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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典
1924年生,1946-1950年先后就学于北大历史系和政治系。1950年毕业留校,任明清史专家郑天挺的助教,并攻读他的研究生。1952年,应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之邀,回广西任教。以研究太平天国著称,曾任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等职。
在俞大缜家喝咖啡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课是外语课,老师是个老太太,俞大缜,国民党那个俞大维的妹妹,曾国藩的外曾孙女。老太太很认真,也很严格,一看有个新同学来,就叫我起来念。我第一天报到,第二天就上课,当时还没有书,就拿了边上同学——就是傅作义儿子——的书。念完了,老太太没叫我坐,说:“怎么开学一个月了,你连课本也没有?”我是刚从南方去,普通话也说不好,又不好解释,就在那里听她批评。完了她马上就测验。第3天放榜了,成绩单公布在图书馆前的那面墙上,我的名字排第一个,钟文典,59.5,用红笔写的。哎呀,我一看,糟糕了,全班有3个不及格,我是一个。
第3天又上课了,老太太又叫我起来念书,我念完了她说:“你的发音不错,就是说得太快了。”然后又问我:“你现在有书了没有?怎么回事?”我就把情况告诉她。老太太人很好啊,就说我错怪你了。后来有一天,她要我到她家里去,冲了一杯咖啡给我喝。所以我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她家里。当时北大师生是这样一种关系。
俞大缜先生这个人很耿直。后来罗尔纲先生研究太平天国,写了《李秀成伪降考》,受到批判。俞先生就出来作证,说李秀成的确是伪降,她说我听我的先辈说过,李秀成劝曾文正公做皇帝,他是想策反,曾文正不敢。当时正在批判(罗尔纲)的风头上,她敢出来作证,那是很不容易的哦,而且她还去找周总理说理。
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抡那时也在北大,是教务长。他不是搞化学的嘛,一天到晚穿黄呢大褂,上面有很多洞,都是化学药品搞的。他刚上班的时候有个笑话,门卫守住门不让他进。他是教务长,要上班,为什么不让他进?穿的是破大褂,两只鞋穿反了,人家一看以为他神经不正常。后来有人说这是教务长啊,你不让他进?才放他进去。我听过他的演讲,在大礼堂,差不多坐满人了,站着听的都有。当时北大每天差不多十几二十场讲座,随你听,挤破人的有,十几个人的也有,照样讲。不会像现在这样正规,一定要到多少人数,十几个人好像就不行。
跟沈从文淘文物
大学国文第一课,是沈从文先生上的。沈从文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一看,沈先生是这个样子:很清瘦,个子不高,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外面穿一个大褂。他讲课像他人一样,慢条斯理,有时候讲着讲着自己还笑一笑。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的一个君子。我上了他一个学期的课,聊过几次。
解放以后沈先生没有工作,后来是郑振铎帮他安排到故宫博物院。文学搞不了他就研究古代服饰。但他研究什么成什么,他那个服饰史现在也没人超过他,是吧?
1954年,学校(广西大学)叫我去买些文物,第一站我就到故宫博物馆。他们说这个你要问沈先生。一看,他就在那个大厅的角落里。我马上过去,叫了一声先生。他抬头看,我向他鞠了一个躬。他说:“你是谁呀?”我说我是你的学生。他有点印象,就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说学校给我2000块钱买文物,要建文物室。
因为我们是师生,他很坦率,说你不懂,你明天8点钟来,我带你去。第二天就带我从故宫博物院跑到西琉璃厂。我请他坐黄包车他不坐,一定要走路去,故宫到西琉璃厂蛮远的啊!一连3个上午,他一家家挑,一件件比,再一件件砍价。用完2000块钱,他就去监督人家装箱,然后跟我说你可以回去了,剩下的我帮你做得了!
结果为这些文物,沈先生先后来了6封信,都是蝇头小楷,毛笔字写得很清秀。我临走时,他还送了一块自己的唐代铜镜给我们文物室。1960年还是1963年,他来桂林,到文物室去看,很高兴,说,“我这个破铜镜也在!”我特地用个玻璃盒装起来的,注明是沈从文先生捐。文物室还有一套钱币,从古代的一直到清代的铜钱、钞票都有,他说这一套我们当时没有买啊。我说这一套你记得没有?我们交易最多的那一家文物商,他送了一套到我家里。当时标价不高,24块钱。
沈先生,一直到现在我都想念他。我1988年去宝鸡开会,在火车上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很伤感,一到宝鸡就写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
请胡适给小学题字
1946年10月,胡适先生主持了北大的开学典礼,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胡适先生,后来就见多了。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往北走,他从他那个办公室绕道往南来,刚好就在图书馆那儿相遇。我向他鞠个躬,他也脱了帽回礼,很客气地问我:“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么?”我说:“报告校长,没有什么事。”
刚好那时候我家乡办一个小学,用我祖父的名字命名。我一个堂兄的母亲去世了,把剩下的几十亩田捐给小学作办学经费。我跟堂兄谈了这个事情,我说胡校长尽管那么有名,但对学生还是非常客气的。他说那你请他帮忙写个校名啊。我就拿了那个校名的条子,在他办公室外转悠了3天。第3天碰到他了,他也帮忙写了“定荣纪念学校胡适题一九四七”。
后来我在北大读研究生、当助教,就住在胡适先生对门。他妻子江冬秀人胖胖的,胡先生对她很好。有时候他们出门来,胡先生拿把纸扇,穿着大褂,江夫人穿着布鞋、白袜子,头上还插着花,两个人就这样慢慢走。
胡先生当时没开什么课,外国学者来,他就去介绍一下。但他演讲很好,我听过。他做校长有点无为而治,真的是兼容并蓄。天主教会一个美国神父,在红楼西边的教室做报告讲解放区怎么怎么不好。但是在东边,地下党进来了,就在那儿讲解放区怎么怎么好。我先去听西边的,因为对教会我从来没接触过。很多教徒在那里念“阿门”,低着头,闭着眼睛,吓了我一跳。又到东边去听解放区那边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兼容并包。
后来国共内战,快打到北平了,学校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迁校,一派主张留守。胡先生在红楼摆两个桌子、放两个本子,赞成迁校的反对迁校的,大家都可以提意见,记下来。后来反对迁校的占多数,所以没迁。胡适先生本来不想离开北平,后来闹得厉害,他就走了。
钱端升一堂课只讲10分钟
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围城了,学校里就搞护校运动,名头叫“保护老教授”,实际上就是稳住老教授,不让蒋介石抢走,所以每个教授家都住了四五个同学。我当时分到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家里。那时教授的房子也不大,游先生睡床上,我们就睡在他床前,吃饭也在他家里,游先生后来就留下来了。解放以后周总理到北大和资深教授开会,30几个人吧,坐下来第一句话就说:“可惜胡适走了,要不走,北大校长还是他来当。”说明共产党原本还是对他寄希望的。这是后来钱端升先生告诉我的。
钱先生是浙江人,口音比较重,所以你听他的课要集中注意力才行,不然听不懂。他是当时国民参政会3门大炮之一,他一个,许德珩一个,周炳琳一个,经常向国民党开炮。所以他上课议论时政牢骚很多,见了桌子骂桌子,见了凳子骂凳子,有了新闻先发一顿牢骚,然后一看表,还有10分钟下课了。一讲课,底下大家谁也听不懂,所以有同学递条子给他:“临表涕零,不知所云。”——《出师表》里的话。他看到这条子也摇头笑。
但是我想,钱先生是国民党那时候30多个院士之一,美国人经常请他去讲学,他的著作也不少,说他没有学问没道理。所以我就下决心听听他那10分钟课,一试,你只要认真听进去了,可以给你很多启发,他真是有大学问的。
我跟胡适先生的大弟子罗尔纲比较熟。罗先生做学问很扎实,人也很随和。他能得到胡先生的欣赏是因为帮胡先生做他父亲的文稿。胡先生父亲的字很难看懂,找了几个人都做不下去,罗先生在那里搞了一年多,把它搞清楚了,所以胡先生很欣赏他。
罗先生的《师门五年记》本来叫《师门辱教记》,后来胡适先生帮他改了(书名)。胡先生在台湾做60大寿的时候,自己出钱印了400本,来祝寿的每个人一本。后来大陆批判胡适,罗尔纲说我不批判。消息传到了台湾,(有人就告诉胡适)说罗尔纲也批判你了。胡先生很坦然,说尔纲不会这样做的,我相信他是违心的。这话又传了回来,传到罗先生那里,罗先生整整一天不说话,在那里流泪。
吴之春只剩一个学生也上课
当时有个吴之春先生,教西洋思想史的,原来是清华大学教务长,湖北人,70多岁,身体不太好,上他的课分数容易得,只要交一份作业都及格。他开选修课,选的人很多,我记得第一堂课交选课单时,80多个人;第二堂来听课的,20多个人;第三堂,5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第四堂课我琢磨还去不去,后来一想,5个人,再去一次吧。到那儿一看,就我一个人。我想走,吴之春先生来了。他一上讲台,瞪大眼睛,用湖北话问我:“你还来啊?”我说,吴先生,我在听。他说你不要来了,以后到我家里去好了。所以每周三的3、4两节课到他家里去,就是面对面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那时候北大是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作业做好就得了。当然那时候作假的人也少。
西洋思想史专家吴恩裕先生——他也研究红楼梦——跟我无话不谈。他爱听京剧,我也爱听京剧,有时候他买到两个留声机片子,马上就跑到宿舍来找我:“文典,今天晚上来啊!”到那里去,一杯清茶,有时候两个烧饼,我们就一起听京剧。
当时俞平伯还在,贺麟也在。俞平伯先生也很有意思,他不修边幅。学校有个邮电所,很多老师、同学在那儿寄信,他近视眼,一进去把两边的人都挤开了,他先来。我说这不是俞先生嘛,他好像也蛮不在乎。
我在历史系读了一年,因为我对外交史、国际法有兴趣,系主任郑天挺先生说,既然对外交史有兴趣,转到政治系去吧。他还帮我去政治系联系,政治系主任王铁崖先生同意了,所以我就转到政治系。当时是没有门户之见的。
卖了裤子衣服去听梅兰芳
我感觉在北大最受益的就是和一些朋友一块儿闲聊,特别是读研究生那段。那时宿舍里面12个小房间,一人一个房间,楼下一部公用电话,还有小厨房、卫生间、洗澡间。每天下课了回来休息,或者吃完晚饭,一人一张扶手椅,就在宿舍前的院子里,捧着开水开始瞎聊了:我今天看了什么,我是怎么看的;我今天读了什么书,我是怎么感觉的;我今天听了谁的报告。就在那儿聊,一聊一两个钟头。哎,我就感觉我也听了那个报告、读了那个书。
那时候周末活动也很多。我是南方去的,一到周末就去游览。北京城的老城门,还有那些老街道、老市场、庙会,我都去过。我们还组织去游长城、香山、颐和园。有时候去听京剧、相声,有时候去赶庙会,吃街边炖的羊杂牛杂。
解放后,梅兰芳、周信芳在北京第一次演出,我跟几个同学很高兴,但是没钱买票。怎么办呢?我就卖了两条裤子一件衣服,连夜去排队买票。我们买的楼座,坐成一排。梅兰芳解放以后经常听,到底老了,比不上以前了,以前灌的片子那的确是唱得好。马连良啊,杨宝森啊,叶盛兰啊,这些都听过。
侯宝林的相声,当时5毛钱一张票。现在说相声没有谁能比得过侯宝林,老前辈就是老前辈啊,那功夫真的不一样。他的相声生活气息比较浓,说出来的东西就跟你很接近。现在的相声我不愿意听,他不是说,是喊,老在打闹,没意思。侯宝林跟郭启儒就不一样,就站在那儿说,一听起来味道很足,没有人比得上他们。
1924年生,1946-1950年先后就学于北大历史系和政治系。1950年毕业留校,任明清史专家郑天挺的助教,并攻读他的研究生。1952年,应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之邀,回广西任教。以研究太平天国著称,曾任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等职。
在俞大缜家喝咖啡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课是外语课,老师是个老太太,俞大缜,国民党那个俞大维的妹妹,曾国藩的外曾孙女。老太太很认真,也很严格,一看有个新同学来,就叫我起来念。我第一天报到,第二天就上课,当时还没有书,就拿了边上同学——就是傅作义儿子——的书。念完了,老太太没叫我坐,说:“怎么开学一个月了,你连课本也没有?”我是刚从南方去,普通话也说不好,又不好解释,就在那里听她批评。完了她马上就测验。第3天放榜了,成绩单公布在图书馆前的那面墙上,我的名字排第一个,钟文典,59.5,用红笔写的。哎呀,我一看,糟糕了,全班有3个不及格,我是一个。
第3天又上课了,老太太又叫我起来念书,我念完了她说:“你的发音不错,就是说得太快了。”然后又问我:“你现在有书了没有?怎么回事?”我就把情况告诉她。老太太人很好啊,就说我错怪你了。后来有一天,她要我到她家里去,冲了一杯咖啡给我喝。所以我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她家里。当时北大师生是这样一种关系。
俞大缜先生这个人很耿直。后来罗尔纲先生研究太平天国,写了《李秀成伪降考》,受到批判。俞先生就出来作证,说李秀成的确是伪降,她说我听我的先辈说过,李秀成劝曾文正公做皇帝,他是想策反,曾文正不敢。当时正在批判(罗尔纲)的风头上,她敢出来作证,那是很不容易的哦,而且她还去找周总理说理。
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抡那时也在北大,是教务长。他不是搞化学的嘛,一天到晚穿黄呢大褂,上面有很多洞,都是化学药品搞的。他刚上班的时候有个笑话,门卫守住门不让他进。他是教务长,要上班,为什么不让他进?穿的是破大褂,两只鞋穿反了,人家一看以为他神经不正常。后来有人说这是教务长啊,你不让他进?才放他进去。我听过他的演讲,在大礼堂,差不多坐满人了,站着听的都有。当时北大每天差不多十几二十场讲座,随你听,挤破人的有,十几个人的也有,照样讲。不会像现在这样正规,一定要到多少人数,十几个人好像就不行。
跟沈从文淘文物
大学国文第一课,是沈从文先生上的。沈从文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一看,沈先生是这个样子:很清瘦,个子不高,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外面穿一个大褂。他讲课像他人一样,慢条斯理,有时候讲着讲着自己还笑一笑。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的一个君子。我上了他一个学期的课,聊过几次。
解放以后沈先生没有工作,后来是郑振铎帮他安排到故宫博物院。文学搞不了他就研究古代服饰。但他研究什么成什么,他那个服饰史现在也没人超过他,是吧?
1954年,学校(广西大学)叫我去买些文物,第一站我就到故宫博物馆。他们说这个你要问沈先生。一看,他就在那个大厅的角落里。我马上过去,叫了一声先生。他抬头看,我向他鞠了一个躬。他说:“你是谁呀?”我说我是你的学生。他有点印象,就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说学校给我2000块钱买文物,要建文物室。
因为我们是师生,他很坦率,说你不懂,你明天8点钟来,我带你去。第二天就带我从故宫博物院跑到西琉璃厂。我请他坐黄包车他不坐,一定要走路去,故宫到西琉璃厂蛮远的啊!一连3个上午,他一家家挑,一件件比,再一件件砍价。用完2000块钱,他就去监督人家装箱,然后跟我说你可以回去了,剩下的我帮你做得了!
结果为这些文物,沈先生先后来了6封信,都是蝇头小楷,毛笔字写得很清秀。我临走时,他还送了一块自己的唐代铜镜给我们文物室。1960年还是1963年,他来桂林,到文物室去看,很高兴,说,“我这个破铜镜也在!”我特地用个玻璃盒装起来的,注明是沈从文先生捐。文物室还有一套钱币,从古代的一直到清代的铜钱、钞票都有,他说这一套我们当时没有买啊。我说这一套你记得没有?我们交易最多的那一家文物商,他送了一套到我家里。当时标价不高,24块钱。
沈先生,一直到现在我都想念他。我1988年去宝鸡开会,在火车上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很伤感,一到宝鸡就写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
请胡适给小学题字
1946年10月,胡适先生主持了北大的开学典礼,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胡适先生,后来就见多了。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往北走,他从他那个办公室绕道往南来,刚好就在图书馆那儿相遇。我向他鞠个躬,他也脱了帽回礼,很客气地问我:“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么?”我说:“报告校长,没有什么事。”
刚好那时候我家乡办一个小学,用我祖父的名字命名。我一个堂兄的母亲去世了,把剩下的几十亩田捐给小学作办学经费。我跟堂兄谈了这个事情,我说胡校长尽管那么有名,但对学生还是非常客气的。他说那你请他帮忙写个校名啊。我就拿了那个校名的条子,在他办公室外转悠了3天。第3天碰到他了,他也帮忙写了“定荣纪念学校胡适题一九四七”。
后来我在北大读研究生、当助教,就住在胡适先生对门。他妻子江冬秀人胖胖的,胡先生对她很好。有时候他们出门来,胡先生拿把纸扇,穿着大褂,江夫人穿着布鞋、白袜子,头上还插着花,两个人就这样慢慢走。
胡先生当时没开什么课,外国学者来,他就去介绍一下。但他演讲很好,我听过。他做校长有点无为而治,真的是兼容并蓄。天主教会一个美国神父,在红楼西边的教室做报告讲解放区怎么怎么不好。但是在东边,地下党进来了,就在那儿讲解放区怎么怎么好。我先去听西边的,因为对教会我从来没接触过。很多教徒在那里念“阿门”,低着头,闭着眼睛,吓了我一跳。又到东边去听解放区那边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兼容并包。
后来国共内战,快打到北平了,学校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迁校,一派主张留守。胡先生在红楼摆两个桌子、放两个本子,赞成迁校的反对迁校的,大家都可以提意见,记下来。后来反对迁校的占多数,所以没迁。胡适先生本来不想离开北平,后来闹得厉害,他就走了。
钱端升一堂课只讲10分钟
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围城了,学校里就搞护校运动,名头叫“保护老教授”,实际上就是稳住老教授,不让蒋介石抢走,所以每个教授家都住了四五个同学。我当时分到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家里。那时教授的房子也不大,游先生睡床上,我们就睡在他床前,吃饭也在他家里,游先生后来就留下来了。解放以后周总理到北大和资深教授开会,30几个人吧,坐下来第一句话就说:“可惜胡适走了,要不走,北大校长还是他来当。”说明共产党原本还是对他寄希望的。这是后来钱端升先生告诉我的。
钱先生是浙江人,口音比较重,所以你听他的课要集中注意力才行,不然听不懂。他是当时国民参政会3门大炮之一,他一个,许德珩一个,周炳琳一个,经常向国民党开炮。所以他上课议论时政牢骚很多,见了桌子骂桌子,见了凳子骂凳子,有了新闻先发一顿牢骚,然后一看表,还有10分钟下课了。一讲课,底下大家谁也听不懂,所以有同学递条子给他:“临表涕零,不知所云。”——《出师表》里的话。他看到这条子也摇头笑。
但是我想,钱先生是国民党那时候30多个院士之一,美国人经常请他去讲学,他的著作也不少,说他没有学问没道理。所以我就下决心听听他那10分钟课,一试,你只要认真听进去了,可以给你很多启发,他真是有大学问的。
我跟胡适先生的大弟子罗尔纲比较熟。罗先生做学问很扎实,人也很随和。他能得到胡先生的欣赏是因为帮胡先生做他父亲的文稿。胡先生父亲的字很难看懂,找了几个人都做不下去,罗先生在那里搞了一年多,把它搞清楚了,所以胡先生很欣赏他。
罗先生的《师门五年记》本来叫《师门辱教记》,后来胡适先生帮他改了(书名)。胡先生在台湾做60大寿的时候,自己出钱印了400本,来祝寿的每个人一本。后来大陆批判胡适,罗尔纲说我不批判。消息传到了台湾,(有人就告诉胡适)说罗尔纲也批判你了。胡先生很坦然,说尔纲不会这样做的,我相信他是违心的。这话又传了回来,传到罗先生那里,罗先生整整一天不说话,在那里流泪。
吴之春只剩一个学生也上课
当时有个吴之春先生,教西洋思想史的,原来是清华大学教务长,湖北人,70多岁,身体不太好,上他的课分数容易得,只要交一份作业都及格。他开选修课,选的人很多,我记得第一堂课交选课单时,80多个人;第二堂来听课的,20多个人;第三堂,5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第四堂课我琢磨还去不去,后来一想,5个人,再去一次吧。到那儿一看,就我一个人。我想走,吴之春先生来了。他一上讲台,瞪大眼睛,用湖北话问我:“你还来啊?”我说,吴先生,我在听。他说你不要来了,以后到我家里去好了。所以每周三的3、4两节课到他家里去,就是面对面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那时候北大是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作业做好就得了。当然那时候作假的人也少。
西洋思想史专家吴恩裕先生——他也研究红楼梦——跟我无话不谈。他爱听京剧,我也爱听京剧,有时候他买到两个留声机片子,马上就跑到宿舍来找我:“文典,今天晚上来啊!”到那里去,一杯清茶,有时候两个烧饼,我们就一起听京剧。
当时俞平伯还在,贺麟也在。俞平伯先生也很有意思,他不修边幅。学校有个邮电所,很多老师、同学在那儿寄信,他近视眼,一进去把两边的人都挤开了,他先来。我说这不是俞先生嘛,他好像也蛮不在乎。
我在历史系读了一年,因为我对外交史、国际法有兴趣,系主任郑天挺先生说,既然对外交史有兴趣,转到政治系去吧。他还帮我去政治系联系,政治系主任王铁崖先生同意了,所以我就转到政治系。当时是没有门户之见的。
卖了裤子衣服去听梅兰芳
我感觉在北大最受益的就是和一些朋友一块儿闲聊,特别是读研究生那段。那时宿舍里面12个小房间,一人一个房间,楼下一部公用电话,还有小厨房、卫生间、洗澡间。每天下课了回来休息,或者吃完晚饭,一人一张扶手椅,就在宿舍前的院子里,捧着开水开始瞎聊了:我今天看了什么,我是怎么看的;我今天读了什么书,我是怎么感觉的;我今天听了谁的报告。就在那儿聊,一聊一两个钟头。哎,我就感觉我也听了那个报告、读了那个书。
那时候周末活动也很多。我是南方去的,一到周末就去游览。北京城的老城门,还有那些老街道、老市场、庙会,我都去过。我们还组织去游长城、香山、颐和园。有时候去听京剧、相声,有时候去赶庙会,吃街边炖的羊杂牛杂。
解放后,梅兰芳、周信芳在北京第一次演出,我跟几个同学很高兴,但是没钱买票。怎么办呢?我就卖了两条裤子一件衣服,连夜去排队买票。我们买的楼座,坐成一排。梅兰芳解放以后经常听,到底老了,比不上以前了,以前灌的片子那的确是唱得好。马连良啊,杨宝森啊,叶盛兰啊,这些都听过。
侯宝林的相声,当时5毛钱一张票。现在说相声没有谁能比得过侯宝林,老前辈就是老前辈啊,那功夫真的不一样。他的相声生活气息比较浓,说出来的东西就跟你很接近。现在的相声我不愿意听,他不是说,是喊,老在打闹,没意思。侯宝林跟郭启儒就不一样,就站在那儿说,一听起来味道很足,没有人比得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