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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杭州也成为拥有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作为良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良渚玉器，也更加为收藏界人士所关注。想要了解良渚玉器，其发现、研究的历史是不能忽略的，希望通过本文的梳理，为您勾勒出这段长达千年的发现史。
如果以1936年施昕更的考古发掘为标志，良渚遗址从发现到申遗成功历经83年时间。实际上，作为良渚文化重要遗存的玉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为人所知。其不仅被著录于中国现存最早的玉器专著《古玉图》中，并成为乾隆帝案头的清供雅玩。而在吴大潋考释下的上古礼器，蕴藉着从偶然出土、改制改用到系统考释、科学发掘的千年发现史。
崇古风尚
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良渚玉器出土，并被重加利用。如1986年，苏州严山玉器窖藏出土过一批吴国玉器，包括6件玉璧，与吴县草鞋山、张陵山和武进寺墩遗址出土的良渚玉器如出一辙。另有玉琮半件，也属良渚文化遗存，有明显的锯割痕迹。王明达在《良渚玉器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认为：“这些玉璧琮是作为玉料重新开割后一起入藏的。”
2003年，浙江海盐天宁寺镇海塔地宫也出土过良渚玉器。在高大的青铜壶下方，以一件良渚玉璧为垫。玉璧直径为24.8厘米、厚1.6厘米，属良渚玉璧中较大者。地宫为元代所建，玉璧当为元代或更早时代出土，而改为别用。
良渚在杭州近郊，明清以降，附近常有古代玉器出土，时称“安溪土”。当时的杭州城，已经形成了一种收藏、玩赏、品评和著述良渚玉器的风气。张宗祥的《玉杂说》也记述了他所看到的良渚玉器，有环、玦、镯、珠、梳、珩、玦等数十种，“皆良渚自汉以前玉器，涓滴之见，记之备考。”
鉴古之风也带来了对良渚玉器的疯狂盗掘，杭州人丁丙曾作诗，记述了清代对良渚玉器的盗掘：“琮璧工侉雕琢才，不识宝器出泉台。徒令骨董出南土，偷把雅锄掘玉来。”（参杨法宝主编《良渚文化简志》。）
在古人争相收藏良渚古玉的同时，良渚古玉的仿制也大行其道。从宋代琮式瓶的仿制到明清时期仿良渚玉器的蔚然成风，“古”不但体现在艺术活动、生活情调中，也渗入到商品的消费中。这是在通过古雅的生活氛围，营造出一种重归“三代风华”的感官“假象”。
有观点认为，宋代出现的琮式瓶仿自良渚玉琮。然而玉琮的使用并非仅限于良渚。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是先秦礼制的重要表征。琮式瓶的原型，或许是博取良渚文化及先秦两汉诸多玉琮。
在乾隆帝的藏品中就不乏古玉，如所谓“蚩尤环”，实为良渚文化的龙首纹玉镯。乾隆帝为其配置底座，作为案头陈设，但兽面上的阴刻线条可能是明清时所加刻。乾隆帝或许太过喜爱它，另仿制了一对蚩尤环，环侧切为二，是可错可合的套环。他还为良渚玉琮配上珐琅内胆，作为插花之器。
多有考释
元人朱德润《古玉图》著录过一件“碉玉蚩尤环”，应该是最早著录的良渚玉器之一。其以线图描绘器物，并标明尺寸、器型、色泽、收藏者等，称其“循环作五蚩尤形，首尾衔带，碉缕古朴”，断其为“三代前物也”。在朱德润看来，这件良渚玉器与蚩尤同时代，且涉上古礼制，“今其文作蚩尤形，盖当时舆服所用之物也”（宋吕大临著《考古图（外五种）》）。
相较于朱德润，吴大潋在《古玉图考》中的考释更为严谨与缜密，其录大琮、黄琮、组琮等30余种，明确把今天称为“琮”的器物命名为“琮”，并概括为圆内、牙身、方外等特征，为后人所沿用，是良渚玉器早期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叶德辉在《邮园读书志》中评其：“多可纠正前人之失。如自叙中所列诸事，皆援据精确，无丝毫疑义。”
此外，瞿中溶《奕载堂古玉图录》、端方《陶斋古玉图》、徐寿基《玉谱类编》、刘心白《玉纪补》等都对良渚玉器多有记述。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地质岩石矿物等总结性的著作”的《石雅》也对良渚玉器有所探究，只是未出传统考释之学的范畴。蒋卫东在《神圣与精致》中明清良渚玉器考释评价时，指出“虽然其中不免色彩浓厚的主观臆断，但至少也为考古学阶段良渚文化玉器的定名奠定了文献考据的基础”。
必然的偶然
作为“良渚文化发现第一人”的施昕更也是良渚人，“安溪土”对他而言本是司空见惯的风物，直到后来初具近代考古的理念后，才对其重加审视。其在《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言：“杭县所出玉器，名为安溪土，驾乎嘉兴双桥土之上，杭县的玉器，都是墓葬物，所谓有梅花窑、板窑之称，排列整齐而有规则，每得一窑，必先见石铲，下必有玉，百不一爽，每一窖之玉器，形式俱全，多者竞达百余件。”他还对平日所见的出土玉器，加以记述，“汇集各处所见杭县出土之玉器，凡琮、璧、环、瑗、珪、璜、瑁及其他饰玉佩玉等，都一一具备，尤以璧类、珪类及小件的瑱笄之类最为常见，亦有雕琢极精致的雷纹、粟粒纹、虬龙纹等，玉之色泽亦缤纷灿烂，古色盎然”。这样的表述，实际上并不及吴大潋考释的严密，或许并非是施昕更的赏评能力有限，而是出于当时考古报告撰写的体例与叙事风格所限，若非其英年早逝，或许会在良渚玉器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施昕更深谙玉器出土的情形，并将良渚玉器的偶然发现、民间见闻与出野调查相结合，在当时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3月先后开展三次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等资料，第一次以科学发掘的视角，证实了良渚地区存在上古文化遗存。后撰写成《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在抗战烽火下，1938年才得以出版，良渚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始进入世人的眼中。至1959年，“良渚文化”正式定名，良渚玉器之發现已历2000年余年。
良渚玉器虽然不是良渚文化的全部，但其以玉为重要特征的早期国家形态，与中华文明以玉蕴涵礼制的传统息息相关，从元代朱德润到清代吴大潋，其对良渚玉器的考释，都出自对上古三代礼制的推崇。
如果以1936年施昕更的考古发掘为标志，良渚遗址从发现到申遗成功历经83年时间。实际上，作为良渚文化重要遗存的玉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为人所知。其不仅被著录于中国现存最早的玉器专著《古玉图》中，并成为乾隆帝案头的清供雅玩。而在吴大潋考释下的上古礼器，蕴藉着从偶然出土、改制改用到系统考释、科学发掘的千年发现史。
崇古风尚
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良渚玉器出土，并被重加利用。如1986年，苏州严山玉器窖藏出土过一批吴国玉器，包括6件玉璧，与吴县草鞋山、张陵山和武进寺墩遗址出土的良渚玉器如出一辙。另有玉琮半件，也属良渚文化遗存，有明显的锯割痕迹。王明达在《良渚玉器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认为：“这些玉璧琮是作为玉料重新开割后一起入藏的。”
2003年，浙江海盐天宁寺镇海塔地宫也出土过良渚玉器。在高大的青铜壶下方，以一件良渚玉璧为垫。玉璧直径为24.8厘米、厚1.6厘米，属良渚玉璧中较大者。地宫为元代所建，玉璧当为元代或更早时代出土，而改为别用。
良渚在杭州近郊，明清以降，附近常有古代玉器出土，时称“安溪土”。当时的杭州城，已经形成了一种收藏、玩赏、品评和著述良渚玉器的风气。张宗祥的《玉杂说》也记述了他所看到的良渚玉器，有环、玦、镯、珠、梳、珩、玦等数十种，“皆良渚自汉以前玉器，涓滴之见，记之备考。”
鉴古之风也带来了对良渚玉器的疯狂盗掘，杭州人丁丙曾作诗，记述了清代对良渚玉器的盗掘：“琮璧工侉雕琢才，不识宝器出泉台。徒令骨董出南土，偷把雅锄掘玉来。”（参杨法宝主编《良渚文化简志》。）
在古人争相收藏良渚古玉的同时，良渚古玉的仿制也大行其道。从宋代琮式瓶的仿制到明清时期仿良渚玉器的蔚然成风，“古”不但体现在艺术活动、生活情调中，也渗入到商品的消费中。这是在通过古雅的生活氛围，营造出一种重归“三代风华”的感官“假象”。
有观点认为，宋代出现的琮式瓶仿自良渚玉琮。然而玉琮的使用并非仅限于良渚。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是先秦礼制的重要表征。琮式瓶的原型，或许是博取良渚文化及先秦两汉诸多玉琮。
在乾隆帝的藏品中就不乏古玉，如所谓“蚩尤环”，实为良渚文化的龙首纹玉镯。乾隆帝为其配置底座，作为案头陈设，但兽面上的阴刻线条可能是明清时所加刻。乾隆帝或许太过喜爱它，另仿制了一对蚩尤环，环侧切为二，是可错可合的套环。他还为良渚玉琮配上珐琅内胆，作为插花之器。
多有考释
元人朱德润《古玉图》著录过一件“碉玉蚩尤环”，应该是最早著录的良渚玉器之一。其以线图描绘器物，并标明尺寸、器型、色泽、收藏者等，称其“循环作五蚩尤形，首尾衔带，碉缕古朴”，断其为“三代前物也”。在朱德润看来，这件良渚玉器与蚩尤同时代，且涉上古礼制，“今其文作蚩尤形，盖当时舆服所用之物也”（宋吕大临著《考古图（外五种）》）。
相较于朱德润，吴大潋在《古玉图考》中的考释更为严谨与缜密，其录大琮、黄琮、组琮等30余种，明确把今天称为“琮”的器物命名为“琮”，并概括为圆内、牙身、方外等特征，为后人所沿用，是良渚玉器早期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叶德辉在《邮园读书志》中评其：“多可纠正前人之失。如自叙中所列诸事，皆援据精确，无丝毫疑义。”
此外，瞿中溶《奕载堂古玉图录》、端方《陶斋古玉图》、徐寿基《玉谱类编》、刘心白《玉纪补》等都对良渚玉器多有记述。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地质岩石矿物等总结性的著作”的《石雅》也对良渚玉器有所探究，只是未出传统考释之学的范畴。蒋卫东在《神圣与精致》中明清良渚玉器考释评价时，指出“虽然其中不免色彩浓厚的主观臆断，但至少也为考古学阶段良渚文化玉器的定名奠定了文献考据的基础”。
必然的偶然
作为“良渚文化发现第一人”的施昕更也是良渚人，“安溪土”对他而言本是司空见惯的风物，直到后来初具近代考古的理念后，才对其重加审视。其在《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言：“杭县所出玉器，名为安溪土，驾乎嘉兴双桥土之上，杭县的玉器，都是墓葬物，所谓有梅花窑、板窑之称，排列整齐而有规则，每得一窑，必先见石铲，下必有玉，百不一爽，每一窖之玉器，形式俱全，多者竞达百余件。”他还对平日所见的出土玉器，加以记述，“汇集各处所见杭县出土之玉器，凡琮、璧、环、瑗、珪、璜、瑁及其他饰玉佩玉等，都一一具备，尤以璧类、珪类及小件的瑱笄之类最为常见，亦有雕琢极精致的雷纹、粟粒纹、虬龙纹等，玉之色泽亦缤纷灿烂，古色盎然”。这样的表述，实际上并不及吴大潋考释的严密，或许并非是施昕更的赏评能力有限，而是出于当时考古报告撰写的体例与叙事风格所限，若非其英年早逝，或许会在良渚玉器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施昕更深谙玉器出土的情形，并将良渚玉器的偶然发现、民间见闻与出野调查相结合，在当时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3月先后开展三次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等资料，第一次以科学发掘的视角，证实了良渚地区存在上古文化遗存。后撰写成《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在抗战烽火下，1938年才得以出版，良渚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始进入世人的眼中。至1959年，“良渚文化”正式定名，良渚玉器之發现已历2000年余年。
良渚玉器虽然不是良渚文化的全部，但其以玉为重要特征的早期国家形态，与中华文明以玉蕴涵礼制的传统息息相关，从元代朱德润到清代吴大潋，其对良渚玉器的考释，都出自对上古三代礼制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