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描绘了鲁国人进行商贸活动的场景：“鲁人买之，百两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币财。”
　　鲁国是西周时期举足轻重的诸侯望国，其鼎盛时疆域北至泰山、南达徐淮、东至黄海、西抵定陶，辖今山东济宁、临沂、泰安及菏泽部分地区。在近800年的国祚中，这里孕育出孔子、孟子、左丘明等至今仍妇孺皆知的人物。相比之下，由于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的匮乏，鲁国货币的使用情况却长期寂寂无名，趋于空白。以至于别称“齐鲁”的山东仿佛只有齐刀一位“形象大使”。长期以来学界对鲁国货币的讨论大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81年，考古部门在鲁国故都曲阜林前村发掘出一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大量骨贝、石贝。其中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铜质仿磨背式海贝588枚，外碎片约200枚，专家最终将这类铜贝定性为鲁国青铜铸币。上世纪末我国知名钱币学家朱活先生又力排众议，提出鲁国货币体系并非从属于刀布、圜钱及蚁鼻钱等货币系统（以下简称“四大货币系统”），而是通行以贝币（鲁贝）为主的货币体系，随后这一观点逐渐为主流认知所接受。
　　那么，为什么鲁国最终选择了贝币体系而不是更加先进的刀布钱寰呢？笔者认为应该从鲁国自身的政治体制、经济体系、地缘文化来探讨原因。
　　内耗阻碍经济发展
　　“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鲁国是周武王弟弟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国。其在建国之初就坚定奉行周朝制度，以血缘为纽带运行国家机器，政治体制相对传统和保守。这一政体在和平年代固然具有安邦定国的积极作用，但伴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使鲁国难以适应风云变幻的争霸形势。而任人唯亲的官僚体系也为国家的动荡带来巨大隐患。据《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记载，鲁武公后，鲁国渐为三桓所挟，悼公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其中季氏据封邑费、卞、东野，而孟孙、叔孙则以封邑成和邱为根据地，四分公室，俨然成为独立小国。三桓乱鲁导致国家权力中心的分散与转移，国君在权力斗争中频频更迭，甚至被迫流亡、客死他乡。直到鲁穆公元年（公元前415年），鲁君才凭借外部力量收回政权。但彼时的鲁国早已干疮百孔，大片土地被楚国、齐国攻陷，从宗室强藩退化为积弱小国，失去了春秋早期的繁盛。
　　反观同时受封的近邻齐国，“举贤而尚功”率先起用管仲改革，实现“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霸业。步入战国后，列国更是起用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变法图强，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适应日益残酷的兼并战争。在这种大背景下鲁国高层仍然忙于争权夺利的自相践踏，国君社稷朝尚不能保全，无心、更无力去主导经济领域内的货币体系变革。社会经济的发展依托于政治体制所铺设的轨道，僵化的政体必然导致了鲁国货币经济的相对滞后，对货币经济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
　　手工业者难以经营
　　周族最早以善耕被载入史册，鲁国自然也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牛耕与铁农具的普及使得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大量荒地被开垦后成为私有财产'从而导致统治阶级农业税收的大幅下滑。这一现象在屡遭兵戈、国力渐衰的鲁国尤为突出。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颁行初税亩制度，规定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收税。该政策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从侧面反映了以土地为依托的农耕经济是鲁国赖以生存发展的支柱。
　　改革后的鲁国虽然进入了奴隶制的封建社会，但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始终难以有所作为。齐国在立国早期就已经实行了盐铁官营，大力发展工商业，形成“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的局面，为社会分工的更加明确和规模化经营指明了方向。但据朱活先生考证，鲁国商人阶级最早至春秋后期才出现，且商品经济赖以发展的手工业者地位低下。《左传·成公二年》载：“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工匠）、执针（女工）、织红，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由此可见一斑。
　　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货币经济政策的施行，货币经济的发展同时又需要工商业的有力支撑。与齐、楚等国家相比，鲁国社会分工发展过于缓慢，手工业者作为附庸长期寄身于贵族之下，所制作的纺织品等也主要用作供统治阶级享乐的奢侈品，供作商用的货物十分有限，难以升级为规模化的商业经营，也就难以带动货币经济体系的长足进步。
　　传承周礼循规蹈矩
　　贝币自商代就已广泛行用，甲骨文、金文中都曾多次记载，周朝起开始大量流通于黄河及江淮各诸侯国，其中以鲁国的行用最为久远。《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商朝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行用贝币的诸侯国中很多受封于商朝故地，在屏蕃建国中继承了大量商朝遗民。部分封国采取“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拉拢政策，在货币制度的定制过程中也必然受到商朝遗留文化的影响，鲁国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周初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嗥之虚”（《左传》）。奄国是商朝的重要藩国，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鲁都曲阜原为奄国旧都，更是商民聚居之地。鲁国肇建得“殷民六族”，在没有相当发达商品交换的情况下，因地制宜，选择性继承和发展殷商货币制度便不足为奇。由此可见，鲁国货币文化形成过程中必然受到了故商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分析，战国“四大货币系统”崛起的过程也是对传统周文化改造升级的结果。齐国典故里的“老马识途”来自于对孤竹（山戎）的征伐，秦国则是在与西戎各部的拼杀不断壮大，晋文公重耳的母親出身戎狄部落，楚国本就是桀骜不驯的“南蛮”。这些国家由于统治的需要，在不断的扩张中有意无意地将征服地文化融入到传统的周文化当中，最终孕育出或耕织（布币、寰钱）或杀伐（刀币）的区域货币文化，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稳固统治的政治目的。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鲁国显然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首先，鲁国在春秋中期便逐渐衰落，中间虽然吞并一些小国但不像上述国家一样大肆开疆拓土、兼收并蓄。其次，成王曾赋予鲁国“郊祭文王”“奏天子礼乐”的资格，使得“周礼尽在鲁矣”。由此可见，鲁国很早就奠定了坚定的施政纲领和丰厚的周文化基础。而在后来“礼坏乐崩”的时代，鲁国则成为了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这些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国货币的道路选择，在货币经济体制上更多受到传统制度的影响与掣肘，更有可能对货币形态进行循规蹈矩的改良。1997年2月曲阜春秋墓葬中348枚包金铜贝的出土便是有力的实物佐证。
　　鲁享国近800年，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大争之世中没能培养出像吴起、乐毅这样的猛将，没能接纳到像管仲、百里奚这样的治世能臣，反而催生了大批像孔、孟、荀这样的大儒，这必然与鲁国政体与国情紧密相关。鲁国贝币体系的最终确立也必然是这一国情的产物。货币形态的革新是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的缩影，而鲁国保守的经济体制与狭小的本土市场使其难以像那些新兴国家一样催生货币体系重大变革。由此可见，鲁国最终选择贝币体系并非是历史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