时，苏轼把自己人生构架下的哲学思想体系体现在艺术之中，这给他的艺术思想与创作赋予了无限的生机与魅力。
参考文献：
[1]苏轼.东坡题跋[M].白石，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2]陈中浙.我书意造本无法：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张毅.苏轼与朱熹[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
[4]林语堂.苏东坡传[M].北京：外語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王启鹏.苏轼文艺美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6]宁稼雨.《世说新语》与魏晋风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7]李昌舒.身份与趣味：论苏轼的士人画思想[J].艺术百家，2017（5）：162-169.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
关键词：苏轼;儒释道;书画;艺术思想
一、儒释道三家对文人画的影响
北宋时期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开始接触并投身绘画，并将其作为感发手段之一，为绘画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绘画地位逐渐提高，同时文人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文人画背后的创作群体是知识分子，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必然会受到那个时代社会上思想的影响。而北宋是儒释道三家并存，且彼此交流融合的时代，三家的观点主张是彼此渗透的。北宋文人群体中有代表性地位且富有影响力的苏轼，融会贯通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主张，并将它们体现在了自身的艺术思想与创作中。
二、禅宗思想在苏轼艺术作品中的体现
在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两汉时期，佛教对于绘画的影响大多在于绘画题材以及技法上面，而最早能够贯通佛理，并将之运用到艺术作品中的文人士大夫代表人物之一就是王维。王维将诗画禅相结合，以禅入诗、入画，使诗文、山水具有禅宗内在追求的物我两忘、高远淡泊的禅意。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佛教的佛理与书画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为北宋时期文人画与佛教艺术深度融合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宋朝时期眉山的佛文化氛围很好。苏轼的父亲虽然以儒学为宗旨，但也有一些佛、道观念。苏洵和当时的一些佛教僧人有往来，并把这些与佛僧的缘分延续到了苏轼苏辙的身上，家庭氛围中的佛文化因素对苏轼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同时苏轼对于佛教有着自己的理性认识，他更看重的是本质，也就是佛理，即佛教中涉及的哲理性看法。又如苏轼在《次韵子由三首·东亭》中提到：“仙山佛国本同归，世路玄关两背驰。”这表明他并不沉迷于其中，不相信佛教为世人描绘出的极乐世界真的存在，只是吸取养分为自己所用，为看透世事的心灵求得平衡与解脱。
而说到佛教中的哲理性看法，苏轼追求着一种“空”，即包容万物的宽容心态。这也影响了他的书法创作思想，他认为一幅好的书法作品也应该如此，提出了“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这样的看法体现了苏轼书法艺术的包容性：书法不应该是单一的美，完美与不完美并存才可说是一个整体;也不应该是在某一方面极为突出，而是应该讲究一种和谐共存。正如《题颜公书画赞》中所说：“顏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小大相悬，而气韵良是。”可见苏轼对颜真卿的碑作是十分褒奖的，认为颜真卿的《东方朔画赞》清雄与清远并存，字虽然小大不同，但是气韵连贯，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作品。此外《杂评》又说：“杨凝式书，颇类颜行。李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李国士本无所得，舍险瘦，一字不成。宋宣献书，清而复寒，正类李留台重而复寒，俱不能济所不足也。苏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余，乃不足也。蔡君谟为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这里提到的杨、李、宋等人都在某一方面过于擅长。苏轼认为这样属偏激，与他心中包容、和谐、浑然的艺术追求不相符合。他追求的是各有特色的审美趋向和谐地存在于一个整体当中，以期达到佛家追求的圆满境界。
与此同时，佛家“无欲、无心、无执着、无住”的思想在苏轼的艺术思想中也有所体现。不执着于某一点，万物千变万化，而我心岿然不动，达到“静”。正因为苏轼通达“静”中奥妙，才能在创作时追求这种自由奔放、随性适意、豁达高远的境界。
三、老庄思想在苏轼艺术作品中的体现
神妙的道家思想自从春秋战国时期被提出，便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发展史。后来的儒家、玄学、禅宗思想也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不断的交流中逐渐趋向融合。道家思想对文人及中国艺术的影响更是独一无二，作为文人一分子的苏轼受其影响极深。
老庄思想中的“形神说”，在苏轼的艺术思想中就有所体现。比如在《净因院画记》中，苏轼认为一个事物有它外在的“形”，也有它内在的“理”，“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作画时不可只看到事物的外表，去追求形似，而应该深入探究事物的生长规律、存在原因和发展趋势，做到“明于理而深观之”，无怪乎苏轼说“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临”。要画出物体的神，在这一过程中就更应该冷静思索、凝心静气。思索的过程应是一个慢的过程，这之后才能进入“下笔如有神”的轻松状态，也可以叫作“胸有成竹”。
老庄所追求的“自然”对苏轼的思想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万物之法没有绝对的存在，若定要说万物法则，只能说万物法自然。苏轼继承了老子的观点，他在《石苍舒醉墨堂》一诗中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一句，就深刻地印证了“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观念。在下笔时“艺”的体现由“意”与“道”推动一气呵成，不应顾及“法”的存在。苏轼在《跋王荆公书》中也说：“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无法。”由此更可见苏轼“自然天放，无法而法”的观点。但同时也说明了苏轼“无法而法”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学有法”的基础上的，并不是说技艺中的“技”应该被忽视或者被摒弃，而是必须要在“技”熟于心，可以熟练运用“技”之后，才能不受制于“技”，可以游于“技”之上，继而追求“无法而法”的自由境界。
苏轼留存下来的画作非常少见，循迹《枯木怪石图》和《潇湘竹石图》，可以感受到苏轼对于枯木、竹子、怪石以及周遭环境的“理”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其中每一笔画落笔都能将事物的来龙去脉表达清楚，透析生长的规律，在此之上达到“自然天放”，表现出事物的自然之态。同时他作画时处于无我境界，使得画面淡泊高远，又含有自然的生机勃勃。 四、儒家思想在苏轼艺术作品中的体现
自春秋末期孔子建立儒家学说后，儒学逐渐发展，至汉武帝时期达到顶峰。汉朝以后，儒学地位逐渐下降，儒释道三家开始较为平衡地共同发展。发展至宋朝，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新儒学”的宋代理学。但是在儒家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质讲求的纲常伦理、忠孝仁义是一直不变的。
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们积极入世就是受到儒家入世之说的影响，苏轼也同样如此。在他的思想中，儒家的“名教”是可以与道家“自然”共存的。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苏轼心怀天下的济世救民情怀就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苏轼的艺术思想中，人格品德与书法之间有着互相影响的关系。他认为书法作品与书法家的学识、德行、气质、修养是分不开的。正如苏轼在《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中所言：“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由此可以看出，苏轼认为，一个人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其精神、气质必然会体现在他的书作中。
五、结语
苏轼一直都是主张思想与艺术相结合的，他认为文化艺术应该表现出作者的思想观念，打通“艺”与“意”之间的隔阂。
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体系被苏轼融会贯通，他取三家之所长，致力于寻得一个处世之法，使自己的心灵达到一种平衡。同时，苏轼把自己人生构架下的哲学思想体系体现在艺术之中，这给他的艺术思想与创作赋予了无限的生机与魅力。
参考文献：
[1]苏轼.东坡题跋[M].白石，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2]陈中浙.我书意造本无法：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张毅.苏轼与朱熹[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
[4]林语堂.苏东坡传[M].北京：外語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王启鹏.苏轼文艺美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6]宁稼雨.《世说新语》与魏晋风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7]李昌舒.身份与趣味：论苏轼的士人画思想[J].艺术百家，2017（5）：162-169.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