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能不提到袁庚，他在深圳的南头半岛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外向型工业区——蛇口工业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一系列改革实验；他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曾在全国引起轰动的口号；他敢于启动舆论工具对权力实施制约，允许批评自己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这位特区的“拓荒牛”、深圳建设的先锋、改革开放的功臣，历史不会忘记他，人们不会忘记他，深圳特区更不会忘记他。
　　
　　最早提出兴建蛇口工业区
　　
　　袁庚1917年4月23日出生于在广东省宝安县大鹏湾背水村一个海员家庭，抗战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从事抗日活动。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代表华南游击队与英军代表在香港谈判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撤出港九事宜，为香港老一辈社会人士所熟知。从新中国成立初到60年代末，他长期在外事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以“美国特务”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达五年半之久，直到1973年在周恩来等人的过问下，才获得释放，随后到交通部外事局任副局长。
　　1978年10月28日，袁庚调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此时的招商局在香港只有一个仓库、一幢小楼和一个很小的修船厂。袁庚到任后，就想找块地方来扩大业务，但香港是弹丸之地，寸土寸金，以招商局当时的实力很难购置一块像样的地皮。怎么办？袁庚注意到，招商局的船可以不经过任何检查，也不用办任何手续，直接进出香港码头，他灵机一动，马上想到能否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个基地，一来引进香港的资金、技术，二来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找来找去，感到蛇口最合适。
　　1978年11月22日，袁庚来到广州，找到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当年在两广纵队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刘田夫，向他介绍招商局打算在广东宝安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筹建出口工业区，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的构想。刘田夫听后，认为这和广东省建立出口基地的设想不谋而合，当即表示：“这是大好事，有利于国家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我当然支持！”袁庚随即向交通部领导作了汇报。
　　12月，交通部部长叶飞、副部长曾生、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以及袁庚等人抵达广州，和刘田夫具体商谈筹建工业区的事宜，刘田夫表示，征地、用地、拆迁、基建、招工等，凡是广东省革委会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广东省责无旁贷，全力帮助解决。双方经过实地考察和比较选择，最后确定在蛇口兴建工业区。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县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驱车前往中南海，先向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汇报了有关情况，然后在谷牧引导下，一起来到李先念副总理的办公室。袁庚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香港地图展开来，细心地指着地图请李先念看，说：“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李先念仔细审视着地图，目光移到西北角上广东省宝安县新安地界上，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就给你半个岛吧。”彭德清和袁庚喜出望外，但他们没有要足足有30平方公里的南头半岛，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这个只有2.14平方公里的地方。后来，蛇口与深圳发生土地之争时，有人重提此事，觉得当初没有将整个南头半岛要下来是一个大错误，但袁庚却不这么认为。他回忆说：“这不是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敢要不敢要的问题。在一片荒滩上开发一平方公里，总投资就得1亿元。如果我们当时铺开一个大摊子，一下子开发几十平方公里，很可能就陷进去拔不出来了。那么几十亿的债留给谁来还呢？”
　　李先念在答应给招商局划地之后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他还在报告上作了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2月2日，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开会，研究具体落实事宜。在这次会议上，袁庚有力地说服了出席会议的有关同志。会议临近结束时，谷牧将头转向袁庚交代说：“你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商量，继续搞。”他向众人晃晃手中的报告和李先念的批示，接着说；“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内地的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搞。”
　　就这样，仅仅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袁庚当初的设想就变成了现实。袁庚也许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一设想，拉开了特区建设的序幕，从此，不为人开放大潮在中国风起云涌，势不可挡。
　　
　　


　　打响对外开放第一声“开山炮”
　　
　　袁庚是个说干就干的人。2月2日的会议一结束，他就给北京的众多基础工程建设单位打电话，邀请各单位于2月4日在交通部座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的承包事宜。这时的国营企业大都还在吃着“大锅饭”，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承包对搞活企业的重要性，却多少意识到袁庚会有一些大动作，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经营运作模式。也有一些有眼光的商家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商机，他们纷纷向招商局打探消息，寻找合作的机会。
　　就在袁庚等人就基建工作考察有关建筑方时，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春潮正在全国兴起。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３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宝安县改为深圳市。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提出将“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定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的提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就在广东提出建议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即与习仲勋等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会后，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在广东、福建考察调研，帮助两省向中央写出报告，建议对两省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率先进行改革，并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出口特区。
　　面对扑面而来的改革大潮，袁庚等人加快了建设步伐。6月，各地赶来的基建工程施工队相继抵达了一片荒滩野岭的蛇口。7月2日，为了打通五湾至六湾间的通道，开始炸山填海。轰隆隆的开山炮声炸醒了沉睡中的蛇口，此举被誉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央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当时称“出口特区”，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办的“出口加工区”。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谷牧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纪要》把“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予以公布，正式批准了建立经济特区。从此，经济特区的建设有了国家法律的保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广东、福建两省的4个经济特区，相继投入兴建，率先迈开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走在开放最前列的蛇口工业区更是快马加鞭。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和公用设施建设，开通了国际微波通信和直通香港的客货运码头，开始兴建一系列工厂企业。1981年港督麦里浩访问蛇口时说，在香港，要完成蛇口当时的建设规模，要四年半时间，蛇口的速度香港赶不上。
　　
　　“蛇口模式”与“逼出来的改革”
　　
　　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带有很大的风险性。蛇口是中国第一个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没有国家拨款，完全由企业自筹资金、自担风险进行国土开发的工业区，这种开发模式后来被称为蛇口模式。当时来自国家的唯一财源就是招商局直属机构五年利润不上交，总共才5000万元人民币。大部分投资都是从银行、主要是香港银行借来的。由于袁庚为首的招商局重合同、守信用，宁愿吃亏也决不悔约，因此在国际上资信良好，许多国际性银行都乐意向招商局提供优惠贷款。
　　但银行的钱每分钟都要计算利息，这就使得袁庚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用好每一分钱。后来，袁庚多次对人说，蛇口所以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这并不是我们特别聪明，特别有远见，说穿了，这些改革是由我们的资金来源方式和我们的经济地位逼出来的。因为不改革，依然端着‘铁饭碗’吃‘大锅饭’，就没有高效率，也就还不起债务，工业区面对国际市场竞争，也就很难生存下去。”正是这种还贷压力迫使他们十分重视经济效益，使得他们不得不一开始就要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采取一系列政策，为发展经济和生产开路。由此，蛇口也就成了中国改革的“试验场”。
　　首先在工程建设方面，蛇口借鉴了香港的做法，即发包工程采取投标和订合同的形式。这样可收到投入少、收效快、质量好的经济效果，更可奖励先进，破除官方包办、独家垄断的弊习。接着，蛇口又在管理机构、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
　　在管理机构设置上，蛇口没有采用上下对口的办法搞一大批局和处级单位，工业区成立了若干个职能机构、13个专业公司和若干个公用事业单位。职能结构属行政编制，13个专业公司属企业性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就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政、企分工的管理体制。外商前来洽谈项目，从土地、协议、项目、规模、供水、供电、电讯安装到员工招聘、职工住房租卖，均可以在一座大楼之内数天之间获得解决。
　　在人事方面，起初，蛇口的干部都是从交通系统抽调来的，有些干部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国际基本常识贫乏，难以胜任对外开放工作。1981年8月，袁庚等人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打破传统办法，改由通过考试从全国招聘人才，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央组织部的批准。1981年下半年开始，他们从全国各地招考了一批理工科毕业的年轻干部，1985年又去美国和加拿大招聘学有所成的自费留学生，开辟了人才来源的新渠道。随后一大批学有专长、怀着振兴中华理想的“冒险家”从四方八方汇聚到南头半岛，陆续走上蛇口的管理层，成为业务和管理的骨干。与此同时，袁庚还决定由香港招商局出面，委托交通部情报所举办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主要学习经济管理、企业管理与英文。为了尽快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袁庚要求培训班多方邀请香港及国外专家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举办讲座，向学员讲授最新知识。
　　在劳动体制、用人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等方面蛇口也都进行了改革。袁庚等人立志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取消干部原来的行政级别，管委会下属的各专业公司的干部、经理实行聘用制，能上能下；职工实行合同制，允许企业有选择权、录用权、试用权和辞退权；分配上打破平均主义，采用浮动工资、计件工资、提成工资等多种办法，改变干多干少一个样，技术高低一个样，一线二线一个样的状况；实行住房商品化，鼓励员工根据自身的能力和住房需求，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房屋，等等。
　　这些改革举措，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蛇口成为一个充满活力、魅力无穷的地方，被誉为中国的“希望之窗”。同时，许多发源于蛇口的经验、观念，也逐渐辐射到内地，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
　　
　　袁庚认为，“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如果没有政治现代化，只有经济的发展，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袁庚在自己的蛇口“试验田”里所进行的改革不仅仅涉及到经济体制问题，而且还包括最敏感、最能触动既得者利益的如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从任命制走向选举制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蛇口，袁庚向他汇报了自己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得到了胡耀邦的赞同。随后，袁庚即在蛇口工业区试行直接无记名民主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的办法，通过了《蛇口工业区选举法（草案）》。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任期两年一届。此外，选民每年对管理委员会投一次信任票，有过半数不信任票者下台。袁庚还要求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企业行政经济情况和措施，接受干部群众的质询。
　　1985年初，袁庚对舆论监督进行改革试验，鼓励群众团体、专业团体和学术团体议政，让大家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对报社负责人说：“《蛇口通讯》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并强调：“在蛇口办报，除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果然，1985年2月28日在《蛇口通讯》试刊第3号头版上发表了署名甄明伲的《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一文。该文大胆地提出了工业区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尖锐地指出了袁庚还称不上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恳切期待他能“注重一下管理”。《蛇口通讯》发表的这封来信，打破了报刊不能批评同级党委负责人的传统做法，震动了全国新闻界，也震动了坚持改革人们的心。报纸出版后，广州、香港乃至全国的一些大报亦及时发现了这条新闻，纷纷予以热情关注。一夜之间，袁庚成了闻名中外的新闻人物。3月23日，《羊城晚报》发表的相关文章，被《人民日报》以《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发扬民主——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为题转载于第四版头条位置。与此同时，新华社、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等也不约而同地发表了类似新闻。或许这些新闻报道的侧重点，已经背离了袁庚当初设想的凭借舆论来制约权力的本意，但毕竟为袁庚实现舆论监督的目标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袁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搞的许多改革尝试，都是冲着自己来的。有人曾说：“袁庚是个‘官’，却常常站在‘非官’立场，抨击官僚主义，有时甚至教你一些小办法去对付官僚主义。”
　　1999年1月，花城出版社出版《见证蛇口》一书，袁庚为该书写的“代跋”曾这样谈及他的一段人生经历及其感受：“我在1973年刚从炼狱返回人间那段日子，常于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骑车代步……冷不防，风驰电掣的轿车擦身而过，又绝尘而去，让惊慌闪避的骑车人备受轻蔑与压抑，那时，我着实痛恨车中显贵的霸道与世事的不公。”“长期忽视人的多种需求和全面发展，铸成了苦涩与动荡的根源。被诺基亚电话机‘以人为本’的广告撩拨得心动的人们，可能不记得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有这样一个主要原则：要让每个人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
　　由此足见，袁庚既是一位身体力行、敢冒风险的苦干实干家，又是一位执著追求、充满革命激情的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好汉不提当年勇
　　
　　1992年，正当蛇口工业区建设如日中天之时，年已七旬有余的袁庚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这位曾担任过蛇口工业区基建指挥部总指挥、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的风云人物，在主政蛇口14年时间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将一个资产1亿家底的招商局发展壮大到了身家200亿的大型企业集团，其中包括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公司，平均资本利润率名列中国第一的招商银行，以及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生产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等。
　　退休之后的袁庚还住在蛇口，为人十分低调，虽然接受过多家媒体的采访，但很少谈及自己创建蛇口工业区的往事，甚至不留情面地淡化自己在蛇口建设中的作用。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之时，有位学者以《“蛇口维新”20周年祭》为题写了一篇探讨蛇口改革的文章，文章说：“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的最早计划，来自中央一个副局级干部袁庚，最早的对外开放具体方案来自‘蛇口工业开发区’（一年后，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才开始建立）；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并非从上而下，而是由下及上再自上而下。”袁庚看到这篇文章后，很有意见，对夸大他个人在中国整体改革中的作用，深感不安。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下面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胸襟是何等的坦荡：
　　“不要老是强调蛇口，一说到蛇口，好像什么都从这里开始的，这是不客观的。我们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从蛇口这个地方打开了国门，在过去来讲，这是犯了天条大罪。
　　当时的情况是，‘文革’把中国带到了经济快要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深受其害，迫切需要变革图强，蛇口工业区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这是第一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适逢其会。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不要看‘经济建设’这几个字，这几个字把整个中国的局面扭转了，怎么夸大它的作用都不过分。”
　　“第三个因素是适逢其人。从中央到省市的领导人，都深受文革之苦，邓小平是‘刘邓陶’的‘邓’，杨尚昆是‘彭罗陆杨’的‘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都在‘文革’中受过迫害，任仲夷在辽宁批斗时，戴着高帽子——我现在还保存着这张照片。这些领导人都想改变中国。如果没有这批人，如果极‘左’分子还在台上，中国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
　　第四个因素是适逢其地。蛇口与香港一水之隔，深圳与香港隔着罗湖桥，香港在世界上是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之一，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香港是我们眼前的一个参照系，一个很好的样板，香港一些成功的东西我们可以照搬过来。一个好的参照系太重要了，珠海、厦门、汕头就没有一个好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