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先生诞生125周年、逝世7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新版的《鲁迅全集》，洋洋18卷，蔚为壮观。这还不包括他的译文、编校古籍等其他著作。想想他仅有的55年寿命，在两万多天的有限时间里，做出如此辉煌的贡献，怎不令人喟叹!纪念先生，想起一段往事。
　　那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们刚进北大就赶上了反右斗争。放暑假了，系党总支让我们几个同学组织个小组，批判冯雪峰反鲁迅的滔天罪行。他写的《回忆鲁迅》。我们早就读过，在我们心中，他在左联时期是党的代表，与鲁迅一家相处得很好，还有一张两家合影的照片，可见关系不一般。可他怎么会反对鲁迅呢?
　　关在宿舍楼的小屋里，我们几个同学挥汗如雨地重读冯雪峰的《回忆鲁迅》，看了几遍也找不出冯雪峰是怎么居心叵测地反鲁迅的。实在没辙了，我只好去章廷谦(川岛)教授家求教。他想了想说：“这样吧，你们去许广平先生家谈谈，我介绍。”说完，挥毫用墨端端正正写了封短信交给了我。这真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因为我们可以见到早已敬仰的许广平先生了!
　　到了北海东边的大石作胡同，应声开门的是她的秘书，听我们说明来意，秘书先生皱起了眉头，说许先生正患牙病不会客，不能接受你们的采访。我们不甘心，一再说好话。秘书先生为难了，说进去问问吧，结果一问便准。也没掏章先生的介绍信。
　　许先生把我们迎进客厅，笑着说，别人不见，北大的同学是一定要见的。这是周先生早就定下的规矩。
　　问生活，说学习，还问川岛先生的身体可好，像一位久别重逢的慈母，我们也如同走回家门，一股亲情油然而生。说到批判冯雪峰，她沉吟了好一会才说，要说不一样嘛，也有，就是冯雪峰的家里、墙上挂着许多鲁迅先生的像和字，不像我这里。我们注意到了，门庭里只挂着一幅鲁迅先生题写的古诗，记得是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客厅里并没有鲁迅先生的像和字，简朴得很。突然许先生把话题一转，说：“其实鲁迅先生也是可以批判的。”
　　我们听后一惊，赶忙说明是批判冯雪峰，不是批判鲁迅先生。她说，世无完人，更何况鲁迅先生生活在那样内外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不过，批判之前一定要先把鲁迅先生的书读读，要了解那个时候的社会，这是很重要的。比方说，鲁迅在文章中常用“绍介”这个词，有个青年来信批评鲁迅先生写错了，应该是“介绍”。岂不知，“绍介”的写法古已有之。当然。这么说也不是叫你们掉书袋，非要在文章里写“绍介”，向人家显示自己有多大的学问。
　　大家笑了，似乎明白了一些。这时两大盘冰镇西瓜端上桌，众同学大块朵颐，可谓酣畅淋漓。许先生笑坐一旁，很满意。说到在上海的生活，广平先生特别指出那是鲁迅先生斗志最旺盛、战果最丰硕的10年，仅杂文就出了10本。广平先生说，不过这10年的内外斗争也最复杂、最艰苦。他时常为意想不到的营垒内部的误解、攻击和诬蔑所苦。有时夜深了，他仍躺在屋外阳台的水泥地上苦苦思索。他肺不好，怕他着凉，可又叫不动他，急得我没办法，只得叫小海婴出去陪他。孩子很懂事，静静地躺在爸爸身边的地上，也不说话，两眼望着天空的星星。最后鲁迅先生不忍了，他爱子心切，生怕爱子受凉，抱起海婴回到卧室，歉然地对我说：“我陪你们一会。”于是点燃一支烟，靠在床边，眼睛望着烟雾，仍在思索……你们可以想象，那时鲁迅先生身边的环境有多么险恶、多么复杂。
　　从书本和课堂上，我们也知道那时候在上海既有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血腥镇压，又有营垒内部的两个口号之争，以及种种讲不清解不开的人事矛盾，却不知鲁迅先生身处其间心中如此愁苦。设身处地去想，鲁迅先生确实要侧着身站立，随时应付来自前后左右的袭击。他单薄带病的身子要应付常人难以承担的精神重荷和写作任务。
　　广平先生的教诲启示了我们：知人论世该是我们识人明理的一条准则，知人和论世又是不可分的。要知人，必须了解他那时候的社会，不论世，无以知人。回到学校，我们搬出《鲁迅全集》和有关的一些文史资料认真地读了起来，仿佛比过去领悟深了一层，再没有顾及批冯的事，好在系里也没有再过问。
　　“文革”后，冯雪峰同志的冤案昭雪了。我们又断断续续读了文艺界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回过头再去品味许广平先生的那次谈话，方明白她在当时那样的处境中，既要苦口婆心地教诲我们这些少不经事的学生，又有太多的不解和太多的难言之隐，处境也很尴尬。时过境迁，今日重读鲁迅，更谦谨。也更明亮了——毕竟我们的先辈走了那么多曲折的路，付出了太多；毕竟我们也经受过一次次的雨骤风狂，不再幻想，不再畏惧路的崎岖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