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走群众路线，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一、当前党群干群关系矛盾的特点
从信访部门的资料显示，从信访反映的内容来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诉求类占68%，反映建议类占11%，检举揭发类占11%，申诉类占7%，其它占3%。新时期党群干群关系矛盾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权益性
发生的问题和矛盾大多与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从信访局接待的来访、受理的纠纷情况来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映水电站、煤硐、矿场的建设、开采引发的矛盾纠纷；二是征地补偿、折迁安置问题；三是村务不公开问题；四是困难群众要求救济或享受低保；五是环境污染问题；六是认为执法不公和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判决问题；七是各类民事纠纷。而这些问题都与群众利益相关，且基本上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去体现。要调整现时期的干群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工作作风问题，而应从调整政府与群众利益的矛盾上解决。
（2）群体性
在常见的矛盾纠纷中，往往是利益一致，要求相似的群体性纠纷。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等关系到较大部分人切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矛盾纠纷处理不好，调解难度增大，对社会稳定危害也更大。
（3）抗衡性
不少上访者认为找别人不如找政府，找政府不如堵公路，甚至出现冲击党政机关等违法犯罪行为，意在把矛盾推向社会，扩大事态，以引起上层关注。在上访失败的情况下，农民往往转向直接抵抗，有时甚至发生群体性暴力抗法等恶性事件。
（4）组织性
上访农民为了上访成功，在一些大规模的征地案中，农民还会聘请一些律师参与，使上访农民具有较高法律知识、政策水平。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如果不具备相当高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就不能有效地解决矛盾。
二、当前潼南党群干群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1）基层组织职能转变与农民群众现实要求之间的矛盾
基层干部直接面对群众，党的方针政策要靠基层组织去落实，许多政策在落实过程中或多或少会产生矛盾。随着镇党委、政府对群众管理职能的逐步淡化以及服务群众职能的凸现，一些党员干部一时难以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而且农民群众也十分需要一个能在信息、技术、资金等多方面提供多方位服务的党委、政府。但是部分干部却对新体制不够适应，服务本领满足不了群众生产生活的需求，在相对职权消失的情况下，镇承担的工作任务并未减少，甚至压力更大，镇党委、政府的“有事无权”，不仅削弱了基层党员干部工作的积极能动性，也往往在服务群众中感到“有心无力”，造成缺位失位。
（2）群众诉求与沟通机制的矛盾
近年来，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平等要求明显增强，对自身利益和社會事务表现出了较强的关切，由此产生了包括利益诉求、民主诉求等在内的多种诉求，而且表达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些诉求，都需要通过畅通的干群沟通渠道来表达。但目前就潼南而言，干群沟通机制还不够完善、沟通渠道不够畅通。由于沟通不畅，群众的呼声不能及时反映到干部耳中，干部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时常容易产生偏颇；当群众对有些政策不理解时，往往又得不到正确解答，导致干群间隔阂加重，误解加深。当群众的诉求在规范的、合法的渠道长期得不到畅通有效的表达时，就有可能选择非规范、不合法的渠道，导致矛盾激化、甚至形成对抗。
（3）少数干部腐败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之间的矛盾
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最大受害者是人民群众，它是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的。比如：涉及千家万户的教育乱收费；医生收红包，开单提成，药价虚高；个别党政干部的索贿受贿，吃拿卡要等等，都会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虽然不正之风和腐败只是极少数现象，但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权威，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加了一部分人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和怨恨。
（4）利益需求与分配的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群众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利益需求与分配的矛盾是干群关系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在农村，干部在土地承包、山林管护、开矿建厂、经商办企业等方面占据有利条件，致富的天平向干部倾斜。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由于身份、地位和行业的差别，收人差距也十分明显，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和部门，凭借国家特许政策和对公共资源的占有，其干部职工享受比一般行业高出数倍的收入和福利待遇。这种差距导致普通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心理失衡，往往把不满情绪指向党和政府及各级领导干部。
三、原因分析
（1）少数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
少数基层组织不能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不能公开、公正、公平处理村务，不能为群众办好事、实事，造成基层组织号召力和凝聚力弱化。个别村两委班子因家族、派性问题闹不团结，既影响工作，又涣散民心，影响党的基层组织形象。另外，基层组织对村民教育乏力，不善于向农民群众讲道理，对农民群众的一些错误观点、错误思想缺乏正确的教育引导，使少数农民群众对党、对集体、对改革认识上有误区，思想上有障碍。
（2）部分基层干部素质偏低
一些干部素养、思想境界、知识水平、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与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不相适应。在处理村务和事务时，运用强制式的办法，不向群众作解释、讲道理，当部分农民群众不满干部做法时，不是发挥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而是采用出口训人等简单粗暴的办法，与农民民主意识日益增强形成了尖锐矛盾。
（3）群众思想失范和行为失当
农民在经济上相对独立，对集体依赖减少，国家集体观念淡薄，思想上淡化了干部的作用，行动上不配合、不支持干部工作。部分群众有急于求富和盲目攀比心态，由于强烈的失落感，容易产生仇官仇富心态，这些不正常的心态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另外，部分农民对执行政策的干部偏见较大，有的农民目光短浅，有些群众只要权益，不承担义务；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比如拆迁征地等损害到自已利益时，就把矛头指向干部，甚至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采取违法手段和过激行为，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和对立。
一、当前党群干群关系矛盾的特点
从信访部门的资料显示，从信访反映的内容来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诉求类占68%，反映建议类占11%，检举揭发类占11%，申诉类占7%，其它占3%。新时期党群干群关系矛盾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权益性
发生的问题和矛盾大多与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从信访局接待的来访、受理的纠纷情况来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映水电站、煤硐、矿场的建设、开采引发的矛盾纠纷；二是征地补偿、折迁安置问题；三是村务不公开问题；四是困难群众要求救济或享受低保；五是环境污染问题；六是认为执法不公和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判决问题；七是各类民事纠纷。而这些问题都与群众利益相关，且基本上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去体现。要调整现时期的干群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工作作风问题，而应从调整政府与群众利益的矛盾上解决。
（2）群体性
在常见的矛盾纠纷中，往往是利益一致，要求相似的群体性纠纷。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等关系到较大部分人切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矛盾纠纷处理不好，调解难度增大，对社会稳定危害也更大。
（3）抗衡性
不少上访者认为找别人不如找政府，找政府不如堵公路，甚至出现冲击党政机关等违法犯罪行为，意在把矛盾推向社会，扩大事态，以引起上层关注。在上访失败的情况下，农民往往转向直接抵抗，有时甚至发生群体性暴力抗法等恶性事件。
（4）组织性
上访农民为了上访成功，在一些大规模的征地案中，农民还会聘请一些律师参与，使上访农民具有较高法律知识、政策水平。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如果不具备相当高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就不能有效地解决矛盾。
二、当前潼南党群干群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1）基层组织职能转变与农民群众现实要求之间的矛盾
基层干部直接面对群众，党的方针政策要靠基层组织去落实，许多政策在落实过程中或多或少会产生矛盾。随着镇党委、政府对群众管理职能的逐步淡化以及服务群众职能的凸现，一些党员干部一时难以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而且农民群众也十分需要一个能在信息、技术、资金等多方面提供多方位服务的党委、政府。但是部分干部却对新体制不够适应，服务本领满足不了群众生产生活的需求，在相对职权消失的情况下，镇承担的工作任务并未减少，甚至压力更大，镇党委、政府的“有事无权”，不仅削弱了基层党员干部工作的积极能动性，也往往在服务群众中感到“有心无力”，造成缺位失位。
（2）群众诉求与沟通机制的矛盾
近年来，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平等要求明显增强，对自身利益和社會事务表现出了较强的关切，由此产生了包括利益诉求、民主诉求等在内的多种诉求，而且表达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些诉求，都需要通过畅通的干群沟通渠道来表达。但目前就潼南而言，干群沟通机制还不够完善、沟通渠道不够畅通。由于沟通不畅，群众的呼声不能及时反映到干部耳中，干部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时常容易产生偏颇；当群众对有些政策不理解时，往往又得不到正确解答，导致干群间隔阂加重，误解加深。当群众的诉求在规范的、合法的渠道长期得不到畅通有效的表达时，就有可能选择非规范、不合法的渠道，导致矛盾激化、甚至形成对抗。
（3）少数干部腐败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之间的矛盾
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最大受害者是人民群众，它是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的。比如：涉及千家万户的教育乱收费；医生收红包，开单提成，药价虚高；个别党政干部的索贿受贿，吃拿卡要等等，都会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虽然不正之风和腐败只是极少数现象，但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权威，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加了一部分人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和怨恨。
（4）利益需求与分配的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群众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利益需求与分配的矛盾是干群关系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在农村，干部在土地承包、山林管护、开矿建厂、经商办企业等方面占据有利条件，致富的天平向干部倾斜。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由于身份、地位和行业的差别，收人差距也十分明显，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和部门，凭借国家特许政策和对公共资源的占有，其干部职工享受比一般行业高出数倍的收入和福利待遇。这种差距导致普通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心理失衡，往往把不满情绪指向党和政府及各级领导干部。
三、原因分析
（1）少数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
少数基层组织不能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不能公开、公正、公平处理村务，不能为群众办好事、实事，造成基层组织号召力和凝聚力弱化。个别村两委班子因家族、派性问题闹不团结，既影响工作，又涣散民心，影响党的基层组织形象。另外，基层组织对村民教育乏力，不善于向农民群众讲道理，对农民群众的一些错误观点、错误思想缺乏正确的教育引导，使少数农民群众对党、对集体、对改革认识上有误区，思想上有障碍。
（2）部分基层干部素质偏低
一些干部素养、思想境界、知识水平、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与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不相适应。在处理村务和事务时，运用强制式的办法，不向群众作解释、讲道理，当部分农民群众不满干部做法时，不是发挥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而是采用出口训人等简单粗暴的办法，与农民民主意识日益增强形成了尖锐矛盾。
（3）群众思想失范和行为失当
农民在经济上相对独立，对集体依赖减少，国家集体观念淡薄，思想上淡化了干部的作用，行动上不配合、不支持干部工作。部分群众有急于求富和盲目攀比心态，由于强烈的失落感，容易产生仇官仇富心态，这些不正常的心态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另外，部分农民对执行政策的干部偏见较大，有的农民目光短浅，有些群众只要权益，不承担义务；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比如拆迁征地等损害到自已利益时，就把矛头指向干部，甚至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采取违法手段和过激行为，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和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