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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苏中的“草鞋司令”陈玉生，其脚蹬草鞋、打着绑腿的革命军人形象深深地留在家乡人民的脑海中。抗日战争时期，他组织、领导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在苏中地区深得百姓爱戴。因而，百姓们也亲切地称呼他“瓦嘎司令”。“瓦嘎”是泰兴方言的音译，意思是“我们家的”或“我们的”，百姓对他的爱戴可见一斑。而他传奇的革命生涯也在当地广为流传。
革命意识初觉醒
1900年，陈玉生出生在泰兴县南沙乡陈家庄一户普通的农民家中，因生活所迫，15岁的他在本家叔叔陈玉祥的带领下到上海生和隆油厂当徒工。刚离开贫苦的家乡，来到花花世界大上海，陈玉生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新奇。尽管当徒工非常辛苦，但比起在家乡“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陈玉生觉得很知足，因此，在上海的最初几年，他一心只顾着埋头做工。
1930年秋，红十四军在江苏通海如泰斗争失败后，家乡有一些革命者逃到了上海，住在陈玉生家中，和他谈起了红十四军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及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陈玉生听了打心眼儿里觉得很痛快，渐渐地萌发了对革命的向往。3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国难深重、内忧外患的时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的东北，次年1月28日又对上海发起进攻。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风起云涌。陈玉生和工友们一起，积极参加罢工、游行示威和抗日宣传活动。
1936年春，陈玉生由上海党的外围组织“社联”成员陈进觉介绍参加了上海抗日救国会。之后，陈玉生又认识并结交了失去组织关系的宋振鼎，宋对陈玉生关怀备至。由于频繁开展救亡工作，来客很多，陈家受到日本人的盘查。这样，陈玉生不敢回家，只有在杨树浦、曹家渡、南京路一带活动，居无定所。宋振鼎知悉后，将他安排在杨树浦老公茂工厂一个老工人家中的阁楼上。老宋不仅每天介绍他阅读一些进步书籍，而且经常和他一起讨论形势，谈革命道理，这一切在陈玉生心头燃起了熊熊的革命之火。他晚上参加抗日救国会的活动，白天就独自在阁楼上看书。他被书上写的穷人要翻身做主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越读越想读，这样在老工人家中的阁楼上，陈玉生待了四个月。其间，老宋还安排陈玉生参加工人夜校学习，抗日宣传和其他进步活动，让他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提高政治觉悟。
陈玉生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我之所以能在抗日战争初期拉起抗日游击队，走上革命道路，参加共产党，参加新四军，是因为我在上海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受到了党的教育和革命思想影响。没有上海的一段经历，也就没有后来的我在泰兴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活动。”
身陷囹圄坚持斗争
1936年底，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陈玉生参加了上海日商纱厂总罢工，以反对日商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抗议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以及华北的暴行。在总罢工期间，愤怒的中国工人打死了一个作恶多端的日本特务。日本方面怀疑此事为陈玉生一行所为，于是命令上海警察局进行查处。
1937年7月，陈玉生和杨桂芳及四个孩子被逮捕，陈玉生被单独押往国民党警察局。面对国民党的询问，陈玉生严词以对，拒不交代，于是国民党对其刑讯逼供，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用烙铁烙，并对他连续使用了七次电刑。陈玉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然而他却咬紧牙关，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敌人无计可施，决定押解原籍，由国民党泰兴县政府继续审问。
陈玉生被押解到泰兴，县长单成仪亲自审讯，要他交代“犯罪事实”。陈玉生仍然坚持在上海的说法，没有什么可以交代，并一再申诉自己无罪。在一次又一次的审讯中，陈玉生还乘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劝单成仪等人团结抗日。令审讯他的人瞠目结舌、无以应答。
泰兴县政府的监狱里关押着原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的一些人员，他又认识了农民起义和红十四军的在押人员周德华、顾义群等，与他们结成了患难之交。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又向上海发动全面进攻。这些消息陆续传到狱中，陈玉生闻讯，全身的热血沸腾了，面对着山河破碎、妻离子散的惨烈现状，他迫切渴望冲出牢狱，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
过了几天，陈玉生从探监的亲属处得知：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要求以及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等在国共两党谈判中所坚持的条件和施加的压力下，已经释放了1936年就被他们关押的沈钧儒等“七君子”。听到这个消息，陈玉生非常高兴，认为：争取出狱的时机到了。他和狱友们一商量，决定给县政府写请愿信，要求县政府以抗日为重，释放全部无罪在押人员，并一致要求由陈玉生起草请愿书。
陈玉生在请愿书中写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值此异族侵入，国难当头之时，我等决心以七尺之躯，报效国家民族。谨望政府体察民意，顺应民心，为国家民族存亡大计，释放全部无罪在监人员，输送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斗争。紧接着，他和狱友们又组织了一次罢饭运动。这天的午饭时分，一大桶饭放在了院子里，但和平常不一样，今天的犯人手头都没有拿碗，等人到齐了，陈玉生带头高呼口号：“我们不吃饭，我们要求见县长”“我们要到前方抗日，杀敌立功”“我们不要做亡国奴”！阵阵口号声惊动了杨姓狱官，陈玉生对他说：“我代表全体狱友，要求县长接见，让我们到前方杀敌立功，如不答应，我们就不吃饭”。这位狱官怕把事情闹大，便对大家说：“你们要抗日，不愿做亡国奴，我同情你们，我负责向县长汇报，你们先吃饭，要抗日也得有强壮的身体才行。”于是，大家一合计，决定先吃饭，等狱官汇报后再说。
县长单成仪知悉该情況后，责令警察局长张恨愚查清此事，背后主谋予以查办。讯问中，陈玉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一再申诉请愿理由，表明抗日救国之心，使张恨愚大为感动，在单成仪面前讲了许多好话。1937年9月，陈玉生终于被释放出狱了。 组织武装首战告捷
出狱后，陈玉生稍作休息，便开始筹划组织抗日团体和抗日游击队的事情。他和从上海回来的陈进觉，并约上马般青、钱文礼等人聚在陈进觉家中，共商抗日大计。经过几次反复讨论，最后大家商定：坚决遵照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指示，首先建立“靖泰抗日救亡协会”，地址设在禅师殿，并立即制定协会章程，发布宣传口号。经过广泛宣传，充分发动，很快就在靖江、泰兴和如西三县交界地区发展了大批会员。与此同时，他们想方设法准备搜集枪支弹药。在反复侦查、摸索情况后，决定由靖泰抗日救亡协会出面，以“借枪抗日”的名义，采取各种方式和方法，收缴了一些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顽区公所常备队和乡公所自卫队的枪支弹药，以备武装即将建立的抗日游击队。
1938年2月11日，在柳家巷张宅大院，召开抗日游击队成立大会，陈玉生在大会上庄严宣告：“靖泰抗日游击队”成立。陈玉生任大队长，马般青任参谋长，陈进觉任政治部主任，钱文礼任副官，原农民起义中的积极分子和红十四军的一些人员则成为队伍中的骨干。全队共有官兵250余人，游击队下设三个连。陈玉生带着这200多个年轻人风里雨里跌爬滚打搞军事训练，为抗日杀敌保家乡苦练杀敌本领。
1938年2月21日，陈玉生得知驻靖江城的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明天早上将要出城，到泰兴广陵镇一带扫荡，带队的是黑田中佐。
陈玉生已经听说过，黑田是一个嗜血成性、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强盗。日军侵占靖江城后，黑田屡次率领鬼子下乡扫荡，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陈玉生怒火中烧，拍案而起，狠狠地说：“打的就是他，这是我们游击队的第一次战斗，大家必须勇敢作战，敢打敢拼，要给日本鬼子一个沉重的打击。”傍晚，陈玉生又亲临现场，观察地形，以作好伏击战的具体布置。
22日早晨8点多钟，黑田率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和伪军约300余人朝范石桥走来。陈玉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的情况，眼看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内，陈玉生瞄准鬼子开了第一枪。全体队员立即开火，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田野，走在前排的鬼子当即丧命，活着的日伪军当场乱作一团。黑田命令鬼子就地卧倒，准备组织反击。
这些第一次上战场的年轻人，虽然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但他们对装备精良、骄横无比的侵略者毫不胆怯。陈玉生率领年轻的战士们与日军激战8小时，击毙日军43名，缴获三八式步枪8支。这次战斗，游击队5人负伤，2人牺牲。此战挫败了日军侵犯广陵镇的企图，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往日骄横跋扈的日军龟缩在靖江城内一段时期不敢下乡。
靖泰抗日游击队的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们到了西沙，许多百姓纷纷送粮送肉来慰劳，且天天都有不少青年要求参军，游击队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人。后来靖泰抗日游击队直接受到中共如、泰、靖党委领导，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中，这支部队经历过在南通被缴枪的曲折，也创造过奇袭季家市，一度收复靖江城的辉煌，几经起落，不断发展壮大。在斗争实践中，陈玉生的政治思想日趋成熟。1939年2月经惠浴宇、金求真两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
战争年代屡立功勋
1940年5月17日，日伪军500余人扫荡江都吴家桥，我新四军挺进纵队与之发生激战，日伪军伤亡惨重。为防敌人报复，挺进纵队撤到郭村休整。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趁机挑拨，唆使泰州李长江纠集13个团的兵力进攻郭村。为给国民党顽固势力以应有的反击，挺进纵队和苏北特委急电陈玉生立即率部参加郭村保卫战。陈玉生星夜驰援，与新四军主力叶飞、陶勇二部胜利会师。从此，陈玉生所属部队编入新四军主力序列，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三纵队，陈玉生任副司令员。尔后，陈玉生又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黄桥战役。
1941年，陈玉生先后擔任苏中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三分区是苏中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军分区机关曾遭袭击，陈玉生身负重伤。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陈玉生坚定正确地执行了党的建党建军路线和创建根据地的各项政策。他除了直接领导三分区的军事工作、指挥部队作战外，还参与地委领导，广泛开展统战工作，负责对顽军、伪军的宣传、争取和瓦解工作。陈玉生还应组织要求利用过去的帮会关系，为新四军筹集医疗器材，营救被捕同志，组织情报网络，搜集敌情动态。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建立和保卫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陈玉生任苏中军区独立旅旅长。他率部解放了黄桥、泰兴等城镇，配合友邻解放了如皋、盐城、伍佑等十余座城镇，歼敌数万。组织了泰州姜堰战役，重创了敌军，受到苏中军区首长嘉奖。1947年，陈玉生任华东野战军华中指挥部副参谋长，1948年任苏北兵团（后改为十兵团）副参谋长，参加了涟水、盐南、泗阳、淮海、渡江等大小数十场战役和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亊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忠诚坦荡党心弥坚
1949年春渡江后，陈玉生担任苏南军区参谋长兼无锡警备区司令员。同年7月调任华东军区海军后勤司令员。1951年2月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第一副参谋长。在这一时期，陈玉生为新区机关的建立，城市的警卫以及华东海军后勤部队的建立，后勤基地的建设，海岸炮兵的技术训练和骨干培养，付出了艰辛努力，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1959年，陈玉生由部队转业，曾担任江苏省政协常委、省人委副秘书长。粉碎“四人帮”后，先后担任过省委统战部顾问、省政协副主席。
陈玉生一生久经考验，几经磨难，他对党的耿耿忠心始终不变，不管遇到什么艰难曲折，也动摇不了他“跟党走，做党的人”的坚定信念。1951年“三反”及1955年“肃反”，陈玉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了迫害。面对曲折和挫折，他心地坦荡，党心弥坚，坚信党的阳光必定会扫除阴霾，恢复朗朗乾坤。1979年中共江苏省委、1983年中共南京军区党委先后做出《关于陈玉生同志错案的平反决定》，为陈玉生同志在“三反”、“肃反”和“文革”中受到的错误处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3年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陈玉生的行政级别恢复为8级，享受正军级待遇。
1990年7月，黄桥老区召开新四军东进50周年纪念大会，同时召开黄桥老区经济发展座谈会，90岁高龄的陈老兴致勃勃前往参加。他坚持参加了会议各项活动，还不顾劳累，接触基层干部，参观工厂农村，走访父老乡亲，畅叙鱼水深情。特别是在纪念大会上，他代表老一辈革命领导人所作的讲话，充满了对老区和老区人民的无限深情，令人感动，令人振奋，多次激起全场热烈的掌声。
1994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陈玉生同志，在南京逝世，享年95岁。
（责任编辑 刘顺发）
革命意识初觉醒
1900年，陈玉生出生在泰兴县南沙乡陈家庄一户普通的农民家中，因生活所迫，15岁的他在本家叔叔陈玉祥的带领下到上海生和隆油厂当徒工。刚离开贫苦的家乡，来到花花世界大上海，陈玉生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新奇。尽管当徒工非常辛苦，但比起在家乡“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陈玉生觉得很知足，因此，在上海的最初几年，他一心只顾着埋头做工。
1930年秋，红十四军在江苏通海如泰斗争失败后，家乡有一些革命者逃到了上海，住在陈玉生家中，和他谈起了红十四军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及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陈玉生听了打心眼儿里觉得很痛快，渐渐地萌发了对革命的向往。3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国难深重、内忧外患的时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的东北，次年1月28日又对上海发起进攻。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风起云涌。陈玉生和工友们一起，积极参加罢工、游行示威和抗日宣传活动。
1936年春，陈玉生由上海党的外围组织“社联”成员陈进觉介绍参加了上海抗日救国会。之后，陈玉生又认识并结交了失去组织关系的宋振鼎，宋对陈玉生关怀备至。由于频繁开展救亡工作，来客很多，陈家受到日本人的盘查。这样，陈玉生不敢回家，只有在杨树浦、曹家渡、南京路一带活动，居无定所。宋振鼎知悉后，将他安排在杨树浦老公茂工厂一个老工人家中的阁楼上。老宋不仅每天介绍他阅读一些进步书籍，而且经常和他一起讨论形势，谈革命道理，这一切在陈玉生心头燃起了熊熊的革命之火。他晚上参加抗日救国会的活动，白天就独自在阁楼上看书。他被书上写的穷人要翻身做主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越读越想读，这样在老工人家中的阁楼上，陈玉生待了四个月。其间，老宋还安排陈玉生参加工人夜校学习，抗日宣传和其他进步活动，让他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提高政治觉悟。
陈玉生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我之所以能在抗日战争初期拉起抗日游击队，走上革命道路，参加共产党，参加新四军，是因为我在上海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受到了党的教育和革命思想影响。没有上海的一段经历，也就没有后来的我在泰兴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活动。”
身陷囹圄坚持斗争
1936年底，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陈玉生参加了上海日商纱厂总罢工，以反对日商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抗议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以及华北的暴行。在总罢工期间，愤怒的中国工人打死了一个作恶多端的日本特务。日本方面怀疑此事为陈玉生一行所为，于是命令上海警察局进行查处。
1937年7月，陈玉生和杨桂芳及四个孩子被逮捕，陈玉生被单独押往国民党警察局。面对国民党的询问，陈玉生严词以对，拒不交代，于是国民党对其刑讯逼供，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用烙铁烙，并对他连续使用了七次电刑。陈玉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然而他却咬紧牙关，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敌人无计可施，决定押解原籍，由国民党泰兴县政府继续审问。
陈玉生被押解到泰兴，县长单成仪亲自审讯，要他交代“犯罪事实”。陈玉生仍然坚持在上海的说法，没有什么可以交代，并一再申诉自己无罪。在一次又一次的审讯中，陈玉生还乘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劝单成仪等人团结抗日。令审讯他的人瞠目结舌、无以应答。
泰兴县政府的监狱里关押着原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的一些人员，他又认识了农民起义和红十四军的在押人员周德华、顾义群等，与他们结成了患难之交。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又向上海发动全面进攻。这些消息陆续传到狱中，陈玉生闻讯，全身的热血沸腾了，面对着山河破碎、妻离子散的惨烈现状，他迫切渴望冲出牢狱，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
过了几天，陈玉生从探监的亲属处得知：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要求以及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等在国共两党谈判中所坚持的条件和施加的压力下，已经释放了1936年就被他们关押的沈钧儒等“七君子”。听到这个消息，陈玉生非常高兴，认为：争取出狱的时机到了。他和狱友们一商量，决定给县政府写请愿信，要求县政府以抗日为重，释放全部无罪在押人员，并一致要求由陈玉生起草请愿书。
陈玉生在请愿书中写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值此异族侵入，国难当头之时，我等决心以七尺之躯，报效国家民族。谨望政府体察民意，顺应民心，为国家民族存亡大计，释放全部无罪在监人员，输送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斗争。紧接着，他和狱友们又组织了一次罢饭运动。这天的午饭时分，一大桶饭放在了院子里，但和平常不一样，今天的犯人手头都没有拿碗，等人到齐了，陈玉生带头高呼口号：“我们不吃饭，我们要求见县长”“我们要到前方抗日，杀敌立功”“我们不要做亡国奴”！阵阵口号声惊动了杨姓狱官，陈玉生对他说：“我代表全体狱友，要求县长接见，让我们到前方杀敌立功，如不答应，我们就不吃饭”。这位狱官怕把事情闹大，便对大家说：“你们要抗日，不愿做亡国奴，我同情你们，我负责向县长汇报，你们先吃饭，要抗日也得有强壮的身体才行。”于是，大家一合计，决定先吃饭，等狱官汇报后再说。
县长单成仪知悉该情況后，责令警察局长张恨愚查清此事，背后主谋予以查办。讯问中，陈玉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一再申诉请愿理由，表明抗日救国之心，使张恨愚大为感动，在单成仪面前讲了许多好话。1937年9月，陈玉生终于被释放出狱了。 组织武装首战告捷
出狱后，陈玉生稍作休息，便开始筹划组织抗日团体和抗日游击队的事情。他和从上海回来的陈进觉，并约上马般青、钱文礼等人聚在陈进觉家中，共商抗日大计。经过几次反复讨论，最后大家商定：坚决遵照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指示，首先建立“靖泰抗日救亡协会”，地址设在禅师殿，并立即制定协会章程，发布宣传口号。经过广泛宣传，充分发动，很快就在靖江、泰兴和如西三县交界地区发展了大批会员。与此同时，他们想方设法准备搜集枪支弹药。在反复侦查、摸索情况后，决定由靖泰抗日救亡协会出面，以“借枪抗日”的名义，采取各种方式和方法，收缴了一些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顽区公所常备队和乡公所自卫队的枪支弹药，以备武装即将建立的抗日游击队。
1938年2月11日，在柳家巷张宅大院，召开抗日游击队成立大会，陈玉生在大会上庄严宣告：“靖泰抗日游击队”成立。陈玉生任大队长，马般青任参谋长，陈进觉任政治部主任，钱文礼任副官，原农民起义中的积极分子和红十四军的一些人员则成为队伍中的骨干。全队共有官兵250余人，游击队下设三个连。陈玉生带着这200多个年轻人风里雨里跌爬滚打搞军事训练，为抗日杀敌保家乡苦练杀敌本领。
1938年2月21日，陈玉生得知驻靖江城的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明天早上将要出城，到泰兴广陵镇一带扫荡，带队的是黑田中佐。
陈玉生已经听说过，黑田是一个嗜血成性、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强盗。日军侵占靖江城后，黑田屡次率领鬼子下乡扫荡，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陈玉生怒火中烧，拍案而起，狠狠地说：“打的就是他，这是我们游击队的第一次战斗，大家必须勇敢作战，敢打敢拼，要给日本鬼子一个沉重的打击。”傍晚，陈玉生又亲临现场，观察地形，以作好伏击战的具体布置。
22日早晨8点多钟，黑田率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和伪军约300余人朝范石桥走来。陈玉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的情况，眼看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内，陈玉生瞄准鬼子开了第一枪。全体队员立即开火，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田野，走在前排的鬼子当即丧命，活着的日伪军当场乱作一团。黑田命令鬼子就地卧倒，准备组织反击。
这些第一次上战场的年轻人，虽然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但他们对装备精良、骄横无比的侵略者毫不胆怯。陈玉生率领年轻的战士们与日军激战8小时，击毙日军43名，缴获三八式步枪8支。这次战斗，游击队5人负伤，2人牺牲。此战挫败了日军侵犯广陵镇的企图，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往日骄横跋扈的日军龟缩在靖江城内一段时期不敢下乡。
靖泰抗日游击队的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们到了西沙，许多百姓纷纷送粮送肉来慰劳，且天天都有不少青年要求参军，游击队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人。后来靖泰抗日游击队直接受到中共如、泰、靖党委领导，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中，这支部队经历过在南通被缴枪的曲折，也创造过奇袭季家市，一度收复靖江城的辉煌，几经起落，不断发展壮大。在斗争实践中，陈玉生的政治思想日趋成熟。1939年2月经惠浴宇、金求真两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
战争年代屡立功勋
1940年5月17日，日伪军500余人扫荡江都吴家桥，我新四军挺进纵队与之发生激战，日伪军伤亡惨重。为防敌人报复，挺进纵队撤到郭村休整。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趁机挑拨，唆使泰州李长江纠集13个团的兵力进攻郭村。为给国民党顽固势力以应有的反击，挺进纵队和苏北特委急电陈玉生立即率部参加郭村保卫战。陈玉生星夜驰援，与新四军主力叶飞、陶勇二部胜利会师。从此，陈玉生所属部队编入新四军主力序列，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三纵队，陈玉生任副司令员。尔后，陈玉生又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黄桥战役。
1941年，陈玉生先后擔任苏中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三分区是苏中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军分区机关曾遭袭击，陈玉生身负重伤。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陈玉生坚定正确地执行了党的建党建军路线和创建根据地的各项政策。他除了直接领导三分区的军事工作、指挥部队作战外，还参与地委领导，广泛开展统战工作，负责对顽军、伪军的宣传、争取和瓦解工作。陈玉生还应组织要求利用过去的帮会关系，为新四军筹集医疗器材，营救被捕同志，组织情报网络，搜集敌情动态。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建立和保卫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陈玉生任苏中军区独立旅旅长。他率部解放了黄桥、泰兴等城镇，配合友邻解放了如皋、盐城、伍佑等十余座城镇，歼敌数万。组织了泰州姜堰战役，重创了敌军，受到苏中军区首长嘉奖。1947年，陈玉生任华东野战军华中指挥部副参谋长，1948年任苏北兵团（后改为十兵团）副参谋长，参加了涟水、盐南、泗阳、淮海、渡江等大小数十场战役和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亊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忠诚坦荡党心弥坚
1949年春渡江后，陈玉生担任苏南军区参谋长兼无锡警备区司令员。同年7月调任华东军区海军后勤司令员。1951年2月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第一副参谋长。在这一时期，陈玉生为新区机关的建立，城市的警卫以及华东海军后勤部队的建立，后勤基地的建设，海岸炮兵的技术训练和骨干培养，付出了艰辛努力，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1959年，陈玉生由部队转业，曾担任江苏省政协常委、省人委副秘书长。粉碎“四人帮”后，先后担任过省委统战部顾问、省政协副主席。
陈玉生一生久经考验，几经磨难，他对党的耿耿忠心始终不变，不管遇到什么艰难曲折，也动摇不了他“跟党走，做党的人”的坚定信念。1951年“三反”及1955年“肃反”，陈玉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了迫害。面对曲折和挫折，他心地坦荡，党心弥坚，坚信党的阳光必定会扫除阴霾，恢复朗朗乾坤。1979年中共江苏省委、1983年中共南京军区党委先后做出《关于陈玉生同志错案的平反决定》，为陈玉生同志在“三反”、“肃反”和“文革”中受到的错误处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3年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陈玉生的行政级别恢复为8级，享受正军级待遇。
1990年7月，黄桥老区召开新四军东进50周年纪念大会，同时召开黄桥老区经济发展座谈会，90岁高龄的陈老兴致勃勃前往参加。他坚持参加了会议各项活动，还不顾劳累，接触基层干部，参观工厂农村，走访父老乡亲，畅叙鱼水深情。特别是在纪念大会上，他代表老一辈革命领导人所作的讲话，充满了对老区和老区人民的无限深情，令人感动，令人振奋，多次激起全场热烈的掌声。
1994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陈玉生同志，在南京逝世，享年95岁。
（责任编辑 刘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