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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骂战”、“两强相争”、“中国崛起”、“日本复古”……近期以来，翻开各国的报章或打开电视机，几乎没有一天不出现“中日交恶”日益严重的消息与评论。中日两国会不会擦枪走火？万一开战，谁会占上风？……时逢甲午战争120周年，相关话题更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与此同时，倾向于将问题简化成“中日博弈”或者“中美日三国演义”的言论也比比皆是。
笔者认为，中日交恶不能简单地用两国势力消长逻辑（即“强弱论”）来涵盖，亚太形势的紧张，也并非中美日“大三角”简单的分离和组合。从这个角度出发，将中日摩擦之加剧简化为日本担忧中国之崛起，也许能点破某些日本人存有的“天无二日论”的传统思维，但却不能全面说明今日问题的焦点与真相。
同样的，中美日三国关系也不能用“三国演义”般的简单思维来推理或臆测。对于世界“霸主”白宫的一动一静，各方当然应该予以关注，但对其大小官员的一言一语给予过多的推敲和诠释，再为此而一喜一忧，并无助于我们对当前亚太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更不能轻易将之作为中日关系变数的依据。
要了解中日两国交恶的根源和安倍晋三首相何以旁若无人地高举复古旗号，还得追述日本的“战后处理”及其国内主和、主战思潮与势力之消长，也得略知战后以来美国亚太战略的变与不变。与此同时，还得知道在上述格局之下，中日关系错综复杂与曲折发展的历程和面对的难题。
冷战框架规定战后日本走向的
三大条约
要谈战后日本的政治外交史，谁都不能绕过1952年4月28日这个重要纪念日。因为就在这一天，两个决定日本命运的条约，即《旧金山媾和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正式生效；与此同时，一个决定日本对中态度的《日华和平条约》（北京有人戏称为“日蒋和约”），也于同日签署。
如果说，《旧金山媾和条约》意味着美国占领军结束其单独占领日本的体制（安倍政权称之为“主权恢复日”）的话，同一天生效的《美日安保条约》则规定了之后美日之间的主仆关系。至于《日华和约》的签署，则明明白白向世人昭示东京将紧跟美国的冷战战略，只承认逃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而不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
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不正常问题
东京与北京如此这般不正常的关系，直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特别是1978年两国签署和平条约之后才告一段落。但是，围绕着“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两国并未达成圆满的协议。
对待“历史”问题，东京虽然吞吞吐吐，被迫从“（给对方）增添了麻烦”，改称为“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并表示“深感责任”和“深刻反省”，但却拒绝以白纸黑字表示“道歉”。
而对待“台湾”问题，日本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但并不直截了当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是对中国视台湾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
对于善于咬文嚼字的日本外务省官员来说，正如“反省”不等于“道歉”一般，“理解和尊重”也并不意味着日本全面同意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围绕着“历史”与“台湾”两大问题，中日两国间的争吵之所以从不间断，道理就在这里。
除此之外，尽管1972年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又签署了和平条约，但仍遗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的归属纷争。
针对钓鱼岛问题，根据当时各媒体报道，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1978年10月在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上，曾发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谈话。他指出：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
他同时表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他相信未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邓小平的这番谈话，据当时日本各大报的现场报道，台上台下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自此之后，也未见有任何日本官员对此提出哪怕是些微的异议。由此，“搁置争议是中日两国达成的默契或共识”成为国际舆论界的常识与定论。
但这个“定论”在1996年却有了微妙的变化。
美日安保“重新定义”给日本壮胆
1996年，日本官方的对华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悄悄地（或者说是试探性地）打出了“否定（搁置争议）共识”牌。
针对时任中国驻日大使徐敦信就日本政府纵容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修建灯塔提出的抗议，时任日本外务次官林贞夫的回答是：
“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从未同意将领土问题搁置处理。”
不过，也许是意识到这一否定共识的言论来得过于突兀，素来不忘“国益至上”的日本各大报都小心翼翼地将此番新表态缩至最小栏寸的版面刊载，《朝日新闻》则索性对此只字不提。
日本当局为何沉默了近20年，突然试探性地抛出了“否定共识”论呢？就亚太形势而言，是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于1996年4月17日签署了为安保重新定义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则此时的日本政坛已逐步进入了“总保守化”的时代。
美日安保“重新定义”的重点有三。其一是两国的“假想敌”，已从昔日的苏联，转为今日“崛起中”的中国；其二是再度确认华盛顿推行“以日制中”的政策；其三是将原有美日两国安保条约涵盖的范围从“远东”扩大到“亚太”。正是在美国为日本“壮胆”的背景下，日本保守论客重新拾起了战前的“天无二日论”。与此同时，日本的保守论坛开始将注意力从日俄争执的“北方领土”转为“南方领土”（即钓鱼岛纷争）了。
针对当年日本试探性打出的“否定共识”牌，笔者曾在第一时间为《联合早报》写了《钓鱼岛争议与日本的四张王牌》的评论文章。所谓四张王牌，一是“中国威胁论”牌，二是“两岸分裂”牌，三是“经济”牌，四是“北京怕乱”牌。 不过，事隔14年后的2010年，当日本民主党政府利用“撞船事件”，公开否定两国存有共识（否认与中国之间存有领土争议）时，笔者注意到东京手中其实只剩下了三张半牌。因为，原本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最大王牌，即以ODA为武器的“经济牌”，已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而丧失了其威力或者有被反打“经济牌”之虞了。
另外，与1996年相比，“两岸分裂”牌的威力也今非昔比。于是乎，在“撞船事件”和“购岛事件”（2012年）之后，东京最拿手的只能是鼓吹“中国威胁论”和渲染“北京怕乱”了。
而从近一年多来北京日益强硬的姿态来看，东京遭受的最大冲击，就是其再也不能利用北京为“维稳”而“自我克制”（日本媒体的惯用语）的弱点了。
一脉相承的修宪之路
就在中日摩擦日益加剧的同时，日本与另一重要邻国，即与日本享有“共同价值观”的韩国，也在独岛（日本称之为竹岛）主权的归属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
而安倍的参拜靖国神社和扬言要收回三个日本官方早年为缓和亚洲民众不满情绪而发表的 “反省”谈话，更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哗然和抗议。这三个谈话就是1982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为收拾教科书问题残局而发表的“宫泽谈话”；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对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反思二战的“村山谈话”。
笔者认为，安倍的这些言行，并不是某些论者所说的是为讨好选民的政治秀，也不是一小撮右翼捆绑日本国策的结果。而恰恰是安倍第二次内阁的最大目标，即完成“告别战后体制”。当然，这也是曾被视为“不负责任”和“无能”首相的安倍得以重掌政权的惟一“合理解释”的理由。
安倍的“告别战后体制”，其实就是1984年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和1993年小泽一郎抛出的“普通国家论”的翻版。三者的共同目标，无一不是要抛弃限制日本军力的“和平宪法”。这也是1947年日本实施战后新宪法后与战前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保守派人士的“夙愿”。安倍的外祖父、也是甲级战犯的前首相岸信介如此；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首相也是如此；即使被认为是“重视经济、轻视武装”的战后名首相吉田茂（麻生太郎的外祖父），据小泽一郎的解读，其内心想的也是要在适当的时机，摆脱战后宪法对日本的牵制。
换句话说，战后日本保守阵营内部的“鸽派”和“鹰派”虽然时有争议，但在修宪问题上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
“博弈论”与“是非论”
既然修宪是日本保守派的共同“夙愿”，那么向国民美化战争（包括参拜靖国神社）及篡改教科书，便成为历届日本政府急不容缓的国策。特别在被认为是“修宪最大障碍物的社会党”（中曾根语）消亡之后，日本国内为战前翻案的言行更是变本加厉。日本民众从“反战”、“恐战”、“厌战”到逐步“认可”或对安倍政府急速向右转感到“无奈”，正是保守阵营战后长期以来营造“舆论空气”的结果。与此同时，利用领土纷争刺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为修宪制造舆论，更是战后日本主张“重新武装”者惯用的手法。近年来中日摩擦之加剧，与东京改变战略，将焦点逐步从“北方领土”转为“南方领土”不无关系。
由此来看，今日中日摩擦之加剧，固然有两国对“领土”与“台湾”问题争执的原因，但更与日本力图修宪和否定侵略战争的史观和冀图向海外派兵的总体战略密切相关。将中日两国之间的摩擦简单地理解为“两国的博弈”或者是两国国力的消长，从而得出诸如双方“民族主义应该克制”、“甲方不应刺激乙方，乙方应该接纳甲方的崛起之事实”等结论，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核心与焦点。“各打五十大板”论或者只聚焦于谁强谁弱的“强弱论”，只会模糊问题的是非与真相。这是我们在甲午年谈论中日关系时不能不留意和引以为戒的。
（本文为作者在新加坡颐和轩俱乐部主办的座谈会“中日交恶又逢甲午年”的发言稿）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笔者认为，中日交恶不能简单地用两国势力消长逻辑（即“强弱论”）来涵盖，亚太形势的紧张，也并非中美日“大三角”简单的分离和组合。从这个角度出发，将中日摩擦之加剧简化为日本担忧中国之崛起，也许能点破某些日本人存有的“天无二日论”的传统思维，但却不能全面说明今日问题的焦点与真相。
同样的，中美日三国关系也不能用“三国演义”般的简单思维来推理或臆测。对于世界“霸主”白宫的一动一静，各方当然应该予以关注，但对其大小官员的一言一语给予过多的推敲和诠释，再为此而一喜一忧，并无助于我们对当前亚太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更不能轻易将之作为中日关系变数的依据。
要了解中日两国交恶的根源和安倍晋三首相何以旁若无人地高举复古旗号，还得追述日本的“战后处理”及其国内主和、主战思潮与势力之消长，也得略知战后以来美国亚太战略的变与不变。与此同时，还得知道在上述格局之下，中日关系错综复杂与曲折发展的历程和面对的难题。
冷战框架规定战后日本走向的
三大条约
要谈战后日本的政治外交史，谁都不能绕过1952年4月28日这个重要纪念日。因为就在这一天，两个决定日本命运的条约，即《旧金山媾和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正式生效；与此同时，一个决定日本对中态度的《日华和平条约》（北京有人戏称为“日蒋和约”），也于同日签署。
如果说，《旧金山媾和条约》意味着美国占领军结束其单独占领日本的体制（安倍政权称之为“主权恢复日”）的话，同一天生效的《美日安保条约》则规定了之后美日之间的主仆关系。至于《日华和约》的签署，则明明白白向世人昭示东京将紧跟美国的冷战战略，只承认逃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而不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
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不正常问题
东京与北京如此这般不正常的关系，直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特别是1978年两国签署和平条约之后才告一段落。但是，围绕着“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两国并未达成圆满的协议。
对待“历史”问题，东京虽然吞吞吐吐，被迫从“（给对方）增添了麻烦”，改称为“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并表示“深感责任”和“深刻反省”，但却拒绝以白纸黑字表示“道歉”。
而对待“台湾”问题，日本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但并不直截了当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是对中国视台湾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
对于善于咬文嚼字的日本外务省官员来说，正如“反省”不等于“道歉”一般，“理解和尊重”也并不意味着日本全面同意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围绕着“历史”与“台湾”两大问题，中日两国间的争吵之所以从不间断，道理就在这里。
除此之外，尽管1972年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又签署了和平条约，但仍遗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的归属纷争。
针对钓鱼岛问题，根据当时各媒体报道，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1978年10月在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上，曾发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谈话。他指出：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
他同时表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他相信未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邓小平的这番谈话，据当时日本各大报的现场报道，台上台下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自此之后，也未见有任何日本官员对此提出哪怕是些微的异议。由此，“搁置争议是中日两国达成的默契或共识”成为国际舆论界的常识与定论。
但这个“定论”在1996年却有了微妙的变化。
美日安保“重新定义”给日本壮胆
1996年，日本官方的对华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悄悄地（或者说是试探性地）打出了“否定（搁置争议）共识”牌。
针对时任中国驻日大使徐敦信就日本政府纵容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修建灯塔提出的抗议，时任日本外务次官林贞夫的回答是：
“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从未同意将领土问题搁置处理。”
不过，也许是意识到这一否定共识的言论来得过于突兀，素来不忘“国益至上”的日本各大报都小心翼翼地将此番新表态缩至最小栏寸的版面刊载，《朝日新闻》则索性对此只字不提。
日本当局为何沉默了近20年，突然试探性地抛出了“否定共识”论呢？就亚太形势而言，是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于1996年4月17日签署了为安保重新定义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则此时的日本政坛已逐步进入了“总保守化”的时代。
美日安保“重新定义”的重点有三。其一是两国的“假想敌”，已从昔日的苏联，转为今日“崛起中”的中国；其二是再度确认华盛顿推行“以日制中”的政策；其三是将原有美日两国安保条约涵盖的范围从“远东”扩大到“亚太”。正是在美国为日本“壮胆”的背景下，日本保守论客重新拾起了战前的“天无二日论”。与此同时，日本的保守论坛开始将注意力从日俄争执的“北方领土”转为“南方领土”（即钓鱼岛纷争）了。
针对当年日本试探性打出的“否定共识”牌，笔者曾在第一时间为《联合早报》写了《钓鱼岛争议与日本的四张王牌》的评论文章。所谓四张王牌，一是“中国威胁论”牌，二是“两岸分裂”牌，三是“经济”牌，四是“北京怕乱”牌。 不过，事隔14年后的2010年，当日本民主党政府利用“撞船事件”，公开否定两国存有共识（否认与中国之间存有领土争议）时，笔者注意到东京手中其实只剩下了三张半牌。因为，原本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最大王牌，即以ODA为武器的“经济牌”，已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而丧失了其威力或者有被反打“经济牌”之虞了。
另外，与1996年相比，“两岸分裂”牌的威力也今非昔比。于是乎，在“撞船事件”和“购岛事件”（2012年）之后，东京最拿手的只能是鼓吹“中国威胁论”和渲染“北京怕乱”了。
而从近一年多来北京日益强硬的姿态来看，东京遭受的最大冲击，就是其再也不能利用北京为“维稳”而“自我克制”（日本媒体的惯用语）的弱点了。
一脉相承的修宪之路
就在中日摩擦日益加剧的同时，日本与另一重要邻国，即与日本享有“共同价值观”的韩国，也在独岛（日本称之为竹岛）主权的归属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
而安倍的参拜靖国神社和扬言要收回三个日本官方早年为缓和亚洲民众不满情绪而发表的 “反省”谈话，更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哗然和抗议。这三个谈话就是1982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为收拾教科书问题残局而发表的“宫泽谈话”；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对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反思二战的“村山谈话”。
笔者认为，安倍的这些言行，并不是某些论者所说的是为讨好选民的政治秀，也不是一小撮右翼捆绑日本国策的结果。而恰恰是安倍第二次内阁的最大目标，即完成“告别战后体制”。当然，这也是曾被视为“不负责任”和“无能”首相的安倍得以重掌政权的惟一“合理解释”的理由。
安倍的“告别战后体制”，其实就是1984年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和1993年小泽一郎抛出的“普通国家论”的翻版。三者的共同目标，无一不是要抛弃限制日本军力的“和平宪法”。这也是1947年日本实施战后新宪法后与战前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保守派人士的“夙愿”。安倍的外祖父、也是甲级战犯的前首相岸信介如此；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首相也是如此；即使被认为是“重视经济、轻视武装”的战后名首相吉田茂（麻生太郎的外祖父），据小泽一郎的解读，其内心想的也是要在适当的时机，摆脱战后宪法对日本的牵制。
换句话说，战后日本保守阵营内部的“鸽派”和“鹰派”虽然时有争议，但在修宪问题上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
“博弈论”与“是非论”
既然修宪是日本保守派的共同“夙愿”，那么向国民美化战争（包括参拜靖国神社）及篡改教科书，便成为历届日本政府急不容缓的国策。特别在被认为是“修宪最大障碍物的社会党”（中曾根语）消亡之后，日本国内为战前翻案的言行更是变本加厉。日本民众从“反战”、“恐战”、“厌战”到逐步“认可”或对安倍政府急速向右转感到“无奈”，正是保守阵营战后长期以来营造“舆论空气”的结果。与此同时，利用领土纷争刺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为修宪制造舆论，更是战后日本主张“重新武装”者惯用的手法。近年来中日摩擦之加剧，与东京改变战略，将焦点逐步从“北方领土”转为“南方领土”不无关系。
由此来看，今日中日摩擦之加剧，固然有两国对“领土”与“台湾”问题争执的原因，但更与日本力图修宪和否定侵略战争的史观和冀图向海外派兵的总体战略密切相关。将中日两国之间的摩擦简单地理解为“两国的博弈”或者是两国国力的消长，从而得出诸如双方“民族主义应该克制”、“甲方不应刺激乙方，乙方应该接纳甲方的崛起之事实”等结论，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核心与焦点。“各打五十大板”论或者只聚焦于谁强谁弱的“强弱论”，只会模糊问题的是非与真相。这是我们在甲午年谈论中日关系时不能不留意和引以为戒的。
（本文为作者在新加坡颐和轩俱乐部主办的座谈会“中日交恶又逢甲午年”的发言稿）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