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已有二十个年头没有到吕瑞林同志家去看他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几年,每逢大年初二,我是必去他家拜年的,有几次还碰到原贵州日报总编陈建吾、刘学洙和原省委副书记龙志毅也去给他拜年。近20年没去给他拜年,不是将他淡忘了,我是常与友人谈着他的,这只是自己也老了,懒得走动了。
最近翻看《冀鲁豫边区人黔人物传略》,知吕瑞林生于1921年,现今已是84歲的高龄老人,比我大11岁。吕瑞林是我在《贵州日报》社工作时的老领导,虽然他的子女都喊我林叔叔,但我始终觉着他是长辈。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还因为我感觉到他曾给过我真切的长辈的帮助和关爱。
在“文革”前,我因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过小小的职务,常被“左派”同志当作另类,故而对当官的总是敬而远之保持着距离。对吕瑞林也是这样。我和吕瑞林虽在一个单位工作,但一年也很难讲上一两句话。我对吕瑞林有好印象并逐步靠拢,是因为“文革”的到来,是因“文革”为媒。
我之心灵首次遭遇“文革”的恐怖,是1966年8月的一天。那天,当我们20几位下乡到遵义县南白区参加“四清”工作的同志风尘扑扑回到阔别将近一年的报社时,竟看不到一张迎接的笑脸。走过我们身边的过去很熟悉甚至很亲密的同事,见到我们就像见到瘟神一样,耷拉着头急忙避开。我们单身汉的宿舍在办公大楼的三楼,我扛着行李刚上二楼,迎面而来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横幅和满墙十多张揭发我批判我的大字报,什么反动文人反动权威,什么自我标榜革命,什么美化他反革命的父亲等等,一下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正发楞着,政治文化部负责人、我多年的顶头上司何季平走来了,她见着我立即垮下脸一反常态地厉声命令:“林钟美,限今天下午,把你的日记本全部交出!”何季平走后,又撞着吕瑞林。吕瑞林向我伸出手来,他握着我的手说:“有人揭发你和罗军办地下刊物,你是主编,可有这事?”我回答:“罗军是省剧协主席,他和省、’市文化局的同志一起找我商量过准备办一个戏剧刊物,还没办成。这是政府部门筹办的公开刊物,怎能说是地下刊物呢,吕总编可以派人查证。”吕瑞林听后温和地说:“没有就好。一路上辛苦了,快回宿舍休息。”这天,报社的人和我握手并说两句安抚的话的,就只吕瑞林一个。
何季平看了我多年记的日记,可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还是不让我回文艺组工作。她见采访部机动记者的办公室有一张空桌,便叫我先坐到那里待命,不得私自走出报社。“文革”一经发动,就像一头放缰奔驰的烈马,形势发展迅猛。隔三岔五到报社造反的群众不断,8月31日掀起了一个高潮。这天下午7时左右,我刚吃过晚饭,中科院贵阳地化所的职工和北京南下红卫兵200多人到报社造反,说《贵州日报》不将毛主席的题字套红是反对毛主席。隔了几天到9月 5日,听说下午有红卫兵到省委大楼开声讨大会,口号已升级到“火烧省市委、打倒贾启允”。这天深夜我睡得正熟,突然被何季平进门厉声叫醒:“快起来,快穿衣下楼,到后院坝集合!”会发生什么事呢?不要想。无论是什么事,想躲也躲不脱。我急忙穿衣下床,脸也不洗就急匆匆往楼下走,恰巧在楼梯口又碰到吕瑞林,吕瑞林说:“省委要报社同志紧急下乡办报,这一去可能会一两个月。你怎么不带行李?”我说何季平主任没有叫带。他关切地说:“大家正在后院坝集合,还有点时间,快回宿舍把行李带上。”我返回宿舍,把吕瑞林的话告诉另一还在洗脸的“牛鬼蛇神”,他的一颗悬着的心总算也落了下来。
接着是造反派夺了报社的权。夺权后,被解放了的“牛鬼蛇神”纷纷参加了造反组织,我也报名参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队。哪知造反派头头、和我一起来贵州的同学衣芸田只要自己革命不允许阿Q革命,在我参加战斗队还不到半个月就被该战斗队开除了。被该战斗队张贴公示除名的还有郭青、姚显华等好些被认为有这有那问题的好同志。不当造反派对我来说在客 观上是一件大好事,但也造成我生活上的一点困难。比如我和某造反派积极分子同时因结婚向报社当权者要住房,当权者分给那造反派的是临街楼房,分给我的则是位于旧城隍庙号称报社“贫民窟”的一小间阴暗潮湿的原来当作木工房的平房。我住进这间紧靠公用厕所的小平房不久,原报社领导吕瑞林、侯存明、单衍荣也被造反派赶出“吕公馆”、“侯公馆”住到“贫民窟”来,从此吕、侯、单三位总编成了我的邻居,又由邻居渐渐成了好邻居。由于吕和单的住房更邻近我的住房,我们来来往往就更多一些。吕和单的孩子们常到我家玩,吕瑞林也常来看我和郭青等同志下象棋,有时他见我一人在家看书,就进屋来随便聊聊。他和我聊天从不涉及当时的政治时事,无非是历史和文学之类。有一天他进屋来见我在《唐诗三百首》一书上批批注注,接着蹲在地上半响不说话,突然冒出一句:“唉,居然这样对待知识份子!”我知道他的言下之意,使我从心底非常感激。为了使长辈的心情平和下来,我急忙用别的话语将他的思绪岔开。
在“三反一粉碎”时,我被从遵义记者站调回报社批判过一次。这次批判会由报社革委副主任刘月卿坐镇指挥,编辑部约三十人参加。除刘月卿等个ZU同志的批判发言较无情和激烈外,多数同志的发言轻描淡写属于应付,更有胡端四、郭盛福等同志在发言中说我好话的。批判会草草结束,以后再没开过。不久,叫我去进学习班;又不久,从学习班转到五七干校。我到五七干校已是“文革”后期,吕瑞林已被“解放”补台补进了革委会领导班子。一天,报社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原工程兵报社社长徐明突然到五七干校看我,说:“吕瑞林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我们准备尽快把你调回报社,好好把文艺报道抓起来。”果然,不久我便被调回报社。我调回报社后的一天,我的同学、革委副主任衣芸田还私下对我说过:“吕瑞林说了,他说你可以入党,他说他了解你。”我加人中国共产党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是报社派高宗文、杨秀良到我的家乡江苏丹阳外调了我父亲的情况之后,此是后话。
吕瑞林同志是1975年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贵州省广播事业局局长、党委书记的。吕瑞林离开报社时“文革”还没结束,当时报社的职工和编采人员,不论是“支红派”的、“411派”的,还是“保守派”的、“逍遥派”的,大家异口同声都说这个领导好。“疾风知劲草”,在“文革”中,他挨批挨斗还经常挨打,这是因为他在批斗中能坚持党性、坚持实事求是、不屈从造反派的原故。他被“补台”恢复领导职务后,由于能正确对待各派群众特别是斗过他打过他的群众,他在报社的威望就更高了。吕瑞林善于团结同志,人缘一向好,正如我在本文开头一段写到的,和他共事过的陈健吾、龙志毅、刘学洙等同志在春节还不忘去给他拜年哩!
过去,我与吕瑞林同志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奉承他的话,但我总想把我对他的好印象写下来。我写这篇文章还不知他能见得着否,希望他能见着。近年来,曾多次见到单衍荣、侯存明,却没机会见到吕瑞林。听说他和单衍荣、侯存明一样都还健康,衷心祝愿吕、侯、单三位老领导好领导健康长寿,都活上百岁,安享晚岁之福!
最近翻看《冀鲁豫边区人黔人物传略》,知吕瑞林生于1921年,现今已是84歲的高龄老人,比我大11岁。吕瑞林是我在《贵州日报》社工作时的老领导,虽然他的子女都喊我林叔叔,但我始终觉着他是长辈。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还因为我感觉到他曾给过我真切的长辈的帮助和关爱。
在“文革”前,我因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过小小的职务,常被“左派”同志当作另类,故而对当官的总是敬而远之保持着距离。对吕瑞林也是这样。我和吕瑞林虽在一个单位工作,但一年也很难讲上一两句话。我对吕瑞林有好印象并逐步靠拢,是因为“文革”的到来,是因“文革”为媒。
我之心灵首次遭遇“文革”的恐怖,是1966年8月的一天。那天,当我们20几位下乡到遵义县南白区参加“四清”工作的同志风尘扑扑回到阔别将近一年的报社时,竟看不到一张迎接的笑脸。走过我们身边的过去很熟悉甚至很亲密的同事,见到我们就像见到瘟神一样,耷拉着头急忙避开。我们单身汉的宿舍在办公大楼的三楼,我扛着行李刚上二楼,迎面而来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横幅和满墙十多张揭发我批判我的大字报,什么反动文人反动权威,什么自我标榜革命,什么美化他反革命的父亲等等,一下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正发楞着,政治文化部负责人、我多年的顶头上司何季平走来了,她见着我立即垮下脸一反常态地厉声命令:“林钟美,限今天下午,把你的日记本全部交出!”何季平走后,又撞着吕瑞林。吕瑞林向我伸出手来,他握着我的手说:“有人揭发你和罗军办地下刊物,你是主编,可有这事?”我回答:“罗军是省剧协主席,他和省、’市文化局的同志一起找我商量过准备办一个戏剧刊物,还没办成。这是政府部门筹办的公开刊物,怎能说是地下刊物呢,吕总编可以派人查证。”吕瑞林听后温和地说:“没有就好。一路上辛苦了,快回宿舍休息。”这天,报社的人和我握手并说两句安抚的话的,就只吕瑞林一个。
何季平看了我多年记的日记,可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还是不让我回文艺组工作。她见采访部机动记者的办公室有一张空桌,便叫我先坐到那里待命,不得私自走出报社。“文革”一经发动,就像一头放缰奔驰的烈马,形势发展迅猛。隔三岔五到报社造反的群众不断,8月31日掀起了一个高潮。这天下午7时左右,我刚吃过晚饭,中科院贵阳地化所的职工和北京南下红卫兵200多人到报社造反,说《贵州日报》不将毛主席的题字套红是反对毛主席。隔了几天到9月 5日,听说下午有红卫兵到省委大楼开声讨大会,口号已升级到“火烧省市委、打倒贾启允”。这天深夜我睡得正熟,突然被何季平进门厉声叫醒:“快起来,快穿衣下楼,到后院坝集合!”会发生什么事呢?不要想。无论是什么事,想躲也躲不脱。我急忙穿衣下床,脸也不洗就急匆匆往楼下走,恰巧在楼梯口又碰到吕瑞林,吕瑞林说:“省委要报社同志紧急下乡办报,这一去可能会一两个月。你怎么不带行李?”我说何季平主任没有叫带。他关切地说:“大家正在后院坝集合,还有点时间,快回宿舍把行李带上。”我返回宿舍,把吕瑞林的话告诉另一还在洗脸的“牛鬼蛇神”,他的一颗悬着的心总算也落了下来。
接着是造反派夺了报社的权。夺权后,被解放了的“牛鬼蛇神”纷纷参加了造反组织,我也报名参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队。哪知造反派头头、和我一起来贵州的同学衣芸田只要自己革命不允许阿Q革命,在我参加战斗队还不到半个月就被该战斗队开除了。被该战斗队张贴公示除名的还有郭青、姚显华等好些被认为有这有那问题的好同志。不当造反派对我来说在客 观上是一件大好事,但也造成我生活上的一点困难。比如我和某造反派积极分子同时因结婚向报社当权者要住房,当权者分给那造反派的是临街楼房,分给我的则是位于旧城隍庙号称报社“贫民窟”的一小间阴暗潮湿的原来当作木工房的平房。我住进这间紧靠公用厕所的小平房不久,原报社领导吕瑞林、侯存明、单衍荣也被造反派赶出“吕公馆”、“侯公馆”住到“贫民窟”来,从此吕、侯、单三位总编成了我的邻居,又由邻居渐渐成了好邻居。由于吕和单的住房更邻近我的住房,我们来来往往就更多一些。吕和单的孩子们常到我家玩,吕瑞林也常来看我和郭青等同志下象棋,有时他见我一人在家看书,就进屋来随便聊聊。他和我聊天从不涉及当时的政治时事,无非是历史和文学之类。有一天他进屋来见我在《唐诗三百首》一书上批批注注,接着蹲在地上半响不说话,突然冒出一句:“唉,居然这样对待知识份子!”我知道他的言下之意,使我从心底非常感激。为了使长辈的心情平和下来,我急忙用别的话语将他的思绪岔开。
在“三反一粉碎”时,我被从遵义记者站调回报社批判过一次。这次批判会由报社革委副主任刘月卿坐镇指挥,编辑部约三十人参加。除刘月卿等个ZU同志的批判发言较无情和激烈外,多数同志的发言轻描淡写属于应付,更有胡端四、郭盛福等同志在发言中说我好话的。批判会草草结束,以后再没开过。不久,叫我去进学习班;又不久,从学习班转到五七干校。我到五七干校已是“文革”后期,吕瑞林已被“解放”补台补进了革委会领导班子。一天,报社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原工程兵报社社长徐明突然到五七干校看我,说:“吕瑞林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我们准备尽快把你调回报社,好好把文艺报道抓起来。”果然,不久我便被调回报社。我调回报社后的一天,我的同学、革委副主任衣芸田还私下对我说过:“吕瑞林说了,他说你可以入党,他说他了解你。”我加人中国共产党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是报社派高宗文、杨秀良到我的家乡江苏丹阳外调了我父亲的情况之后,此是后话。
吕瑞林同志是1975年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贵州省广播事业局局长、党委书记的。吕瑞林离开报社时“文革”还没结束,当时报社的职工和编采人员,不论是“支红派”的、“411派”的,还是“保守派”的、“逍遥派”的,大家异口同声都说这个领导好。“疾风知劲草”,在“文革”中,他挨批挨斗还经常挨打,这是因为他在批斗中能坚持党性、坚持实事求是、不屈从造反派的原故。他被“补台”恢复领导职务后,由于能正确对待各派群众特别是斗过他打过他的群众,他在报社的威望就更高了。吕瑞林善于团结同志,人缘一向好,正如我在本文开头一段写到的,和他共事过的陈健吾、龙志毅、刘学洙等同志在春节还不忘去给他拜年哩!
过去,我与吕瑞林同志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奉承他的话,但我总想把我对他的好印象写下来。我写这篇文章还不知他能见得着否,希望他能见着。近年来,曾多次见到单衍荣、侯存明,却没机会见到吕瑞林。听说他和单衍荣、侯存明一样都还健康,衷心祝愿吕、侯、单三位老领导好领导健康长寿,都活上百岁,安享晚岁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