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有二十个年头没有到吕瑞林同志家去看他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几年，每逢大年初二，我是必去他家拜年的，有几次还碰到原贵州日报总编陈建吾、刘学洙和原省委副书记龙志毅也去给他拜年。近20年没去给他拜年，不是将他淡忘了，我是常与友人谈着他的，这只是自己也老了，懒得走动了。
　　最近翻看《冀鲁豫边区人黔人物传略》，知吕瑞林生于1921年，现今已是84歲的高龄老人，比我大11岁。吕瑞林是我在《贵州日报》社工作时的老领导，虽然他的子女都喊我林叔叔，但我始终觉着他是长辈。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还因为我感觉到他曾给过我真切的长辈的帮助和关爱。
　　在“文革”前，我因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过小小的职务，常被“左派”同志当作另类，故而对当官的总是敬而远之保持着距离。对吕瑞林也是这样。我和吕瑞林虽在一个单位工作，但一年也很难讲上一两句话。我对吕瑞林有好印象并逐步靠拢，是因为“文革”的到来，是因“文革”为媒。
　　我之心灵首次遭遇“文革”的恐怖，是1966年8月的一天。那天，当我们20几位下乡到遵义县南白区参加“四清”工作的同志风尘扑扑回到阔别将近一年的报社时，竟看不到一张迎接的笑脸。走过我们身边的过去很熟悉甚至很亲密的同事，见到我们就像见到瘟神一样，耷拉着头急忙避开。我们单身汉的宿舍在办公大楼的三楼，我扛着行李刚上二楼，迎面而来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横幅和满墙十多张揭发我批判我的大字报，什么反动文人反动权威，什么自我标榜革命，什么美化他反革命的父亲等等，一下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正发楞着，政治文化部负责人、我多年的顶头上司何季平走来了，她见着我立即垮下脸一反常态地厉声命令：“林钟美，限今天下午，把你的日记本全部交出!”何季平走后，又撞着吕瑞林。吕瑞林向我伸出手来，他握着我的手说：“有人揭发你和罗军办地下刊物，你是主编，可有这事?”我回答：“罗军是省剧协主席，他和省、’市文化局的同志一起找我商量过准备办一个戏剧刊物，还没办成。这是政府部门筹办的公开刊物，怎能说是地下刊物呢，吕总编可以派人查证。”吕瑞林听后温和地说：“没有就好。一路上辛苦了，快回宿舍休息。”这天，报社的人和我握手并说两句安抚的话的，就只吕瑞林一个。
　　何季平看了我多年记的日记，可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还是不让我回文艺组工作。她见采访部机动记者的办公室有一张空桌，便叫我先坐到那里待命，不得私自走出报社。“文革”一经发动，就像一头放缰奔驰的烈马，形势发展迅猛。隔三岔五到报社造反的群众不断，8月31日掀起了一个高潮。这天下午7时左右，我刚吃过晚饭，中科院贵阳地化所的职工和北京南下红卫兵200多人到报社造反，说《贵州日报》不将毛主席的题字套红是反对毛主席。隔了几天到9月 5日，听说下午有红卫兵到省委大楼开声讨大会，口号已升级到“火烧省市委、打倒贾启允”。这天深夜我睡得正熟，突然被何季平进门厉声叫醒：“快起来，快穿衣下楼，到后院坝集合！”会发生什么事呢?不要想。无论是什么事，想躲也躲不脱。我急忙穿衣下床，脸也不洗就急匆匆往楼下走，恰巧在楼梯口又碰到吕瑞林，吕瑞林说：“省委要报社同志紧急下乡办报，这一去可能会一两个月。你怎么不带行李?”我说何季平主任没有叫带。他关切地说：“大家正在后院坝集合，还有点时间，快回宿舍把行李带上。”我返回宿舍，把吕瑞林的话告诉另一还在洗脸的“牛鬼蛇神”，他的一颗悬着的心总算也落了下来。
　　接着是造反派夺了报社的权。夺权后，被解放了的“牛鬼蛇神”纷纷参加了造反组织，我也报名参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队。哪知造反派头头、和我一起来贵州的同学衣芸田只要自己革命不允许阿Q革命，在我参加战斗队还不到半个月就被该战斗队开除了。被该战斗队张贴公示除名的还有郭青、姚显华等好些被认为有这有那问题的好同志。不当造反派对我来说在客 观上是一件大好事，但也造成我生活上的一点困难。比如我和某造反派积极分子同时因结婚向报社当权者要住房，当权者分给那造反派的是临街楼房，分给我的则是位于旧城隍庙号称报社“贫民窟”的一小间阴暗潮湿的原来当作木工房的平房。我住进这间紧靠公用厕所的小平房不久，原报社领导吕瑞林、侯存明、单衍荣也被造反派赶出“吕公馆”、“侯公馆”住到“贫民窟”来，从此吕、侯、单三位总编成了我的邻居，又由邻居渐渐成了好邻居。由于吕和单的住房更邻近我的住房，我们来来往往就更多一些。吕和单的孩子们常到我家玩，吕瑞林也常来看我和郭青等同志下象棋，有时他见我一人在家看书，就进屋来随便聊聊。他和我聊天从不涉及当时的政治时事，无非是历史和文学之类。有一天他进屋来见我在《唐诗三百首》一书上批批注注，接着蹲在地上半响不说话，突然冒出一句：“唉，居然这样对待知识份子!”我知道他的言下之意，使我从心底非常感激。为了使长辈的心情平和下来，我急忙用别的话语将他的思绪岔开。
　　在“三反一粉碎”时，我被从遵义记者站调回报社批判过一次。这次批判会由报社革委副主任刘月卿坐镇指挥，编辑部约三十人参加。除刘月卿等个ZU同志的批判发言较无情和激烈外，多数同志的发言轻描淡写属于应付，更有胡端四、郭盛福等同志在发言中说我好话的。批判会草草结束，以后再没开过。不久，叫我去进学习班；又不久，从学习班转到五七干校。我到五七干校已是“文革”后期，吕瑞林已被“解放”补台补进了革委会领导班子。一天，报社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原工程兵报社社长徐明突然到五七干校看我，说：“吕瑞林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我们准备尽快把你调回报社，好好把文艺报道抓起来。”果然，不久我便被调回报社。我调回报社后的一天，我的同学、革委副主任衣芸田还私下对我说过：“吕瑞林说了，他说你可以入党，他说他了解你。”我加人中国共产党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是报社派高宗文、杨秀良到我的家乡江苏丹阳外调了我父亲的情况之后，此是后话。
　　吕瑞林同志是1975年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贵州省广播事业局局长、党委书记的。吕瑞林离开报社时“文革”还没结束，当时报社的职工和编采人员，不论是“支红派”的、“411派”的，还是“保守派”的、“逍遥派”的，大家异口同声都说这个领导好。“疾风知劲草”，在“文革”中，他挨批挨斗还经常挨打，这是因为他在批斗中能坚持党性、坚持实事求是、不屈从造反派的原故。他被“补台”恢复领导职务后，由于能正确对待各派群众特别是斗过他打过他的群众，他在报社的威望就更高了。吕瑞林善于团结同志，人缘一向好，正如我在本文开头一段写到的，和他共事过的陈健吾、龙志毅、刘学洙等同志在春节还不忘去给他拜年哩!
　　过去，我与吕瑞林同志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奉承他的话，但我总想把我对他的好印象写下来。我写这篇文章还不知他能见得着否，希望他能见着。近年来，曾多次见到单衍荣、侯存明，却没机会见到吕瑞林。听说他和单衍荣、侯存明一样都还健康，衷心祝愿吕、侯、单三位老领导好领导健康长寿，都活上百岁，安享晚岁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