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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奥斯卡似乎也逐渐变得开放——入围名单中，能看到更多新鲜名字；颁奖礼现场大屏幕上，也能展示更多美国以外的文化。但是，有些“玻璃墙”依然朦胧坚硬，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最佳影片”的评判。
奥斯卡的影片大奖项序列中，除了最大的最佳影片，还设置有最佳外语片、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纪录片，正是这三个分支奖项，无形中为外语片、动画片和纪录片设置了冲击最佳影片的障碍。从第一届奥斯卡奖至今，共有475部影片入围最佳影片角逐，但其中只有8部是外语片，动画长片只有两部，纪录片更是从未入围过。
从规则上看，所有符合规定的影片都可以角逐奥斯卡的所有奖项，包括最佳影片，可事实上，外语片、动画片和纪录片除了类似最佳音乐这种“外围”奖项中偶尔染指（《难以忽视的真相》获得过奥斯卡“最佳音乐”奖）不按影片类型分类的综合奖项外，最重的最佳影片奖从来都很遥远。
现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数量增加到了10个，提名数量翻番，理论上外语片、动画片和纪录片“进门”综合类奖项的希望增大了一些。
那么，外语片和动画片应当向那些曾经入围、获奖的“前辈”们学习些什么？纪录片中出镜的明星们，应该如何引发足够关注，将最佳影片这座份量最重的小金人拿到手？来听听那些专攻“夺奖战”的过来人有些什么建议。
外语片 入围“三要素”
1938年，第11届奥斯卡，非英语片《大幻影》（Grand Illusion）获得“最佳影片”提名，这是首部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外语片。
《大幻影》的入围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影片讲述的故事主题有很大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电影的得奖战略显然已经不再适用当下的情况。后来，也有一些外语片入围“最佳导演”或“最佳改编剧本”奖，但最终都未获奖。直到1969年，政治惊悚片《大风暴Z》（Z）让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将当年的“最佳外语片”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收入囊中。
从那一年开始，一些外语片开始入围“最佳影片”的角逐，这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拍摄的《呐喊与低语》（Cries and Whispers）和《移民》（The Emigrants）；意大利的《邮差》（Il Postino）和《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当然还有中国台湾的《卧虎藏龙》。
这些电影有哪些共通的地方？
曾参与《邮差》和《美丽人生》冲击奥斯卡的丽莎・塔贝克（Lisa Taback）和托尼・安格罗迪（Tony Angellotti）都有一个专门“头衔”——奥斯卡奖项角逐顾问，他们精通以各种宣传手段为各大电影公司“铺垫”通向奥斯卡奖的道路，她说：“如果你的故事足够感人，讲述也很真挚，那么语言障碍就几乎完全不存在——电影最关键的并非字幕。”安格罗迪对这一说法表示赞同：“《邮差》不是个台词很多的外语电影，里面的角色说话不快，语言也比较简洁。而《美丽人生》，你只要看到男主角的表情，就能感受到他对儿子的爱，罗伯特・贝尼尼明白，演技重在身体语言，而台词只是其中一方面。”
塔贝克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影片的配乐，毕竟音乐是全世界通行的语言：“这些成功的外语片中，总是有非常贴和的配乐，这弥补了外语片给英语观众可能带来的陌生感。”这一点在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的归属上也能看出一二：《大风暴Z》中由米基斯・塞奥佐拉基斯（Mikis Theodorakis）制作的配乐就非常吸引人，《邮差》和《卧虎藏龙》的配乐都分别获得了当年的“最佳电影配乐”。
安格罗迪认为，外语片要想入围“最佳电影”，需要具备以下几点要素：感人的故事；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的角色和出色、贴合的配乐。
动画片 未来满眼“动画片”
动画片获得奥斯卡奖的历史应该从1937年算起，那年，《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问世。作为全球首部动画长片，按说片子应该轻易拿到“最佳影片”，但在1938年奖项揭晓时，《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得到的却是奥斯卡特别成就奖，虽然华特・迪士尼先生拿走了特制的一大七小八座小金人，但许多电影人认为，其份量加起来并不如一座“最佳影片”的小金人重。
1991年，《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是第一部拿到“最佳影片”提名的动画长片，这部动画片迎合了动画片和音乐剧两类观众群的喜好，加之当年其他作品本身竞争力有限，其入围合情合理。
以上两部动画片的经验都不易学习，相比来说，《飞屋环游记》（Up）的经验更值得学习。
安格罗迪曾为影片“冲奥”进行过详细战略策划。安格罗迪介绍说：“在影片正式完成以前，我就惊讶于很多工作人员对这部影片的感情，他们真的被这个故事感动了。《飞屋》讲述的情感是全世界共通的，老人与男孩、男孩与那只狗之间的情感表达极其生动，又感人至深。”
其实，随着动作捕捉技术在电影中的大量应用，“动画片”已经越来越难界定了。现在的情况是，一部电影里出现几个“动画人物”已较为多见，比如《阿凡达》（Avatar），按照既往的固定分类方法，把《阿凡达》算在动画长片里也是可以的。同时，这种技术的变化，或许会让电影学院考虑动画长片这一奖项将来的去留问题。
随着各种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未来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中，或许会被泛概念的“动画长片”占去大半江山。
纪录片 突破最不容易
放眼未来，有些人士对纪录片“冲奥”的前景也比较乐观。不过，眼下纪录片想参与“最佳影片”的角逐并不容易。
像《篮球梦》（Hoop Dreams）、《细细的蓝线》（The Thin Blue Line）和《罗杰与我》（Roger and Me）这种比较有历史意义的纪录片，当年在被拦在争夺“最佳纪录片”竞技场之外时，有评委提议让这几部影片冲击一下“最佳影片”提名。不过，大多数评委对纪录片有些不以为然，这让少数支持者举棋不定。
玛丽安・科尔泰-莱文（Marian Koltai-Levine）在到PMK公关公司做电影市场部执行副主席前，曾经在映画屋（Picturehouse）和Fine Line工作过，她对外语片、动画片和纪录片冲击“最佳影片”都有一定经验：“外语片和纪录片，并不比其他类型的影片矮一截。必须让评委们有机会看到这些影片，通过邮寄样片和宣传攻势，必须让他们明白，‘最佳影片’候选者应该是所有影片。”
艺术无国界，安格洛迪说：“自然，电影也是无国界的。”《飞屋环游记》和《美丽人生》感动了很多人，在这种真正可称为艺术作品的电影面前，奥斯卡奖各奖项之间的“玻璃墙”，总有一天会坍塌。
奥斯卡的影片大奖项序列中，除了最大的最佳影片，还设置有最佳外语片、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纪录片，正是这三个分支奖项，无形中为外语片、动画片和纪录片设置了冲击最佳影片的障碍。从第一届奥斯卡奖至今，共有475部影片入围最佳影片角逐，但其中只有8部是外语片，动画长片只有两部，纪录片更是从未入围过。
从规则上看，所有符合规定的影片都可以角逐奥斯卡的所有奖项，包括最佳影片，可事实上，外语片、动画片和纪录片除了类似最佳音乐这种“外围”奖项中偶尔染指（《难以忽视的真相》获得过奥斯卡“最佳音乐”奖）不按影片类型分类的综合奖项外，最重的最佳影片奖从来都很遥远。
现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数量增加到了10个，提名数量翻番，理论上外语片、动画片和纪录片“进门”综合类奖项的希望增大了一些。
那么，外语片和动画片应当向那些曾经入围、获奖的“前辈”们学习些什么？纪录片中出镜的明星们，应该如何引发足够关注，将最佳影片这座份量最重的小金人拿到手？来听听那些专攻“夺奖战”的过来人有些什么建议。
外语片 入围“三要素”
1938年，第11届奥斯卡，非英语片《大幻影》（Grand Illusion）获得“最佳影片”提名，这是首部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外语片。
《大幻影》的入围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影片讲述的故事主题有很大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电影的得奖战略显然已经不再适用当下的情况。后来，也有一些外语片入围“最佳导演”或“最佳改编剧本”奖，但最终都未获奖。直到1969年，政治惊悚片《大风暴Z》（Z）让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将当年的“最佳外语片”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收入囊中。
从那一年开始，一些外语片开始入围“最佳影片”的角逐，这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拍摄的《呐喊与低语》（Cries and Whispers）和《移民》（The Emigrants）；意大利的《邮差》（Il Postino）和《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当然还有中国台湾的《卧虎藏龙》。
这些电影有哪些共通的地方？
曾参与《邮差》和《美丽人生》冲击奥斯卡的丽莎・塔贝克（Lisa Taback）和托尼・安格罗迪（Tony Angellotti）都有一个专门“头衔”——奥斯卡奖项角逐顾问，他们精通以各种宣传手段为各大电影公司“铺垫”通向奥斯卡奖的道路，她说：“如果你的故事足够感人，讲述也很真挚，那么语言障碍就几乎完全不存在——电影最关键的并非字幕。”安格罗迪对这一说法表示赞同：“《邮差》不是个台词很多的外语电影，里面的角色说话不快，语言也比较简洁。而《美丽人生》，你只要看到男主角的表情，就能感受到他对儿子的爱，罗伯特・贝尼尼明白，演技重在身体语言，而台词只是其中一方面。”
塔贝克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影片的配乐，毕竟音乐是全世界通行的语言：“这些成功的外语片中，总是有非常贴和的配乐，这弥补了外语片给英语观众可能带来的陌生感。”这一点在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的归属上也能看出一二：《大风暴Z》中由米基斯・塞奥佐拉基斯（Mikis Theodorakis）制作的配乐就非常吸引人，《邮差》和《卧虎藏龙》的配乐都分别获得了当年的“最佳电影配乐”。
安格罗迪认为，外语片要想入围“最佳电影”，需要具备以下几点要素：感人的故事；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的角色和出色、贴合的配乐。
动画片 未来满眼“动画片”
动画片获得奥斯卡奖的历史应该从1937年算起，那年，《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问世。作为全球首部动画长片，按说片子应该轻易拿到“最佳影片”，但在1938年奖项揭晓时，《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得到的却是奥斯卡特别成就奖，虽然华特・迪士尼先生拿走了特制的一大七小八座小金人，但许多电影人认为，其份量加起来并不如一座“最佳影片”的小金人重。
1991年，《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是第一部拿到“最佳影片”提名的动画长片，这部动画片迎合了动画片和音乐剧两类观众群的喜好，加之当年其他作品本身竞争力有限，其入围合情合理。
以上两部动画片的经验都不易学习，相比来说，《飞屋环游记》（Up）的经验更值得学习。
安格罗迪曾为影片“冲奥”进行过详细战略策划。安格罗迪介绍说：“在影片正式完成以前，我就惊讶于很多工作人员对这部影片的感情，他们真的被这个故事感动了。《飞屋》讲述的情感是全世界共通的，老人与男孩、男孩与那只狗之间的情感表达极其生动，又感人至深。”
其实，随着动作捕捉技术在电影中的大量应用，“动画片”已经越来越难界定了。现在的情况是，一部电影里出现几个“动画人物”已较为多见，比如《阿凡达》（Avatar），按照既往的固定分类方法，把《阿凡达》算在动画长片里也是可以的。同时，这种技术的变化，或许会让电影学院考虑动画长片这一奖项将来的去留问题。
随着各种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未来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中，或许会被泛概念的“动画长片”占去大半江山。
纪录片 突破最不容易
放眼未来，有些人士对纪录片“冲奥”的前景也比较乐观。不过，眼下纪录片想参与“最佳影片”的角逐并不容易。
像《篮球梦》（Hoop Dreams）、《细细的蓝线》（The Thin Blue Line）和《罗杰与我》（Roger and Me）这种比较有历史意义的纪录片，当年在被拦在争夺“最佳纪录片”竞技场之外时，有评委提议让这几部影片冲击一下“最佳影片”提名。不过，大多数评委对纪录片有些不以为然，这让少数支持者举棋不定。
玛丽安・科尔泰-莱文（Marian Koltai-Levine）在到PMK公关公司做电影市场部执行副主席前，曾经在映画屋（Picturehouse）和Fine Line工作过，她对外语片、动画片和纪录片冲击“最佳影片”都有一定经验：“外语片和纪录片，并不比其他类型的影片矮一截。必须让评委们有机会看到这些影片，通过邮寄样片和宣传攻势，必须让他们明白，‘最佳影片’候选者应该是所有影片。”
艺术无国界，安格洛迪说：“自然，电影也是无国界的。”《飞屋环游记》和《美丽人生》感动了很多人，在这种真正可称为艺术作品的电影面前，奥斯卡奖各奖项之间的“玻璃墙”，总有一天会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