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焦虑影响下的电影改编:评2017年版《东方快车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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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影响-误读”理论不仅是一种诗歌理论,而且也能运用于分析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本文以2017年《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电影改编为例,探讨导演肯尼思·布拉纳如何运用创新性误读成功摆脱小说与先前改编对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影响-误读”理论;电影改编;《东方快车谋杀案》
  绪论
  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发表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一书中指出前辈诗人的影响会在后辈诗人心里产生强烈的焦虑。但这种焦虑却更能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他们会采用补充、修正和完善等策略对前辈的诗作进行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从而重新审视和评价前辈诗人的创作,为自己诗歌的诞生谋求空间。这种焦虑对于电影改编者的影响更加明显。但正是由于这种焦虑的影响,电影改编者才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树立起自己是创造者的形象。2017年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讨论
  发表于1934年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长期以来一直被公认为阿加莎·克里斯蒂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以其出乎寻常的想象力和成熟高超的写作能力讲述了一桩奇特的多人谋杀案。但越出名的文学作品会引发电影改编者更深的焦虑,更不要说改编一部情节早已被广大读者熟知的经典侦探小说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说发表后四十年才有了第一部电影改编。
  在1974年电影中,导演西德尼·吕美特不仅巧妙地运用各种电影手段对原小说进行了成功的解构和重组,而且还开创了侦探小说改编的新模式。这部云集了六位奥斯卡奖得主的豪华大片一经公映就取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在第二年该片又获得了第47届奥斯卡金像奖六项提名。1974版的巨大成功催生了电影和电视工作者对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的改编热情
  2017年11月上映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是小说第二次被搬上电影银幕。虽然该片继续延用制作精良、阵容豪华的大片拍摄模式,但影片压抑和规避小说原著和1974改编版的影响,以彰显自身的原创性。面对小说的盛名和先前改编的成功,导演肯尼思·布拉纳意识到只有克服前人的影响,才能确立自己的独立存在。他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不仅对小说的叙事进行了简化归纳,而且试图超越原作注入自己对叙事的想象。也就是说,他的改编策略不是忠实原著,而是远离小说,将电影与小说置于平等的地位。
  2017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对大侦探人物的重新设计。小说中那位个子矮小、身体圆胖、不善运动、只运用脑中灰色细胞进行破案的比利时人摇身一变,成了电影中身材高挺、相貌英俊、身手敏捷、与对手上演生死搏斗的中年硬汉。不仅如此,改编者还消解了小说中对波洛自负的描写,修正了吕美特影片中对其自恋的刻画,并通过合理的想象将这位神探塑造成一位拥有常人情怀的普通人。
  新版波洛的普通不仅表现在其对情人凯瑟琳的挚爱和怀念,读狄更斯作品时因难以抑制而发出的滑稽笑声。更重要的是,观众通过目睹侦破奇案的整个过程强烈地感受到波洛不仅是位侦破本领高超的 “神”,也是一个心智不断走向成熟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改编者为电影设计了一个崭新的开场戏。在耶路撒冷,一位以色列少年在市场和旅馆间不断奔跑,因为波洛坚持自己食用的两个鸡蛋必须大小一致,否则不吃。随后在哭墙下,波洛当众智破教堂失窃案,并用一根手杖成功阻止了罪犯的逃逸。 当被问及他如何发现罪犯时,他自信地答道: “我这个人有个天赋,我的眼里只容得下真实的世界,即使是很小的瑕疵都会变得特别显眼。…这会让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但在办案时候倒是非常有帮助。”他并表示:“不管人们说了什么,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没有灰色地带。”
  这一大胆的改动不但迅速树立起了波洛的新形象:智力超群,但性格固执,心智尚未成熟,对世界的认识太过片面,同时,如此改动也使观众强烈意识到电影改编者的介入,它似乎在告诉观众,银幕上的波洛已不是阿加莎笔下的神探,而是导演肯尼思 布拉纳心目中的一位凡人。这位比利时人必须通过这次在东方快车上的旅行才能接触到真实的世界,找到认识世界的正确方法。
  由此,为了表现新版的主题,肯尼思 布拉纳也抛弃了1974版中高度戏剧化的表现形式,拒絕将场景主要限制在车厢内,并逐渐将空间延伸到室外。结尾处的真相揭露就被安排在隧道口上演,因为波洛只有突破小说和1974电影中所设置的封闭空间才能拨开迷雾,找到真相,同时在道德底线与人性灰色地带之间做出选择,从而使得自己能在正义缺失的世界里继续前行。
  结论
  虽然2017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艺术成就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但改编者采用的改编策略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在改编《东方快车谋杀案》过程中,肯尼思 布拉纳宛如一位布鲁姆所称的“强力诗人”,采用“创造性误读”的方法,完成了一部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电影创作。
  参考文献:
  [1]翟乃海. 哈罗德·布鲁姆再论“影响误读”, 《当代外国文学》, 2012 , 33 (2) :52-60.
  [2]Aldridge, Mark. Agatha Christie on Scree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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