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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是战争的语言，是冲锋的号角，也是不变的军魂。革命战争年代，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那带着红穗的军号，是部队号令的象征，具有无比崇高和神圣的地位。军号声声，唤起多少英雄虎胆，吹响多少胜利之歌，演绎多少浴血荣光——
2019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施行新的司号制度，神州大地座座军营再次响起那熟悉的军号声。新的司号制度将原有的勤务类、名目类、战斗类、仪式类4类109种号谱，精简优化为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3类21种号谱。
司号兵里出将才
有军号，就有号兵。电影《闪闪的红星》 中的潘冬子，就是红军队伍中的一名小号兵，他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男孩子心中的偶像。
小号手也可以成为大将军。以小号手的身份开始革命的军旅生涯，在烽火硝烟中成长为百战将星，这样的成长轨迹，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并不鲜见。
开国少将肖永银，13岁参加红军，16岁时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司号员，在反川军的“六路围攻”中，自告奋勇，请求指挥两个连，随后他带着战士们如猛虎般地冲向敌军，打得敌军狼狈逃窜。开国中将中，当过司号员的将军有张国华、聂凤智、王辉球、邱创成、李成芳、蔡顺礼、刘西元等。1924年，13岁的阎红彦在陕北参军，成为一名小号兵。1955年9月，阎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国军队的司号兵制度出现在清末。北洋新军引进了洋式军号，并编设号兵、号目、号长。从此，中国军队里有了号兵的编制。
人民军队的司号兵与人民军队同时诞生。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起义部队连以上都编有号兵。正是在号兵们嘹亮的军号声中，我党领导的起义军奋勇冲向敌军。在松柏巷一带，叶挺麾下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一部与驻松柏巷天主教堂的敌军展开激战。起义部队将敌人包围后，一边猛攻，一边喊话劝降，敌军终于支持不住，在敌军号兵吹起的《敬礼号》 中缴械投降。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92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各地起义部队成立的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红军初建时，为保障各级首长调动和指挥部队，在团、营、连分设司号长、号目和司号员。
红军创建初期，部队沿用的是旧军队的号谱。由于号谱相同，敌我双方常常发生误会。1930年冬，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着手编写自己的号谱。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員会（简称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在瑞金召开红军司号会议，根据部队在作战中反馈的意见，制定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发布《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要求红军各军团、各军的指挥员和司号员熟悉和掌握统一的号谱，以便全军统一的号令行动。
换用新号谱后，红军可根据敌人的号音掌握他们在战场上的新动向，而敌人对我军行动却摸不着头脑，军事主动权逐渐掌握在红军手里。
1933年3月，党中央在瑞金附近坪山岗设立红军通信学校，开设号兵班次，开始系统培训司号骨干。革命战争年代，军号为保障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的福建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珍藏着一件中央红军使用过的珍贵革命文物——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为保密起见，该书内页号谱均采用五线谱，共收录了反映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首长代号等方面的号谱340多首。
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日常生活、训练、作战，基本都要通过军号来指挥，所以，从首长到新兵都必须把冲锋号、集合号、防空号、起床号、熄灯号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号谱背得滚瓜烂熟。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名作《西行漫记》 （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封面照片上，一位英姿勃发的红军号手正迎着朝阳，吹奏进军的号角。他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持军号，身旁的红旗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字样。这位红色军队小号手的形象传到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国“抗战之声”的象征，全世界的人们似乎都听到了红军将士冲锋的号声。
这位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他13岁就参加红军，在江西苏区当过司号员，任过排长、连指导员。1936年8月斯诺到保安采访时，有感于正在创造新世界的红色将士的精神风貌，将他的形象摄入镜头。这张照片不仅让人们记住了红军号手的形象，也经典地诠释了我军在红军时期的精神风貌。1955年，当年的小号手谢立全被授予少将军衔。
联友退敌写传奇
战争年代，我军缺少通信器材，直到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缴获了半部电台，才开始组建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团以下部队，军号就成为战场上的重要指挥工具，同时也是最可靠的通信工具。司号兵不仅是吹军号，壮军威，在战场上还发挥着特殊的通信联络作用。
司号兵除了平时的严格培训外，战前均要统一司号联络方式和号谱，各部队的编制与番号，均熟记于心。据开国少将欧阳家祥回忆：长征前夕，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西征，一路转战5000里，最终与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实现会师，靠的就是军号的联络。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陷入了国民党黔军、桂军、湘军组成的包围圈。经过一番血战，部队被敌军截为三段。
红六军团一部在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材率领下，于甘溪一带经过连续苦战，越走困难越多。最困难的是不仅红六军团部没有找到，红二军团在哪里也打听未果。没有通信器材，甚至日常行军所需的指北针、普通地图也没有。大家看着那盘亘无尽的群山，心中无比焦灼。走到江口县内的梵净山麓的苗王山半山腰时，战士们忽然听到后山上传来了“哒哒哒……”的号音。仔细一听，原来是四十九团在调号问话。部队一下子欢腾了。
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通讯主任的欧阳家祥后来回忆说：“我又高兴又惊异，四十九团自从在甘溪被冲散后，由李达参谋长带领去找二军团，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是不是他们已找到了二军团？已经见到了贺老总呢？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司号兵，要他马上吹号问问。大概由于兴奋的缘故吧，他的号音又脆又高，一问一答，特别亲切。”随着号声，一支部队从山脚下朝山上走来。他们手里都拿着帽子、手巾，不停地挥舞着、喊叫着。五十团的部队于是欢呼着向山下奔去。 被敌人分割成三段的红六军团，就是在军号的协助下，分别于10月15日、23日、24日在沿河县的铅厂坝、梵净山、印江的木黄和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合。红二、六军团会师于木黄等地，壮大了两军团的实力。自此，红二、红六军团作为一支战略力量共同征战，长征途中成为组建红二方面军的主要部队。
吹军号，既然可以用来识别友军，一些机智的指挥员就将其用来欺骗敌军。军史留下了不少军号退敌的传奇战例。
军号退敌的一个重要战例发生在“飞夺泸定桥”的行动中。中革军委于1935年5月26日命令红一军团及主力在两天半内向泸定桥急进。红一军团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交给了王开湘、杨成武领导的红四团。红四团遂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一路飞奔，边走边打。
在红军向泸定桥奔袭的同时，国民党川军派出两个旅在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赛跑。据《张震回忆录》 记述：“1935年5月29日，红一军团左纵队先遣团的勇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不畏艰险，夺取了天险泸定桥。我们团沿着大渡河右岸向泸定桥急进，180里沿河山路要在半天一夜赶到。这时，敌军的一个旅也沿左岸去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因天黑下雨，都打着火把，敌军吹号同我们联系，我们马上按俘虏号兵交出的号谱回复，敌人以为我们是自己人，便相安无事。雨越下越大，敌军宿营了，我们则加速前进，到达泸定桥时，桥上还在冒烟，余火尚未熄灭。我们跑步过桥奔向泸定城，迅速北上。”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之后，来到天全附近。一天，红军总司令朱德带着几个参谋到一支部队检查工作。当他们接近紫金镇时，被国民党川军第七十一团发现。200多名川军紧追朱德一行，双方最近时相距仅200多米，情况万分危急。这时突然从山顶上传来了川军的军号声，军号告诉追兵追击的是自己人。川军士兵听到号声，立即停止追击掉头归队。
事后，朱德了解到，吹军号的是红军第二九六团司号兵王大明。那天，二九六团宿营时王大明爬到山顶侦察敌情，低头看到山下敌人正紧追几个人，他从那几个人戴着的红五星斗笠，判断出敌人追击的是红军。恰巧，王大明之前过泸定桥时，捡到过一本敌军的号谱，他一一记在心上，此时便急中生智吹起了敌军号音。果然，军号一响，敌人退去，朱德一行化险为夷。
噶曲河，红军过草地中途经过的一条大河。1936年8月的一天，红二方面军走到这里时，走出草地已是指日可待，而战士们也饥饿到了极点。为了解决缺粮严重的问题，总指挥贺龙率领一部分直属队指战员在天河边钓鱼。正当三五成群的红军在河边捕鱼时，突然有人跑来向贺龙报告：有敌人前来袭击。
贺龙立即指定了临时指挥员，要他把分散的人员迅速组织起来，编好战斗梯队，占领河边小高地，准备战斗。
站在一旁年仅十四五岁的小号兵迅即举起军号，但他没有吹，又慢慢把军号从嘴边拿开了。随后他机警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再次将军号举了起来，吹响的不是冲锋号，却是调兵号，附近红军的号兵在他的引导下一齐吹起了调兵号。
已经冲到离河岸只有千余米远的敌骑兵，听到嘹亮的军号声四起，顿时乱了阵脚。他们勒住马缰，看到河滩上没有一个人走动，担心中了红军的埋伏，便掉转马头逃跑而去。
沙场御侮揚军威
抗战时期，军号在我军的作战中有了新的创举。八路军在敌后不断神出鬼没袭击敌人，而与这些袭击如影随形的军号声也曾使日伪军闻风丧胆。八路军胶东军区的司号员将军号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甚至创造出“军号游击战法”。
1939年的冬天，胶东军区五旅十五团在松山镇的进攻战斗中，就巧妙地发挥了军号的震慑作用。由于当时进攻兵力不足，十五团将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在松山镇四周设置了多组司号员，每组两人。攻击开始后，我军司号员从松山镇的四面八方同时吹响冲锋号。日伪军听到这么多号声，以为八路军大部队包围了松山镇，惊慌失措，命令炮火和轻重机枪向四面八方疯狂扫射。十五团二营乘机发起猛攻，日伪军见势不妙，仓皇向东山方向逃窜。
就在此时，我军司号员又发起新的“军号攻击”，一会儿这边发号，一会儿那边发号，一会儿两边一起发号，一会儿四周同时发号，敌人搞不清我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只感觉到大兵压境。日军起初想凭借东山的有利地势阻击我军追击，但响彻山谷的冲锋号声，让日军惊恐万分，只好放弃东山逃跑。此战，日军小队伤亡过半，伪军中队大部被歼。十五团对此战的总结是“四面发号，威震敌胆”。
胶东八路军军号游击战的另一个战法是：“多处发号，迷惑敌人”。1939年12月，日伪军对蓬黄地区的艾崮山地区进行“扫荡”，在蓬莱县村里集沙河一带，我警卫四营与敌展开激战，为了打退敌人的攻势，老司号长尹兰地带领两名司号员悄悄迂回到敌人后侧，待敌人再次冲至离四营阵地100米左右时，突然吹起了冲锋号，四营同时从正面发起反冲锋，其他司号员也从多处发号，日伪军以为八路军的增援部队到了，向东南方向溃逃。此战我军毙伤日伪30多人，俘虏日军士兵一名，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游动发号，牵制敌人”是“军号游击战”的又一战法。1940年秋季，我军由两个排组成的保卫队与50多人的日伪军在观道村遭遇，敌人采取了拖延战术，等待援军到来后对我军进行围攻。敌众我寡，为了及时撤出这一危险地段，司号长林军带一名司号员一边游动射击，一边吹冲锋号迷惑敌人，他们在阵地上机智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向敌人射击，不但四处吹号，而且在不同的地方吹出不同的号谱来，搞得敌人摸不清头脑，以为我军增援部队到了，因此不敢进攻，只向有号声的地方开炮射击，保卫队抓住这一机会，迅速安全地脱离了险境。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死较量。志愿军的司号员们让拥有一流武器装备的对手们在停战以后依然心有余悸。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朝鲜战争回忆录》 中对志愿军军号的记录部分揭示了美军畏惧志愿军军号的原因。他作了详细而形象的描述：“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能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在战场上，它仿佛是非洲的女巫，只要它一响起，共产党军队就像着了魔似的，全部奋力扑向联军。每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般溃退。”
刊发在《世界军事》 2008年第4期的《原木在移动》 一文记述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时东线长津湖战役中的一段情景：当时，气温陡然降到零下30多度，冰天雪地的战场，空旷无隐蔽，因为酷寒减员严重的志愿军举着大多拉不开枪栓的步枪，在激昂的军号声中，一步一步地移动冻僵身躯，向美军阵地发起进攻。后来，美军参战老兵在回忆录记载：“摇摇晃晃，像僵硬的原木一样……虽缓慢，但却坚定地在加速、在冲锋！”
1951年初冬，英勇的志愿军将士与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奋力厮杀时，志愿军的司号员再次发挥“精神手榴弹”的独特作用，为痛歼英军来复枪团创造了条件。
1951年1月2日晚，志愿军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七连固守釜谷里南山阵地，英军来复枪团向七连发起了营、连规模的7次进攻。在朝鲜战场上，一贯骄傲的英国人在坦克和炮火支援下，多次向釜谷里南山发起冲击，均被击退。七连虽然连续打退敌人的进攻，但是也接近弹尽粮绝，全连仅剩7人。眼看着英军就要占领阵地，危急时刻，司号员郑起挺身而出，代理指挥。他急中生智，突然吹响了冲锋号，号声中，仿佛有千军万马即将冲下山头。进攻连续受挫，已经士气低落的英军被吓呆了，纷纷抱头鼠窜，退到了山下。七连又一次坚强地守住了阵地。如今，帮助志愿军立了战功的那把军号，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军号这种诞生于冷兵器时代的特殊装备已经不太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当我军用“摩托化”取代“骡马化”时，司号员的编制也随之取消，只保留了担负外事任务和国家重大礼宾活动的军乐团。
如今，作为激发斗志、激扬血性的战斗精神的传承，作为严明纪律、规范秩序的管理手段的再现，军号在军营中再度被吹响。军号声声，早已深深融入了军人的灵魂。
（责编 曲星）
2019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施行新的司号制度，神州大地座座军营再次响起那熟悉的军号声。新的司号制度将原有的勤务类、名目类、战斗类、仪式类4类109种号谱，精简优化为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3类21种号谱。
司号兵里出将才
有军号，就有号兵。电影《闪闪的红星》 中的潘冬子，就是红军队伍中的一名小号兵，他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男孩子心中的偶像。
小号手也可以成为大将军。以小号手的身份开始革命的军旅生涯，在烽火硝烟中成长为百战将星，这样的成长轨迹，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并不鲜见。
开国少将肖永银，13岁参加红军，16岁时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司号员，在反川军的“六路围攻”中，自告奋勇，请求指挥两个连，随后他带着战士们如猛虎般地冲向敌军，打得敌军狼狈逃窜。开国中将中，当过司号员的将军有张国华、聂凤智、王辉球、邱创成、李成芳、蔡顺礼、刘西元等。1924年，13岁的阎红彦在陕北参军，成为一名小号兵。1955年9月，阎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国军队的司号兵制度出现在清末。北洋新军引进了洋式军号，并编设号兵、号目、号长。从此，中国军队里有了号兵的编制。
人民军队的司号兵与人民军队同时诞生。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起义部队连以上都编有号兵。正是在号兵们嘹亮的军号声中，我党领导的起义军奋勇冲向敌军。在松柏巷一带，叶挺麾下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一部与驻松柏巷天主教堂的敌军展开激战。起义部队将敌人包围后，一边猛攻，一边喊话劝降，敌军终于支持不住，在敌军号兵吹起的《敬礼号》 中缴械投降。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92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各地起义部队成立的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红军初建时，为保障各级首长调动和指挥部队，在团、营、连分设司号长、号目和司号员。
红军创建初期，部队沿用的是旧军队的号谱。由于号谱相同，敌我双方常常发生误会。1930年冬，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着手编写自己的号谱。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員会（简称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在瑞金召开红军司号会议，根据部队在作战中反馈的意见，制定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发布《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要求红军各军团、各军的指挥员和司号员熟悉和掌握统一的号谱，以便全军统一的号令行动。
换用新号谱后，红军可根据敌人的号音掌握他们在战场上的新动向，而敌人对我军行动却摸不着头脑，军事主动权逐渐掌握在红军手里。
1933年3月，党中央在瑞金附近坪山岗设立红军通信学校，开设号兵班次，开始系统培训司号骨干。革命战争年代，军号为保障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的福建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珍藏着一件中央红军使用过的珍贵革命文物——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为保密起见，该书内页号谱均采用五线谱，共收录了反映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首长代号等方面的号谱340多首。
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日常生活、训练、作战，基本都要通过军号来指挥，所以，从首长到新兵都必须把冲锋号、集合号、防空号、起床号、熄灯号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号谱背得滚瓜烂熟。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名作《西行漫记》 （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封面照片上，一位英姿勃发的红军号手正迎着朝阳，吹奏进军的号角。他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持军号，身旁的红旗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字样。这位红色军队小号手的形象传到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国“抗战之声”的象征，全世界的人们似乎都听到了红军将士冲锋的号声。
这位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他13岁就参加红军，在江西苏区当过司号员，任过排长、连指导员。1936年8月斯诺到保安采访时，有感于正在创造新世界的红色将士的精神风貌，将他的形象摄入镜头。这张照片不仅让人们记住了红军号手的形象，也经典地诠释了我军在红军时期的精神风貌。1955年，当年的小号手谢立全被授予少将军衔。
联友退敌写传奇
战争年代，我军缺少通信器材，直到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缴获了半部电台，才开始组建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团以下部队，军号就成为战场上的重要指挥工具，同时也是最可靠的通信工具。司号兵不仅是吹军号，壮军威，在战场上还发挥着特殊的通信联络作用。
司号兵除了平时的严格培训外，战前均要统一司号联络方式和号谱，各部队的编制与番号，均熟记于心。据开国少将欧阳家祥回忆：长征前夕，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西征，一路转战5000里，最终与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实现会师，靠的就是军号的联络。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陷入了国民党黔军、桂军、湘军组成的包围圈。经过一番血战，部队被敌军截为三段。
红六军团一部在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材率领下，于甘溪一带经过连续苦战，越走困难越多。最困难的是不仅红六军团部没有找到，红二军团在哪里也打听未果。没有通信器材，甚至日常行军所需的指北针、普通地图也没有。大家看着那盘亘无尽的群山，心中无比焦灼。走到江口县内的梵净山麓的苗王山半山腰时，战士们忽然听到后山上传来了“哒哒哒……”的号音。仔细一听，原来是四十九团在调号问话。部队一下子欢腾了。
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通讯主任的欧阳家祥后来回忆说：“我又高兴又惊异，四十九团自从在甘溪被冲散后，由李达参谋长带领去找二军团，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是不是他们已找到了二军团？已经见到了贺老总呢？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司号兵，要他马上吹号问问。大概由于兴奋的缘故吧，他的号音又脆又高，一问一答，特别亲切。”随着号声，一支部队从山脚下朝山上走来。他们手里都拿着帽子、手巾，不停地挥舞着、喊叫着。五十团的部队于是欢呼着向山下奔去。 被敌人分割成三段的红六军团，就是在军号的协助下，分别于10月15日、23日、24日在沿河县的铅厂坝、梵净山、印江的木黄和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合。红二、六军团会师于木黄等地，壮大了两军团的实力。自此，红二、红六军团作为一支战略力量共同征战，长征途中成为组建红二方面军的主要部队。
吹军号，既然可以用来识别友军，一些机智的指挥员就将其用来欺骗敌军。军史留下了不少军号退敌的传奇战例。
军号退敌的一个重要战例发生在“飞夺泸定桥”的行动中。中革军委于1935年5月26日命令红一军团及主力在两天半内向泸定桥急进。红一军团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交给了王开湘、杨成武领导的红四团。红四团遂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一路飞奔，边走边打。
在红军向泸定桥奔袭的同时，国民党川军派出两个旅在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赛跑。据《张震回忆录》 记述：“1935年5月29日，红一军团左纵队先遣团的勇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不畏艰险，夺取了天险泸定桥。我们团沿着大渡河右岸向泸定桥急进，180里沿河山路要在半天一夜赶到。这时，敌军的一个旅也沿左岸去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因天黑下雨，都打着火把，敌军吹号同我们联系，我们马上按俘虏号兵交出的号谱回复，敌人以为我们是自己人，便相安无事。雨越下越大，敌军宿营了，我们则加速前进，到达泸定桥时，桥上还在冒烟，余火尚未熄灭。我们跑步过桥奔向泸定城，迅速北上。”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之后，来到天全附近。一天，红军总司令朱德带着几个参谋到一支部队检查工作。当他们接近紫金镇时，被国民党川军第七十一团发现。200多名川军紧追朱德一行，双方最近时相距仅200多米，情况万分危急。这时突然从山顶上传来了川军的军号声，军号告诉追兵追击的是自己人。川军士兵听到号声，立即停止追击掉头归队。
事后，朱德了解到，吹军号的是红军第二九六团司号兵王大明。那天，二九六团宿营时王大明爬到山顶侦察敌情，低头看到山下敌人正紧追几个人，他从那几个人戴着的红五星斗笠，判断出敌人追击的是红军。恰巧，王大明之前过泸定桥时，捡到过一本敌军的号谱，他一一记在心上，此时便急中生智吹起了敌军号音。果然，军号一响，敌人退去，朱德一行化险为夷。
噶曲河，红军过草地中途经过的一条大河。1936年8月的一天，红二方面军走到这里时，走出草地已是指日可待，而战士们也饥饿到了极点。为了解决缺粮严重的问题，总指挥贺龙率领一部分直属队指战员在天河边钓鱼。正当三五成群的红军在河边捕鱼时，突然有人跑来向贺龙报告：有敌人前来袭击。
贺龙立即指定了临时指挥员，要他把分散的人员迅速组织起来，编好战斗梯队，占领河边小高地，准备战斗。
站在一旁年仅十四五岁的小号兵迅即举起军号，但他没有吹，又慢慢把军号从嘴边拿开了。随后他机警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再次将军号举了起来，吹响的不是冲锋号，却是调兵号，附近红军的号兵在他的引导下一齐吹起了调兵号。
已经冲到离河岸只有千余米远的敌骑兵，听到嘹亮的军号声四起，顿时乱了阵脚。他们勒住马缰，看到河滩上没有一个人走动，担心中了红军的埋伏，便掉转马头逃跑而去。
沙场御侮揚军威
抗战时期，军号在我军的作战中有了新的创举。八路军在敌后不断神出鬼没袭击敌人，而与这些袭击如影随形的军号声也曾使日伪军闻风丧胆。八路军胶东军区的司号员将军号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甚至创造出“军号游击战法”。
1939年的冬天，胶东军区五旅十五团在松山镇的进攻战斗中，就巧妙地发挥了军号的震慑作用。由于当时进攻兵力不足，十五团将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在松山镇四周设置了多组司号员，每组两人。攻击开始后，我军司号员从松山镇的四面八方同时吹响冲锋号。日伪军听到这么多号声，以为八路军大部队包围了松山镇，惊慌失措，命令炮火和轻重机枪向四面八方疯狂扫射。十五团二营乘机发起猛攻，日伪军见势不妙，仓皇向东山方向逃窜。
就在此时，我军司号员又发起新的“军号攻击”，一会儿这边发号，一会儿那边发号，一会儿两边一起发号，一会儿四周同时发号，敌人搞不清我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只感觉到大兵压境。日军起初想凭借东山的有利地势阻击我军追击，但响彻山谷的冲锋号声，让日军惊恐万分，只好放弃东山逃跑。此战，日军小队伤亡过半，伪军中队大部被歼。十五团对此战的总结是“四面发号，威震敌胆”。
胶东八路军军号游击战的另一个战法是：“多处发号，迷惑敌人”。1939年12月，日伪军对蓬黄地区的艾崮山地区进行“扫荡”，在蓬莱县村里集沙河一带，我警卫四营与敌展开激战，为了打退敌人的攻势，老司号长尹兰地带领两名司号员悄悄迂回到敌人后侧，待敌人再次冲至离四营阵地100米左右时，突然吹起了冲锋号，四营同时从正面发起反冲锋，其他司号员也从多处发号，日伪军以为八路军的增援部队到了，向东南方向溃逃。此战我军毙伤日伪30多人，俘虏日军士兵一名，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游动发号，牵制敌人”是“军号游击战”的又一战法。1940年秋季，我军由两个排组成的保卫队与50多人的日伪军在观道村遭遇，敌人采取了拖延战术，等待援军到来后对我军进行围攻。敌众我寡，为了及时撤出这一危险地段，司号长林军带一名司号员一边游动射击，一边吹冲锋号迷惑敌人，他们在阵地上机智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向敌人射击，不但四处吹号，而且在不同的地方吹出不同的号谱来，搞得敌人摸不清头脑，以为我军增援部队到了，因此不敢进攻，只向有号声的地方开炮射击，保卫队抓住这一机会，迅速安全地脱离了险境。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死较量。志愿军的司号员们让拥有一流武器装备的对手们在停战以后依然心有余悸。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朝鲜战争回忆录》 中对志愿军军号的记录部分揭示了美军畏惧志愿军军号的原因。他作了详细而形象的描述：“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能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在战场上，它仿佛是非洲的女巫，只要它一响起，共产党军队就像着了魔似的，全部奋力扑向联军。每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般溃退。”
刊发在《世界军事》 2008年第4期的《原木在移动》 一文记述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时东线长津湖战役中的一段情景：当时，气温陡然降到零下30多度，冰天雪地的战场，空旷无隐蔽，因为酷寒减员严重的志愿军举着大多拉不开枪栓的步枪，在激昂的军号声中，一步一步地移动冻僵身躯，向美军阵地发起进攻。后来，美军参战老兵在回忆录记载：“摇摇晃晃，像僵硬的原木一样……虽缓慢，但却坚定地在加速、在冲锋！”
1951年初冬，英勇的志愿军将士与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奋力厮杀时，志愿军的司号员再次发挥“精神手榴弹”的独特作用，为痛歼英军来复枪团创造了条件。
1951年1月2日晚，志愿军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七连固守釜谷里南山阵地，英军来复枪团向七连发起了营、连规模的7次进攻。在朝鲜战场上，一贯骄傲的英国人在坦克和炮火支援下，多次向釜谷里南山发起冲击，均被击退。七连虽然连续打退敌人的进攻，但是也接近弹尽粮绝，全连仅剩7人。眼看着英军就要占领阵地，危急时刻，司号员郑起挺身而出，代理指挥。他急中生智，突然吹响了冲锋号，号声中，仿佛有千军万马即将冲下山头。进攻连续受挫，已经士气低落的英军被吓呆了，纷纷抱头鼠窜，退到了山下。七连又一次坚强地守住了阵地。如今，帮助志愿军立了战功的那把军号，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军号这种诞生于冷兵器时代的特殊装备已经不太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当我军用“摩托化”取代“骡马化”时，司号员的编制也随之取消，只保留了担负外事任务和国家重大礼宾活动的军乐团。
如今，作为激发斗志、激扬血性的战斗精神的传承，作为严明纪律、规范秩序的管理手段的再现，军号在军营中再度被吹响。军号声声，早已深深融入了军人的灵魂。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