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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乡村领域，中共革命对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领域亦产生十分明显的变化。文章立足于近代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重点分析中共革命对乡村土地关系、政权交替、文化嬗变与社会秩序的影响，以期较为正确地还原中共革命与近代乡村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变动关系。
【关键词】：土地关系；政权演变；文化嬗变；
一、中共革命与土地关系的变迁
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社会历史斗争的基本内容之一。为了解决或缓和土地问题，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们不断提出的各种思想主张与政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共为了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一乡村关键问题，通过一系列的土地革命和改革，消灭了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又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抗战期间，中共审时度势，以民族利益为先，及时将“地主不分田”的农地政策调整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农地政策。这一农村土地政策具有斗争性与联合性，为土地租佃关系的变迁提供了保障，构筑了进入理想政治境界的重要桥梁之一。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中共极力谋求“双减”运动的开展，最大限度地密切联系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目标。在推行“双减”过程中，既要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也要把农民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不仅要削弱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而且也要削弱地主的封建势力，从而建立中共的农村政权和农民的政治优势。为了开展“双减”运动，为其净化环境，铺平通往胜利之路，中共极力谋求从政治组构、权力组织安排、经济关系、社会准则、文化教育和观念形态等诸方面改变农村的社会环境。
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双减”运动[1]为例，中共革命不仅仅具有鲜明的革命目的，更有灵活多变的策略运作空间，从而使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的“双减”运动，极大地超越了农村一般经济意义上的改革，在斗争与妥协的策略互动中突显了革命性的本质。尽管“双减”运动所采取的具体方法，不像土地革命那样剧烈，但在组织发动群众、改变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力量方面，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具有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双重性质。
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乡村土地改革是一场旨在实现传统“耕者有其田”的革命。这场革命首先解决了传统农民面对的饥寒交迫的生存问题，解放了農业生产力，优化了乡村社会阶级结构，进而由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乡村政治、文化与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但由于中共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欠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冒进、极左的思潮，为乡村农民带来了像三年自然灾害这种“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灾难。改革开放后的各项土地政策，均展现出是对前三十年错误的反思。
二、中共革命与乡村的政权演变
革命的本质是一个创造新的统治结构的过程，其必然伴随政权的演变。周锡瑞在《关于革命的十个议题》中提及，革命是一种形式的统治取代另一种形式统治的过程。“在取代过程中，共产党要赋权于新主体，动员新的社会力量。他们同时打破了旧的统治结构——铲除、驱逐、羞辱、恫吓旧日的精英。然而那些逃离了旧日精英统治的人们并非简单地获得了解放，他们同时被卷进一个革命的进程里，受恩于一个革命的政党，并顺从于一个新的革命性政体。”[2]在乡村社会，农民从自身小农性质出发，对任何统治政权最大期望便是公平公道，而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皆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保证公平对待你党员干部与革命群众、平均分担革命斗争的重负。
以陕北乡村为例，中共在乡村确立之前，源于里甲制度便于征兵、征税，民国时期的陕北农村一直沿用清代的里甲制度。中共通过土地革命，把行政管理的权力深入农村，最终实现了对旧政权的摧毁和新政权的建立。在粉碎旧的权力网络之后，广大民众的政治归属感和民众向心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提高了共产党人的政治威望。同时，土地革命凭借其政治强力，推进和加速了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在整合乡村社会资源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重塑了利于共产党革命和斗争的广阔空间。
一九四九至文革，乡村权力的演变过程具有显著的外力主导性，革命政权对乡村领导者的考量也因各时期的任务重心不同而发生变化。学者罗衍军在《旧与新：以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指出，村庄政权的领导者在土改与合作化时期大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3]，即旧式村长、保甲长、地主乡绅——以积极分子为主的土改运动领导者——以贫雇农、“老实人”和一些土改领导者为主的村庄新型领导核心——面对新型领导核心被腐化的危险，国家继而大力推进集体化进程，以图消除乡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和“剥削”行为。
三、中共革命与乡村的文化嬗变
自近代以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乡村文化从总体上呈现封闭性与开放性叠加的状况，而且自东向西、自南向北、由沿海到内地，自由性越趋强烈，开放性越趋减弱。，基于早期中共自身的不成熟及其面临的政治、军事环境的严峻性，其对乡村文化的研究、改造和应用所投入的精力是有限的，指导思想虽相对明确，但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涉及内容虽比较全面，但缺乏整体性、连贯性和均衡性，甚至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如朱爱岚从对中共边区民间艺人的考察透视革命运动对乡村文化的塑造；[4]洪长泰通过描述中共及其知识分子对以延安盲书匠韩起祥等为代表的民间艺人的改造历程，阐释中共对民间文艺的重塑主要是根植于其政治宣传作用而非文艺本身，指出在中国对民间文艺的改造过程中，政治与艺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背道相驰。
建国后，国家政权重在对乡村社会的文化重塑，政治功利主义随着政体集权化日趋显著。虽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指引下，但在乡村社会，封建主义、集权主义仍占据重要地位，他们的许多文化实践象征这落后与迷信。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层面上对“传统文化”的强调，促使这些文化实践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因此，在“赛装节”的演变过程中，体现着国家权力对乡村传统文化的长期改造以重新塑造乡土社会。
四、余论
中共革命对近代乡村的改造是乡村控制权由乡村精英向国家政权转移的过程。在“理性小农”与“道义农民”的纠葛中，国家的内在逻辑是抑制“理性小农”的求富趋向，倡导“道义经济”下“不患寡而患不均”，革命与贫穷的双向背反逻辑成为了前三十年乡村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根源。而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改革正是源自对集体体制下乡村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与批判。
综上可见，政治主导是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秩序的最典型的底色，在中共与乡村社会互动互惠的基础上，借助复兴或发明社会流动机制，中共革命成功地介入进了乡村社会，并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命运。
参考文献：
[1]黄钥.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现代史论文粹[M].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羅衍军.20年来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化乡村研究透视——以三种英文期刊为中心[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
[3]罗衍军.旧与新——以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1946——1956）[J].聊城大学学报，2014.
[4]李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影响[J].中州学刊，2015.
[5]王荣花.中共革命与太行山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D].河北大学，2011.
[6]杨豪.中共革命与社会流动：以1937——1949年的冀中乡村为中心[D].河北大学，2011.
【关键词】：土地关系；政权演变；文化嬗变；
一、中共革命与土地关系的变迁
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社会历史斗争的基本内容之一。为了解决或缓和土地问题，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们不断提出的各种思想主张与政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共为了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一乡村关键问题，通过一系列的土地革命和改革，消灭了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又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抗战期间，中共审时度势，以民族利益为先，及时将“地主不分田”的农地政策调整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农地政策。这一农村土地政策具有斗争性与联合性，为土地租佃关系的变迁提供了保障，构筑了进入理想政治境界的重要桥梁之一。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中共极力谋求“双减”运动的开展，最大限度地密切联系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目标。在推行“双减”过程中，既要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也要把农民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不仅要削弱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而且也要削弱地主的封建势力，从而建立中共的农村政权和农民的政治优势。为了开展“双减”运动，为其净化环境，铺平通往胜利之路，中共极力谋求从政治组构、权力组织安排、经济关系、社会准则、文化教育和观念形态等诸方面改变农村的社会环境。
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双减”运动[1]为例，中共革命不仅仅具有鲜明的革命目的，更有灵活多变的策略运作空间，从而使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的“双减”运动，极大地超越了农村一般经济意义上的改革，在斗争与妥协的策略互动中突显了革命性的本质。尽管“双减”运动所采取的具体方法，不像土地革命那样剧烈，但在组织发动群众、改变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力量方面，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具有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双重性质。
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乡村土地改革是一场旨在实现传统“耕者有其田”的革命。这场革命首先解决了传统农民面对的饥寒交迫的生存问题，解放了農业生产力，优化了乡村社会阶级结构，进而由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乡村政治、文化与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但由于中共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欠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冒进、极左的思潮，为乡村农民带来了像三年自然灾害这种“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灾难。改革开放后的各项土地政策，均展现出是对前三十年错误的反思。
二、中共革命与乡村的政权演变
革命的本质是一个创造新的统治结构的过程，其必然伴随政权的演变。周锡瑞在《关于革命的十个议题》中提及，革命是一种形式的统治取代另一种形式统治的过程。“在取代过程中，共产党要赋权于新主体，动员新的社会力量。他们同时打破了旧的统治结构——铲除、驱逐、羞辱、恫吓旧日的精英。然而那些逃离了旧日精英统治的人们并非简单地获得了解放，他们同时被卷进一个革命的进程里，受恩于一个革命的政党，并顺从于一个新的革命性政体。”[2]在乡村社会，农民从自身小农性质出发，对任何统治政权最大期望便是公平公道，而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皆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保证公平对待你党员干部与革命群众、平均分担革命斗争的重负。
以陕北乡村为例，中共在乡村确立之前，源于里甲制度便于征兵、征税，民国时期的陕北农村一直沿用清代的里甲制度。中共通过土地革命，把行政管理的权力深入农村，最终实现了对旧政权的摧毁和新政权的建立。在粉碎旧的权力网络之后，广大民众的政治归属感和民众向心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提高了共产党人的政治威望。同时，土地革命凭借其政治强力，推进和加速了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在整合乡村社会资源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重塑了利于共产党革命和斗争的广阔空间。
一九四九至文革，乡村权力的演变过程具有显著的外力主导性，革命政权对乡村领导者的考量也因各时期的任务重心不同而发生变化。学者罗衍军在《旧与新：以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指出，村庄政权的领导者在土改与合作化时期大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3]，即旧式村长、保甲长、地主乡绅——以积极分子为主的土改运动领导者——以贫雇农、“老实人”和一些土改领导者为主的村庄新型领导核心——面对新型领导核心被腐化的危险，国家继而大力推进集体化进程，以图消除乡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和“剥削”行为。
三、中共革命与乡村的文化嬗变
自近代以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乡村文化从总体上呈现封闭性与开放性叠加的状况，而且自东向西、自南向北、由沿海到内地，自由性越趋强烈，开放性越趋减弱。，基于早期中共自身的不成熟及其面临的政治、军事环境的严峻性，其对乡村文化的研究、改造和应用所投入的精力是有限的，指导思想虽相对明确，但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涉及内容虽比较全面，但缺乏整体性、连贯性和均衡性，甚至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如朱爱岚从对中共边区民间艺人的考察透视革命运动对乡村文化的塑造；[4]洪长泰通过描述中共及其知识分子对以延安盲书匠韩起祥等为代表的民间艺人的改造历程，阐释中共对民间文艺的重塑主要是根植于其政治宣传作用而非文艺本身，指出在中国对民间文艺的改造过程中，政治与艺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背道相驰。
建国后，国家政权重在对乡村社会的文化重塑，政治功利主义随着政体集权化日趋显著。虽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指引下，但在乡村社会，封建主义、集权主义仍占据重要地位，他们的许多文化实践象征这落后与迷信。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层面上对“传统文化”的强调，促使这些文化实践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因此，在“赛装节”的演变过程中，体现着国家权力对乡村传统文化的长期改造以重新塑造乡土社会。
四、余论
中共革命对近代乡村的改造是乡村控制权由乡村精英向国家政权转移的过程。在“理性小农”与“道义农民”的纠葛中，国家的内在逻辑是抑制“理性小农”的求富趋向，倡导“道义经济”下“不患寡而患不均”，革命与贫穷的双向背反逻辑成为了前三十年乡村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根源。而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改革正是源自对集体体制下乡村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与批判。
综上可见，政治主导是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秩序的最典型的底色，在中共与乡村社会互动互惠的基础上，借助复兴或发明社会流动机制，中共革命成功地介入进了乡村社会，并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命运。
参考文献：
[1]黄钥.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现代史论文粹[M].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羅衍军.20年来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化乡村研究透视——以三种英文期刊为中心[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
[3]罗衍军.旧与新——以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1946——1956）[J].聊城大学学报，2014.
[4]李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影响[J].中州学刊，2015.
[5]王荣花.中共革命与太行山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D].河北大学，2011.
[6]杨豪.中共革命与社会流动：以1937——1949年的冀中乡村为中心[D].河北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