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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小伙伴组队从西贡到元朗，48小时之内走过100公里的麦里浩径横穿香港，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最美的香港—这个名叫“乐施毅行者”的远足筹款活动听上去还真是不错。而当越来越多的内地队伍参与其中时，他们完成的不仅是对自我的挑战，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公民教育。
统筹/编辑：张跃 撰文：欧阳婷 朱汐 张跃 美编：周鑫瑶
摄影：阿超 郭盈光 插画：超人爸爸
我的毅行之旅
乐施毅行者
自述人
朱汐
媒体公益记者，2013年首次参赛，作为队长最终以46小时22分钟全队完赛。
乐施毅行者最初是驻港啹喀兵的训练活动，后同乐施会合作、吸纳民间人士参与，成为一项步行筹款活动。通过乐施会的推广，毅行者活动现在已经由香港延伸至全世界，去年，共有十二个国家举行乐施毅行者，包括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墨尔本、悉尼）、比利时、加拿大、英国（南部、北部）、法国、德国、印度、爱尔兰、日本、新西兰及西班牙。
当我坐在“距离终点100米”的旗杆底下、等待队友们到达时，忽然止不住地笑了起来。讨厌的是，队友刘剑迅速赶了上来，为了不在漫长的人生中被贴上“毅行过后她竟然精神失常地笑起来”这个标签，我不得不又一次把表情忍了回去。
在一路赖以生存的内心戏中，这个point应该是百感交集、喜极而泣、抱头痛哭的，但和每一次累死累活忙完一件事一样，什么庆祝、狂欢、泪奔，都没有“终于结束了”和“我要睡觉”的念头来得强烈。
刘剑一如既往地用贱兮兮的语气调侃我，“你这是打通任督二脉，小宇宙爆发了吗？！”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当我在CP3哭着喊着要退出比赛的时候，他也曾用带有浓浓西北口音的普通话鄙视过我，“你说的一切理由都不成立，没有一条能证明你必须退出。”这下证明他当时说的是对的了。而他也打破了父亲给他的定论，“我们家的人没有能走路超过30公里的！”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挑战自己”，他挑战的是一个“家族魔咒”，而我挑战的是自己内心的懦弱。
如果不是今年的地震，我已经很久没有过和团队一起合作打仗的快感，一个人面对一个编辑，完成一个选题，甚至已经不习惯和更多人在一起交流。
然而从第一次听说毅行，便听过毅行者最考验的是团队精神，“一个团队的速度，不由最快的那个人决定，而是由最慢的那个人决定”，我还听过各种各样关于团队的故事，听得人热血沸腾，眼眶发热。但当我真正上路，成为那个状况百出的“最慢的人”时，依然会想很多，依然会变得敏感、压抑，也依然会对“不离不弃”这样的词产生怀疑。直到我的队友和支援队员真的一直都陪在我身边，不断地鼓励我时，我才会渐渐开始相信，不论如何，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便有了一起走完的可能。
还有个道理叫，“只要迈开了腿，早晚都能到终点”。于个人而言，似乎并不难，但走过之后，就会知道，如果这段路真的只是一个人走，可能我们会在任何一个困倦疲惫的档口，选择退出。“而团队的意义就在于，当你要放弃的时候，你的队友连蒙带骗地让你往前多走一步，也就走到了最后。”有经验的人曾这样说，而我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
在后来的分享中，刘剑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说大牛队是认真备战、意志力和能力结合的完美典型，那么我们队，可能就是一部反面教材。”但鉴于我们是全队完赛，虽然耗费了46小时22分钟才走完全程，依然在全部1167支队伍中排名861。在我们后面第15位的是一支走了16小时16分钟就完赛的队伍，显然是支强队，但他们当中有一名队员在中途退出了比赛，于是排名甚至比走了47小时多的队伍还要靠后—全队完赛的最后一名会由乐施会总裁亲自颁发完赛证书，以鼓励互相扶持、不离不弃的毅行精神。
但毅行者之所以能够令我们这些内地去的参赛者如此乐此不疲的，也许是对公民精神的体验。“助人自助”是一种公民精神，当我们走在漫长的黑暗里（下午2点出发的队伍速度慢的需要熬过两个通宵），一次次摔倒（是的，我经常摔跤拌蒜狗啃泥之类的），负责救援的直升机轰鸣声就在耳旁，但倘若需要退出，在不是突发急症的状况下，必须一起走到CP点才可以申请。退出的队员要自己约车或等待摆渡车辆接驳，尽量不去动用太多的公共资源—这一切，需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坚守和负责。
组委会发放的能量食品包装上，有队伍的编号，说是到时候会检查，随地乱丢垃圾的队伍会被处罚。这一路，丢垃圾的人并非没有，丢弃的包装袋上甚至还有刻意刮去编号的（呃，费这个劲，为啥不直接装兜里带下山呢），但更多约束他们的，是另一种自觉，对于不争取名次的大多数队伍来说，他们自然会对“我来干吗”有着自己的认识。
但乐施毅行者最让人动容的，还是那些路上遇到的友善的人们，他们是公民，懂得自己应该争取的权益和履行的责任，不会认为我与他人无关，。他们有人站在山上派柠檬，那是在CP1到CP2之间一座500米左右高的山，从早上8点多到夕阳西下，经过的毅行者都能领到一小块盐水浸泡的柠檬，吃了以后可以减轻口渴。过去每年还有在茅坪给毅行者们煮姜茶的“姜茶先生”黄山。有人在北京参加马拉松累得要死时，曾被路边围观的工作人员嘲笑，但他到香港参加乐施毅行者之后发现，没有人嘲笑你累得气喘如牛，满面通红，即便是在路上偶尔遇到的晨练者，他们会热情地打招呼，并鼓励你“加油啊，前面就有热咖啡喝了哦！”
当我们全队四人在那个“距离终点100米”的旗杆下集结，然后转过路口、忽然发现终点就在10米开外时，真是莫名其妙的失落—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哭过闹过，甚至争吵过（最可惜的就是我这次没跟人吵架）的那一切，都仿佛被关在了这100米旗杆之外，剩下来的是波澜不惊的集体冲关，刷最后一次条形码，然后任由身上各种疲惫从肌体底层泛出来，脑子里一片混沌—过去的每一站都发生了什么，对于46小时没好好睡觉的人来说，简直是一团浆糊，最简单的快乐，就是“我们能睡觉了”。 你看，人生就是如此无趣，哪有那么多狂喜狂悲，极致的体验过后，你反而能感受到生活的平静，人生除非死亡，并没有所谓的终点，哪有什么胜利，挺住意味着一切。
乐施毅行者，到底怎么玩？
·这是一项属于小伙伴们的活动，必须四人一队，每队需在48小时之内从西贡到元朗横穿100公里麦理浩径。
·这100公里可不是一马平川的柏油马路，你需要翻越超过20座高山，其中包括全港最高的大帽山（957米），累计爬升海拔高度超过4000米；
·在100公里的路途中会分设9个CP点（Check Point），每个CP都有水、食物、医疗协助等物资提供；
·每队的四名参与者都需要在每个CP点check in，团队集结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段路程的徒步；
·乐施会只记录团队成绩，并以队中最后一名成员抵达终点的时间为准，因此，小伙伴们沿途必须互相扶持，一同报到；
·如遇到各种状况无法坚持需要退出，需要到达CP点后剪断参赛腕带，只要有一名队员退出都将不计算团队成绩；
·每年的香港乐施毅行者都会在11月中举行，每年参赛队伍数量固定为1200支，每年6月通过乐施会官网进行报名招募，近年来参加队伍数量众多，每年都需要通过抽签确定参赛资格；
·报名时需确定每队队长，获得资格后其余队员可以更换，但队长不允许更换。
·除了完成挑战自我的毅行路途，每支队伍还需参与筹款，每队最少须筹款达港币6，800元。筹款达港币3万元的队伍，第二年自动获得参赛资格；
·乐施会所筹善款会用于云南、赞比亚等地的扶贫救灾工作。
·路途艰难、又有时间限制，因此，你根本不可能背着大大的登山包完成。一般参赛者都会携带最少量的随身物品，然后亲朋好友作为支援队提前到达CP点安营扎寨，待毅行者到来后提供各种补给。因此，毅行者决不仅仅只有行走的参与者，还包括超过3000名的义工、各参赛队伍的支援队、为各队捐款的捐款人等等，是一次属于全香港的大型公民行动。
山高路远，一起走吧！
就是这么巧，我们坐着同一班飞机从北京飞往深圳，在提取行李处看到她托运的居然是登山手杖，然后又同路坐着大巴来到罗湖口岸，于是过去搭讪—她的确是去香港参加乐施毅行者的，她居然就是薛振冰—乐施会前工作人员，5次毅行经验，内地毅行者圈中最重量级的人物之一。
11月15日上午，当我们跟随着毅行者的大军从起点出发，走在绵延起伏的山路上时，再度巧合地“偷听”到了她的“事迹”。某支内地的毅行队伍中有人说：“你知道吗，振冰真的很神，她居然在某次求职面试结束后，开始跟面试官介绍起了毅行者，并让对方给她捐款，更神的是，居然还真募到了钱。”
那是2009年她离开乐施会之后去Intel公司求职，“那时我是第二年参加毅行者，还处于脸皮比较厚的阶段，本着没有offer也要有所获的精神，好在当时面试我的上司CY人很和善，后来知道他是香港人比较能够接受这种直接的方式。”
接触毅行者7年、5年组队参加，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时不时地在各种场合回答“为什么走那么多次毅行者”的问题。
11月14日早上，她从北京出发坐飞机去香港参加比赛，路上也认真地想过自己为何“中毒”这么深。“我第一次走毅行者时感触特别深，走了一整宿，感觉半死不活的，在清晨遇到上山锻炼的香港本地人，见到我对我说早上好，为我加油打气。之后回到北京爬山，我也开始试着跟人打招呼，可多数时候都像看怪物一样看我一眼。”
“祖师奶奶”年方二八
2007年10月，还在出版社工作的薛振冰决定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方向，目标NGO组织的她等到了一个机会—香港乐施会在内地招聘活动及资源拓展官员，她感觉有几项条件自己“勉强具备”，于是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求职信。香港乐施会的筹划经理Branda亲自来面试她，面试时的一个重要考题就是让她写个方案：如果毅行者的活动在内地举办，该怎么来操作。那时的她还不知道什么是毅行者，“用了120分的努力写出了方案”，就这样，她成了乐施会的工作人员。
入职后的她很快就被派往香港跟随同事学习筹备毅行者活动，去不同的检查站，看在那里是如何搭建站点，学习如何招募、组织和管理义工，“香港的义工文化真的令人震撼，每个义工组织分别负责一个路段，完全不用乐施会操心，等到毅行者举行的时候，将所有的路段连起来，这事儿就成了。”对于薛振冰来说，这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公民教育—每个人都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价值所在。而乐施毅行者的总策划、当初在北京面试她的Brenda也成了她的职业偶像，她一度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能够像Brenda一样处理事情气定神闲”。
2008年，薛振冰第一次组队参加毅行，她带着在汶川地震时遇到的两位为乐施会服务了超过20天的义工、两位生还者，完成了100公里的行走。
即使后来离开了乐施会，但乐施毅行者已经成了薛振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第一年走完毅行后，第二年以及第三年、第四年，她开始和曾经一路同走的小伙伴分头组队，陆续把新人们拉进了毅行的队伍。
这其中也有崩溃的时候，那是她第三次参加毅行者时，她的队中有队员因为身体出现不适，从CP2到CP3用了8个多小时，山里手机没有信号，她无法跟其他人保持联系，而队友身体情况愈发糟糕。根据赛制规定，除非特别紧急的状况，否则必须走到某个检查站才能退赛，可她凭一己之力完全无法带队友走到那里。她当场彻底凌乱直到打通了紧急电话，消防队员赶来救助，其他的队友也回撤跟他们会合。“当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在黑漆漆的鸡公山，见到同伴，抱着他嚎啕大哭。”
一切的经验、教训、甜蜜的回忆都被她放在了自己建立的豆瓣 “毅行者”小组里，那里有她分享的各路队员们写下的毅行故事、经验分享、训练要点，甚至还有募款锦囊、重要备忘、香港号码办理办法、户外商店信息分享等等。还有当年的金牌队友Niki写给她的短信：“很怀念第一次100公里的感动。每次笑声，哭声，每个拥抱，甚至每一个休息的石头、草地，一只香蕉、一瓶水都有背后的故事，有疑惑、恐惧、尊重、温暖，最后就是理解与信任。每年走的感觉都不一样。我们这个大家庭实在是吸引人。” 在今年的毅行结束后，薛振冰发了一条长微博，通过在微博上的宣传和分享来向大家募款，有毅行大家庭的成员转发了这条微博，并戏谑地说：“这是我看过最好、最愉快的乐施毅行者介绍和募捐文，支持带我进入毅行者世界的友队和祖师奶奶（补充说明：此“奶奶”年方二八，青春靓丽）。”
毅行就是过年
每年的毅行者活动，在薛振冰看来就像是一年要过一次年。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从不同的地方跑过去，进入到这个模式里，“一定要折腾一下子才行”，给平静的生活来点波折。
她还记得起初那几年走完毅行者回来给大家做分享，基本上是从朋友带朋友，开始以公益圈里的朋友为主，然后逐步扩大到户外圈，进而再扩大到更多不同的职业圈里。2009年她做的那次分享会是最豪华的一次，声势浩大：广州的朋友北上，参加完分享会，大家再一起玩一阵子。然后北方的朋友趁着出差也南下，大家相互串门。
“这些年来，每年差不多是从5月份开始抽签，6月份大家看自己组织的队是否被抽中，没抽中，就努力想尽各种办法获得资格，然后就是准备参加比赛的训练。11月走完毅行者后的日子，就是大家在不同城市串门的时节了，一直可以延续到年末。基本就是这样的欢乐，然后一年就过去了……”
也许是薛振冰们的分享和感召，这两年内地去参加毅行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不过内地的队伍退出率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有些队的自助和团队互助的精神也显得不那么强。她自己也反思，“其实这么多年也并未真正做到身体力行”，从乐施毅行者活动中，她觉得自己得到很多，所以也希望能够做一些事，2014年，她和朋友们打算义务协助乐施会举办在内地的毅行者宣讲会，希望有一天，内地也能够举行具有此种精神与理念的毅行者活动。“这就像是一个播种的过程，你去参加了，回来通过分享、募款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然后更多的人再去感召更多的人”，她始终认为，无论是毅行者活动本身还是参与者所体会到的来自香港的公民精神，都能够影响一座城市的文化和气质，改变就是从这样的一点一滴开始发生的。
薛振冰
前乐施会员工，是乐施毅行者在内地的重要推广人，五次毅行经历，今年以32小时55分57秒全队完赛。
姜茶先生
我是来补漏的
在毅行路上，大概每一位队员都会记得沿途有一位被称为“茅坪天使”的“姜茶先生”，即便因为在夜里经过时天太黑，看不太清他的相貌，也一定喝过他亲手煲的姜茶。即便是第一年参加毅行者，在没开走之前也大多听老毅行者们提起过茅坪的姜茶。
“姜茶先生”真名黄山，在旺角的界限街经营一家老牌行山用品店“山友行”。过去15年，每年毅行者举办时，他的山友航门口便会贴出“参加活动，休息两日”的告示，然后背着水煲和茶具于天黑时分准时出现在CP3到CP4的山路上，风雨无阻。这是整个毅行者路途中最难走的路段，大多数毅行者都会在夜间通过这里，马鞍山山路崎岖，山顶的大风十有八九将毅行者们吹个透心凉，这一段是最多参赛者退出的路段，因为想到漫长的马鞍山路段便容易消沉。“姜茶先生”送茶的目的就是为参赛者打气，鼓励年青人不要轻易放弃，“饮一杯热茶，补充体力，万事不用怕。许多时候放弃与否是一念之差，挨过去就是新的开始。”
不少人误以为“姜茶先生”的姜茶档是由乐施会安排，其实，这一切都是他自愿自发。他支持所有正面推广行山的活动，认为自己送姜茶并不算付出很多：“乐施会不能兼顾到的，我负责补漏。值得嘉奖的应是参赛者。”走到茅坪期待能饮到一杯热乎乎的姜茶，已经成为毅行者们的指定动作之一。往往人还没有走到，已经做足饮姜茶的心理期待了。
2010年，经过茅坪的队员们没有喝到姜茶，也没有见到“姜茶先生”，只看到他请来的人在那里派发姜糖。有人说“姜茶先生”病了，做了手术，今年不能背水煮茶了。深夜的茅坪，虽然没有往年那样热火朝天的姜茶档，但是还是有很多毅行者在这里驻足。其中有一位毅行者对派姜糖的义工说：“如果见到黄先生，请转告他我们都很想念他，希望他早日康复。”那位小伙子说：“我想他已经听到了，因为他就在后面的帐篷里……”
咸柠檬：
在CP1前后的路途通常都是烈日当头而水壶见底的，但是，那里有志愿者在免费分发盐水泡过的咸柠檬，含一块在嘴里，不出几分钟，口渴的症状就会迅速减轻，甚至在到达水站时都没有再喝水的需求。
走过百公里，成为另一种人
2013年11月17日凌晨3点33分，柳红和寇延丁、郭敏来到了位于元朗的乐施毅行者终点，之前退出的队友“毛大妈”在那里等着他们，一道扫码器的绿灯闪过，他们此次毅行的个人成绩定格为：40小时33分53秒。
53岁的柳红几乎是本次内地去香港的毅行者中年龄最大的，她跟寇延丁说，原以为自己会很兴奋、很激动，想表达，可一两天以来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处于一种特别沉静的状态，连炫耀的心都没有。“我的脑袋里依然还是一座座高山的影子，究竟毅行带给我什么？不仅仅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百公里、挑战了极限，它的意义要远大得多。”
在去香港之前，她的心态是去体验一下，“走一次就行了”，但当我们在她北京的家中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改变了主意：“明年还会去。”
普通人的极限
他们的队伍叫“众乐”，在今年的内地毅行者中，非常特别。柳红是独立学者、作家，曾长期担任过经济学家吴敬链的学术秘书。寇延丁在作家的身份外，还是纪录片独立制片人、民间公益一线行动者。她比柳红小几岁，之前就是朋友，今年是她第二次参加乐施毅行者，也是她把柳红“拉下水的”。
起初，寇延丁本想组织一个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队伍，不料两个小伙—一个是在云南工作的媒体人、热衷公益的郭敏，一个是在成都从事IT工作、出生于1987年的“毛大妈”的加入，令她“阴谋”破产。其他队伍比赛前几乎都会进行集体的合练，但他们四个人分散在四个不同的城市，柳红在北京、寇延丁在泰山、郭敏在云南、“毛大妈”在成都，直到比赛当天的上午，大家才头一回聚齐碰面。 临时凑在一起的队伍，充满了种种不可控的隐忧。出发时的“毛大妈”穿着一条深色牛仔裤，一双运动板鞋，全身上下除了手杖和毅行者的T恤，几乎没有一样专业装备。有人质疑他，他却信心满满，“装备不专业，实力还是有的。”
事实证明，他犯了很多第一次参加毅行的人的错误—低估难度，再加上四个人此前没有在一起训练过，对彼此的身体特点、体力状况都没有沟通，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果然，在CP2左右的地方，“毛大妈”就开始出现了状况，吃很多东西，但刚吃完就喊饿，其他三个人不得不停下来等他。
这样的节奏对于100公里的路途来说非常可怕。于是，郭敏让柳红和寇延丁先走，他留下来陪“毛大妈”，据说，那段路程中，郭敏和“毛大妈”进行了很多“男人和男人的严厉交谈”，但这种交谈并不能帮助后者完成100公里的山路，“毛大妈”开始一身一身地出虚汗、胃疼、呕吐，凌晨四五点，无奈地在CP4退赛。
寇延丁去年组队第一次参加毅行者时也遇到了状况，行进过程中下起了雨，道路变得湿滑，这导致运动强度大大增加，她的一位队友腿疾复发，另外2位队友也体力不支，3人退出了比赛，她独自坚持走完了全程。
然而今年对她来说就没有这么顺利了。比赛前两个月她连轴出差，一直处于超级疲劳的状态，走到后半程，膝盖开始疼了，跑不了，只能快走。而郭敏的鞋子出了问题，在CP2时就开始磨脚，随后的两只脚更是惨不忍睹，每到一个检查站就必须通涂药包扎，步步如踩针毡，最后的20公里，幸好援助队员给他送来了沙滩鞋，才得以坚持到底。
反倒是多年一直坚持长跑的柳红感到自己后来越来越有劲，身体也没有出现过多的伤痛。她觉得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心里就本能地特别注意要保护自己。“我不会那么往前冲，不会那么快，当然也没有那么大的体力能那么快，但有那个悠着的劲儿。我想，长期的长跑也是这样一种耐力的养成。”
两次组队都没有取得团队成绩，只保留了个人成绩，这在寇延丁看来，倒也不是特别遗憾，“毕竟这不是仅靠革命意志就能挺下来的事儿”。“一方面它是极限运动，不是任何人都能顶得下来的；另一方面它是普通人的极限运动，只要你能做到提前半年每周拉练，而且不是像职业运动员那样练，走下来完全没问题。”寇延丁明年的两个愿望是，练好体能，争取全队全部走下来。
走完毅行者之后，柳红发现自己的身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受，隔了一天她还和寇延丁一起在住处附近的郊野公园走了一圈。走在路上，极目远望，看着九龙、新界一带，所有环绕的山都有自己的足迹，但是她特别感慨人的伟大，两条腿，就能把高山全都走遍了。
“每一次挑战极限其实都是在不断地在印证我已经建立的观念。比如想跑马拉松，你只要想开始，你就迈开腿，那么你就是在跑向终点。毅行者也是一样，哪怕是一百公里，哪怕在山上，只要走，总归能走到终点。”毅行百公里，她知道有难度，说不上低估或者高估，打动她的，是对自己的挑战。“只有参加了，你才能知道它有多难；不走完，你也不知道它有多难。”
让它从无到有
完成100公里的行走是在周日凌晨3点，周一上午，柳红就和寇延丁一起出现在了香港中文大学，和前几天义务承担毅行者援助工作的年轻人进行了一次联谊。每人都要进行自我介绍，说到自己，柳红没有讲什么头衔，特别提到了自己是一位丧子妈妈，而她的儿子就是曾经的少年才子—子尤，她说，在儿子离开后的几年里，她除了开始长跑、素食，还一直在尝试参与很多公共事务、学习怎样做一位公民。
她还专门为年轻人讲了一堂课，课的主题不是关于毅行，而是讲20世纪80年代，年轻的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她之所以分享这些，是觉得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来都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他们真的是在干大事，也确实开创了一个精彩而独特的时代。
她曾经以个人名义独立参选朝阳区人大代表，参加毅行的前几天还在为自家楼下的违章建筑拆除做着努力，参与越多，发现的也越多，她发现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自己应该得到什么，同时，他们也不知道在个人之外，自己还需要履行哪些义务。而乐施毅行者让她在香港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各种体现，特别是为内地15支毅行队伍提供义务支援的香港中文大学新公民研究中心，在她看来，这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理想状态，每个人看到的不只有自己，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每个人都会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积极履行更多个人之外的义务。
除了在此前的毅行途中感受到的香港完善而普及的义工文化，乐施毅行者的筹款方式也是香港平民慈善深入人心的体现—一支队，4个人，每个人会将自己的经历和感触分享给周围的人，被感染的人会伸出援手，而他们在日后也可能成为继续分享的人。
结束毅行之后，寇延丁并没有马上回来，在香港的这些天，她留意到张贴在地铁里广告，除了毅行者之外，不同的以行走筹款的项目和活动前前后后还有好几个，足以见得这种模式在香港的普遍性。
毅行者活动在寇延丁看来，是香港这片土地上结出来的果子，用行走来募款，并非是乐施会的首创，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内地也有类似的活动，但是像毅行者这样的规模和传播效应、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是很多其他同类活动远不能及的。这也会是寇延丁下一本书的素材，她打算写一写从行走看内地和香港的不同，以及如何在做公益活动的过程中了解和体会的毅行者的理念。
柳红说这是她人生头一回向朋友以及陌生人开展募款，为了更多人参与，体现公益的生活化、大众化，她采取小额、多种方式筹款，10元起捐，100元是最高限额。在一次聚会上，她的朋友硬是塞给了她1000元善款，推辞不掉，她只好违约接纳。
在这支队伍中，郭敏是当仁不让的募款大户，他最激励人的段子，是在毅行者赛前的一周，他早起乘公交车，心里寻思起这么早就得干点什么事呀，便开始在车上宣传马上要进行的毅行者赛事，抬手间便筹得548元。大家都开玩笑说，乐施会不请他到筹款部工作实在太可惜了。 在参加乐施毅行者之前，柳红每年都会给自己设立一个挑战，2012年，她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全程马拉松，“当时我跑过宁夏吴忠全程马拉松之后，好像觉得人和从前不同了。我想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跑过马拉松的人，一种是没跑过马拉松的人。但是到了今年，我会说这世上有两种人：走过百公里的和没走过百公里的人。”
至于走过百公里的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寇延丁的实践可以证明：香港的赛事一结束，参照乐施会的模式，她也在内地尝试做了一个落地活动—11月23日在无锡举办了名为“灵山·为爱行走”的25公里徒步、越野公益活动，主办方是灵山慈善基金会，参与协办的是她所在爱艺文化基金，来自不同城市的3000多人参加了这个活动。
寇延丁称这是一次尝试，谈效果是将来的事，她们的预期就是先做起来，“让它从无到有。”
柳红
独立学者、作家，53岁，长跑爱好者，去年曾完成全程马拉松。今年首次参赛，最终以40小时33分53秒完赛。
姜茶：
在CP3和CP4的路途中，姜茶先生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为走夜路被大风吹透了的毅行者送出热腾腾的姜茶，他和乐施会无关，他只是一名知道真相的围观群众。
头灯：
这是乐施毅行者每年的固定景观，大多数人走CP3这段路时都是在夜里，只要你稍作驻足，回头一看，便能看到身后延绵整个山脉的头灯队列，相当壮观。
@HONGKONG
联合支援
公民社会的理想试验
在毅行的途中，几乎所有人都会发现，这个活动的主角绝对不只是在麦里浩径艰难跋涉的人，在这些人行走时，还有更多的人会算准时间出现在指定的CP点，为他们的继续行走出工出力，任劳任怨。
就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CD，原本是今年的毅行者，在赛前因为训练强度太大，脚部跟腱不慎受伤，只好由毅行者转做支援队组织者。
做支援队并不见得比亲自上阵走100公里的山路轻松，他们也并非是想象中在嘉年华的沿途或终点为选手激动地鼓与呼、锦上添花的啦啦队。由CD和他在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同事小珊等人发起的“中国公民社会联合支援”团队，成员30多人，除了香港本地的志愿者外，还汇聚了内地春晖青年公益发展中心的力量，而这也是这支支援队的独特之处——内地与香港的联合支援。“越来越多的人从内地来香港参加这个活动，可能人生地不熟，很难在本地找到强大的支援，有的队只带了两三个支援者，有的队甚还没有自己的支援。一个队伍，4个队员，要走一百公里，如果没有支援者，是很难走完的。”
其实，在去年，“联合支援”就已见雏形，当时的总协调人是北京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总干事张伯驹。当时，他的支援队给5支队伍做了后援。今年，这支联合支援队为来自内地不同NGO组织的15支毅行者队伍做了援助。当听说今年“联合支援”要为15个队提供援助，他第一反应是“简直没法想象，太可怕了，那岂不是要乱成一锅粥？”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成为事实，他觉得这一切“太厉害了”。
15支队伍，这意味着在CP2到CP8之间几个非常关键的检查站，每个站点都要有支援者在此守候，为到达这里的毅行者们准备好热的食物、更换的衣服和药品等，待这15支毅行者队伍全部通过这个站点后，他们才能撤离，将物资运送到下一个支援点，继续等待提供帮助。在后半程，队员们往往因为长时间走山路，身体出现各种磨损和伤病，导致不同队之间的速度拉开很大，支援队就得在夜黑风冷海拔非常高的“笔针帽”（笔架山、针山、大帽山）不眠不休，一等就是一整晚，直到把最后到达的队伍送走。而对于走的人来说，这极为艰苦的后半程，支援者们对队员精神上的鼓舞，比食物来得更加重要。
今年，张伯驹和曾经做支援时结识的朋友组成了一支“春田花花队”成为了参赛者。“当你连着两年做支援后，就忍不住特别想去走。真正走的时候，才知道之前做支援其实蛮伟大的。走在路上，会发现每个支援点的按摩和食物特别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亲切的笑容。你到达一个点，发现一群人跟你是有连接的，离开的时候他们给你加油，并且你知道前面的下一个点还有人在等你，这个感觉特别重要。”在张伯驹看来， “毅行者的经历，是我们一起塑造出来的。”
CD的朋友Robin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平时喜欢爬山和露营，当初有人问他“你想去大帽山上看星星吗？”从没上过大帽山的他毫无犹疑。结果星星是好看，他也“身不由己”地做了“联合支援”在CP3和CP8的负责人，熬了两个通宵，承担了他完全没有预料的重任。
Robin称他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在一个这么大的活动中，他需要联系这么多队伍，统筹很多事情，包括微信怎么沟通、到现场食物怎么安排、哪些人分工做哪些事，这对他是很大的锻炼和挑战。在忙碌之余，Robin跟一些不同背景的不同NGO支援队的朋友聊天，看到大家在做不同领域方面的事情，比如对罕见病患者的帮扶，做移民儿童的教育等等，“对我自己来说，也拓展了对内地公民社会发展的认识和了解，结交了很多朋友”。
2013年的毅行者结束之后，CD也在反思今年做的不足的地方。在得知要给15个队做支援时，他们这几个协调人已经来不及招募更多的志愿者了，明年他们会更好地做好招募工作，并且提前给志愿者们以培训，让他们知道整个毅行者活动的概念是什么样的，可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在采访中很多人都说，毅行者的路跟NGO的路很相像。毅行者中间的山路很崎岖，有些队员想放弃，有些队员会吵架，各种情况都会发生，一个团队怎样互相配合从起点到终点走完全程，一个如此大型的活动是如何有效率地组织和运作，这些过程都非常值得NGO学习和借鉴。
CD也认为理想的公民社会的模式在毅行活动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愿意为他人服务本身就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精神，虽然做联合支援很累很累，但它很值得继续。”他相信很多参与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不是联合支援给他们怎样的支持，其实是大家互相给予的支持。“我们也从行走的队员那里学习怎么克服自己体能和意志上的挑战，他们身上呈现的光辉是对支援队很大的启发。” 猴子：
CP6位于金山郊野公园附近，那里最著名的是漫山遍野栖居的野猴，他们会在你四周闲逛，还会伺机偷走支援队准备的香蕉，但根据规定，你不能给它们任何吃的，因为那样会增加它们对人的攻击性。
做对的事，自然有人相助
大牛
唐周屹，Ventech China
（银泰中国）执行董事，今年以队长的身份组队首次参加乐施毅行者，最终以36小时43分57秒全队完赛。
3年前的一场分享会上，大牛坐在台下，站在台前讲话的人叫挥雨，当天的身份是参加乐施毅行者的内地前辈之一，另一个身份是大牛的多年老友。
挥雨讲述着自己的毅行经历，大牛最大的感受是这哥们儿去香港参加了一个活动，特别开心，特别激动，那是种“除非去到否则无法言表的好东西”。
今年，他担任队长组队，并成为香港旅发局赞助的队伍之一，获得了参赛资格。
一条身残志坚路
大牛也有两个身份，走进办公室的和走出办公室的。走进办公室时，他是唐周屹，Ventech China（银泰中国）的执行董事，“从2000年开始，创立和参与过五家公司，带过几个人、十几个人和百人的团队，只能跨越技术、产品、市场、销售、管理、战略，一直到投资。”
走出了办公室，他就是大牛，带着一帮朋友组了个叫“周山会”的小团队，每周固定一天去北京周边爬山。
确定参加今年的乐施毅行者之后，大牛便带着这帮人开始了正式的集体训练，从一天爬一次香山开始，到一天爬三四次，再到50公里的长距离训练。参加训练队的人十几个，但能成为团队去香港的只有4个，除了大牛，另外三个人是谁，没人知道。一直到快比赛，做为队长的大牛始终没有确定他的队员。他把这个选择描述成是自动生成的过程：“每个人到了某个时间点，去还是不能去，其实是他的内心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其实是通过他的行动呈现出来的。”
11月15日上午11点，和大牛一起出现在西贡北谭涌起点其他三个人分别是孙羽、Jimmy和三好生。
孙羽就是那个大牛口中“通过他的行动自然生成决定”的人。出发前因为工作辛苦，孙羽发高烧，他瞒着大牛和队友们，没有提。赛前一天到了香港，晚上他着急退烧，就吃了退烧药和消炎药，泡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澡。事实证明这个处理非常错误，这导致他失眠了一整晚，怕吵醒队友也不敢起来多喝开水。第二天出发时，大家互相拍照，都说“孙羽还挺淡定的”，事实上，“我是真蔫了”。
路上想退烧，在补给站他又喝水太多，不停出汗，导致到了第二天又增加了新的挑战，开始闹肚子。直到最后走得最艰难的五公里，看见大家都走得辛苦，孙羽才把自己的惨况说出来，好让大家开心开心，走完最后的一段路。他了解大牛的性格，如果事先说了，“他肯定会把我劈了，而我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我对自己比较了解，我出现任何状况都可以自己解决，不会影响到整个团队。所以提不提都不是很要紧。”
比起孙羽几乎全程有状况，大牛的状况出现在最后时刻。直到到达CP8，大牛的个人状态还非常好，就在他以为自己的第一次毅行将这样波澜不惊地结束时，刚到CP9，状况来了。这全是因为太心急，“想要比原来设定的目标快一点，天也黑了，我在前面走得快，没有及时做补给，没有抹凡士林，结果在一些特别不太方便的地方有很多的磨损，非常郁闷。”从CP9出来，有10多公里的路是沿着水库走，很窄，也不容易超车，他发现只有跑动起来的时候才不疼，于是把水倒了，轻装上阵跑起来。结果这样一来提前把精力消耗完了，才跑了几百米，体力就不行了。快要到达终点的最后五公里，走得非常痛苦，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一步一步挪着。
最后，他们是唱着《红日》冲过终点的，一旁的时间屏显示，走过身后的100公里山路，他们用了36小时43分57秒。
临时入队的义务车夫
去香港参加毅行者之前，大牛身边很多朋友还在怀疑：香港有山吗？香港当然有很多风景宜人的郊野小径，每座山上的风景都略有不同，但对大牛和他的队友来说，风景之外的风景，令人格外铭记。
比如在每个CP点的医疗站接受完医疗处理后，都有人做详细记录，以便来年做更好的应对。脚受伤了要打绷带，也有专门的义工处理。每到一个检查站，都能吃到面包、花生酱、香蕉等补充能量的食物。他们到达CP5是在第二天的早上6点多，笔架山上风很大，在这里服务的是廉政公署，补给特别好，他们裹着毯子喝上了热乎乎的番薯糖水。
孙羽在加入“大牛队”时，朋友们问过他，“你们所做的意义到底何在？”他起初也想得比较简单，只是觉得这是个人身心的修炼、团队的配合和完成、做慈善，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没想到获得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我坚信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涌现出来的，不要希望太多，也不要不希望，在最后你会获得一些东西。”他所说的获得，是跟大家在一起，通过一段经历，有一段感悟。“最后十公里、五公里的时候，大家确实很辛苦，那时候我一点都不考虑速度和成绩了，只想到大家只要齐心合力走到终点，这才是我们这个团队存在的意义。如果只有一个人很强很快，没有任何意义。”而乐施毅行者在最初举办的时候会特意在香港的公司招募一些自视过高的金融才俊，因为四人一队同进退的规则，能让他们磨平棱角、懂得协作。
冲过终点后激动吗？这是毅行结束后很多人问大牛队成员的问题。在刚加入大牛队时，体重超过100公斤的Jimmy的感觉是：“内心挺平静。”他总结出爬山的三个境界，第一个是驱除身体上不适应，比如脚疼、膝盖疼、腰疼，要分散对肉体的注意力。第二个是忽略自己身上的装备，鞋、背包、手杖之类。第三是想办法抛除杂念，把心思放在走这个单纯的事情上。
唯一让他感动的是在CP5，当时走了一夜，出了很多汗，可山上的风又吹得人特别冷，非常难受。然后看到山上一个标语，歌词大意是“毅行百里，无所不能”，他当时就振奋了。要说有什么诀窍，他认为那就是在走的过程中要一直想办法自己感动自己。他借用挥雨不久前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来解释为什么会参加这么自虐的活动，“别人以为我们在奔向地狱，其实我们在奔向天堂。” 乐施毅行者不只是在此起彼伏的山脉上行走的人，大牛队这次也带了自己的支援队，他们是大牛公司的美女同事和平时一起爬山的哥们儿。两个女生负责在每天确定的时间赶去CP点安营扎寨等待送上热饭热汤，而两个哥们儿则在后来成了陪走。这些都是一向缜密的大牛队之前的计划，但一个香港司机的加入，让这个计划丰满了很多。
一次偶遇的搭车，两个女生跟香港司机攀谈了起来，说自己是来支援参加毅行者的朋友，下车时，香港小伙主动留了联系方式，表示之后的几天可以充当车夫，免费的。感动是一定的，但真正重要的是感触，“当你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对的人来帮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其中的一位女生说。
@hongkong
义勇军老兵
你要知道你还有用
1986年英军和乐施会开始合作举办毅行者活动，这项原本是驻港啹喀兵（即尼泊尔裔士兵）的军事训练项目，也开始变成普通公众可以参与的行山筹款活动。1997年香港回归后，随着英军撤出香港，驻港啹喀兵也解散了，主办毅行者的一切工作一下子全由乐施会独立承担。面对这难度极高的任务，乐施会最终找来了留在香港的由退役啹喀兵组成的义勇军协会来协助，因为几百名义勇军的出现，毅行者的活动才顺利举办，乐施会的难题也得以幸运地解决。
毅行者所走的100公里麦理浩径，除起点和终点外，沿途还设有9个检查站，要确保每项设施、每个安排都完善妥当，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些年里，义勇军接手承担起全部检查站义工的工作，成了“乐施毅行者”的骨干，年复一年风雨无阻地为这项活动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在各个检查站服务的老兵们，待人接物仍然保持着军人处事的纪律，在许多队员们遇到身体伤病甚至危急的关头，也曾经发挥他们的体能优势出手相救。
这群接受过山野训练的志愿军，在退伍后英雄无用武之地，毅行者的活动让他们感到自己还能做义工，为社会继续发挥作用。那些年里，每年协助毅行者的义勇军人数多达二三百人，参与比率之高令人吃惊。毅行者也像是这些退伍老兵们的节日，他们彼此交情深厚，每年在11月结伴来为大会做义工，于他们而言更像是一次聚会，像是昔日的集训露营。他们倾尽全力支持毅行者，一直在检查站留守至活动结束后才离去，为活动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年来，为毅行者活动提供义工服务的团体，人事难免有变动，即使乐施会的员工也有离合，唯独是义勇军老兵们不变。随着年纪的老去，老兵的人数与当初相比也无奈地在减少，且年纪愈来愈大，过去全部检查站都由他们一手包办负责，也相继只负责起点、4号、5号、6号、8号，直至由其他义工团体取代。他们来做部分工作的配合。在今年我们的采访中看到，依然还有一些头发花白的义勇军老兵，分散在各个点承担着自己份内的事情，可以感受到义勇军老兵们对毅行者活动不能放下的情义。
毅行守护者
Brenda
黄玉闲，自1997年起担任乐施毅行者总指挥，2001年到2003年间短暂离职，2004年重回乐施会操办毅行者直到现在。
香港北角华汇中心17楼，一个靠窗的几平米小隔间，那是Brenda的办公室，她递来的名片上写着：黄玉闲，活动筹募经理，这是她1997年加入乐施会后一直的职位，但这个职位背后的具体身份就是乐施毅行者活动总指挥。这些年来，乐施毅行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多，她这个总指挥越当越有心得，只是名片上的职位一直没有变化。
她的桌上放着一张印着2013年毅行者活动义工分配图的A4纸，在分配图的顶端，写着：“OXFAM TRAILWALKER（乐施毅行者）：EVERYONG SAFE & HAPPY”。
毅行三道坎
Brenda加入乐施会是1997年，在那之前，她在香港政府当新闻官，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拿到了超过4万港元的月薪。1997年香港回归，原本由英军啹喀兵操办、乐施会参与的毅行者活动也将由乐施会独自统筹。当时的乐施会总干事庄陈找到Brenda出任活动总指挥，拿着只有从前一半的月薪，Brenda答应了。以前的活动总指挥都是高高大大、有军衔的军人，这一次变成了年过40的师奶，在当年的毅行活动期间，有人到处找总指挥，Brenda告诉他，我就是啊，对方一脸惊诧：“怎么可能？”
她入职是在1997年5月，距离乐施毅行者活动举行还有不到6个月，当时的乐施会二十几号人，活动经费几十万，完全没人有经验，“我跟庄陈讲，五个月是搞不成的。”但是说归说，该干的活还在干。
她先在在脑中勾勒出活动最后应该呈现的样子，然后再进行一步步地倒推。之后的5个多月，她是在极度惶恐中度过的，生活被有关毅行者的所有细节占据，细到“先架好厕所才能拉电线，所以厕所工要比电工早到”。活动如期举行，一切顺利，结束后董事局主席Ian问她：“活动有什么问题吗？”她居然一时语塞，只留下了一句：“剩下好多快过期的面包，好浪费！”Ian没有听出其中的委屈，扬扬手说：“面包？这不是问题。”
后来，Brenda马上联络老人院和社会福利机构，把面包送走作为几百位老人、小孩第二天的早餐。看着运面包的车子离开，已经连轴转了超过50小时的她哭了：“我的1997年就是这样过去的。”在那之后她变得非常抑郁，怕光、不想见人，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半年才慢慢好起来，“因为第二年的乐施毅行者又要开始了。”
度过了最难的第一道坎，之后的两年也越做越有经验，直到2000年又一道坎出现。
那一年的毅行者在一片风和日丽中起步，前40个小时都非常顺利，很多参赛者也都完成了100公里的行走。但是，40小时后，大帽山突然天色大变、暴雨倾盆。气温下降，这个时候还在行走的多半都是体力并不出众或身体出现状况的毅行者，检查站如同战地医院，人满为患。收集各检查站的资料，派出安保人员沿途寻找还在赶路的人，忙乱中，Brenda问自己：“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筹款数目？是活动声誉？”最后，她得出了答案：“是毅行者半个都不能少”，随后，所有检查站的工作人员都通过无线电波听到了她的决定—宣布活动腰斩。 因为没能征求高层的意见，作为2000年的毅行者，活动后Brenda引咎辞职。
辞职后的她去了香港旅游协会工作，月薪五万港元，负责包装香港旅游景点，元朗盆菜和大坑舞火龙都是经她手才为更多人所知。谁知，3年后，她又回到了乐施会，从最底层的职位做起，入职时，人事部的同事拿着她的薪资表，一脸错愕：“九千块你也OK？”她的回答很直白：“赚几年大钱补贴低薪工作，不是挺凑合吗？”
一年后，Brenda再次出任乐施毅行者总指挥，这一干，至今已有九年。
今年，又有了麻烦，还是大麻烦。在毅行者30多年的历史中，整个行程的第一个检查站都设在西湾村，Brenda和村里的人早就成了老熟人。但这一次，在活动开始后不久，她就收到了“西湾村民拦路不允许毅行者通过”的消息，此时，早上九点起步的毅行者已经在无限接近西湾村，还有更多的人在起点跃跃欲试，了解情况，找到闹事负责人沟通，无果，她做出了决定，改道。这其中涉及大量的应急工作，包括道路指示、物资运送等等，涉及人力无数，她甚至走上起步礼的舞台找相关高层沟通。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一切安排妥当，乐施毅行者历史上第一次更改了线路。
当下的烦恼
延绵100公里的麦里浩径位于新界，几乎横跨香港全境，途中有8个郊野公园，在此，可以见到香港最美丽的自然景色，山路容量有限，每年只有1200支队伍可以在乐施会的组织下完成毅行的路途。
在内地推广乐施毅行者，一直是Brenda的心愿，这也是她当年从香港来到北京专程面试薛振冰的原因，尽管内地举办毅行者活动还需时日，但越来越多的来自内地的队伍报名参加已经成了乐施毅行者近几年来的最大变化，今年，共有48支来自内地的队伍来到香港，数量是去年的一倍，未来还会更多，很可能明年就是100支。
因为对毅行者活动的规则和文化理解不深，麻烦也接踵而至。
今年，乐施会在内地的一个合作伙伴也派出了一支队伍参加，起步之后，队中的三人便一路向前，将另一位女生远远地落在身后。当队中的三人抵达CP2时，工作人员拒绝了他们check in的要求，要求他们必须等齐全队后再开始下一段路程，但他们执意向前，直到夜深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向乐施会求助。由于今年更改了路线，所以，所有的队员都没有在一号检查站check in，再加上山路中手机信号很弱，所以，当乐施会面对求助时除了起步时的一张照片，完全不知道那位女生的任何信息，Brenda曾经立过军令状，在她任内参加乐施毅行者的队员，半个都不能少，于是，他们在最快的时间内动用了最多的资源、警察、民安队、消防队、直升机，各种灯光照明进行搜山。
一直搜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终于有人在CP3看到了那名“失踪”的女生。“乐施毅行者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团队合作，四个人在一起的危险系数要小于两个人的，而即便是两个人在一起也会比一个人要好。”Brenda说。
还有一个状况处在CP7，是一个位于山林深处的检查站，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一名来自内地的队员脚疾发作决定退出，义工将他送去医疗点就诊，医生看过后已没有大碍，乐施会也安排了稍后到达的运水车届时将他送回城区，但就在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时候，他的支援队拨打了999，“按照香港的规定，999在接到电话后，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到事发地点，”于是，这位队员最后坐着999的救护车离开了CP7。
最近这几年，随着乐施毅行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内地来香港蹭走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不愿意参与筹款，但又想有所体验，蹭走的途中还会想用乐施会提供的物资，山野中交通不便，物资运送非常困难，但看到同样行走的人饥寒交迫，乐施会的工作人员也会一并拿出物资，但这也挤占了参赛队员本身的物资。
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不仅是乐施会和乐施毅行者的理念，更是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所应该呈现出的面貌。“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然后帮助他人，”Brenda曾经在去印度做项目的时候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信徒们去恒河的发源地朝圣，所经过村庄的村民都会在门前的空地放好水和食物供朝圣的人沿途享用，“你不大可能从吃到你食物的人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你会在助人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但眼前一个个的难题，怎么破？其实，在今年的活动举办之前，乐施会已经尽可能地通过网站、微博等途径宣传活动的规则和理念，乐施会还第一次在活动前两天举办了普通话的宣讲会，但宣传变成被接纳的观念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建议Brenda明年开始限制内地队伍参赛的数量，但这显然违背了乐施会的初衷和理念。Brenda现在能想到的方法就是通过人去影响人，并在明年要求所有的队长都要出席宣讲会。
Brenda说，自己就像是一个守在毅行者门口的守卫，“把好的拉进来，当好的越来越多，坏的也会自然而然地离开。”“来自内地的队伍中，大部分都很好，很多也在越来越好，”她强调，但是，她的希望是，随着内地的队伍越来越多，好的增长速度会远远地超过麻烦的增长速度。
乐施毅行者
统筹/编辑：张跃 撰文：欧阳婷 朱汐 张跃 美编：周鑫瑶
摄影：阿超 郭盈光 插画：超人爸爸
我的毅行之旅
乐施毅行者
自述人
朱汐
媒体公益记者，2013年首次参赛，作为队长最终以46小时22分钟全队完赛。
乐施毅行者最初是驻港啹喀兵的训练活动，后同乐施会合作、吸纳民间人士参与，成为一项步行筹款活动。通过乐施会的推广，毅行者活动现在已经由香港延伸至全世界，去年，共有十二个国家举行乐施毅行者，包括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墨尔本、悉尼）、比利时、加拿大、英国（南部、北部）、法国、德国、印度、爱尔兰、日本、新西兰及西班牙。
当我坐在“距离终点100米”的旗杆底下、等待队友们到达时，忽然止不住地笑了起来。讨厌的是，队友刘剑迅速赶了上来，为了不在漫长的人生中被贴上“毅行过后她竟然精神失常地笑起来”这个标签，我不得不又一次把表情忍了回去。
在一路赖以生存的内心戏中，这个point应该是百感交集、喜极而泣、抱头痛哭的，但和每一次累死累活忙完一件事一样，什么庆祝、狂欢、泪奔，都没有“终于结束了”和“我要睡觉”的念头来得强烈。
刘剑一如既往地用贱兮兮的语气调侃我，“你这是打通任督二脉，小宇宙爆发了吗？！”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当我在CP3哭着喊着要退出比赛的时候，他也曾用带有浓浓西北口音的普通话鄙视过我，“你说的一切理由都不成立，没有一条能证明你必须退出。”这下证明他当时说的是对的了。而他也打破了父亲给他的定论，“我们家的人没有能走路超过30公里的！”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挑战自己”，他挑战的是一个“家族魔咒”，而我挑战的是自己内心的懦弱。
如果不是今年的地震，我已经很久没有过和团队一起合作打仗的快感，一个人面对一个编辑，完成一个选题，甚至已经不习惯和更多人在一起交流。
然而从第一次听说毅行，便听过毅行者最考验的是团队精神，“一个团队的速度，不由最快的那个人决定，而是由最慢的那个人决定”，我还听过各种各样关于团队的故事，听得人热血沸腾，眼眶发热。但当我真正上路，成为那个状况百出的“最慢的人”时，依然会想很多，依然会变得敏感、压抑，也依然会对“不离不弃”这样的词产生怀疑。直到我的队友和支援队员真的一直都陪在我身边，不断地鼓励我时，我才会渐渐开始相信，不论如何，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便有了一起走完的可能。
还有个道理叫，“只要迈开了腿，早晚都能到终点”。于个人而言，似乎并不难，但走过之后，就会知道，如果这段路真的只是一个人走，可能我们会在任何一个困倦疲惫的档口，选择退出。“而团队的意义就在于，当你要放弃的时候，你的队友连蒙带骗地让你往前多走一步，也就走到了最后。”有经验的人曾这样说，而我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
在后来的分享中，刘剑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说大牛队是认真备战、意志力和能力结合的完美典型，那么我们队，可能就是一部反面教材。”但鉴于我们是全队完赛，虽然耗费了46小时22分钟才走完全程，依然在全部1167支队伍中排名861。在我们后面第15位的是一支走了16小时16分钟就完赛的队伍，显然是支强队，但他们当中有一名队员在中途退出了比赛，于是排名甚至比走了47小时多的队伍还要靠后—全队完赛的最后一名会由乐施会总裁亲自颁发完赛证书，以鼓励互相扶持、不离不弃的毅行精神。
但毅行者之所以能够令我们这些内地去的参赛者如此乐此不疲的，也许是对公民精神的体验。“助人自助”是一种公民精神，当我们走在漫长的黑暗里（下午2点出发的队伍速度慢的需要熬过两个通宵），一次次摔倒（是的，我经常摔跤拌蒜狗啃泥之类的），负责救援的直升机轰鸣声就在耳旁，但倘若需要退出，在不是突发急症的状况下，必须一起走到CP点才可以申请。退出的队员要自己约车或等待摆渡车辆接驳，尽量不去动用太多的公共资源—这一切，需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坚守和负责。
组委会发放的能量食品包装上，有队伍的编号，说是到时候会检查，随地乱丢垃圾的队伍会被处罚。这一路，丢垃圾的人并非没有，丢弃的包装袋上甚至还有刻意刮去编号的（呃，费这个劲，为啥不直接装兜里带下山呢），但更多约束他们的，是另一种自觉，对于不争取名次的大多数队伍来说，他们自然会对“我来干吗”有着自己的认识。
但乐施毅行者最让人动容的，还是那些路上遇到的友善的人们，他们是公民，懂得自己应该争取的权益和履行的责任，不会认为我与他人无关，。他们有人站在山上派柠檬，那是在CP1到CP2之间一座500米左右高的山，从早上8点多到夕阳西下，经过的毅行者都能领到一小块盐水浸泡的柠檬，吃了以后可以减轻口渴。过去每年还有在茅坪给毅行者们煮姜茶的“姜茶先生”黄山。有人在北京参加马拉松累得要死时，曾被路边围观的工作人员嘲笑，但他到香港参加乐施毅行者之后发现，没有人嘲笑你累得气喘如牛，满面通红，即便是在路上偶尔遇到的晨练者，他们会热情地打招呼，并鼓励你“加油啊，前面就有热咖啡喝了哦！”
当我们全队四人在那个“距离终点100米”的旗杆下集结，然后转过路口、忽然发现终点就在10米开外时，真是莫名其妙的失落—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哭过闹过，甚至争吵过（最可惜的就是我这次没跟人吵架）的那一切，都仿佛被关在了这100米旗杆之外，剩下来的是波澜不惊的集体冲关，刷最后一次条形码，然后任由身上各种疲惫从肌体底层泛出来，脑子里一片混沌—过去的每一站都发生了什么，对于46小时没好好睡觉的人来说，简直是一团浆糊，最简单的快乐，就是“我们能睡觉了”。 你看，人生就是如此无趣，哪有那么多狂喜狂悲，极致的体验过后，你反而能感受到生活的平静，人生除非死亡，并没有所谓的终点，哪有什么胜利，挺住意味着一切。
乐施毅行者，到底怎么玩？
·这是一项属于小伙伴们的活动，必须四人一队，每队需在48小时之内从西贡到元朗横穿100公里麦理浩径。
·这100公里可不是一马平川的柏油马路，你需要翻越超过20座高山，其中包括全港最高的大帽山（957米），累计爬升海拔高度超过4000米；
·在100公里的路途中会分设9个CP点（Check Point），每个CP都有水、食物、医疗协助等物资提供；
·每队的四名参与者都需要在每个CP点check in，团队集结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段路程的徒步；
·乐施会只记录团队成绩，并以队中最后一名成员抵达终点的时间为准，因此，小伙伴们沿途必须互相扶持，一同报到；
·如遇到各种状况无法坚持需要退出，需要到达CP点后剪断参赛腕带，只要有一名队员退出都将不计算团队成绩；
·每年的香港乐施毅行者都会在11月中举行，每年参赛队伍数量固定为1200支，每年6月通过乐施会官网进行报名招募，近年来参加队伍数量众多，每年都需要通过抽签确定参赛资格；
·报名时需确定每队队长，获得资格后其余队员可以更换，但队长不允许更换。
·除了完成挑战自我的毅行路途，每支队伍还需参与筹款，每队最少须筹款达港币6，800元。筹款达港币3万元的队伍，第二年自动获得参赛资格；
·乐施会所筹善款会用于云南、赞比亚等地的扶贫救灾工作。
·路途艰难、又有时间限制，因此，你根本不可能背着大大的登山包完成。一般参赛者都会携带最少量的随身物品，然后亲朋好友作为支援队提前到达CP点安营扎寨，待毅行者到来后提供各种补给。因此，毅行者决不仅仅只有行走的参与者，还包括超过3000名的义工、各参赛队伍的支援队、为各队捐款的捐款人等等，是一次属于全香港的大型公民行动。
山高路远，一起走吧！
就是这么巧，我们坐着同一班飞机从北京飞往深圳，在提取行李处看到她托运的居然是登山手杖，然后又同路坐着大巴来到罗湖口岸，于是过去搭讪—她的确是去香港参加乐施毅行者的，她居然就是薛振冰—乐施会前工作人员，5次毅行经验，内地毅行者圈中最重量级的人物之一。
11月15日上午，当我们跟随着毅行者的大军从起点出发，走在绵延起伏的山路上时，再度巧合地“偷听”到了她的“事迹”。某支内地的毅行队伍中有人说：“你知道吗，振冰真的很神，她居然在某次求职面试结束后，开始跟面试官介绍起了毅行者，并让对方给她捐款，更神的是，居然还真募到了钱。”
那是2009年她离开乐施会之后去Intel公司求职，“那时我是第二年参加毅行者，还处于脸皮比较厚的阶段，本着没有offer也要有所获的精神，好在当时面试我的上司CY人很和善，后来知道他是香港人比较能够接受这种直接的方式。”
接触毅行者7年、5年组队参加，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时不时地在各种场合回答“为什么走那么多次毅行者”的问题。
11月14日早上，她从北京出发坐飞机去香港参加比赛，路上也认真地想过自己为何“中毒”这么深。“我第一次走毅行者时感触特别深，走了一整宿，感觉半死不活的，在清晨遇到上山锻炼的香港本地人，见到我对我说早上好，为我加油打气。之后回到北京爬山，我也开始试着跟人打招呼，可多数时候都像看怪物一样看我一眼。”
“祖师奶奶”年方二八
2007年10月，还在出版社工作的薛振冰决定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方向，目标NGO组织的她等到了一个机会—香港乐施会在内地招聘活动及资源拓展官员，她感觉有几项条件自己“勉强具备”，于是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求职信。香港乐施会的筹划经理Branda亲自来面试她，面试时的一个重要考题就是让她写个方案：如果毅行者的活动在内地举办，该怎么来操作。那时的她还不知道什么是毅行者，“用了120分的努力写出了方案”，就这样，她成了乐施会的工作人员。
入职后的她很快就被派往香港跟随同事学习筹备毅行者活动，去不同的检查站，看在那里是如何搭建站点，学习如何招募、组织和管理义工，“香港的义工文化真的令人震撼，每个义工组织分别负责一个路段，完全不用乐施会操心，等到毅行者举行的时候，将所有的路段连起来，这事儿就成了。”对于薛振冰来说，这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公民教育—每个人都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价值所在。而乐施毅行者的总策划、当初在北京面试她的Brenda也成了她的职业偶像，她一度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能够像Brenda一样处理事情气定神闲”。
2008年，薛振冰第一次组队参加毅行，她带着在汶川地震时遇到的两位为乐施会服务了超过20天的义工、两位生还者，完成了100公里的行走。
即使后来离开了乐施会，但乐施毅行者已经成了薛振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第一年走完毅行后，第二年以及第三年、第四年，她开始和曾经一路同走的小伙伴分头组队，陆续把新人们拉进了毅行的队伍。
这其中也有崩溃的时候，那是她第三次参加毅行者时，她的队中有队员因为身体出现不适，从CP2到CP3用了8个多小时，山里手机没有信号，她无法跟其他人保持联系，而队友身体情况愈发糟糕。根据赛制规定，除非特别紧急的状况，否则必须走到某个检查站才能退赛，可她凭一己之力完全无法带队友走到那里。她当场彻底凌乱直到打通了紧急电话，消防队员赶来救助，其他的队友也回撤跟他们会合。“当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在黑漆漆的鸡公山，见到同伴，抱着他嚎啕大哭。”
一切的经验、教训、甜蜜的回忆都被她放在了自己建立的豆瓣 “毅行者”小组里，那里有她分享的各路队员们写下的毅行故事、经验分享、训练要点，甚至还有募款锦囊、重要备忘、香港号码办理办法、户外商店信息分享等等。还有当年的金牌队友Niki写给她的短信：“很怀念第一次100公里的感动。每次笑声，哭声，每个拥抱，甚至每一个休息的石头、草地，一只香蕉、一瓶水都有背后的故事，有疑惑、恐惧、尊重、温暖，最后就是理解与信任。每年走的感觉都不一样。我们这个大家庭实在是吸引人。” 在今年的毅行结束后，薛振冰发了一条长微博，通过在微博上的宣传和分享来向大家募款，有毅行大家庭的成员转发了这条微博，并戏谑地说：“这是我看过最好、最愉快的乐施毅行者介绍和募捐文，支持带我进入毅行者世界的友队和祖师奶奶（补充说明：此“奶奶”年方二八，青春靓丽）。”
毅行就是过年
每年的毅行者活动，在薛振冰看来就像是一年要过一次年。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从不同的地方跑过去，进入到这个模式里，“一定要折腾一下子才行”，给平静的生活来点波折。
她还记得起初那几年走完毅行者回来给大家做分享，基本上是从朋友带朋友，开始以公益圈里的朋友为主，然后逐步扩大到户外圈，进而再扩大到更多不同的职业圈里。2009年她做的那次分享会是最豪华的一次，声势浩大：广州的朋友北上，参加完分享会，大家再一起玩一阵子。然后北方的朋友趁着出差也南下，大家相互串门。
“这些年来，每年差不多是从5月份开始抽签，6月份大家看自己组织的队是否被抽中，没抽中，就努力想尽各种办法获得资格，然后就是准备参加比赛的训练。11月走完毅行者后的日子，就是大家在不同城市串门的时节了，一直可以延续到年末。基本就是这样的欢乐，然后一年就过去了……”
也许是薛振冰们的分享和感召，这两年内地去参加毅行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不过内地的队伍退出率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有些队的自助和团队互助的精神也显得不那么强。她自己也反思，“其实这么多年也并未真正做到身体力行”，从乐施毅行者活动中，她觉得自己得到很多，所以也希望能够做一些事，2014年，她和朋友们打算义务协助乐施会举办在内地的毅行者宣讲会，希望有一天，内地也能够举行具有此种精神与理念的毅行者活动。“这就像是一个播种的过程，你去参加了，回来通过分享、募款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然后更多的人再去感召更多的人”，她始终认为，无论是毅行者活动本身还是参与者所体会到的来自香港的公民精神，都能够影响一座城市的文化和气质，改变就是从这样的一点一滴开始发生的。
薛振冰
前乐施会员工，是乐施毅行者在内地的重要推广人，五次毅行经历，今年以32小时55分57秒全队完赛。
姜茶先生
我是来补漏的
在毅行路上，大概每一位队员都会记得沿途有一位被称为“茅坪天使”的“姜茶先生”，即便因为在夜里经过时天太黑，看不太清他的相貌，也一定喝过他亲手煲的姜茶。即便是第一年参加毅行者，在没开走之前也大多听老毅行者们提起过茅坪的姜茶。
“姜茶先生”真名黄山，在旺角的界限街经营一家老牌行山用品店“山友行”。过去15年，每年毅行者举办时，他的山友航门口便会贴出“参加活动，休息两日”的告示，然后背着水煲和茶具于天黑时分准时出现在CP3到CP4的山路上，风雨无阻。这是整个毅行者路途中最难走的路段，大多数毅行者都会在夜间通过这里，马鞍山山路崎岖，山顶的大风十有八九将毅行者们吹个透心凉，这一段是最多参赛者退出的路段，因为想到漫长的马鞍山路段便容易消沉。“姜茶先生”送茶的目的就是为参赛者打气，鼓励年青人不要轻易放弃，“饮一杯热茶，补充体力，万事不用怕。许多时候放弃与否是一念之差，挨过去就是新的开始。”
不少人误以为“姜茶先生”的姜茶档是由乐施会安排，其实，这一切都是他自愿自发。他支持所有正面推广行山的活动，认为自己送姜茶并不算付出很多：“乐施会不能兼顾到的，我负责补漏。值得嘉奖的应是参赛者。”走到茅坪期待能饮到一杯热乎乎的姜茶，已经成为毅行者们的指定动作之一。往往人还没有走到，已经做足饮姜茶的心理期待了。
2010年，经过茅坪的队员们没有喝到姜茶，也没有见到“姜茶先生”，只看到他请来的人在那里派发姜糖。有人说“姜茶先生”病了，做了手术，今年不能背水煮茶了。深夜的茅坪，虽然没有往年那样热火朝天的姜茶档，但是还是有很多毅行者在这里驻足。其中有一位毅行者对派姜糖的义工说：“如果见到黄先生，请转告他我们都很想念他，希望他早日康复。”那位小伙子说：“我想他已经听到了，因为他就在后面的帐篷里……”
咸柠檬：
在CP1前后的路途通常都是烈日当头而水壶见底的，但是，那里有志愿者在免费分发盐水泡过的咸柠檬，含一块在嘴里，不出几分钟，口渴的症状就会迅速减轻，甚至在到达水站时都没有再喝水的需求。
走过百公里，成为另一种人
2013年11月17日凌晨3点33分，柳红和寇延丁、郭敏来到了位于元朗的乐施毅行者终点，之前退出的队友“毛大妈”在那里等着他们，一道扫码器的绿灯闪过，他们此次毅行的个人成绩定格为：40小时33分53秒。
53岁的柳红几乎是本次内地去香港的毅行者中年龄最大的，她跟寇延丁说，原以为自己会很兴奋、很激动，想表达，可一两天以来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处于一种特别沉静的状态，连炫耀的心都没有。“我的脑袋里依然还是一座座高山的影子，究竟毅行带给我什么？不仅仅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百公里、挑战了极限，它的意义要远大得多。”
在去香港之前，她的心态是去体验一下，“走一次就行了”，但当我们在她北京的家中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改变了主意：“明年还会去。”
普通人的极限
他们的队伍叫“众乐”，在今年的内地毅行者中，非常特别。柳红是独立学者、作家，曾长期担任过经济学家吴敬链的学术秘书。寇延丁在作家的身份外，还是纪录片独立制片人、民间公益一线行动者。她比柳红小几岁，之前就是朋友，今年是她第二次参加乐施毅行者，也是她把柳红“拉下水的”。
起初，寇延丁本想组织一个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队伍，不料两个小伙—一个是在云南工作的媒体人、热衷公益的郭敏，一个是在成都从事IT工作、出生于1987年的“毛大妈”的加入，令她“阴谋”破产。其他队伍比赛前几乎都会进行集体的合练，但他们四个人分散在四个不同的城市，柳红在北京、寇延丁在泰山、郭敏在云南、“毛大妈”在成都，直到比赛当天的上午，大家才头一回聚齐碰面。 临时凑在一起的队伍，充满了种种不可控的隐忧。出发时的“毛大妈”穿着一条深色牛仔裤，一双运动板鞋，全身上下除了手杖和毅行者的T恤，几乎没有一样专业装备。有人质疑他，他却信心满满，“装备不专业，实力还是有的。”
事实证明，他犯了很多第一次参加毅行的人的错误—低估难度，再加上四个人此前没有在一起训练过，对彼此的身体特点、体力状况都没有沟通，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果然，在CP2左右的地方，“毛大妈”就开始出现了状况，吃很多东西，但刚吃完就喊饿，其他三个人不得不停下来等他。
这样的节奏对于100公里的路途来说非常可怕。于是，郭敏让柳红和寇延丁先走，他留下来陪“毛大妈”，据说，那段路程中，郭敏和“毛大妈”进行了很多“男人和男人的严厉交谈”，但这种交谈并不能帮助后者完成100公里的山路，“毛大妈”开始一身一身地出虚汗、胃疼、呕吐，凌晨四五点，无奈地在CP4退赛。
寇延丁去年组队第一次参加毅行者时也遇到了状况，行进过程中下起了雨，道路变得湿滑，这导致运动强度大大增加，她的一位队友腿疾复发，另外2位队友也体力不支，3人退出了比赛，她独自坚持走完了全程。
然而今年对她来说就没有这么顺利了。比赛前两个月她连轴出差，一直处于超级疲劳的状态，走到后半程，膝盖开始疼了，跑不了，只能快走。而郭敏的鞋子出了问题，在CP2时就开始磨脚，随后的两只脚更是惨不忍睹，每到一个检查站就必须通涂药包扎，步步如踩针毡，最后的20公里，幸好援助队员给他送来了沙滩鞋，才得以坚持到底。
反倒是多年一直坚持长跑的柳红感到自己后来越来越有劲，身体也没有出现过多的伤痛。她觉得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心里就本能地特别注意要保护自己。“我不会那么往前冲，不会那么快，当然也没有那么大的体力能那么快，但有那个悠着的劲儿。我想，长期的长跑也是这样一种耐力的养成。”
两次组队都没有取得团队成绩，只保留了个人成绩，这在寇延丁看来，倒也不是特别遗憾，“毕竟这不是仅靠革命意志就能挺下来的事儿”。“一方面它是极限运动，不是任何人都能顶得下来的；另一方面它是普通人的极限运动，只要你能做到提前半年每周拉练，而且不是像职业运动员那样练，走下来完全没问题。”寇延丁明年的两个愿望是，练好体能，争取全队全部走下来。
走完毅行者之后，柳红发现自己的身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受，隔了一天她还和寇延丁一起在住处附近的郊野公园走了一圈。走在路上，极目远望，看着九龙、新界一带，所有环绕的山都有自己的足迹，但是她特别感慨人的伟大，两条腿，就能把高山全都走遍了。
“每一次挑战极限其实都是在不断地在印证我已经建立的观念。比如想跑马拉松，你只要想开始，你就迈开腿，那么你就是在跑向终点。毅行者也是一样，哪怕是一百公里，哪怕在山上，只要走，总归能走到终点。”毅行百公里，她知道有难度，说不上低估或者高估，打动她的，是对自己的挑战。“只有参加了，你才能知道它有多难；不走完，你也不知道它有多难。”
让它从无到有
完成100公里的行走是在周日凌晨3点，周一上午，柳红就和寇延丁一起出现在了香港中文大学，和前几天义务承担毅行者援助工作的年轻人进行了一次联谊。每人都要进行自我介绍，说到自己，柳红没有讲什么头衔，特别提到了自己是一位丧子妈妈，而她的儿子就是曾经的少年才子—子尤，她说，在儿子离开后的几年里，她除了开始长跑、素食，还一直在尝试参与很多公共事务、学习怎样做一位公民。
她还专门为年轻人讲了一堂课，课的主题不是关于毅行，而是讲20世纪80年代，年轻的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她之所以分享这些，是觉得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来都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他们真的是在干大事，也确实开创了一个精彩而独特的时代。
她曾经以个人名义独立参选朝阳区人大代表，参加毅行的前几天还在为自家楼下的违章建筑拆除做着努力，参与越多，发现的也越多，她发现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自己应该得到什么，同时，他们也不知道在个人之外，自己还需要履行哪些义务。而乐施毅行者让她在香港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各种体现，特别是为内地15支毅行队伍提供义务支援的香港中文大学新公民研究中心，在她看来，这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理想状态，每个人看到的不只有自己，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每个人都会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积极履行更多个人之外的义务。
除了在此前的毅行途中感受到的香港完善而普及的义工文化，乐施毅行者的筹款方式也是香港平民慈善深入人心的体现—一支队，4个人，每个人会将自己的经历和感触分享给周围的人，被感染的人会伸出援手，而他们在日后也可能成为继续分享的人。
结束毅行之后，寇延丁并没有马上回来，在香港的这些天，她留意到张贴在地铁里广告，除了毅行者之外，不同的以行走筹款的项目和活动前前后后还有好几个，足以见得这种模式在香港的普遍性。
毅行者活动在寇延丁看来，是香港这片土地上结出来的果子，用行走来募款，并非是乐施会的首创，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内地也有类似的活动，但是像毅行者这样的规模和传播效应、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是很多其他同类活动远不能及的。这也会是寇延丁下一本书的素材，她打算写一写从行走看内地和香港的不同，以及如何在做公益活动的过程中了解和体会的毅行者的理念。
柳红说这是她人生头一回向朋友以及陌生人开展募款，为了更多人参与，体现公益的生活化、大众化，她采取小额、多种方式筹款，10元起捐，100元是最高限额。在一次聚会上，她的朋友硬是塞给了她1000元善款，推辞不掉，她只好违约接纳。
在这支队伍中，郭敏是当仁不让的募款大户，他最激励人的段子，是在毅行者赛前的一周，他早起乘公交车，心里寻思起这么早就得干点什么事呀，便开始在车上宣传马上要进行的毅行者赛事，抬手间便筹得548元。大家都开玩笑说，乐施会不请他到筹款部工作实在太可惜了。 在参加乐施毅行者之前，柳红每年都会给自己设立一个挑战，2012年，她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全程马拉松，“当时我跑过宁夏吴忠全程马拉松之后，好像觉得人和从前不同了。我想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跑过马拉松的人，一种是没跑过马拉松的人。但是到了今年，我会说这世上有两种人：走过百公里的和没走过百公里的人。”
至于走过百公里的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寇延丁的实践可以证明：香港的赛事一结束，参照乐施会的模式，她也在内地尝试做了一个落地活动—11月23日在无锡举办了名为“灵山·为爱行走”的25公里徒步、越野公益活动，主办方是灵山慈善基金会，参与协办的是她所在爱艺文化基金，来自不同城市的3000多人参加了这个活动。
寇延丁称这是一次尝试，谈效果是将来的事，她们的预期就是先做起来，“让它从无到有。”
柳红
独立学者、作家，53岁，长跑爱好者，去年曾完成全程马拉松。今年首次参赛，最终以40小时33分53秒完赛。
姜茶：
在CP3和CP4的路途中，姜茶先生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为走夜路被大风吹透了的毅行者送出热腾腾的姜茶，他和乐施会无关，他只是一名知道真相的围观群众。
头灯：
这是乐施毅行者每年的固定景观，大多数人走CP3这段路时都是在夜里，只要你稍作驻足，回头一看，便能看到身后延绵整个山脉的头灯队列，相当壮观。
@HONGKONG
联合支援
公民社会的理想试验
在毅行的途中，几乎所有人都会发现，这个活动的主角绝对不只是在麦里浩径艰难跋涉的人，在这些人行走时，还有更多的人会算准时间出现在指定的CP点，为他们的继续行走出工出力，任劳任怨。
就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CD，原本是今年的毅行者，在赛前因为训练强度太大，脚部跟腱不慎受伤，只好由毅行者转做支援队组织者。
做支援队并不见得比亲自上阵走100公里的山路轻松，他们也并非是想象中在嘉年华的沿途或终点为选手激动地鼓与呼、锦上添花的啦啦队。由CD和他在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同事小珊等人发起的“中国公民社会联合支援”团队，成员30多人，除了香港本地的志愿者外，还汇聚了内地春晖青年公益发展中心的力量，而这也是这支支援队的独特之处——内地与香港的联合支援。“越来越多的人从内地来香港参加这个活动，可能人生地不熟，很难在本地找到强大的支援，有的队只带了两三个支援者，有的队甚还没有自己的支援。一个队伍，4个队员，要走一百公里，如果没有支援者，是很难走完的。”
其实，在去年，“联合支援”就已见雏形，当时的总协调人是北京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总干事张伯驹。当时，他的支援队给5支队伍做了后援。今年，这支联合支援队为来自内地不同NGO组织的15支毅行者队伍做了援助。当听说今年“联合支援”要为15个队提供援助，他第一反应是“简直没法想象，太可怕了，那岂不是要乱成一锅粥？”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成为事实，他觉得这一切“太厉害了”。
15支队伍，这意味着在CP2到CP8之间几个非常关键的检查站，每个站点都要有支援者在此守候，为到达这里的毅行者们准备好热的食物、更换的衣服和药品等，待这15支毅行者队伍全部通过这个站点后，他们才能撤离，将物资运送到下一个支援点，继续等待提供帮助。在后半程，队员们往往因为长时间走山路，身体出现各种磨损和伤病，导致不同队之间的速度拉开很大，支援队就得在夜黑风冷海拔非常高的“笔针帽”（笔架山、针山、大帽山）不眠不休，一等就是一整晚，直到把最后到达的队伍送走。而对于走的人来说，这极为艰苦的后半程，支援者们对队员精神上的鼓舞，比食物来得更加重要。
今年，张伯驹和曾经做支援时结识的朋友组成了一支“春田花花队”成为了参赛者。“当你连着两年做支援后，就忍不住特别想去走。真正走的时候，才知道之前做支援其实蛮伟大的。走在路上，会发现每个支援点的按摩和食物特别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亲切的笑容。你到达一个点，发现一群人跟你是有连接的，离开的时候他们给你加油，并且你知道前面的下一个点还有人在等你，这个感觉特别重要。”在张伯驹看来， “毅行者的经历，是我们一起塑造出来的。”
CD的朋友Robin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平时喜欢爬山和露营，当初有人问他“你想去大帽山上看星星吗？”从没上过大帽山的他毫无犹疑。结果星星是好看，他也“身不由己”地做了“联合支援”在CP3和CP8的负责人，熬了两个通宵，承担了他完全没有预料的重任。
Robin称他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在一个这么大的活动中，他需要联系这么多队伍，统筹很多事情，包括微信怎么沟通、到现场食物怎么安排、哪些人分工做哪些事，这对他是很大的锻炼和挑战。在忙碌之余，Robin跟一些不同背景的不同NGO支援队的朋友聊天，看到大家在做不同领域方面的事情，比如对罕见病患者的帮扶，做移民儿童的教育等等，“对我自己来说，也拓展了对内地公民社会发展的认识和了解，结交了很多朋友”。
2013年的毅行者结束之后，CD也在反思今年做的不足的地方。在得知要给15个队做支援时，他们这几个协调人已经来不及招募更多的志愿者了，明年他们会更好地做好招募工作，并且提前给志愿者们以培训，让他们知道整个毅行者活动的概念是什么样的，可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在采访中很多人都说，毅行者的路跟NGO的路很相像。毅行者中间的山路很崎岖，有些队员想放弃，有些队员会吵架，各种情况都会发生，一个团队怎样互相配合从起点到终点走完全程，一个如此大型的活动是如何有效率地组织和运作，这些过程都非常值得NGO学习和借鉴。
CD也认为理想的公民社会的模式在毅行活动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愿意为他人服务本身就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精神，虽然做联合支援很累很累，但它很值得继续。”他相信很多参与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不是联合支援给他们怎样的支持，其实是大家互相给予的支持。“我们也从行走的队员那里学习怎么克服自己体能和意志上的挑战，他们身上呈现的光辉是对支援队很大的启发。” 猴子：
CP6位于金山郊野公园附近，那里最著名的是漫山遍野栖居的野猴，他们会在你四周闲逛，还会伺机偷走支援队准备的香蕉，但根据规定，你不能给它们任何吃的，因为那样会增加它们对人的攻击性。
做对的事，自然有人相助
大牛
唐周屹，Ventech China
（银泰中国）执行董事，今年以队长的身份组队首次参加乐施毅行者，最终以36小时43分57秒全队完赛。
3年前的一场分享会上，大牛坐在台下，站在台前讲话的人叫挥雨，当天的身份是参加乐施毅行者的内地前辈之一，另一个身份是大牛的多年老友。
挥雨讲述着自己的毅行经历，大牛最大的感受是这哥们儿去香港参加了一个活动，特别开心，特别激动，那是种“除非去到否则无法言表的好东西”。
今年，他担任队长组队，并成为香港旅发局赞助的队伍之一，获得了参赛资格。
一条身残志坚路
大牛也有两个身份，走进办公室的和走出办公室的。走进办公室时，他是唐周屹，Ventech China（银泰中国）的执行董事，“从2000年开始，创立和参与过五家公司，带过几个人、十几个人和百人的团队，只能跨越技术、产品、市场、销售、管理、战略，一直到投资。”
走出了办公室，他就是大牛，带着一帮朋友组了个叫“周山会”的小团队，每周固定一天去北京周边爬山。
确定参加今年的乐施毅行者之后，大牛便带着这帮人开始了正式的集体训练，从一天爬一次香山开始，到一天爬三四次，再到50公里的长距离训练。参加训练队的人十几个，但能成为团队去香港的只有4个，除了大牛，另外三个人是谁，没人知道。一直到快比赛，做为队长的大牛始终没有确定他的队员。他把这个选择描述成是自动生成的过程：“每个人到了某个时间点，去还是不能去，其实是他的内心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其实是通过他的行动呈现出来的。”
11月15日上午11点，和大牛一起出现在西贡北谭涌起点其他三个人分别是孙羽、Jimmy和三好生。
孙羽就是那个大牛口中“通过他的行动自然生成决定”的人。出发前因为工作辛苦，孙羽发高烧，他瞒着大牛和队友们，没有提。赛前一天到了香港，晚上他着急退烧，就吃了退烧药和消炎药，泡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澡。事实证明这个处理非常错误，这导致他失眠了一整晚，怕吵醒队友也不敢起来多喝开水。第二天出发时，大家互相拍照，都说“孙羽还挺淡定的”，事实上，“我是真蔫了”。
路上想退烧，在补给站他又喝水太多，不停出汗，导致到了第二天又增加了新的挑战，开始闹肚子。直到最后走得最艰难的五公里，看见大家都走得辛苦，孙羽才把自己的惨况说出来，好让大家开心开心，走完最后的一段路。他了解大牛的性格，如果事先说了，“他肯定会把我劈了，而我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我对自己比较了解，我出现任何状况都可以自己解决，不会影响到整个团队。所以提不提都不是很要紧。”
比起孙羽几乎全程有状况，大牛的状况出现在最后时刻。直到到达CP8，大牛的个人状态还非常好，就在他以为自己的第一次毅行将这样波澜不惊地结束时，刚到CP9，状况来了。这全是因为太心急，“想要比原来设定的目标快一点，天也黑了，我在前面走得快，没有及时做补给，没有抹凡士林，结果在一些特别不太方便的地方有很多的磨损，非常郁闷。”从CP9出来，有10多公里的路是沿着水库走，很窄，也不容易超车，他发现只有跑动起来的时候才不疼，于是把水倒了，轻装上阵跑起来。结果这样一来提前把精力消耗完了，才跑了几百米，体力就不行了。快要到达终点的最后五公里，走得非常痛苦，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一步一步挪着。
最后，他们是唱着《红日》冲过终点的，一旁的时间屏显示，走过身后的100公里山路，他们用了36小时43分57秒。
临时入队的义务车夫
去香港参加毅行者之前，大牛身边很多朋友还在怀疑：香港有山吗？香港当然有很多风景宜人的郊野小径，每座山上的风景都略有不同，但对大牛和他的队友来说，风景之外的风景，令人格外铭记。
比如在每个CP点的医疗站接受完医疗处理后，都有人做详细记录，以便来年做更好的应对。脚受伤了要打绷带，也有专门的义工处理。每到一个检查站，都能吃到面包、花生酱、香蕉等补充能量的食物。他们到达CP5是在第二天的早上6点多，笔架山上风很大，在这里服务的是廉政公署，补给特别好，他们裹着毯子喝上了热乎乎的番薯糖水。
孙羽在加入“大牛队”时，朋友们问过他，“你们所做的意义到底何在？”他起初也想得比较简单，只是觉得这是个人身心的修炼、团队的配合和完成、做慈善，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没想到获得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我坚信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涌现出来的，不要希望太多，也不要不希望，在最后你会获得一些东西。”他所说的获得，是跟大家在一起，通过一段经历，有一段感悟。“最后十公里、五公里的时候，大家确实很辛苦，那时候我一点都不考虑速度和成绩了，只想到大家只要齐心合力走到终点，这才是我们这个团队存在的意义。如果只有一个人很强很快，没有任何意义。”而乐施毅行者在最初举办的时候会特意在香港的公司招募一些自视过高的金融才俊，因为四人一队同进退的规则，能让他们磨平棱角、懂得协作。
冲过终点后激动吗？这是毅行结束后很多人问大牛队成员的问题。在刚加入大牛队时，体重超过100公斤的Jimmy的感觉是：“内心挺平静。”他总结出爬山的三个境界，第一个是驱除身体上不适应，比如脚疼、膝盖疼、腰疼，要分散对肉体的注意力。第二个是忽略自己身上的装备，鞋、背包、手杖之类。第三是想办法抛除杂念，把心思放在走这个单纯的事情上。
唯一让他感动的是在CP5，当时走了一夜，出了很多汗，可山上的风又吹得人特别冷，非常难受。然后看到山上一个标语，歌词大意是“毅行百里，无所不能”，他当时就振奋了。要说有什么诀窍，他认为那就是在走的过程中要一直想办法自己感动自己。他借用挥雨不久前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来解释为什么会参加这么自虐的活动，“别人以为我们在奔向地狱，其实我们在奔向天堂。” 乐施毅行者不只是在此起彼伏的山脉上行走的人，大牛队这次也带了自己的支援队，他们是大牛公司的美女同事和平时一起爬山的哥们儿。两个女生负责在每天确定的时间赶去CP点安营扎寨等待送上热饭热汤，而两个哥们儿则在后来成了陪走。这些都是一向缜密的大牛队之前的计划，但一个香港司机的加入，让这个计划丰满了很多。
一次偶遇的搭车，两个女生跟香港司机攀谈了起来，说自己是来支援参加毅行者的朋友，下车时，香港小伙主动留了联系方式，表示之后的几天可以充当车夫，免费的。感动是一定的，但真正重要的是感触，“当你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对的人来帮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其中的一位女生说。
@hongkong
义勇军老兵
你要知道你还有用
1986年英军和乐施会开始合作举办毅行者活动，这项原本是驻港啹喀兵（即尼泊尔裔士兵）的军事训练项目，也开始变成普通公众可以参与的行山筹款活动。1997年香港回归后，随着英军撤出香港，驻港啹喀兵也解散了，主办毅行者的一切工作一下子全由乐施会独立承担。面对这难度极高的任务，乐施会最终找来了留在香港的由退役啹喀兵组成的义勇军协会来协助，因为几百名义勇军的出现，毅行者的活动才顺利举办，乐施会的难题也得以幸运地解决。
毅行者所走的100公里麦理浩径，除起点和终点外，沿途还设有9个检查站，要确保每项设施、每个安排都完善妥当，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些年里，义勇军接手承担起全部检查站义工的工作，成了“乐施毅行者”的骨干，年复一年风雨无阻地为这项活动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在各个检查站服务的老兵们，待人接物仍然保持着军人处事的纪律，在许多队员们遇到身体伤病甚至危急的关头，也曾经发挥他们的体能优势出手相救。
这群接受过山野训练的志愿军，在退伍后英雄无用武之地，毅行者的活动让他们感到自己还能做义工，为社会继续发挥作用。那些年里，每年协助毅行者的义勇军人数多达二三百人，参与比率之高令人吃惊。毅行者也像是这些退伍老兵们的节日，他们彼此交情深厚，每年在11月结伴来为大会做义工，于他们而言更像是一次聚会，像是昔日的集训露营。他们倾尽全力支持毅行者，一直在检查站留守至活动结束后才离去，为活动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年来，为毅行者活动提供义工服务的团体，人事难免有变动，即使乐施会的员工也有离合，唯独是义勇军老兵们不变。随着年纪的老去，老兵的人数与当初相比也无奈地在减少，且年纪愈来愈大，过去全部检查站都由他们一手包办负责，也相继只负责起点、4号、5号、6号、8号，直至由其他义工团体取代。他们来做部分工作的配合。在今年我们的采访中看到，依然还有一些头发花白的义勇军老兵，分散在各个点承担着自己份内的事情，可以感受到义勇军老兵们对毅行者活动不能放下的情义。
毅行守护者
Brenda
黄玉闲，自1997年起担任乐施毅行者总指挥，2001年到2003年间短暂离职，2004年重回乐施会操办毅行者直到现在。
香港北角华汇中心17楼，一个靠窗的几平米小隔间，那是Brenda的办公室，她递来的名片上写着：黄玉闲，活动筹募经理，这是她1997年加入乐施会后一直的职位，但这个职位背后的具体身份就是乐施毅行者活动总指挥。这些年来，乐施毅行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多，她这个总指挥越当越有心得，只是名片上的职位一直没有变化。
她的桌上放着一张印着2013年毅行者活动义工分配图的A4纸，在分配图的顶端，写着：“OXFAM TRAILWALKER（乐施毅行者）：EVERYONG SAFE & HAPPY”。
毅行三道坎
Brenda加入乐施会是1997年，在那之前，她在香港政府当新闻官，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拿到了超过4万港元的月薪。1997年香港回归，原本由英军啹喀兵操办、乐施会参与的毅行者活动也将由乐施会独自统筹。当时的乐施会总干事庄陈找到Brenda出任活动总指挥，拿着只有从前一半的月薪，Brenda答应了。以前的活动总指挥都是高高大大、有军衔的军人，这一次变成了年过40的师奶，在当年的毅行活动期间，有人到处找总指挥，Brenda告诉他，我就是啊，对方一脸惊诧：“怎么可能？”
她入职是在1997年5月，距离乐施毅行者活动举行还有不到6个月，当时的乐施会二十几号人，活动经费几十万，完全没人有经验，“我跟庄陈讲，五个月是搞不成的。”但是说归说，该干的活还在干。
她先在在脑中勾勒出活动最后应该呈现的样子，然后再进行一步步地倒推。之后的5个多月，她是在极度惶恐中度过的，生活被有关毅行者的所有细节占据，细到“先架好厕所才能拉电线，所以厕所工要比电工早到”。活动如期举行，一切顺利，结束后董事局主席Ian问她：“活动有什么问题吗？”她居然一时语塞，只留下了一句：“剩下好多快过期的面包，好浪费！”Ian没有听出其中的委屈，扬扬手说：“面包？这不是问题。”
后来，Brenda马上联络老人院和社会福利机构，把面包送走作为几百位老人、小孩第二天的早餐。看着运面包的车子离开，已经连轴转了超过50小时的她哭了：“我的1997年就是这样过去的。”在那之后她变得非常抑郁，怕光、不想见人，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半年才慢慢好起来，“因为第二年的乐施毅行者又要开始了。”
度过了最难的第一道坎，之后的两年也越做越有经验，直到2000年又一道坎出现。
那一年的毅行者在一片风和日丽中起步，前40个小时都非常顺利，很多参赛者也都完成了100公里的行走。但是，40小时后，大帽山突然天色大变、暴雨倾盆。气温下降，这个时候还在行走的多半都是体力并不出众或身体出现状况的毅行者，检查站如同战地医院，人满为患。收集各检查站的资料，派出安保人员沿途寻找还在赶路的人，忙乱中，Brenda问自己：“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筹款数目？是活动声誉？”最后，她得出了答案：“是毅行者半个都不能少”，随后，所有检查站的工作人员都通过无线电波听到了她的决定—宣布活动腰斩。 因为没能征求高层的意见，作为2000年的毅行者，活动后Brenda引咎辞职。
辞职后的她去了香港旅游协会工作，月薪五万港元，负责包装香港旅游景点，元朗盆菜和大坑舞火龙都是经她手才为更多人所知。谁知，3年后，她又回到了乐施会，从最底层的职位做起，入职时，人事部的同事拿着她的薪资表，一脸错愕：“九千块你也OK？”她的回答很直白：“赚几年大钱补贴低薪工作，不是挺凑合吗？”
一年后，Brenda再次出任乐施毅行者总指挥，这一干，至今已有九年。
今年，又有了麻烦，还是大麻烦。在毅行者30多年的历史中，整个行程的第一个检查站都设在西湾村，Brenda和村里的人早就成了老熟人。但这一次，在活动开始后不久，她就收到了“西湾村民拦路不允许毅行者通过”的消息，此时，早上九点起步的毅行者已经在无限接近西湾村，还有更多的人在起点跃跃欲试，了解情况，找到闹事负责人沟通，无果，她做出了决定，改道。这其中涉及大量的应急工作，包括道路指示、物资运送等等，涉及人力无数，她甚至走上起步礼的舞台找相关高层沟通。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一切安排妥当，乐施毅行者历史上第一次更改了线路。
当下的烦恼
延绵100公里的麦里浩径位于新界，几乎横跨香港全境，途中有8个郊野公园，在此，可以见到香港最美丽的自然景色，山路容量有限，每年只有1200支队伍可以在乐施会的组织下完成毅行的路途。
在内地推广乐施毅行者，一直是Brenda的心愿，这也是她当年从香港来到北京专程面试薛振冰的原因，尽管内地举办毅行者活动还需时日，但越来越多的来自内地的队伍报名参加已经成了乐施毅行者近几年来的最大变化，今年，共有48支来自内地的队伍来到香港，数量是去年的一倍，未来还会更多，很可能明年就是100支。
因为对毅行者活动的规则和文化理解不深，麻烦也接踵而至。
今年，乐施会在内地的一个合作伙伴也派出了一支队伍参加，起步之后，队中的三人便一路向前，将另一位女生远远地落在身后。当队中的三人抵达CP2时，工作人员拒绝了他们check in的要求，要求他们必须等齐全队后再开始下一段路程，但他们执意向前，直到夜深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向乐施会求助。由于今年更改了路线，所以，所有的队员都没有在一号检查站check in，再加上山路中手机信号很弱，所以，当乐施会面对求助时除了起步时的一张照片，完全不知道那位女生的任何信息，Brenda曾经立过军令状，在她任内参加乐施毅行者的队员，半个都不能少，于是，他们在最快的时间内动用了最多的资源、警察、民安队、消防队、直升机，各种灯光照明进行搜山。
一直搜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终于有人在CP3看到了那名“失踪”的女生。“乐施毅行者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团队合作，四个人在一起的危险系数要小于两个人的，而即便是两个人在一起也会比一个人要好。”Brenda说。
还有一个状况处在CP7，是一个位于山林深处的检查站，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一名来自内地的队员脚疾发作决定退出，义工将他送去医疗点就诊，医生看过后已没有大碍，乐施会也安排了稍后到达的运水车届时将他送回城区，但就在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时候，他的支援队拨打了999，“按照香港的规定，999在接到电话后，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到事发地点，”于是，这位队员最后坐着999的救护车离开了CP7。
最近这几年，随着乐施毅行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内地来香港蹭走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不愿意参与筹款，但又想有所体验，蹭走的途中还会想用乐施会提供的物资，山野中交通不便，物资运送非常困难，但看到同样行走的人饥寒交迫，乐施会的工作人员也会一并拿出物资，但这也挤占了参赛队员本身的物资。
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不仅是乐施会和乐施毅行者的理念，更是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所应该呈现出的面貌。“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然后帮助他人，”Brenda曾经在去印度做项目的时候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信徒们去恒河的发源地朝圣，所经过村庄的村民都会在门前的空地放好水和食物供朝圣的人沿途享用，“你不大可能从吃到你食物的人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你会在助人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但眼前一个个的难题，怎么破？其实，在今年的活动举办之前，乐施会已经尽可能地通过网站、微博等途径宣传活动的规则和理念，乐施会还第一次在活动前两天举办了普通话的宣讲会，但宣传变成被接纳的观念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建议Brenda明年开始限制内地队伍参赛的数量，但这显然违背了乐施会的初衷和理念。Brenda现在能想到的方法就是通过人去影响人，并在明年要求所有的队长都要出席宣讲会。
Brenda说，自己就像是一个守在毅行者门口的守卫，“把好的拉进来，当好的越来越多，坏的也会自然而然地离开。”“来自内地的队伍中，大部分都很好，很多也在越来越好，”她强调，但是，她的希望是，随着内地的队伍越来越多，好的增长速度会远远地超过麻烦的增长速度。
乐施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