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培基压根儿没想到，他和老伴刘桂仙创办的悦宾饭馆会赢得与安徽小岗村齐名的关注程度。小岗村因为率先在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而闻名，而悦宾饭馆则是“文革”后北京第一家私人餐馆。
　　开饭馆是刘桂仙的主意，那大约是在1980年夏天，她从电台报道的一对上街卖自家包子的东北夫妻那里得到了启发。当时，郭家的情况是“7口人盖两床被子”。郭培基在工厂当炊事员，每月工资六七十元；家里4子1女中，有在外插队的，也有待业在家的。
　　打定主意，刘桂仙向北京市东城区工商局提出了申请。当时，国家只对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刘桂仙一次次去工商局询问，最终，刘桂仙的执著感动了工作人员——没有正规统一的模版，工商局就自己印了份东西，由副局长签个字，权当“执照”。
　　不过，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出现了：粮油关系如何解决？当时，很多日常副食品都要凭票购买。正在郭家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位自称厨师的人来向他们请教开饭馆的问题。闲聊时，郭培基提到了粮油问题。谁知第二天，他就听到广播里说起这件事，他这才明白，那位“厨师”的真实身份是广播电台的记者。第三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就送来了粮油本。
　　筹备开业的过程中，刘桂仙还“尝了一回鲜”——她去灯市口的一家银行申请贷款。那时个人贷款是件新鲜事。最终，工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做保，刘桂仙贷到了500元，她用这笔钱买了一台冰箱。
　　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初申请开办饭馆时，郭家人用的店名叫“翠花饭馆”。结果，东城区工商局一位老同志提醒说“翠花”这名字不好，这才改成“悦宾”。
　　悦宾饭馆于1980年国庆开业，远近市民都赶来吃饭看热闹，连菜价都没定的饭馆就这样开张了。
　　开业第一天，悦宾饭馆坐满了闻讯赶来的各国记者。据说，因为没吃上开张的第一顿饭，来自美国和日本的3个记者说什么也不肯走。最后，郭培基只好向邻居借了点面，做了几碗打卤面，才对付了过去。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向郭培基夸下海口：“我在3天之内让整个地球都知道你开饭馆。”后来，他在报道里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开业第二天，一位用餐后的香港人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讲，说他几乎吃遍了全世界的菜，没想到在这小饭馆能吃到如此美味的木须肉。在刘桂仙的记忆中，悦宾这家放了4张桌子的小店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客人，“来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上客人的电话，排到了，我打电话通知。”一度，美国大使馆以每人10元钱的标准在这里包桌。当时，砂锅白菜豆腐卖1毛9分，炒肉丝卖5毛6分，油焖大虾卖2块4毛，尽管定价不高，“但一天做几桌菜，能赚一辆‘飞鸽’。”郭培基说。当时，“飞鸽”牌自行车每辆150元。
　　不过，在那个年代，做个体户始终不太光彩。悦宾饭馆开业后，东城区工商局收到了厚厚的一叠反对资料。舆论议论：私人开店、营业是否合法？
　　郭培基也曾产生过关张不干的念头，直到1981年春节，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陈慕华亲自前往悦宾饭馆拜年。那一天，两位领导人第一站去了前门的“大碗茶”，然后去了西单菜市场，悦宾饭馆是第三站。好消息接二连三。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它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
　　创业之初，48岁的刘桂仙向工商局保证：“只要我掌勺，绝不做丢人现眼的事。”如今，满街饭馆林立，但这家不起眼的小门脸依然有着许多慕名而来的食客。对郭家人而言，这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摘自华夏出版社《都市客》 编著：《精品购物指南》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