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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正义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封建社会“法”的反拨和弥补，而“剑”则是中国侠客手中的标志性武器，最能代表侠客形象，是除暴安良和尚武精神的象征。古代的侠客行走于江湖，手中所持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利器大多数是剑，仿佛提到侠客,眼前浮现的兵器就是剑。那么，侠与剑究竟有着怎样难以割舍的情缘？剑代表着侠客怎样的侠义精神？侠客手中的剑又是怎样的形态？
侠与剑的难舍情缘
侠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出现于春秋战国时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到战国时，侠阶层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力量。“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中“游侠”、“私剑”并称，而“带剑者”的特征是“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后世关于“侠”的观念在此已露端倪。
然而，此说对侠的所指语焉不详，且无具体例证。一直到《史记》的《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征才被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并明确了“侠”所指的范围。司马迁所指的侠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既己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人。这是对汉代侠的总体评价。首先承认“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后指出了其言信行果，已诺必诚的诚信态度，“赴士之厄困”、“不爱其躯”的牺牲精神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谦逊品格。这既是对前代的侠所体现出来的侠义精神的总结，同时也为后世侠的价值取向奠定了叙述基调。
侠客与剑难以割舍的情缘首先是来自人们对剑的崇拜心理。剑的出现远较游侠为早，是中国最古老的兵器之一，《管子·地数》篇曰：“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这就是传说中剑的起源。这种“切玉如泥沙”的宝剑，据说“一童子服之，却三军之众”(《列子·汤问》)，自是威力无比。《荀子·性恶》篇就录下若干宝剑名称：“恒公之葱，大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阖间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 《越绝书》甚至记载晋郑为宝剑“泰阿”而兴师围楚，终被杀得“流血千里”。古代冶炼技术不发达，宝剑铸成不易，故其威力很容易被神化。
剑崇拜是中国古代兵器崇拜之一，古籍记载中多渲染剑的生命活力与神性。如《吴越春秋》卷四记有干将、莫邪为吴王铸剑，认为“神物之化，须人而成”，将剑当作一种生命的创造物。因此后世有剑化为蛟龙的描述就发端于此。
且不论若干宝剑的神奇传说，单是作为锋利的兵器，宝剑也备受古人青睐。宝剑能斩金切玉，其本身就是“武”的象征。古代剑术源远流长，文献中多有涉及。《庄子·说剑》记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吴越春秋》述袁公、越女舞剑；《史记·刺客列传》有鲁句践闻荆柯刺秦王不遂而感叹：“惜哉其不精于刺剑之术也”。甚至可以说只要稍加留意，在先秦有关文献中随处可见“剑”的行迹，这一兵器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如果说游侠与剑的结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也并不为过。
另一方面，游侠对剑的选择也是出于实际运用的需要。兵器种类繁多，游侠何以对剑情有独钟呢？据陈平原先生的分析：“扛大刀或持双斧实在难以‘远行游’，且未免过于杀气腾腾。而‘负剑’则形象美观大方，也不失壮士风度”。同时，当时佩剑之风流行，出行时带把剑也是寻常而不至于太过引人注意的装束，如若携带一奇形怪状的兵器则不免招摇。设若如此，则行侠未曾到达，风声早已入彼耳矣。明末李赞就曾说：“古者男子出行不离剑佩，远行不离弓矢”。正是基于对剑的崇拜心理和实用双重因素的催动，剑自然就会受到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侠的青睐，使两者紧紧结合在一起。
侠义精神的载体
当然，剑能够与侠紧密联系在一起，还与剑本身蕴含的文化意义休戚相关。中国武术系统中有“十八般兵器”或“十八般武艺”的称誉，意指中国器械武艺形式的多样性，然而在众多的器械武艺中，从来没有任何一样兵器能像剑那样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武术器械中最受人们喜爱的器物之一。
剑作为一种应战争需要的兵器出现，在其漫长的发展中经历了从防身自卫的“器物之剑”的单一功能，逐步演变为象征政治意义的“王者之剑”、技艺合一的“武舞之剑” 、斩妖杀魔的“辟邪之剑”以及追求康寿的“社会之剑”的多元文化追求。剑最初是士兵配备的作战兵器，起到“防检非常”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剑作为卫体武器，在战场上是格杀的器械，而在君王的手中则变成了代表“王权”的特殊用品。
根据《庄子·说剑篇》的记载，在庄子眼中，剑分两种：器层面的“有形之剑”和道层面的“无形之剑”。“有形的剑”庶人所持，其法为“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是无益于国事的具体的剑法。“无形的剑”王者所持，天子持之，以山河、社稷为剑，是国家管理之法；诸侯持之，则以士为剑，是任用人才之法。
宝剑到了道士或高僧的手中，便成了斩妖杀魔之剑，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宝剑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种很有文化意味的兵器。而且宝剑很大程度上跟道教传说联系在一起。道教传说中，宝剑能辟邪。中国古代冶炼技术不高，铸一把好的宝剑很难，所以宝剑成为一种被神化了的东西。跟道教结合之后??宝剑代表一种正义，一种阳刚之气，所谓鬼，所谓魔，都不敢接近。这种能够辟邪的兵器，当然相当神圣。”正如欧阳修《宝剑》所云：“此剑在人间，百妖夜收形。奸凶与佞媚，胆破骨亦惊。”直至今天，还有将难得的宝剑作为镇宅之宝悬挂于家中，以求辟邪保平安的习俗。
而宝剑到了历代武术家手中，便创造出了精彩纷呈的剑术套路，并通过“舞”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是剑舞。如先秦有“越女论剑”的传说，汉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到了唐代更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的诗文解读等等，所有这些文献记载都勾勒出一幅幅生动形象的剑舞画面。到了现代，剑作为一种武术器械，仍然活跃在日常生活之中，主要有两种功用，一是握在武术运动员手中“舞”出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竞技“剑花”，二是握在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舞”出追求长寿的健康“剑花”。 剑发展的历程，就是被人们不断赋予文化内涵的过程，剑在人们心目中就成为了文化的代表，正义的化身。因此宝剑更不得落于奸宄佞人之手。《大戴礼·剑之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可见只有仁者、德者、有道者才配拥有真正的宝剑。
侠客是春秋战国社会动荡时期出现的特殊阶层，他们义薄云天，除暴安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恪守“仁、义、信”的人生信念，就是社会中的仁者、德者、有道者，也是人们心目中正义的代表。从这点上讲，剑体现的文化精神与侠的文化气质是相通的，同时成为体现侠义精神的最优载体。
剑有长短 义无轻重
侠与剑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那么我们就不禁追问，侠客手中的剑究竟是什么形态呢？根据文献的记载与考察可以了解，侠使用的剑在形制上基本无异，仅有长短之别。
如在《吴越春秋》中记载了侠客专诸刺吴王僚的典故。吴国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大弟余祭，二弟夷，三弟季札。诸樊知道三弟季札贤，故不立太子，把王位依次传给三个弟弟，想最后把国家传到季札手里。诸樊死后，传余祭。余祭死，传夷。夷死，当传给季札。但季札坚辞不受，隐匿而去，夷之子僚便自立为吴王。王僚违背了兄位弟嗣、弟终长侄继位的祖规而顶替父位，因而本应继位的公子光心中不服，暗中伺机夺位。他厚待侠客专诸，使得专诸从自由之身变为了公子光的一名刺客，为报答公子光的礼遇之恩，他接受了刺杀吴王僚的使命。
大丈夫言出如山，行必有成，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舍己忘身。因此，专诸为刺杀吴王僚，便投王僚“好嗜鱼之炙”之所好，“从太湖学炙鱼，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后公子光“具酒而请王僚”，席间专诸“置鱼肠剑炙鱼中进之”，“既至王僚前，专诸乃擘炙鱼，因推匕首”，周围王僚的卫士“立戟交轵倚专诸胸，胸断胰开”。在如此惨烈的情况下，专诸居然“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贯甲达背，王僚立死”，而专诸也被左右侍卫刀戟砍死。
专诸生活在民间，他不图富贵、崇尚节义、身怀武艺，为报知遇之恩而出生入死，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博取他人性命。通过他的勇武行为，我们体会到“侠的意义，就是在关键和险要的一霎那放射的光华”。而专诸刺杀吴王僚的剑能够藏于鱼腹之中，可见其使用之剑为短剑。这与司马迁所著《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的典故相同。荆轲为刺杀秦王，就将短剑裹于地图之中，献图时“图穷匕首见”，以短剑刺秦王。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荆轲刺秦使用的剑亦为短剑。
侠客使用短剑是特殊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而长剑才是侠客佩戴和使用的武器。然而不管侠客手中握的是短剑还是长剑，所表现出来的只是长短之别，而它们承载的侠义精神却无轻重之分。
（注：本文作者任职于上海体育学院中国武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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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行刺赵襄子
豫让，春秋时期晋国人，晋卿智伯家臣，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史记·刺客列传》有关于他的记载。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而三分其地。赵襄子与智伯之间有极深的仇怨，遂拿他的头骨当作酒杯。豫让“遁逃山中”，决心为智伯复仇：“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
此后，豫让改变姓名装成罪人混入宫中去修整厕所，暗挟匕首欲行刺赵襄子，不想被发现。赵襄子感叹：“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念他义气，赵襄子便将他释放了。
豫让仍不死心，为了改变容貌，“漆身为厉，吞炭使哑”，装成市井中的乞丐，以图良机，甚至连妻子都不认识他了。有朋友劝他可以假装投靠赵襄子，赵襄子一定会重用、亲近豫让，那样不就有机会报仇了吗？“何乃残身苦形”？而豫让却说：“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他觉得如果那样做就是卑鄙的行径，将为天下所不齿。
一次，豫让暗伏于一桥下，准备在赵襄子过桥时谋刺。不想赵襄子到了桥边，马就惊了，赵襄子说道“此必是豫让也。”豫让又被赵襄子所捕。知道自己已难逃一死，遂于临死时向赵襄子求衣：“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赵襄子念豫让大义，遂把自己的衣服给了他。随后，豫让拔剑击斩其衣三次，以示为主复仇，然后便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侠与剑的难舍情缘
侠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出现于春秋战国时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到战国时，侠阶层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力量。“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中“游侠”、“私剑”并称，而“带剑者”的特征是“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后世关于“侠”的观念在此已露端倪。
然而，此说对侠的所指语焉不详，且无具体例证。一直到《史记》的《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征才被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并明确了“侠”所指的范围。司马迁所指的侠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既己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人。这是对汉代侠的总体评价。首先承认“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后指出了其言信行果，已诺必诚的诚信态度，“赴士之厄困”、“不爱其躯”的牺牲精神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谦逊品格。这既是对前代的侠所体现出来的侠义精神的总结，同时也为后世侠的价值取向奠定了叙述基调。
侠客与剑难以割舍的情缘首先是来自人们对剑的崇拜心理。剑的出现远较游侠为早，是中国最古老的兵器之一，《管子·地数》篇曰：“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这就是传说中剑的起源。这种“切玉如泥沙”的宝剑，据说“一童子服之，却三军之众”(《列子·汤问》)，自是威力无比。《荀子·性恶》篇就录下若干宝剑名称：“恒公之葱，大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阖间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 《越绝书》甚至记载晋郑为宝剑“泰阿”而兴师围楚，终被杀得“流血千里”。古代冶炼技术不发达，宝剑铸成不易，故其威力很容易被神化。
剑崇拜是中国古代兵器崇拜之一，古籍记载中多渲染剑的生命活力与神性。如《吴越春秋》卷四记有干将、莫邪为吴王铸剑，认为“神物之化，须人而成”，将剑当作一种生命的创造物。因此后世有剑化为蛟龙的描述就发端于此。
且不论若干宝剑的神奇传说，单是作为锋利的兵器，宝剑也备受古人青睐。宝剑能斩金切玉，其本身就是“武”的象征。古代剑术源远流长，文献中多有涉及。《庄子·说剑》记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吴越春秋》述袁公、越女舞剑；《史记·刺客列传》有鲁句践闻荆柯刺秦王不遂而感叹：“惜哉其不精于刺剑之术也”。甚至可以说只要稍加留意，在先秦有关文献中随处可见“剑”的行迹，这一兵器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如果说游侠与剑的结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也并不为过。
另一方面，游侠对剑的选择也是出于实际运用的需要。兵器种类繁多，游侠何以对剑情有独钟呢？据陈平原先生的分析：“扛大刀或持双斧实在难以‘远行游’，且未免过于杀气腾腾。而‘负剑’则形象美观大方，也不失壮士风度”。同时，当时佩剑之风流行，出行时带把剑也是寻常而不至于太过引人注意的装束，如若携带一奇形怪状的兵器则不免招摇。设若如此，则行侠未曾到达，风声早已入彼耳矣。明末李赞就曾说：“古者男子出行不离剑佩，远行不离弓矢”。正是基于对剑的崇拜心理和实用双重因素的催动，剑自然就会受到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侠的青睐，使两者紧紧结合在一起。
侠义精神的载体
当然，剑能够与侠紧密联系在一起，还与剑本身蕴含的文化意义休戚相关。中国武术系统中有“十八般兵器”或“十八般武艺”的称誉，意指中国器械武艺形式的多样性，然而在众多的器械武艺中，从来没有任何一样兵器能像剑那样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武术器械中最受人们喜爱的器物之一。
剑作为一种应战争需要的兵器出现，在其漫长的发展中经历了从防身自卫的“器物之剑”的单一功能，逐步演变为象征政治意义的“王者之剑”、技艺合一的“武舞之剑” 、斩妖杀魔的“辟邪之剑”以及追求康寿的“社会之剑”的多元文化追求。剑最初是士兵配备的作战兵器，起到“防检非常”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剑作为卫体武器，在战场上是格杀的器械，而在君王的手中则变成了代表“王权”的特殊用品。
根据《庄子·说剑篇》的记载，在庄子眼中，剑分两种：器层面的“有形之剑”和道层面的“无形之剑”。“有形的剑”庶人所持，其法为“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是无益于国事的具体的剑法。“无形的剑”王者所持，天子持之，以山河、社稷为剑，是国家管理之法；诸侯持之，则以士为剑，是任用人才之法。
宝剑到了道士或高僧的手中，便成了斩妖杀魔之剑，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宝剑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种很有文化意味的兵器。而且宝剑很大程度上跟道教传说联系在一起。道教传说中，宝剑能辟邪。中国古代冶炼技术不高，铸一把好的宝剑很难，所以宝剑成为一种被神化了的东西。跟道教结合之后??宝剑代表一种正义，一种阳刚之气，所谓鬼，所谓魔，都不敢接近。这种能够辟邪的兵器，当然相当神圣。”正如欧阳修《宝剑》所云：“此剑在人间，百妖夜收形。奸凶与佞媚，胆破骨亦惊。”直至今天，还有将难得的宝剑作为镇宅之宝悬挂于家中，以求辟邪保平安的习俗。
而宝剑到了历代武术家手中，便创造出了精彩纷呈的剑术套路，并通过“舞”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是剑舞。如先秦有“越女论剑”的传说，汉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到了唐代更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的诗文解读等等，所有这些文献记载都勾勒出一幅幅生动形象的剑舞画面。到了现代，剑作为一种武术器械，仍然活跃在日常生活之中，主要有两种功用，一是握在武术运动员手中“舞”出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竞技“剑花”，二是握在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舞”出追求长寿的健康“剑花”。 剑发展的历程，就是被人们不断赋予文化内涵的过程，剑在人们心目中就成为了文化的代表，正义的化身。因此宝剑更不得落于奸宄佞人之手。《大戴礼·剑之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可见只有仁者、德者、有道者才配拥有真正的宝剑。
侠客是春秋战国社会动荡时期出现的特殊阶层，他们义薄云天，除暴安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恪守“仁、义、信”的人生信念，就是社会中的仁者、德者、有道者，也是人们心目中正义的代表。从这点上讲，剑体现的文化精神与侠的文化气质是相通的，同时成为体现侠义精神的最优载体。
剑有长短 义无轻重
侠与剑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那么我们就不禁追问，侠客手中的剑究竟是什么形态呢？根据文献的记载与考察可以了解，侠使用的剑在形制上基本无异，仅有长短之别。
如在《吴越春秋》中记载了侠客专诸刺吴王僚的典故。吴国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大弟余祭，二弟夷，三弟季札。诸樊知道三弟季札贤，故不立太子，把王位依次传给三个弟弟，想最后把国家传到季札手里。诸樊死后，传余祭。余祭死，传夷。夷死，当传给季札。但季札坚辞不受，隐匿而去，夷之子僚便自立为吴王。王僚违背了兄位弟嗣、弟终长侄继位的祖规而顶替父位，因而本应继位的公子光心中不服，暗中伺机夺位。他厚待侠客专诸，使得专诸从自由之身变为了公子光的一名刺客，为报答公子光的礼遇之恩，他接受了刺杀吴王僚的使命。
大丈夫言出如山，行必有成，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舍己忘身。因此，专诸为刺杀吴王僚，便投王僚“好嗜鱼之炙”之所好，“从太湖学炙鱼，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后公子光“具酒而请王僚”，席间专诸“置鱼肠剑炙鱼中进之”，“既至王僚前，专诸乃擘炙鱼，因推匕首”，周围王僚的卫士“立戟交轵倚专诸胸，胸断胰开”。在如此惨烈的情况下，专诸居然“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贯甲达背，王僚立死”，而专诸也被左右侍卫刀戟砍死。
专诸生活在民间，他不图富贵、崇尚节义、身怀武艺，为报知遇之恩而出生入死，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博取他人性命。通过他的勇武行为，我们体会到“侠的意义，就是在关键和险要的一霎那放射的光华”。而专诸刺杀吴王僚的剑能够藏于鱼腹之中，可见其使用之剑为短剑。这与司马迁所著《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的典故相同。荆轲为刺杀秦王，就将短剑裹于地图之中，献图时“图穷匕首见”，以短剑刺秦王。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荆轲刺秦使用的剑亦为短剑。
侠客使用短剑是特殊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而长剑才是侠客佩戴和使用的武器。然而不管侠客手中握的是短剑还是长剑，所表现出来的只是长短之别，而它们承载的侠义精神却无轻重之分。
（注：本文作者任职于上海体育学院中国武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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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行刺赵襄子
豫让，春秋时期晋国人，晋卿智伯家臣，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史记·刺客列传》有关于他的记载。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而三分其地。赵襄子与智伯之间有极深的仇怨，遂拿他的头骨当作酒杯。豫让“遁逃山中”，决心为智伯复仇：“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
此后，豫让改变姓名装成罪人混入宫中去修整厕所，暗挟匕首欲行刺赵襄子，不想被发现。赵襄子感叹：“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念他义气，赵襄子便将他释放了。
豫让仍不死心，为了改变容貌，“漆身为厉，吞炭使哑”，装成市井中的乞丐，以图良机，甚至连妻子都不认识他了。有朋友劝他可以假装投靠赵襄子，赵襄子一定会重用、亲近豫让，那样不就有机会报仇了吗？“何乃残身苦形”？而豫让却说：“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他觉得如果那样做就是卑鄙的行径，将为天下所不齿。
一次，豫让暗伏于一桥下，准备在赵襄子过桥时谋刺。不想赵襄子到了桥边，马就惊了，赵襄子说道“此必是豫让也。”豫让又被赵襄子所捕。知道自己已难逃一死，遂于临死时向赵襄子求衣：“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赵襄子念豫让大义，遂把自己的衣服给了他。随后，豫让拔剑击斩其衣三次，以示为主复仇，然后便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