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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初期，安徽桐城活跃着一支能文能武、声名远播的抗日武装队伍——桐城抗日学兵队。这是一群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啸聚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青年书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桐城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拿起武器，并在地方组织和新四军四支队的指挥下，凭一腔青春热血和爱国激情，挟一身正义肝胆和铮铮铁骨，做出了一番可歌可泣的抗日壮举，最后百川归海，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强大洪流之中。
一
1938年6月，为了达到迅速攻占武汉的目的，日本侵略军集结重兵大举西进。这时，安合公路就成为日军兵力和军用物资运输的必经之道。于是，日军便沿安合公路展开进攻，并分兵驻点以控制这条交通大动脉。临路的桐城县县城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日军的重点进攻。
6月12日，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沿安合公路入侵桐城，国民党驻桐桂系军队闻风而逃，国民党桐城县政府和地方民团、自卫团等武装也慌忙撤退到大别山麓的桐西山区唐家湾避难。14日，日军占领了县城，进而在桐城境内残暴地施行烧杀淫掠政策。素称“诗书礼义”之乡的文都桐城，被裹挟在一片腥风血雨中。
早在1938年初，在延安抗大学习的中共党员吴杰和在西北随营军官学校学习的进步青年周邦彦相继回桐，他们联系了王晓白、周尔东、谢重安、王武秀等一批进步知识青年，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在全县城乡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当时，地处第五战区的安徽省及其各县均成立了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特别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奉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命令，东进抗日已深入到皖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地区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在中共桐城特支的推动下，地处皖中的桐城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民众动员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徐伊复加入革命队伍，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国民党桐城县政府两任县长潘慰农和罗成钧均服从中共的抗战主张，愿意与中共地方组织合作抗日，为民族解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时的桐城，广大民众被积极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在日军进犯桐城，县城沦陷之后，一大批青年学生被迫流亡到黄甲山区唐家湾避难，其中包括吴杰和周邦彦等抗日宣传队员。他们目睹家乡遭受日军肆意践踏蹂躏、父老同胞遭欺凌涂炭的凄惨情景，义愤填膺，热血奔涌，纷纷要求拿起武器抗日保家乡。中共桐城特支根据舒城中心县委和新四军四支队领导的指示精神果断决定：以原抗日宣传队为基础，立即组建一支公开合法的抗日武装队伍。
不久，中共桐城特支委员陈定一以县动员民众委员会工作团指导员的公开身份，将80余名聚集在唐家湾的爱国知识青年组织了起来，并由倾向抗日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徐伊复出面，做通了唐家湾民团团长唐传薪的思想工作，让他献出40支长枪、10多支短枪和1挺机枪，武装了这支书生队伍。因为这支队伍的组成人员主要是青年学生，遂定名为桐城抗日学兵队。
学兵队建制为3个分队1个民运组。唐家湾民团团长唐传薪任队长（挂名），周邦彦任副队长（军事上的实际负责人），师爷（文书）章小红，特务长（事务长）唐曙光；3个分队长由共产党员吴杰、李春锁等担任；民运组由青年教师叶桐芬（又名叶平）负责。为加强党对学兵队的领导，中共桐城特支委员陈定一（1938年7月特支改为工委，任工委书记）兼任该队指导员；曾海涛、李春锁、都寿安、束祥生、吴杰等组成中共桐城学兵队支部，曾海涛任书记。
学兵队组建之初，既无正式编制和活动区域，也没有固定的经费供给，部队粮饷只能靠抗日民众团体筹措和社会贤达、开明人士捐赠来解决，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在全县各抗日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下，国民党县政府才承认了学兵队的合法地位，并由县财政供给学兵们每人每天伙食费1角钱（时值2升米）。
学兵队成立后，名义上是国民党桐城县政府的一支抗日武装，但实际上，学兵队的一切行动都执行中共的决策，服从于新四军四支队的统一指挥。仅1938年下半年，学兵队就4次向新四军四支队负责人汇报请示工作，并带回具体的军事指示；新四军四支队也派军政干部来学兵队指导军政训练，帮助学兵队队员提高军政素质。因此，当时的学兵队不仅是国共两党地方组织合作组建的武装，更是我地方党组织活动的大本营和隐蔽所。
新成立的学兵队在中共桐城县工委领导和新四军四支队领导下，怀一腔热血和报国壮志，在唐家湾的深山密林里进行了严格的军政训练。中共桐城工委书记陈定一经常到学兵队为队员们上政治课，主要是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等。队部里还设立了“中山堂”，专门陈放一些进步的和宣传抗战的书籍供队员们阅读学习，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不久，唐传薪去世，周邦彦接任学兵队队长职务，吴杰任指导员（工委书记陈定一不再兼任指导员一职）。
8月中旬，经过40多个日日夜夜严格训练的桐城抗日学兵队，领命“出山”了——这群英姿勃发的书生兵，满怀抗日报国的壮志豪情，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战场，他们所向披靡，给日伪顽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在此后的2年间，桐城抗日学兵队成为桐城地区抗日反顽、打击地方恶势力的一支极为活跃的抗日武装，名震江淮大地。
二
学兵队“出山”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抗击日军的侵略。
1938年9月初，学兵队在县长潘慰农率领下，在桐城东乡柳峰山击落了低飞的日军飞机一架，致使该机两名飞行员毙命。学兵队还从飞机残骸中获取双筒机关枪1挺、子弹盒4个，压弹机2件，子弹160发，降落伞1顶。
1938年9月中、下旬，学兵队奉命配合国民党广西军、保安五团在练潭大横山与日军进行了两次战斗：第一次，学兵队奉命牵制日军，遭敌围困了1天，直到完成任务才趁夜色突出敌围，使广西军赢得了时间，大败了“扫荡”大横山的日伪军，使其伤亡300余人，缴获了4门迫击炮、3挺歪把子机枪、200多支三八步枪和大量弹药；第二次，学兵队奉命防守古圹（今古塘村）一带阵地，与驻守练潭大横山的国民党军队共同抵御日军的疯狂报复。这次战斗国民党军失利，牺牲了400多人，损失了不少武器，而日军只伤亡了50人左右。但是，学兵队在战斗中却表现得十分机智顽强，他们没有与强敌拼消耗，而是及时撤出阵地，借芦苇荡巧妙脱险。
1938年底，学兵队参加了袭击桐东重镇——枞阳镇日军据点的战斗。共炸毁日军碉堡2座，毙日伪军20多人，缴获三八步枪27支，机枪1挺，子弹万余发。此役，振奋了敌占区人民，使沿江两岸日伪军据点里的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1939年中秋节晚，学兵队协同桐城县第二游击大队、安徽省保安八团又一次袭击了日军在枞阳的据点。
1939年9月，学兵队队长周邦彦率40余名队员在棋盘岭附近挖坏公路，并利用有利地形寻机进行了一次胜利的伏击战，炸毁敌汽车1辆，击毙日军3人。
学兵队除多次配合新四军四支队在安合公路上伏击日军和运输车队外，还2次破坏了安合公路桥梁，阻滞了正在进攻武汉的日军的运输给养，间接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此外，该部还先后配合新四军四支队部队攻打了安凤岭、义津桥等地的日军据点，并曾一度收复了这些失地。
三
协助中共收编、改造土顽，扩张抗日力量，打击汉奸、恶霸是学兵队领命“出山”的又一主要任务。
抗战初期，从正面战场溃败的国民党残军、溃军中的一部分散兵游勇，与桐城地方封建恶势力相互勾结，拥兵自重，危害一方。这些地方土顽，不仅充当着土豪劣绅的走狗，鱼肉当地群众，而且还奉行着“有奶就是娘”的信条，与日军暗中来往。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使中共深感忧虑，就连国民党当局内坚持抗日的有识之士也为之不安。因此，铲除不利于抗日的反动势力，收编、改造土顽，扩张抗日力量，成为桐城抗日学兵队义不容辞的责任。
1938年秋，学兵队首先消灭了盘踞在双铺镇的伪军金丽生部，缴获长枪13支；紧接着，收编了练潭曹云龙匪部，缴手枪1支。在党的教育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曹云龙思想转向进步，后来成为学兵队的司号兵；时隔不久，学兵队又在桐城县常备队四、五中队配合下，消灭了青草塥一带土匪汪少卿的队伍，缴获枪支20余支；学兵队还开赴桐东，击毙匪首周维衡，并打散了这股匪徒；当学兵队获悉一股土匪在黄甲唐家湾附近骚扰群众后，立即侦察查明匪情，在团凸岭王家祠堂包围了全部匪徒，并一举歼灭了他们，缴枪10余支。
1939年3月间，学兵队奉国民党桐城县长罗成钧命令，直赴唐家湾拘捕了劣迹累累的大恶霸地主光香久，解散了他豢养的自卫队，收缴了自卫队的全部武器装备。光香久被押解到县城后不久，罗成钧就在县城广场召开了公审大会，宣布了光香久的罪行，并对光香久执行了枪决。
时隔不久，中共桐城县委又利用统战关系指示学兵队前往桐城东乡（简称桐东，现属枞阳县）周家潭，捕杀了桐东大恶霸周松如，为桐东抗日军民除了一大害。
学兵队在我秘密领导和指挥下，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深入敌占区，宣传团结抗日主张，对国民党地方军队和武装人员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改造和收编土顽，争取了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1938年8月，学兵队在新四军四支队七团的有力协助下，收编了桐东大队第二中队驻周家潭的周怀彬部70余人，党组织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桐东南游击大队第七中队”。这支抗日武装由共产党员周家麟任中队长。随后，又相继收编了孙家畈的丁爽飞部、汤沟商团章淦团部和南乡的陶洪思、方文元、姚宏飞3股土匪计160余人，正式成立了“桐东南乡抗日游击队”，队长由从延安抗大学成归来的黄镇寰（又名黄彬，是新中国著名外交家黄镇之弟）担任。
由于桐城抗日学兵队积极抗日，打击地方恶势力，不仅守土有功，而且还真心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大得人心，一时声名大振，本县各地如石河、孔城、青草、陶冲驿等地的有志青年，都纷纷投身到这支队伍中来，使桐城抗日学兵队发展到140多人枪，战斗力不断增强。
四
1938年11月底，侵占桐城县城的日军撤回安庆，学兵队随国民党县党部和政府返回县城。随着抗日斗争发展的需要，学兵队中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队员相继离开队伍，被分别安排到国民党桐城县政府机关及各级政权组织中去工作，不少人还担任了科长、区长、校长等重要职务。
1939年元月初，学兵队从农民中招收了40多名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新队员充实队伍。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为防止桐城抗日学兵队受中共控制，企图把抗日学兵队改名为县常备队。同时，更加密切地注视和提防着学兵队的日常管理及军事动作，严禁学兵队中有“异党”活动。
六七月份，国民党当局又借故派出15名国民党顽固分子插入学兵队，分别窃取副队长、副分队长、师爷和副官职务，同时还任命一个姓周的（一说是中统特务）担任学兵队指导员。这样一来，桐城学兵队便被置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中。
鉴于学兵队形势险恶，中共桐城组织当机立断，派人到舒城县晓天镇向新四军四支队有关领导人汇报情况、请示学兵队的行动方向。在得到具体指示后，桐城党组织首先率一部分学兵队队员避开敌人监视，赶到庐江县西汤池，将携带的弹药和较好的枪械调换给了新四军四支队老八团。
1939年10月，国民党顽军调兵遣将阴谋部署反共摩擦、欲掀起反共高潮，桐城县则被反动当局视为“共产党活动最强烈的地区”，受到严密控制。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先后派特务分子黄定文、反动分子魏际青来桐城，分别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县长。这两个反动的家伙，根据国民党桐舒庐师管区关于“不准桐城学兵队离开县城，实行军纪整训”的指令，严密控制着学兵队的一切活动。
1940年春的一天，黄定文和魏际青以“点验训话”为名，令县常备队包围了学兵队营房。随后，将学兵队装备的武器弹药全部收缴（仅司务长藏放在营房外一户人家的3支枪幸免被缴），并当场宣布了解散学兵队的命令，要求所有学兵队员不得擅离营房，一律听候政府发落。
就在学兵队被解散、队员们将遭遣返而茫然不知归宿的紧要关头，中共桐（城）怀（宁）潜（山）中心县委全力挽救了这批抗日精英，县委委员桂平等同志及时通知、联系学兵队队员撤出县城，并在孔城、庐（江）南一带设点，收拢陆续撤出的队员。待桐城学兵队80%的干部、队员集中后，党组织便率领他们奔赴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无为，将他们编入新四军江北部队，皖南事变后归建新四军七师战斗序列。自此，这些从桐城学兵队走进新四军队列的抗日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引导和指挥下迅速成长，并一直冲锋在抗日战场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前线！
一
1938年6月，为了达到迅速攻占武汉的目的，日本侵略军集结重兵大举西进。这时，安合公路就成为日军兵力和军用物资运输的必经之道。于是，日军便沿安合公路展开进攻，并分兵驻点以控制这条交通大动脉。临路的桐城县县城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日军的重点进攻。
6月12日，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沿安合公路入侵桐城，国民党驻桐桂系军队闻风而逃，国民党桐城县政府和地方民团、自卫团等武装也慌忙撤退到大别山麓的桐西山区唐家湾避难。14日，日军占领了县城，进而在桐城境内残暴地施行烧杀淫掠政策。素称“诗书礼义”之乡的文都桐城，被裹挟在一片腥风血雨中。
早在1938年初，在延安抗大学习的中共党员吴杰和在西北随营军官学校学习的进步青年周邦彦相继回桐，他们联系了王晓白、周尔东、谢重安、王武秀等一批进步知识青年，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在全县城乡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当时，地处第五战区的安徽省及其各县均成立了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特别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奉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命令，东进抗日已深入到皖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地区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在中共桐城特支的推动下，地处皖中的桐城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民众动员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徐伊复加入革命队伍，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国民党桐城县政府两任县长潘慰农和罗成钧均服从中共的抗战主张，愿意与中共地方组织合作抗日，为民族解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时的桐城，广大民众被积极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在日军进犯桐城，县城沦陷之后，一大批青年学生被迫流亡到黄甲山区唐家湾避难，其中包括吴杰和周邦彦等抗日宣传队员。他们目睹家乡遭受日军肆意践踏蹂躏、父老同胞遭欺凌涂炭的凄惨情景，义愤填膺，热血奔涌，纷纷要求拿起武器抗日保家乡。中共桐城特支根据舒城中心县委和新四军四支队领导的指示精神果断决定：以原抗日宣传队为基础，立即组建一支公开合法的抗日武装队伍。
不久，中共桐城特支委员陈定一以县动员民众委员会工作团指导员的公开身份，将80余名聚集在唐家湾的爱国知识青年组织了起来，并由倾向抗日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徐伊复出面，做通了唐家湾民团团长唐传薪的思想工作，让他献出40支长枪、10多支短枪和1挺机枪，武装了这支书生队伍。因为这支队伍的组成人员主要是青年学生，遂定名为桐城抗日学兵队。
学兵队建制为3个分队1个民运组。唐家湾民团团长唐传薪任队长（挂名），周邦彦任副队长（军事上的实际负责人），师爷（文书）章小红，特务长（事务长）唐曙光；3个分队长由共产党员吴杰、李春锁等担任；民运组由青年教师叶桐芬（又名叶平）负责。为加强党对学兵队的领导，中共桐城特支委员陈定一（1938年7月特支改为工委，任工委书记）兼任该队指导员；曾海涛、李春锁、都寿安、束祥生、吴杰等组成中共桐城学兵队支部，曾海涛任书记。
学兵队组建之初，既无正式编制和活动区域，也没有固定的经费供给，部队粮饷只能靠抗日民众团体筹措和社会贤达、开明人士捐赠来解决，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在全县各抗日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下，国民党县政府才承认了学兵队的合法地位，并由县财政供给学兵们每人每天伙食费1角钱（时值2升米）。
学兵队成立后，名义上是国民党桐城县政府的一支抗日武装，但实际上，学兵队的一切行动都执行中共的决策，服从于新四军四支队的统一指挥。仅1938年下半年，学兵队就4次向新四军四支队负责人汇报请示工作，并带回具体的军事指示；新四军四支队也派军政干部来学兵队指导军政训练，帮助学兵队队员提高军政素质。因此，当时的学兵队不仅是国共两党地方组织合作组建的武装，更是我地方党组织活动的大本营和隐蔽所。
新成立的学兵队在中共桐城县工委领导和新四军四支队领导下，怀一腔热血和报国壮志，在唐家湾的深山密林里进行了严格的军政训练。中共桐城工委书记陈定一经常到学兵队为队员们上政治课，主要是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等。队部里还设立了“中山堂”，专门陈放一些进步的和宣传抗战的书籍供队员们阅读学习，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不久，唐传薪去世，周邦彦接任学兵队队长职务，吴杰任指导员（工委书记陈定一不再兼任指导员一职）。
8月中旬，经过40多个日日夜夜严格训练的桐城抗日学兵队，领命“出山”了——这群英姿勃发的书生兵，满怀抗日报国的壮志豪情，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战场，他们所向披靡，给日伪顽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在此后的2年间，桐城抗日学兵队成为桐城地区抗日反顽、打击地方恶势力的一支极为活跃的抗日武装，名震江淮大地。
二
学兵队“出山”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抗击日军的侵略。
1938年9月初，学兵队在县长潘慰农率领下，在桐城东乡柳峰山击落了低飞的日军飞机一架，致使该机两名飞行员毙命。学兵队还从飞机残骸中获取双筒机关枪1挺、子弹盒4个，压弹机2件，子弹160发，降落伞1顶。
1938年9月中、下旬，学兵队奉命配合国民党广西军、保安五团在练潭大横山与日军进行了两次战斗：第一次，学兵队奉命牵制日军，遭敌围困了1天，直到完成任务才趁夜色突出敌围，使广西军赢得了时间，大败了“扫荡”大横山的日伪军，使其伤亡300余人，缴获了4门迫击炮、3挺歪把子机枪、200多支三八步枪和大量弹药；第二次，学兵队奉命防守古圹（今古塘村）一带阵地，与驻守练潭大横山的国民党军队共同抵御日军的疯狂报复。这次战斗国民党军失利，牺牲了400多人，损失了不少武器，而日军只伤亡了50人左右。但是，学兵队在战斗中却表现得十分机智顽强，他们没有与强敌拼消耗，而是及时撤出阵地，借芦苇荡巧妙脱险。
1938年底，学兵队参加了袭击桐东重镇——枞阳镇日军据点的战斗。共炸毁日军碉堡2座，毙日伪军20多人，缴获三八步枪27支，机枪1挺，子弹万余发。此役，振奋了敌占区人民，使沿江两岸日伪军据点里的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1939年中秋节晚，学兵队协同桐城县第二游击大队、安徽省保安八团又一次袭击了日军在枞阳的据点。
1939年9月，学兵队队长周邦彦率40余名队员在棋盘岭附近挖坏公路，并利用有利地形寻机进行了一次胜利的伏击战，炸毁敌汽车1辆，击毙日军3人。
学兵队除多次配合新四军四支队在安合公路上伏击日军和运输车队外，还2次破坏了安合公路桥梁，阻滞了正在进攻武汉的日军的运输给养，间接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此外，该部还先后配合新四军四支队部队攻打了安凤岭、义津桥等地的日军据点，并曾一度收复了这些失地。
三
协助中共收编、改造土顽，扩张抗日力量，打击汉奸、恶霸是学兵队领命“出山”的又一主要任务。
抗战初期，从正面战场溃败的国民党残军、溃军中的一部分散兵游勇，与桐城地方封建恶势力相互勾结，拥兵自重，危害一方。这些地方土顽，不仅充当着土豪劣绅的走狗，鱼肉当地群众，而且还奉行着“有奶就是娘”的信条，与日军暗中来往。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使中共深感忧虑，就连国民党当局内坚持抗日的有识之士也为之不安。因此，铲除不利于抗日的反动势力，收编、改造土顽，扩张抗日力量，成为桐城抗日学兵队义不容辞的责任。
1938年秋，学兵队首先消灭了盘踞在双铺镇的伪军金丽生部，缴获长枪13支；紧接着，收编了练潭曹云龙匪部，缴手枪1支。在党的教育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曹云龙思想转向进步，后来成为学兵队的司号兵；时隔不久，学兵队又在桐城县常备队四、五中队配合下，消灭了青草塥一带土匪汪少卿的队伍，缴获枪支20余支；学兵队还开赴桐东，击毙匪首周维衡，并打散了这股匪徒；当学兵队获悉一股土匪在黄甲唐家湾附近骚扰群众后，立即侦察查明匪情，在团凸岭王家祠堂包围了全部匪徒，并一举歼灭了他们，缴枪10余支。
1939年3月间，学兵队奉国民党桐城县长罗成钧命令，直赴唐家湾拘捕了劣迹累累的大恶霸地主光香久，解散了他豢养的自卫队，收缴了自卫队的全部武器装备。光香久被押解到县城后不久，罗成钧就在县城广场召开了公审大会，宣布了光香久的罪行，并对光香久执行了枪决。
时隔不久，中共桐城县委又利用统战关系指示学兵队前往桐城东乡（简称桐东，现属枞阳县）周家潭，捕杀了桐东大恶霸周松如，为桐东抗日军民除了一大害。
学兵队在我秘密领导和指挥下，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深入敌占区，宣传团结抗日主张，对国民党地方军队和武装人员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改造和收编土顽，争取了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1938年8月，学兵队在新四军四支队七团的有力协助下，收编了桐东大队第二中队驻周家潭的周怀彬部70余人，党组织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桐东南游击大队第七中队”。这支抗日武装由共产党员周家麟任中队长。随后，又相继收编了孙家畈的丁爽飞部、汤沟商团章淦团部和南乡的陶洪思、方文元、姚宏飞3股土匪计160余人，正式成立了“桐东南乡抗日游击队”，队长由从延安抗大学成归来的黄镇寰（又名黄彬，是新中国著名外交家黄镇之弟）担任。
由于桐城抗日学兵队积极抗日，打击地方恶势力，不仅守土有功，而且还真心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大得人心，一时声名大振，本县各地如石河、孔城、青草、陶冲驿等地的有志青年，都纷纷投身到这支队伍中来，使桐城抗日学兵队发展到140多人枪，战斗力不断增强。
四
1938年11月底，侵占桐城县城的日军撤回安庆，学兵队随国民党县党部和政府返回县城。随着抗日斗争发展的需要，学兵队中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队员相继离开队伍，被分别安排到国民党桐城县政府机关及各级政权组织中去工作，不少人还担任了科长、区长、校长等重要职务。
1939年元月初，学兵队从农民中招收了40多名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新队员充实队伍。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为防止桐城抗日学兵队受中共控制，企图把抗日学兵队改名为县常备队。同时，更加密切地注视和提防着学兵队的日常管理及军事动作，严禁学兵队中有“异党”活动。
六七月份，国民党当局又借故派出15名国民党顽固分子插入学兵队，分别窃取副队长、副分队长、师爷和副官职务，同时还任命一个姓周的（一说是中统特务）担任学兵队指导员。这样一来，桐城学兵队便被置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中。
鉴于学兵队形势险恶，中共桐城组织当机立断，派人到舒城县晓天镇向新四军四支队有关领导人汇报情况、请示学兵队的行动方向。在得到具体指示后，桐城党组织首先率一部分学兵队队员避开敌人监视，赶到庐江县西汤池，将携带的弹药和较好的枪械调换给了新四军四支队老八团。
1939年10月，国民党顽军调兵遣将阴谋部署反共摩擦、欲掀起反共高潮，桐城县则被反动当局视为“共产党活动最强烈的地区”，受到严密控制。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先后派特务分子黄定文、反动分子魏际青来桐城，分别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县长。这两个反动的家伙，根据国民党桐舒庐师管区关于“不准桐城学兵队离开县城，实行军纪整训”的指令，严密控制着学兵队的一切活动。
1940年春的一天，黄定文和魏际青以“点验训话”为名，令县常备队包围了学兵队营房。随后，将学兵队装备的武器弹药全部收缴（仅司务长藏放在营房外一户人家的3支枪幸免被缴），并当场宣布了解散学兵队的命令，要求所有学兵队员不得擅离营房，一律听候政府发落。
就在学兵队被解散、队员们将遭遣返而茫然不知归宿的紧要关头，中共桐（城）怀（宁）潜（山）中心县委全力挽救了这批抗日精英，县委委员桂平等同志及时通知、联系学兵队队员撤出县城，并在孔城、庐（江）南一带设点，收拢陆续撤出的队员。待桐城学兵队80%的干部、队员集中后，党组织便率领他们奔赴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无为，将他们编入新四军江北部队，皖南事变后归建新四军七师战斗序列。自此，这些从桐城学兵队走进新四军队列的抗日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引导和指挥下迅速成长，并一直冲锋在抗日战场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