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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日本江户时代，出版物进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庶民读者的推动下，新的信息载体“草子”应运而生。同时，大量出版以前的诸文本也因迎合庶民的阅读而改变了形式。当时社会上流通的出版物不仅传达统治者的意识或精英知识分子的主张，也开始服务于庶民的需要。从庶民阅读史的视角对日本江户时代的出版进行研究，使我们不但能了解到当时出版过程的本身，而且能考察出版所传播的情报与它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洞悉大量出版是如何为日本社会日后的近代启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阅读史；出版；江户时代；庶民文化；草子
17世纪的日本，出版物以复杂多样的形式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它建立了新的交流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商业形式、新的知识和新的选择，同时也为国家控制民众提供了新的手段。但是在传统文化史研究中，涉及江户时代出版的图书、带说明的连环画、传单等广义的文本符号时，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往往只在符号自身以及符号创造者的意图和它们与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换言之，传统研究瞩目于文本的版本，文本创作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或创作意图等相对静止的层面。但是出版物既然是一种文本符号，而符号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忽视它们在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不能忽略出版和众多参与信息传播的“小人物”之间的互动。
一、江户时期出版业发展与大众阅读普遍化
日本在17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为牟利进行的出版事业也蒸蒸日上。宽永年间（1624-1633年）出版物的种类开始增多，价格趋向低廉。出版物的销售对象不仅包含了整个公卿、武士、学者阶层，更普及到商人、手工业者和富裕农民。可以说，不仅服务于权贵，也服务于平民百姓的出版业已经初具规模。到17世纪末，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京坂地区为中心，覆盖全国的出版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网络。出版商根据市场偏好，向执笔、绘画者预订某类题材的作品，然后再制作、销售的例子已经相当普遍。租书商们背着书箱走街串巷，他们将书籍以低廉的价格租给买不起出版物的城市及近郊居民。出版物不再是权贵的奢侈享受，数量空前的民众第一次获得了阅读的体验。
从现存的一些读书笔记以及书籍目录中可以挖掘出个人阅读的实例。这些具体而零星的阅读体验令我们能够了解在江户时代的出版变革中，情报的传播媒介与它的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我们所研究的读书笔记，只有很少的部分是读者专门记载读后感的册子，大部分是读者在图书留白处的信笔涂鸦。书籍目录也很少是读者为统计藏书而制作的，大多是遗产清单、租书商的账目、家庭支出账簿中关于书籍消费的部分。即是说一般被认为是史料中的“边角碎料”的内容恰恰是阅读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研究上述材料中所体现的实际例子，可以发现江户时代早期，即宽永以前，出版物读者的主力是上层武士，他们主要的读物为汉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德川政权的上层武士是国家新的管理者，他们迫切需要掌握各种行政管理的理论，而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汉籍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林罗山（1583-1657年）22岁的时候就有400册以上的藏书，绝大多数都是汉籍，它们中一部分今天保存在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其中不仅有《论语集解》（室町时代刊）、《万首唐人绝句》（明万历刊）这样的学问书，更有偏于娱乐趣味的志怪小说，如《棠阴比事》。《棠阴比事》是喜爱志怪小说的林罗山于元和五年（1619年）命弟子抄写的，然后又经过他亲自校订，制作的过程都在书籍最后的留白处记录了下来。因为林罗山的小说兴趣，国立公文图书馆他的藏书中还有《狐媚丛谈》与《剪灯新话》。宽永到化政（1804-1829年）以前，出版物的读者主力是中层武士与有钱町人组成的“市民中间层”，他们主要的读物是各种各样的“草子”。这是因为出版量的扩大令出版物价格下降，城市中间层的市民成为了最大数量的读者，他们多以娱乐和实用为目的进行阅读，因此各类“草子”是最受欢迎的出版物。有一个名叫久次的大坂商人，根据他的日记，他在享保五年（1720年）从租书行商手中借市价银2.5文目的《清水物语》付租金0.15文目，而《清水物语》正是当时十分畅销的假名草子。化政到幕末的这段时间，由于租书屋兴盛而进一步扩大了读书人口，读者的主力是城市中下层劳动者，如各店铺中的丁稚（学徒工）和武家、富裕町人家的帮佣。他们知识水平有限，日常生活范围也有限，不能任意去观剧或购物，于是走街串巷的租书商就为他们提供了廉价小说阅读的娱乐，因此这时最受人们欢迎的出版物是比草子篇幅长而娱乐性也更强的读本小说。8编17册连续出版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在1802至1822年间陆续出版20年，是当时典型的畅销书。该书不但在江户、大坂和京都这些大城市受到欢迎，就连地方书商的账面上也记录了它极高的销售数。例如，马山温泉的一家出版兼租书商“菊屋五郎兵卫”，该店在文化六年（1809年）就出租此书39人次。
从以上阅读史的实例中可以看出，以17世纪庶民出版业的出现为分水岭，日本的阅读者从权贵走向庶民，主要出版物也从单一逐渐变得多样。
二、出版物走向民间的基础
出版物走向民间，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印刷技术是否适应民众的需要。日本从古代到中世，文化遗产的传承除了口头传播之外主要依靠的是抄录誊写。这些抄本包括上至公文、记录、图样下至物语、日记、画册等各种类别，但由于它们制作费时，价格昂贵，其传播范围也就极其有限。
安土桃山时代铜活字印刷技术传入了日本。庆长、文禄、元和年间（1596-1624年），由天皇下令（敕版），幕府主持（伏见版、元和版），或京都富裕町人出资印刷（私家版）的书籍有30余种，其内容多是汉籍和本国古典文学。但这时的书籍印刷还不能称之为“面向庶民的出版”。尽管与中世相比，“出版的特权不再限于皇室和寺院，而转入武家与上流商人之手”。但是能理解晦涩的汉文、古文，又有能力购买相对一般生活用品较昂贵的刊本的读者绝不是一般民众，印刷物的享受者依然是特权精英阶层，如皇室公卿、高级僧侣、上层武士和少数豪商。 上述情况发生变化是在17世纪40年代左右。据《祗园物语》中介绍，宽永十五年（1638年）出版之假名草子《清水物语》“沽诸京都、乡野之人凡二、三干部。”
与印刷数量相适应的是印刷技术的变化，“以正保、庆安年间（1644-1655年）为界，印刷的主流从活字印刷返回到木雕版”。出版业迅速发展之时，为何更先进的活字印刷会被看似已经落伍的雕版印刷冲击呢？这是因为在1640年代以前，作为特权者收藏品的每种书籍，它们的印刷量很少，基本是数十部的规模，一旦印刷后拆开活字，还可以反复使用。这种情况下使用活字印刷是相当经济的。但是当出版物走出贵族沙龙进入更广大的市场，印量就会达到数百至数千部。京都书肆和泉屋主人山本八左卫门在元禄二年（1689年）刊印的《好色床谈义》序文中叙述了他所印刷的浮世草子的数目：“《恋慕水镜》（1682年）800部，《源氏色游》（1683年）1000部，《风流嵯峨红叶》（1683年）700部，《好色旅枕》（1685年），《役者大评判》（1687年）2000部，《诸国此比好色觉帐》（1688年）700部。”此时，较之印刷不足百部就会解体的活字组版，以樱木正反雕刻的雕版更加便宜。而且随着出版物的通俗化，便于印刷汉字的活字印刷，逐渐竞争不过便于表现出插绘和假名的木雕版。
印刷方式的主流是木雕版印刷，并不意味着活字和誊抄完全退出新兴的庶民阅读视野。印数在数十部规模的时候，木活字依旧有其优势。而当需要的数目在十数部的时候，如私塾教师的私人讲义要分发给弟子，或者某些报道纪实事件的小册子（武士的复仇、御家骚动等）租书商人或说书艺人急需得到其拷贝，这时候往往都需要委托给书肆，让专业人员誊抄和制本。总之，木雕版印刷的回归并不是江户时代出版业的倒退。相反这是一种进步，它体现了商业性的出版业正用经济原理利用着多样化的印刷技术。
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为大量、廉价的刻印提供了技术支持，于是从儒学书、歌道书一类的研究性读物，到小说、绘草纸（连环画）一类的娱乐性读物，出版物作为信息情报的载体得到了空前大量的生产和销售。
尽管如此，在分析出版物在民众中普及的背景时，我们还要避免陷入“唯技术论”的误区。在注意到技术变化的同时，也应看到当时的日本社会已经具备了促发服务于庶民的出版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毕竟阅读的主体是人本身，忽视社会文化的因素而谈出版无异于缘木求鱼。
特权者之外的人们为什么开始阅读出版物？显然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并不能充分说明这个改变，它至多是人们开始阅读的前提。更重要的是阅读出版物是社会生活，尤其是生产生活所要求的。
商品经济深入发展，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这些意味着生产的目的从满足自身的需要变为牟利。生产也不再仅面向本地一乡一镇的需求，它转而开始迎合全国甚至海外的市场。了解远处的，新的信息，获得比村中长老或町内富翁更广的视野，这关系着获利的多寡。于是文化教育就势在必行了。从市井到村落，纷纷出现一些提供初级到高级教育的私塾。它们有的称“寺”，有的称“寺屋”，在内学习的学童称“寺子”，于是“寺子屋”就成了庶民教育场所的统称。
学童们首先学习的是识字（识别和书写草体假名），然后则学习算数。传授这些技能的寺子屋，在宽永至延宝年间（1624-1680年）出现了数量爆发式的增长，无疑证明了人们的这种新兴需求。因为无论是乡下种稻酿酒，养蚕织锦的豪农，还是住在城市里的批发店掌柜，他们为了处理越来越复杂的账目，学习算数都是必须的。而应付来往信函，订立契约，就要求一定的读写技能的掌握。另外出于休闲消遣目的，或为了与上层阶级的顾客交往，或为了能进入武家奉公（就职），平民百姓也开始需要涉猎歌道、香道、茶道、琴筝、谣曲这样的风雅趣味。
只要识字，以上的知识都可以从阅读中获得，这种时候阅读书籍就不失于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出版商也的确不失时机的推出了许多帮助读者进行文学、艺术入门的书籍。庶民们对阅读的要求空前高涨，而且因生活水准的普遍提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此时也有财力、有时间进行阅读。
教育不但扫除文盲，为出版制造读者。教育机构本身对各类教材、学问书、文集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这些教育机构除了刚才提到的庶民的学习场所“寺子屋”，还有不少官方、非官方的教育场所。以朱子学为官方政治思想的幕府，相比以往的政府都更重视文教。元禄三年（1690年）江户设昌平黌，林家所教授的朱子学得到了幕府特别的扶植和保护，诸藩国也在这时期前后设置了不少藩校。作为官学和私塾教材的汉籍（儒学书、史书）和寺子屋使用的谣本、往来物都对出版业发出了要求。由于武士乃至庶民百姓的识字率逐步提高，他们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也进行着一些小说、笑话集、绘草子的阅读，这同样也是出版商竞争的市场。
三、出版物的生产和销售
整个江户时代，出版物的制作和销售都基本集中于三都——京都、大坂和江户。而江户时代的1640到1740年，出版尤以京都、大坂为主。服务于庶民的出版首先兴隆于京坂为中心的日本“上方”地区并不是偶然的。简单来说，“京都的文化传统和大坂的经济实力促成了庶民出版业的繁荣”。
当时的出版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今人作品的出版和前人作品的出版。制作今人的作品首先需要著者，其次是编辑，有时候还需要插绘师。出版前人的作品则一般只需要校订者，必要时又需要注释者、评论者。例如出版俳谐连歌集，很多诗歌旁都附有评论者对其进行的优劣评判，当时称作“取点”。又例如一些前人著作，本身没有注音（振假名）或是注训（日本人为了朗读汉文方便而加的各种训点），为了令没有高深的古典文学或汉文学素养的读者也能阅读，出版商还邀请注释者为古籍训注。此外自然还需聘请雕师、印刷工和制本工。
出版物的著者、绘者、编者、校订、注释者都属于知识分子。江户时代初期通晓和汉学问的人大抵只在公卿、僧侣和医师之中。在武士中，哪怕大名也有不通文墨之辈，所以当时的编著主力是僧侣和医师。随着文教的发达，17世纪40年代以后，作者群中开始出现了中下级武士和町人（市民）。江岛其碛（1667-1736年）撰写了大量的浮世草子和役者评判纪，而他本来是京都大佛饼屋的第四代掌柜。同为浮世草子创作者的北条团水（1663-1711年），他从事过的一份工作就是对书肆收到的书稿进行审查、增删和润色，即今天的编辑。有时学者和文人为了宣传作品，也自费委托书肆印刷个人著作再置于店内贩卖。幕府及各藩的官员或大名、旗本的侍讲学者，他们的著作有时会由官方出资委托书肆刻印。而资助民间学者出版研究性著作或纯文学作品的一般是他们的富商门人。 这种面向市场，面向民众的出版物除印量之外，它在内容上也出现了显著变化：首先，出版物本来以汉籍、历史书、古典文学等“高雅读物”为主，现在大量的实用、娱乐性读物占据了销售市场。其次，一些制作的细节问题，如怎样排版面，怎样印封面和扉页，出版物的行距设定也与江户时代初期作为收藏品而印刷的书籍有所不同。“17世纪晚期印刷的出版物，其留白和图片开始多过黑字”。对比庆长、文禄、元和年问（1596-1624年）和贞享、元禄、享保年间（1684-1736年）的书籍就可以感到这种明显的改变。并且出版物中篇章和段落变得短了，每600到1000字左右就有一个概括大意的小标题，无论是新书还是再版书，出版者都注意加入足够多的插绘。从这些制作细节中可以发现制作者和消费者所结成的崭新的关系——出版商希望让消费者能在仔细阅读前就能对大致内容一目了然，这可以最大可能地唤起读者在书店内浏览出版物时的兴趣。
仅有生产还不够，出版物还必需要进入到市场的销售环节之中，而这个过程的主导者则是书肆（当时称本屋或草纸屋）。印刷大抵采用雕版，所以每一本新书的出版都伴随着巨大的前期投资。在刻印前预测出版物的销售量，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当时的出版者采取的是订制印刷的方式。即首先将新刊样本给下级销售店，销售者根据所掌握的市场偏好决定是否预定这本新刊以及预定的数量，然后出版者汇总各地订单再按量印刷和制本。销售店收到货物即付货款，假若出版物滞销也不能退货给出版者，所以销售店都尽量使订货符合销量。
对于出版商来说在销售市场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庶民出版传媒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根据万治二年（1659年）年出版的《新板书籍目录》所载，当时京都出版的各类书籍共计1600余种。从贞享二年（1685年）出版的《广益书籍目录》中可知，当时仅京都一地制作的各类出版物已经有约6100种。七年之后元禄五年（1692年）出版的《广益书籍目录》，其中登载的出版物种类达到了7300种。即是说从万治二年到贞享二年，26年中京都出版物的种类增加了4400种，每年平均出版新刊173种。从贞享二年到元禄五年，7年中京都出版物的种类增加了171种。
对于零售商来说，除了出版物内容是否适销之外，另一个制约销售的因素即单个商品的价格。江户时代出版物的价格较我们今天昂贵，其消费者规模更不能与当今同日而语。然而即便如此，中层商人或工人之家为孩子购买一本启蒙读物如《童子教》，也并非奢侈之事。“对比天和元年（1681年）江户刊印的《书籍目录大全》和元禄九年（1696年）出版的《增益书籍目录大全》即可知，虽然当时物价普遍上涨，出版物的价格却总体走低。”这是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成熟的必然趋势，也意味着有更多人能够进入出版物的消费市场。
然而对于社会中层来说并非所有的出版物的价格都是可以承受的。从元禄九年《增益书籍目录大全》所载的价格可以看出，购买当时最流行的娱乐小说井原西鹤的作品对城市一般居民来说还是相当重的负担。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是利用17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租书商的服务。
那么租书能减少读者多少文化娱乐消费的支出呢？长友千代治发掘的民间账簿显示，18世纪早期有一位住在河内柏原（今大坂府东）的乡绅三田久次在享保五年（1720年）年前后所借价值8文目的书籍《西行撰集抄》，租金为0.35文目。这可以说是相当廉价了。关于租书商的数量，江户时代前期给我们留下的资料并不多。最早的记录只有文化五年（1808年）的官方统计，这时江户有租书商656家，大坂有300家左右。100年前的江户和大坂哪怕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其规模也相当可观了。因为那意味着约40万左右人口的17世纪晚期的江户，差不多平均1000多人就拥有一家租书店或一个租书行商。
最后结论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出版商和租赁商一起共同降低了进入出版物消费市场的价格门槛，这无疑大大扩大了出版的受众群体。
四、以出版物为载体的阅读史
对于出版物这种文化商品而言，它的消费并不是仅仅购买那么简单。它是出版业工序中生产出的一种商品。一部书籍或图册，把它卖给经销商或租赁商以谋求利润（有的时候出版商
就是经销商）。消费者用钱购买或租赁出版物，获得阅读它们的权力，然而这并不是消费的终结。消费者购买（或租赁）了文化商品，并不意味着消费者真正“得到”了它。文化商品只有通过消费者精神层面的实践活动（如阅读）才能最终被“获得”，以完成整个“商品和文化的双重消费”过程。
出版物的“商品消费”与其价格及民众的可支配收入的紧密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汉文书籍、草子、一枚褶等出版物的消费者由庶民中较富裕的阶层逐步拓展到中低收入阶层。出版物内容的通俗化，庶民识字率的提高，以及收藏本与普及本区别制作等营销手段，再加上租书屋和旧书店带来的阅读成本之降低，这一切都令出版物进入了庶民的日常文化生活。
分析出版物的“商品消费”相对是容易的，而“文化消费”对我们来说是富有挑战性的。所谓出版物的“文化消费”就是“阅读的历史”。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怎样阅读？这个问题似乎不难作答。然而倘若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要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存的古刊本文献并不能展现阅读中的读者是如何从文本中找出其涵义的。偶尔有少数读书笔记类的文献存在，但它们至多只能代表某个人的阅读经验而很难推广到与他同时代的读者全体。而显然几乎所有人的阅读活动都是不同的。并且因为能够直接体现过去人对出版物的具体解读的文献很少，因此很难讲对于一本书，什么是大多数人的解读倾向。
然而“阅读的历史”因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不能放弃对它的探索。“文化消费”的阅读才是出版物最终确立自身意义，对外界发生影响的阶段。“没有人解读的文本符号既没有意义，也不会产生影响。是阅读将出版者、销售者、租赁者和消费者最终在文本符号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我们只把阅读当作文字在人们脑中单纯的反应，认为读者会毫无批判地全然接受作者想传达的一切，那么我们就不会觉得对“阅读的历史”的研究有何重要。但若我们多想点，或许会同意：作者和出版者希望传达的信息需要被筛选、分类和解释。而解释的结构随着时代文化形态的变化也在不断变化。如同我们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不尽相同的精神世界中一样，18世纪的日本人阅读《好色一代男》与21世纪日本人的阅读体验一定是不同的。正如文学系教授阅读《红楼梦》和高中生阅读同样的书籍所得到的信息量是不同的一样，18世纪的公卿贵族阅读《百人一首》和一个准备和歌入门的庶民的阅读所获得的诗歌意象也是不同的。 尽管对“阅读的历史”的研究有诸多困难，但是目前我们还是基本可以判断：在江户时代“阅读”开始走向了它的近代形式。什么是“近代的阅读”，什么是“中世的阅读”呢？日本学者不约而同地以“默读”和“朗读”为其做了区分。“中世的阅读”以“朗读”为主。而与“朗读”相对的“默读”，前田爱、石原千秋和永岭重敏都不约而同地把它与“近代”相联系。前田爱认为：“默读作为阅读的一般形式，才不过经过了两三代人的时间。”永岭重敏指出：“明治三十年代是朗读走向默读的重要转换期。”总结一下日本学者的观点：第一，近代的阅读是默读，近代以前的阅读是朗读。第二，朗读走向默读的转换期在明治晚期。同样是回答“什么是近代的阅读，什么是中世的阅读”的问题，研究欧洲书籍史的R.恩格辛（Rolf Engelsing）认为，“近代的阅读”是泛读，而“中世的阅读”是精读。阅读从中世走向近代的“阅读革命”发生在1750年以后。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哪种理论，它们最大的缺陷均在于其线性发展的特质。阅读并非朝着单一方向发展，而是多元的、发散的。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族群中阅读呈现着不同的形式。前田爱、石原千秋和永岭重敏都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者，他们定义“近代读者”的上限最早只能达到1860年。并且实际上读者“阅读”的对象比前田爱等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要宽泛得多——并不限于书籍，而应包含连环画（绘草纸）、浮世绘、甚至歌舞伎宣传用的传单（番付）。
笔者以为，至晚在17世纪末“阅读”就已开始趋向多元化，也就是说“朗读”的主宰地位遭遇了挑战。“默读”作为一种大多数人的主要阅读形式，其逐渐代替“朗读”并不是“阅读近代化”的唯一表现，而只能是“阅读近代化”的一个侧面。在1640年代以前，拥有出版物本身就意味着从属某种阶级或文化教养层。但是随着出版物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低廉，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种类的出版物被来自更广泛阶层的民众阅读，这也就带来了多种多样的“阅读实践”。阅读实践从只有简单的几种逐渐趋于多元化，这就是“阅读的近代化”。
诚然，那些旧有种类的出版物（佛经、汉籍、歌集、诗集），或者教化类的启蒙读物（教训物、往来物、女训物），对它们的阅读实践，依旧以“朗读”为主。例如北村季吟（1624-1705年）将中国古典《列女传》翻译为假名，并为当时幕府老中柳泽吉保（1658-1714年）之妻讲解《假名列女传》时，寺子屋的学生们学习《庭训往来》时，人们的阅读依然是“朗读”。但是轻松的插画滑稽故事，京都所流行的化妆样式的介绍，艳本小说等等新兴出版物就很难与“朗读”的形式相容了。在江户时代，各种“阅读实践”已经同时存在：高声朗读、默读、个人阅读、集体阅读、精细阅读、广泛阅读，不同社会阶层各自采用所有这些阅读方式。例如同样的文章，士人学者和勉强识字的妇女会读不同的版本（汉文版、假名版、注音版、附解说版等），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也许会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其目的和解读法也会有所不同。
18世纪中叶出版的讽刺诗集中有这样的一句“上驾笼携无点，坐家中读假名”以讽刺当时医生的虚伪。医生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每逢出门就携带没有翻译和注音的无点汉籍，实际上在家里看的都是附有假名的版本。这句诗生动地描绘了同样的人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的“阅读”以及他使用的不同版本，同时也暗示了一定文化教养水平的人应该进行符合他的教养的特定阅读。如《六谕衍义》这部书，除了荻生徂徕的训注版以外，还有室鸠巢（1658-1734年）的日文通俗翻译版《六谕衍义大义》，同时代出现的两个版本适应了不同的阅读要求。
“阅读”的近代性与“读者”的近代性，毫无疑问是相互联系的。石原千秋就“近代读者的成立条件”指出以下的8点：“第一，印刷术的发展使书籍大量生产成为可能。第二，存在大量的拥有读解能力的群众。第三，在学校教育下，人得到了标准化的学识培养。第四，在国语教育和课程计划（curriculum）实施下，学生获得了标准化的情感。第五，拥有‘默读’的能力及供‘默读’的私人空间。第六，具备前述条件的阶级大众形成。第七，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阶层内拥有某种共同体意识。第八，拥有独立的个人意识”。除了第四条之外，尽管程度上有所不足，但“近代读者的成立条件”在江户时代其实就已具雏形了。“阅读”在迈向近代的同时“读者”自身也在转变为近代出版的受众。
“近代性”的读者群及“近代性”的“阅读实践”背后，是人的精神构造的“近代化”。相对“朗读”的集体性、共感性和开放性，“近代性阅读”的“默读”使出版物走向人们更隐秘的内心世界，向反省性、独立性、私密性发展。华盛顿大学教授S.韩利（Susan B.Hanley）在对17-18世纪日本人物质生活史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房子确实是越来越大了，并且，尽管我们的资料来源比较分散，从已知的楼层平面图可以看出，房间数越来越多。”日本经济学家速水融关于17世纪尾张国房屋的实证调查也能佐证韩利的观点。单位面积内房间的增多，家庭人口数的减少，令人们有条件进行私密的、个人的阅读。这段时期绘制的大量风俗画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阅读”的资料。
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越来越多的阅读离开了正襟危坐的公众行为，脱离人群而在书斋或闺房内穿着宽松舒适的家居服，靠在扶手上或曲肱而枕之地进行。与此同时读者“消费”的自由度也在发展。尽管出版物总是鼓吹某种法则、某种秩序、宣传一系列的限制和规定，但是，因为阅读是前所未有的私密、内省的，所以读者可以自由地对这种“法则、秩序”提出质疑。他可以尽力在字里行间读出其他的意味，或者让思想驰骋纵横于他处。这种出版物量产化、均一化与读者“改写文本”倾向的强化之间既矛盾又辩证的关系是研究江户时代出版的重要问题。因为这种矛盾辩证关系正体现了日本民众精神构造之“近代性”的萌芽：朱子学合理主义的，静止的，内观的，万事万物各安其位的意识形态随着八代将军德川纲吉举行的“释菜礼”而达到一个顶峰。封建国家机器对人民生活的具体控制，到17世纪末，以四民制度的完全确立为标志，也到达了顶峰。在这种背景下，对出版物所宣传的“权威”、“规定”、“秩序”的反抗就显得尤为珍贵。甚至可以说这种“质疑”的精神结构是封建社会的“庶民”走向近代“国民”的悄无声息的一小步。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M.贝瑞（Mary Elizabeth Berry）在最近发表的关于日本江户时代出版的论著中指出：“日本在前近代（Early Modern Period）发生了一场悄然的知识革命……这归功于多种多样的实用书籍和笔记的出版，它们传播了信息，为民族意识的提升做出了贡献。”出版和民众的互动所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它引起的社会反响不啻于一场“革命”。美国传媒学的领军人物W.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认为15世纪中叶机械印刷的出现标志着欧洲大众媒体（mass media）的诞生。这个论断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大量印刷出现以前，知识的权威往往寓于老人和昂贵的手抄本，前者是“小人物”的知识来源，后者是“大人物”的智慧宝库。智慧、宗教信仰、法律、习俗和历史就是通过他们（它们）传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当大量印刷进入人们的生活，尤其是进入了“小人物”的生活时，其所带来的变化是显著的：首先，因为可资利用的信息大大增加，而且传来的信息可能来自接受者从未涉足的远方（或不能涉足的领域如幕府将军的后宫）。几乎在一夜之间，民众的视野变得开阔了，他们生活的世界超越了最近的山头和目力所及的地平线。民众开始关心他人是如何生活，他们的注意力也转向可以带来变化的信息，而不是维持不变的传统。新观念和新形象通过出版物的媒介在传播的渠道中流动，故而社会变革的轮子缓慢却不可止地驱动了起来，最终引发了世界政治史上的那些重大事件。
（责任编辑：周颂伦）
关键词：阅读史；出版；江户时代；庶民文化；草子
17世纪的日本，出版物以复杂多样的形式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它建立了新的交流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商业形式、新的知识和新的选择，同时也为国家控制民众提供了新的手段。但是在传统文化史研究中，涉及江户时代出版的图书、带说明的连环画、传单等广义的文本符号时，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往往只在符号自身以及符号创造者的意图和它们与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换言之，传统研究瞩目于文本的版本，文本创作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或创作意图等相对静止的层面。但是出版物既然是一种文本符号，而符号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忽视它们在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不能忽略出版和众多参与信息传播的“小人物”之间的互动。
一、江户时期出版业发展与大众阅读普遍化
日本在17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为牟利进行的出版事业也蒸蒸日上。宽永年间（1624-1633年）出版物的种类开始增多，价格趋向低廉。出版物的销售对象不仅包含了整个公卿、武士、学者阶层，更普及到商人、手工业者和富裕农民。可以说，不仅服务于权贵，也服务于平民百姓的出版业已经初具规模。到17世纪末，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京坂地区为中心，覆盖全国的出版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网络。出版商根据市场偏好，向执笔、绘画者预订某类题材的作品，然后再制作、销售的例子已经相当普遍。租书商们背着书箱走街串巷，他们将书籍以低廉的价格租给买不起出版物的城市及近郊居民。出版物不再是权贵的奢侈享受，数量空前的民众第一次获得了阅读的体验。
从现存的一些读书笔记以及书籍目录中可以挖掘出个人阅读的实例。这些具体而零星的阅读体验令我们能够了解在江户时代的出版变革中，情报的传播媒介与它的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我们所研究的读书笔记，只有很少的部分是读者专门记载读后感的册子，大部分是读者在图书留白处的信笔涂鸦。书籍目录也很少是读者为统计藏书而制作的，大多是遗产清单、租书商的账目、家庭支出账簿中关于书籍消费的部分。即是说一般被认为是史料中的“边角碎料”的内容恰恰是阅读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研究上述材料中所体现的实际例子，可以发现江户时代早期，即宽永以前，出版物读者的主力是上层武士，他们主要的读物为汉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德川政权的上层武士是国家新的管理者，他们迫切需要掌握各种行政管理的理论，而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汉籍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林罗山（1583-1657年）22岁的时候就有400册以上的藏书，绝大多数都是汉籍，它们中一部分今天保存在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其中不仅有《论语集解》（室町时代刊）、《万首唐人绝句》（明万历刊）这样的学问书，更有偏于娱乐趣味的志怪小说，如《棠阴比事》。《棠阴比事》是喜爱志怪小说的林罗山于元和五年（1619年）命弟子抄写的，然后又经过他亲自校订，制作的过程都在书籍最后的留白处记录了下来。因为林罗山的小说兴趣，国立公文图书馆他的藏书中还有《狐媚丛谈》与《剪灯新话》。宽永到化政（1804-1829年）以前，出版物的读者主力是中层武士与有钱町人组成的“市民中间层”，他们主要的读物是各种各样的“草子”。这是因为出版量的扩大令出版物价格下降，城市中间层的市民成为了最大数量的读者，他们多以娱乐和实用为目的进行阅读，因此各类“草子”是最受欢迎的出版物。有一个名叫久次的大坂商人，根据他的日记，他在享保五年（1720年）从租书行商手中借市价银2.5文目的《清水物语》付租金0.15文目，而《清水物语》正是当时十分畅销的假名草子。化政到幕末的这段时间，由于租书屋兴盛而进一步扩大了读书人口，读者的主力是城市中下层劳动者，如各店铺中的丁稚（学徒工）和武家、富裕町人家的帮佣。他们知识水平有限，日常生活范围也有限，不能任意去观剧或购物，于是走街串巷的租书商就为他们提供了廉价小说阅读的娱乐，因此这时最受人们欢迎的出版物是比草子篇幅长而娱乐性也更强的读本小说。8编17册连续出版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在1802至1822年间陆续出版20年，是当时典型的畅销书。该书不但在江户、大坂和京都这些大城市受到欢迎，就连地方书商的账面上也记录了它极高的销售数。例如，马山温泉的一家出版兼租书商“菊屋五郎兵卫”，该店在文化六年（1809年）就出租此书39人次。
从以上阅读史的实例中可以看出，以17世纪庶民出版业的出现为分水岭，日本的阅读者从权贵走向庶民，主要出版物也从单一逐渐变得多样。
二、出版物走向民间的基础
出版物走向民间，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印刷技术是否适应民众的需要。日本从古代到中世，文化遗产的传承除了口头传播之外主要依靠的是抄录誊写。这些抄本包括上至公文、记录、图样下至物语、日记、画册等各种类别，但由于它们制作费时，价格昂贵，其传播范围也就极其有限。
安土桃山时代铜活字印刷技术传入了日本。庆长、文禄、元和年间（1596-1624年），由天皇下令（敕版），幕府主持（伏见版、元和版），或京都富裕町人出资印刷（私家版）的书籍有30余种，其内容多是汉籍和本国古典文学。但这时的书籍印刷还不能称之为“面向庶民的出版”。尽管与中世相比，“出版的特权不再限于皇室和寺院，而转入武家与上流商人之手”。但是能理解晦涩的汉文、古文，又有能力购买相对一般生活用品较昂贵的刊本的读者绝不是一般民众，印刷物的享受者依然是特权精英阶层，如皇室公卿、高级僧侣、上层武士和少数豪商。 上述情况发生变化是在17世纪40年代左右。据《祗园物语》中介绍，宽永十五年（1638年）出版之假名草子《清水物语》“沽诸京都、乡野之人凡二、三干部。”
与印刷数量相适应的是印刷技术的变化，“以正保、庆安年间（1644-1655年）为界，印刷的主流从活字印刷返回到木雕版”。出版业迅速发展之时，为何更先进的活字印刷会被看似已经落伍的雕版印刷冲击呢？这是因为在1640年代以前，作为特权者收藏品的每种书籍，它们的印刷量很少，基本是数十部的规模，一旦印刷后拆开活字，还可以反复使用。这种情况下使用活字印刷是相当经济的。但是当出版物走出贵族沙龙进入更广大的市场，印量就会达到数百至数千部。京都书肆和泉屋主人山本八左卫门在元禄二年（1689年）刊印的《好色床谈义》序文中叙述了他所印刷的浮世草子的数目：“《恋慕水镜》（1682年）800部，《源氏色游》（1683年）1000部，《风流嵯峨红叶》（1683年）700部，《好色旅枕》（1685年），《役者大评判》（1687年）2000部，《诸国此比好色觉帐》（1688年）700部。”此时，较之印刷不足百部就会解体的活字组版，以樱木正反雕刻的雕版更加便宜。而且随着出版物的通俗化，便于印刷汉字的活字印刷，逐渐竞争不过便于表现出插绘和假名的木雕版。
印刷方式的主流是木雕版印刷，并不意味着活字和誊抄完全退出新兴的庶民阅读视野。印数在数十部规模的时候，木活字依旧有其优势。而当需要的数目在十数部的时候，如私塾教师的私人讲义要分发给弟子，或者某些报道纪实事件的小册子（武士的复仇、御家骚动等）租书商人或说书艺人急需得到其拷贝，这时候往往都需要委托给书肆，让专业人员誊抄和制本。总之，木雕版印刷的回归并不是江户时代出版业的倒退。相反这是一种进步，它体现了商业性的出版业正用经济原理利用着多样化的印刷技术。
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为大量、廉价的刻印提供了技术支持，于是从儒学书、歌道书一类的研究性读物，到小说、绘草纸（连环画）一类的娱乐性读物，出版物作为信息情报的载体得到了空前大量的生产和销售。
尽管如此，在分析出版物在民众中普及的背景时，我们还要避免陷入“唯技术论”的误区。在注意到技术变化的同时，也应看到当时的日本社会已经具备了促发服务于庶民的出版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毕竟阅读的主体是人本身，忽视社会文化的因素而谈出版无异于缘木求鱼。
特权者之外的人们为什么开始阅读出版物？显然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并不能充分说明这个改变，它至多是人们开始阅读的前提。更重要的是阅读出版物是社会生活，尤其是生产生活所要求的。
商品经济深入发展，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这些意味着生产的目的从满足自身的需要变为牟利。生产也不再仅面向本地一乡一镇的需求，它转而开始迎合全国甚至海外的市场。了解远处的，新的信息，获得比村中长老或町内富翁更广的视野，这关系着获利的多寡。于是文化教育就势在必行了。从市井到村落，纷纷出现一些提供初级到高级教育的私塾。它们有的称“寺”，有的称“寺屋”，在内学习的学童称“寺子”，于是“寺子屋”就成了庶民教育场所的统称。
学童们首先学习的是识字（识别和书写草体假名），然后则学习算数。传授这些技能的寺子屋，在宽永至延宝年间（1624-1680年）出现了数量爆发式的增长，无疑证明了人们的这种新兴需求。因为无论是乡下种稻酿酒，养蚕织锦的豪农，还是住在城市里的批发店掌柜，他们为了处理越来越复杂的账目，学习算数都是必须的。而应付来往信函，订立契约，就要求一定的读写技能的掌握。另外出于休闲消遣目的，或为了与上层阶级的顾客交往，或为了能进入武家奉公（就职），平民百姓也开始需要涉猎歌道、香道、茶道、琴筝、谣曲这样的风雅趣味。
只要识字，以上的知识都可以从阅读中获得，这种时候阅读书籍就不失于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出版商也的确不失时机的推出了许多帮助读者进行文学、艺术入门的书籍。庶民们对阅读的要求空前高涨，而且因生活水准的普遍提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此时也有财力、有时间进行阅读。
教育不但扫除文盲，为出版制造读者。教育机构本身对各类教材、学问书、文集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这些教育机构除了刚才提到的庶民的学习场所“寺子屋”，还有不少官方、非官方的教育场所。以朱子学为官方政治思想的幕府，相比以往的政府都更重视文教。元禄三年（1690年）江户设昌平黌，林家所教授的朱子学得到了幕府特别的扶植和保护，诸藩国也在这时期前后设置了不少藩校。作为官学和私塾教材的汉籍（儒学书、史书）和寺子屋使用的谣本、往来物都对出版业发出了要求。由于武士乃至庶民百姓的识字率逐步提高，他们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也进行着一些小说、笑话集、绘草子的阅读，这同样也是出版商竞争的市场。
三、出版物的生产和销售
整个江户时代，出版物的制作和销售都基本集中于三都——京都、大坂和江户。而江户时代的1640到1740年，出版尤以京都、大坂为主。服务于庶民的出版首先兴隆于京坂为中心的日本“上方”地区并不是偶然的。简单来说，“京都的文化传统和大坂的经济实力促成了庶民出版业的繁荣”。
当时的出版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今人作品的出版和前人作品的出版。制作今人的作品首先需要著者，其次是编辑，有时候还需要插绘师。出版前人的作品则一般只需要校订者，必要时又需要注释者、评论者。例如出版俳谐连歌集，很多诗歌旁都附有评论者对其进行的优劣评判，当时称作“取点”。又例如一些前人著作，本身没有注音（振假名）或是注训（日本人为了朗读汉文方便而加的各种训点），为了令没有高深的古典文学或汉文学素养的读者也能阅读，出版商还邀请注释者为古籍训注。此外自然还需聘请雕师、印刷工和制本工。
出版物的著者、绘者、编者、校订、注释者都属于知识分子。江户时代初期通晓和汉学问的人大抵只在公卿、僧侣和医师之中。在武士中，哪怕大名也有不通文墨之辈，所以当时的编著主力是僧侣和医师。随着文教的发达，17世纪40年代以后，作者群中开始出现了中下级武士和町人（市民）。江岛其碛（1667-1736年）撰写了大量的浮世草子和役者评判纪，而他本来是京都大佛饼屋的第四代掌柜。同为浮世草子创作者的北条团水（1663-1711年），他从事过的一份工作就是对书肆收到的书稿进行审查、增删和润色，即今天的编辑。有时学者和文人为了宣传作品，也自费委托书肆印刷个人著作再置于店内贩卖。幕府及各藩的官员或大名、旗本的侍讲学者，他们的著作有时会由官方出资委托书肆刻印。而资助民间学者出版研究性著作或纯文学作品的一般是他们的富商门人。 这种面向市场，面向民众的出版物除印量之外，它在内容上也出现了显著变化：首先，出版物本来以汉籍、历史书、古典文学等“高雅读物”为主，现在大量的实用、娱乐性读物占据了销售市场。其次，一些制作的细节问题，如怎样排版面，怎样印封面和扉页，出版物的行距设定也与江户时代初期作为收藏品而印刷的书籍有所不同。“17世纪晚期印刷的出版物，其留白和图片开始多过黑字”。对比庆长、文禄、元和年问（1596-1624年）和贞享、元禄、享保年间（1684-1736年）的书籍就可以感到这种明显的改变。并且出版物中篇章和段落变得短了，每600到1000字左右就有一个概括大意的小标题，无论是新书还是再版书，出版者都注意加入足够多的插绘。从这些制作细节中可以发现制作者和消费者所结成的崭新的关系——出版商希望让消费者能在仔细阅读前就能对大致内容一目了然，这可以最大可能地唤起读者在书店内浏览出版物时的兴趣。
仅有生产还不够，出版物还必需要进入到市场的销售环节之中，而这个过程的主导者则是书肆（当时称本屋或草纸屋）。印刷大抵采用雕版，所以每一本新书的出版都伴随着巨大的前期投资。在刻印前预测出版物的销售量，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当时的出版者采取的是订制印刷的方式。即首先将新刊样本给下级销售店，销售者根据所掌握的市场偏好决定是否预定这本新刊以及预定的数量，然后出版者汇总各地订单再按量印刷和制本。销售店收到货物即付货款，假若出版物滞销也不能退货给出版者，所以销售店都尽量使订货符合销量。
对于出版商来说在销售市场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庶民出版传媒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根据万治二年（1659年）年出版的《新板书籍目录》所载，当时京都出版的各类书籍共计1600余种。从贞享二年（1685年）出版的《广益书籍目录》中可知，当时仅京都一地制作的各类出版物已经有约6100种。七年之后元禄五年（1692年）出版的《广益书籍目录》，其中登载的出版物种类达到了7300种。即是说从万治二年到贞享二年，26年中京都出版物的种类增加了4400种，每年平均出版新刊173种。从贞享二年到元禄五年，7年中京都出版物的种类增加了171种。
对于零售商来说，除了出版物内容是否适销之外，另一个制约销售的因素即单个商品的价格。江户时代出版物的价格较我们今天昂贵，其消费者规模更不能与当今同日而语。然而即便如此，中层商人或工人之家为孩子购买一本启蒙读物如《童子教》，也并非奢侈之事。“对比天和元年（1681年）江户刊印的《书籍目录大全》和元禄九年（1696年）出版的《增益书籍目录大全》即可知，虽然当时物价普遍上涨，出版物的价格却总体走低。”这是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成熟的必然趋势，也意味着有更多人能够进入出版物的消费市场。
然而对于社会中层来说并非所有的出版物的价格都是可以承受的。从元禄九年《增益书籍目录大全》所载的价格可以看出，购买当时最流行的娱乐小说井原西鹤的作品对城市一般居民来说还是相当重的负担。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是利用17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租书商的服务。
那么租书能减少读者多少文化娱乐消费的支出呢？长友千代治发掘的民间账簿显示，18世纪早期有一位住在河内柏原（今大坂府东）的乡绅三田久次在享保五年（1720年）年前后所借价值8文目的书籍《西行撰集抄》，租金为0.35文目。这可以说是相当廉价了。关于租书商的数量，江户时代前期给我们留下的资料并不多。最早的记录只有文化五年（1808年）的官方统计，这时江户有租书商656家，大坂有300家左右。100年前的江户和大坂哪怕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其规模也相当可观了。因为那意味着约40万左右人口的17世纪晚期的江户，差不多平均1000多人就拥有一家租书店或一个租书行商。
最后结论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出版商和租赁商一起共同降低了进入出版物消费市场的价格门槛，这无疑大大扩大了出版的受众群体。
四、以出版物为载体的阅读史
对于出版物这种文化商品而言，它的消费并不是仅仅购买那么简单。它是出版业工序中生产出的一种商品。一部书籍或图册，把它卖给经销商或租赁商以谋求利润（有的时候出版商
就是经销商）。消费者用钱购买或租赁出版物，获得阅读它们的权力，然而这并不是消费的终结。消费者购买（或租赁）了文化商品，并不意味着消费者真正“得到”了它。文化商品只有通过消费者精神层面的实践活动（如阅读）才能最终被“获得”，以完成整个“商品和文化的双重消费”过程。
出版物的“商品消费”与其价格及民众的可支配收入的紧密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汉文书籍、草子、一枚褶等出版物的消费者由庶民中较富裕的阶层逐步拓展到中低收入阶层。出版物内容的通俗化，庶民识字率的提高，以及收藏本与普及本区别制作等营销手段，再加上租书屋和旧书店带来的阅读成本之降低，这一切都令出版物进入了庶民的日常文化生活。
分析出版物的“商品消费”相对是容易的，而“文化消费”对我们来说是富有挑战性的。所谓出版物的“文化消费”就是“阅读的历史”。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怎样阅读？这个问题似乎不难作答。然而倘若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要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存的古刊本文献并不能展现阅读中的读者是如何从文本中找出其涵义的。偶尔有少数读书笔记类的文献存在，但它们至多只能代表某个人的阅读经验而很难推广到与他同时代的读者全体。而显然几乎所有人的阅读活动都是不同的。并且因为能够直接体现过去人对出版物的具体解读的文献很少，因此很难讲对于一本书，什么是大多数人的解读倾向。
然而“阅读的历史”因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不能放弃对它的探索。“文化消费”的阅读才是出版物最终确立自身意义，对外界发生影响的阶段。“没有人解读的文本符号既没有意义，也不会产生影响。是阅读将出版者、销售者、租赁者和消费者最终在文本符号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我们只把阅读当作文字在人们脑中单纯的反应，认为读者会毫无批判地全然接受作者想传达的一切，那么我们就不会觉得对“阅读的历史”的研究有何重要。但若我们多想点，或许会同意：作者和出版者希望传达的信息需要被筛选、分类和解释。而解释的结构随着时代文化形态的变化也在不断变化。如同我们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不尽相同的精神世界中一样，18世纪的日本人阅读《好色一代男》与21世纪日本人的阅读体验一定是不同的。正如文学系教授阅读《红楼梦》和高中生阅读同样的书籍所得到的信息量是不同的一样，18世纪的公卿贵族阅读《百人一首》和一个准备和歌入门的庶民的阅读所获得的诗歌意象也是不同的。 尽管对“阅读的历史”的研究有诸多困难，但是目前我们还是基本可以判断：在江户时代“阅读”开始走向了它的近代形式。什么是“近代的阅读”，什么是“中世的阅读”呢？日本学者不约而同地以“默读”和“朗读”为其做了区分。“中世的阅读”以“朗读”为主。而与“朗读”相对的“默读”，前田爱、石原千秋和永岭重敏都不约而同地把它与“近代”相联系。前田爱认为：“默读作为阅读的一般形式，才不过经过了两三代人的时间。”永岭重敏指出：“明治三十年代是朗读走向默读的重要转换期。”总结一下日本学者的观点：第一，近代的阅读是默读，近代以前的阅读是朗读。第二，朗读走向默读的转换期在明治晚期。同样是回答“什么是近代的阅读，什么是中世的阅读”的问题，研究欧洲书籍史的R.恩格辛（Rolf Engelsing）认为，“近代的阅读”是泛读，而“中世的阅读”是精读。阅读从中世走向近代的“阅读革命”发生在1750年以后。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哪种理论，它们最大的缺陷均在于其线性发展的特质。阅读并非朝着单一方向发展，而是多元的、发散的。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族群中阅读呈现着不同的形式。前田爱、石原千秋和永岭重敏都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者，他们定义“近代读者”的上限最早只能达到1860年。并且实际上读者“阅读”的对象比前田爱等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要宽泛得多——并不限于书籍，而应包含连环画（绘草纸）、浮世绘、甚至歌舞伎宣传用的传单（番付）。
笔者以为，至晚在17世纪末“阅读”就已开始趋向多元化，也就是说“朗读”的主宰地位遭遇了挑战。“默读”作为一种大多数人的主要阅读形式，其逐渐代替“朗读”并不是“阅读近代化”的唯一表现，而只能是“阅读近代化”的一个侧面。在1640年代以前，拥有出版物本身就意味着从属某种阶级或文化教养层。但是随着出版物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低廉，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种类的出版物被来自更广泛阶层的民众阅读，这也就带来了多种多样的“阅读实践”。阅读实践从只有简单的几种逐渐趋于多元化，这就是“阅读的近代化”。
诚然，那些旧有种类的出版物（佛经、汉籍、歌集、诗集），或者教化类的启蒙读物（教训物、往来物、女训物），对它们的阅读实践，依旧以“朗读”为主。例如北村季吟（1624-1705年）将中国古典《列女传》翻译为假名，并为当时幕府老中柳泽吉保（1658-1714年）之妻讲解《假名列女传》时，寺子屋的学生们学习《庭训往来》时，人们的阅读依然是“朗读”。但是轻松的插画滑稽故事，京都所流行的化妆样式的介绍，艳本小说等等新兴出版物就很难与“朗读”的形式相容了。在江户时代，各种“阅读实践”已经同时存在：高声朗读、默读、个人阅读、集体阅读、精细阅读、广泛阅读，不同社会阶层各自采用所有这些阅读方式。例如同样的文章，士人学者和勉强识字的妇女会读不同的版本（汉文版、假名版、注音版、附解说版等），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也许会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其目的和解读法也会有所不同。
18世纪中叶出版的讽刺诗集中有这样的一句“上驾笼携无点，坐家中读假名”以讽刺当时医生的虚伪。医生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每逢出门就携带没有翻译和注音的无点汉籍，实际上在家里看的都是附有假名的版本。这句诗生动地描绘了同样的人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的“阅读”以及他使用的不同版本，同时也暗示了一定文化教养水平的人应该进行符合他的教养的特定阅读。如《六谕衍义》这部书，除了荻生徂徕的训注版以外，还有室鸠巢（1658-1734年）的日文通俗翻译版《六谕衍义大义》，同时代出现的两个版本适应了不同的阅读要求。
“阅读”的近代性与“读者”的近代性，毫无疑问是相互联系的。石原千秋就“近代读者的成立条件”指出以下的8点：“第一，印刷术的发展使书籍大量生产成为可能。第二，存在大量的拥有读解能力的群众。第三，在学校教育下，人得到了标准化的学识培养。第四，在国语教育和课程计划（curriculum）实施下，学生获得了标准化的情感。第五，拥有‘默读’的能力及供‘默读’的私人空间。第六，具备前述条件的阶级大众形成。第七，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阶层内拥有某种共同体意识。第八，拥有独立的个人意识”。除了第四条之外，尽管程度上有所不足，但“近代读者的成立条件”在江户时代其实就已具雏形了。“阅读”在迈向近代的同时“读者”自身也在转变为近代出版的受众。
“近代性”的读者群及“近代性”的“阅读实践”背后，是人的精神构造的“近代化”。相对“朗读”的集体性、共感性和开放性，“近代性阅读”的“默读”使出版物走向人们更隐秘的内心世界，向反省性、独立性、私密性发展。华盛顿大学教授S.韩利（Susan B.Hanley）在对17-18世纪日本人物质生活史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房子确实是越来越大了，并且，尽管我们的资料来源比较分散，从已知的楼层平面图可以看出，房间数越来越多。”日本经济学家速水融关于17世纪尾张国房屋的实证调查也能佐证韩利的观点。单位面积内房间的增多，家庭人口数的减少，令人们有条件进行私密的、个人的阅读。这段时期绘制的大量风俗画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阅读”的资料。
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越来越多的阅读离开了正襟危坐的公众行为，脱离人群而在书斋或闺房内穿着宽松舒适的家居服，靠在扶手上或曲肱而枕之地进行。与此同时读者“消费”的自由度也在发展。尽管出版物总是鼓吹某种法则、某种秩序、宣传一系列的限制和规定，但是，因为阅读是前所未有的私密、内省的，所以读者可以自由地对这种“法则、秩序”提出质疑。他可以尽力在字里行间读出其他的意味，或者让思想驰骋纵横于他处。这种出版物量产化、均一化与读者“改写文本”倾向的强化之间既矛盾又辩证的关系是研究江户时代出版的重要问题。因为这种矛盾辩证关系正体现了日本民众精神构造之“近代性”的萌芽：朱子学合理主义的，静止的，内观的，万事万物各安其位的意识形态随着八代将军德川纲吉举行的“释菜礼”而达到一个顶峰。封建国家机器对人民生活的具体控制，到17世纪末，以四民制度的完全确立为标志，也到达了顶峰。在这种背景下，对出版物所宣传的“权威”、“规定”、“秩序”的反抗就显得尤为珍贵。甚至可以说这种“质疑”的精神结构是封建社会的“庶民”走向近代“国民”的悄无声息的一小步。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M.贝瑞（Mary Elizabeth Berry）在最近发表的关于日本江户时代出版的论著中指出：“日本在前近代（Early Modern Period）发生了一场悄然的知识革命……这归功于多种多样的实用书籍和笔记的出版，它们传播了信息，为民族意识的提升做出了贡献。”出版和民众的互动所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它引起的社会反响不啻于一场“革命”。美国传媒学的领军人物W.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认为15世纪中叶机械印刷的出现标志着欧洲大众媒体（mass media）的诞生。这个论断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大量印刷出现以前，知识的权威往往寓于老人和昂贵的手抄本，前者是“小人物”的知识来源，后者是“大人物”的智慧宝库。智慧、宗教信仰、法律、习俗和历史就是通过他们（它们）传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当大量印刷进入人们的生活，尤其是进入了“小人物”的生活时，其所带来的变化是显著的：首先，因为可资利用的信息大大增加，而且传来的信息可能来自接受者从未涉足的远方（或不能涉足的领域如幕府将军的后宫）。几乎在一夜之间，民众的视野变得开阔了，他们生活的世界超越了最近的山头和目力所及的地平线。民众开始关心他人是如何生活，他们的注意力也转向可以带来变化的信息，而不是维持不变的传统。新观念和新形象通过出版物的媒介在传播的渠道中流动，故而社会变革的轮子缓慢却不可止地驱动了起来，最终引发了世界政治史上的那些重大事件。
（责任编辑：周颂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