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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总是以比老师更严厉的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在孩子面前。如果能蹲下身来跟孩子一起成长,或许对双方都有益。
这两天,网上流行个段子,叫《别人家孩子》:从小我就有个宿敌叫“别人家孩子”,这个别人家孩子从来不玩游戏,从来不聊QQ,天天就知道学习,长得好看,又听话,回回年级第一,考清华,望北大,能考硕士博士圣斗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甚至会刀枪剑戟……
这话明显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儿里,老是激动地表示深受“别人家孩子”之苦。可见,中国的母亲爱攀比,主要在孩子的成绩方面。又可见,中国的母亲有多焦虑,尤其是在孩子升学考试的时候。于是,打从孩子在娘胎里起,很多母亲就开始了比赛,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跑过家隔壁的,跑过同班同校的,最好有天跑到世界前头。
不久前,在一个叫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的国际测试中,咱们自己家的孩子倒是大大地给长脸了:上海学生在最新的测试中以大比分优势名列榜首!
PIS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0年推出的成员国合作项目,每三年一次分别对15岁义务教育末期学生进行阅读、数学、科学水平的评估,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项目之一。前三届的PISA冠军纪录都由北欧国家芬兰保持。
2009年4月,上海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代表全市各类中学约10万名15岁在校生,参加了由65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的第四届PISA测试,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参加(之前,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先后参加了PISA)。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上海学生的好成绩不但让国际震惊,连国内的教育者都没有料到。这更让一些西方国家敏感:如果说经济增长是眼前的,那么教育就是影响未来的。美国《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及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撰文称:对美国的战略挑战并非中国的隐形战机,而是中国公众改进教育体系的决心,以及向外部世界学习的激情。(在2009年PISA测试中,美国学生的阅读、科学、数学排名分别为第15、第23和第31。)克里斯托夫还说,在他所到过的中国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小村庄,那里农家子弟的数学水平,都比纽约最好的公立学校的孩子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可见中国的数学教育达到了一个多么高的水平。他认为儒学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已深深地浸润于中华文化,由此才衍生了中国学校体系的最伟大的力量。
面对一些国内媒体的夸大其词和境外媒体的“威胁论”,上海教育界的心态倒是比较坦然。在去年12月8日召开的上海PISA结果情况介绍会上,PISA中国上海项目组组长张民选强调:“上海并不代表中国,我们要理性地看待结果,不要因为有一点成绩就大喜过望,也不要因为有一些不足就觉得不可救药。”
母亲是更严厉的老师
“拿到第一并不是最有价值的,可贵的是测试背后海量数据所传达的信息。”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俞可指出,上海学生在PISA中获得全优成绩,吸引了世界目光,对国外研究学者来说,这是初探了中国基础教育的水深。但关起门来,我们也要反观自身,找出问题。
以阅读素养分析为例,上海学生在概括段落大意上已经训练有素,但汲取大量信息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习惯由老师提供现成材料;另外,在阅读图表、清单等非连续性文本上表现相对薄弱;而在策略学习运用中,上海学生的自我调控策略低于OECD平均值,说明学生还不善于自己选择、判读、反思阅读材料的重点、难点,自助学习能力还不够。
另一方面,PISA数据显示,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报告的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校内外上课时间总量位于第12位。那为什么中国学生普遍觉得课业负担偏重?“设计测试方案的专家没有将家庭因素考虑进去——在中国,家庭是一所更严酷的学校,母亲是一位更严厉的老师。”俞可说。2009年出炉的《闵行区小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调查报告》对课业负担重的原因分析表明,有22.79%的学生视老师布置的作业数量多、难度大;78.21%的学生指出,课业负担重的原因主要在于父母经常加码。有一所上海学校曾经搞过一项快乐指数调查,样本数虽然不大,结果却很有意思:小学生在学校的幸福指数远远超过在家庭的幸福指数。“现在没有了小升初的考试,压力都转嫁到初中,学校庆幸可以把素质教育搞得有声有色,但学生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因为负担从体系内转到了体系外。”
俞可说,在虎妈事件出来之前一年,国外网上就流传这么一个帖子,大意是在美国高中,“中国妈妈”成为一个贬义词,因为她们爱攀比学习成绩。“这种中国母亲特有的焦虑是隐含在中国文化基因当中的,比如古有孟母三迁。”现在美国媒体大炒虎妈,一方面是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似乎在安慰美国爸妈:中国父母是这样培养子女的,你们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取第一名?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总是以比老师更严厉的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在孩子面前。如果能蹲下身来跟孩子一起成长,或许对双方都有益。”目前国内一些母亲也开始学习西方母亲那套相对开明的教育方式,比如有位“番茄妈妈”,坚决不给孩子早教、不让孩子读奥数,不择名校……不过在目前阶段,“番茄妈妈”还是属于另类,最终还是要被整个文化环境所裹挟、随大流,除非拥有特殊的社会资本。
办特色学校,而不是精英学校
中国母亲的概念中,“重点学校”是个非常有分量的词。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分到一杯羹,给孩子择校是门技术活。
我们的择校标准是选最好的,而不少西方国家的择校概念是选有特色的,符合自己的个性的。“我认为,应该像发达国家学习怎样办特色学校,而不是一味追求办精英学校。”俞可说,上海市教委最近责成上海市中小学校长制定课程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很多校长为此动足脑筋,但是,“从校长们最初草拟的方案中,看不出学校的特色,而我们从旁观者角度,发现其实很多学校亮点不少,为什么不把这些亮点放大,发展为自己的特色呢?”
记者去年在芬兰访问期间了解到,他们没有所谓的“重点学校”、“普通学校”之分。那么为何这个人口数量约535万的小国家能屡屡摘得PISA第一呢?芬兰人历来重视教育,平均学习时间比许多国家长,推崇学习知识和技能。学校与学校之间不会做无谓的竞赛和排名,同校之内也没有“好班”和“差班”之分,不标榜精英培养,强调的是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整体全面发展。所有评估与考试都是为了让学生知道如何自我改进,而不是为了互相比拼。芬兰教育部国际教育交流署(CIMO)联络官员唐克摩(Juha-Pekka Tahkamaa)接受本刊采访说,芬兰学校和家长之间会经常互动,一起找出让孩子趣味学习的方法。学校老师可以自由设计教学大纲和教育模式,这样不仅能激发老师的教学能力,还能迎合学生的需求。
“有许多人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考试有指挥棒,尤其是高考。我觉得问题不在于高考,而是在于人才评价的单一化,我们只有一个高考;如果对于人才采取多元评价的方式,或许能使中国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境。”俞可表示。
以芬兰为例,高等教育学校分为三类:一类是职业学校,相当于我们的中专再高一些;一类是比较专业的应用性大学,拿的也是本科学位,不过技术性和应用性都比较强;第三类是综合性大学,基础研究更多一些。学生在择校时就会想清楚,喜欢做学术的人才去综合性大学,如果只是想找工作就会去其他两类学校。大学的选择不代表成绩好坏或者是否聪明,只代表职业倾向性。或许这也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一个启示,特别是,名校不是独木桥,做一个独立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更重要。
这两天,网上流行个段子,叫《别人家孩子》:从小我就有个宿敌叫“别人家孩子”,这个别人家孩子从来不玩游戏,从来不聊QQ,天天就知道学习,长得好看,又听话,回回年级第一,考清华,望北大,能考硕士博士圣斗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甚至会刀枪剑戟……
这话明显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儿里,老是激动地表示深受“别人家孩子”之苦。可见,中国的母亲爱攀比,主要在孩子的成绩方面。又可见,中国的母亲有多焦虑,尤其是在孩子升学考试的时候。于是,打从孩子在娘胎里起,很多母亲就开始了比赛,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跑过家隔壁的,跑过同班同校的,最好有天跑到世界前头。
不久前,在一个叫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的国际测试中,咱们自己家的孩子倒是大大地给长脸了:上海学生在最新的测试中以大比分优势名列榜首!
PIS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0年推出的成员国合作项目,每三年一次分别对15岁义务教育末期学生进行阅读、数学、科学水平的评估,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项目之一。前三届的PISA冠军纪录都由北欧国家芬兰保持。
2009年4月,上海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代表全市各类中学约10万名15岁在校生,参加了由65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的第四届PISA测试,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参加(之前,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先后参加了PISA)。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上海学生的好成绩不但让国际震惊,连国内的教育者都没有料到。这更让一些西方国家敏感:如果说经济增长是眼前的,那么教育就是影响未来的。美国《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及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撰文称:对美国的战略挑战并非中国的隐形战机,而是中国公众改进教育体系的决心,以及向外部世界学习的激情。(在2009年PISA测试中,美国学生的阅读、科学、数学排名分别为第15、第23和第31。)克里斯托夫还说,在他所到过的中国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小村庄,那里农家子弟的数学水平,都比纽约最好的公立学校的孩子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可见中国的数学教育达到了一个多么高的水平。他认为儒学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已深深地浸润于中华文化,由此才衍生了中国学校体系的最伟大的力量。
面对一些国内媒体的夸大其词和境外媒体的“威胁论”,上海教育界的心态倒是比较坦然。在去年12月8日召开的上海PISA结果情况介绍会上,PISA中国上海项目组组长张民选强调:“上海并不代表中国,我们要理性地看待结果,不要因为有一点成绩就大喜过望,也不要因为有一些不足就觉得不可救药。”
母亲是更严厉的老师
“拿到第一并不是最有价值的,可贵的是测试背后海量数据所传达的信息。”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俞可指出,上海学生在PISA中获得全优成绩,吸引了世界目光,对国外研究学者来说,这是初探了中国基础教育的水深。但关起门来,我们也要反观自身,找出问题。
以阅读素养分析为例,上海学生在概括段落大意上已经训练有素,但汲取大量信息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习惯由老师提供现成材料;另外,在阅读图表、清单等非连续性文本上表现相对薄弱;而在策略学习运用中,上海学生的自我调控策略低于OECD平均值,说明学生还不善于自己选择、判读、反思阅读材料的重点、难点,自助学习能力还不够。
另一方面,PISA数据显示,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报告的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校内外上课时间总量位于第12位。那为什么中国学生普遍觉得课业负担偏重?“设计测试方案的专家没有将家庭因素考虑进去——在中国,家庭是一所更严酷的学校,母亲是一位更严厉的老师。”俞可说。2009年出炉的《闵行区小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调查报告》对课业负担重的原因分析表明,有22.79%的学生视老师布置的作业数量多、难度大;78.21%的学生指出,课业负担重的原因主要在于父母经常加码。有一所上海学校曾经搞过一项快乐指数调查,样本数虽然不大,结果却很有意思:小学生在学校的幸福指数远远超过在家庭的幸福指数。“现在没有了小升初的考试,压力都转嫁到初中,学校庆幸可以把素质教育搞得有声有色,但学生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因为负担从体系内转到了体系外。”
俞可说,在虎妈事件出来之前一年,国外网上就流传这么一个帖子,大意是在美国高中,“中国妈妈”成为一个贬义词,因为她们爱攀比学习成绩。“这种中国母亲特有的焦虑是隐含在中国文化基因当中的,比如古有孟母三迁。”现在美国媒体大炒虎妈,一方面是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似乎在安慰美国爸妈:中国父母是这样培养子女的,你们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取第一名?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总是以比老师更严厉的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在孩子面前。如果能蹲下身来跟孩子一起成长,或许对双方都有益。”目前国内一些母亲也开始学习西方母亲那套相对开明的教育方式,比如有位“番茄妈妈”,坚决不给孩子早教、不让孩子读奥数,不择名校……不过在目前阶段,“番茄妈妈”还是属于另类,最终还是要被整个文化环境所裹挟、随大流,除非拥有特殊的社会资本。
办特色学校,而不是精英学校
中国母亲的概念中,“重点学校”是个非常有分量的词。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分到一杯羹,给孩子择校是门技术活。
我们的择校标准是选最好的,而不少西方国家的择校概念是选有特色的,符合自己的个性的。“我认为,应该像发达国家学习怎样办特色学校,而不是一味追求办精英学校。”俞可说,上海市教委最近责成上海市中小学校长制定课程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很多校长为此动足脑筋,但是,“从校长们最初草拟的方案中,看不出学校的特色,而我们从旁观者角度,发现其实很多学校亮点不少,为什么不把这些亮点放大,发展为自己的特色呢?”
记者去年在芬兰访问期间了解到,他们没有所谓的“重点学校”、“普通学校”之分。那么为何这个人口数量约535万的小国家能屡屡摘得PISA第一呢?芬兰人历来重视教育,平均学习时间比许多国家长,推崇学习知识和技能。学校与学校之间不会做无谓的竞赛和排名,同校之内也没有“好班”和“差班”之分,不标榜精英培养,强调的是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整体全面发展。所有评估与考试都是为了让学生知道如何自我改进,而不是为了互相比拼。芬兰教育部国际教育交流署(CIMO)联络官员唐克摩(Juha-Pekka Tahkamaa)接受本刊采访说,芬兰学校和家长之间会经常互动,一起找出让孩子趣味学习的方法。学校老师可以自由设计教学大纲和教育模式,这样不仅能激发老师的教学能力,还能迎合学生的需求。
“有许多人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考试有指挥棒,尤其是高考。我觉得问题不在于高考,而是在于人才评价的单一化,我们只有一个高考;如果对于人才采取多元评价的方式,或许能使中国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境。”俞可表示。
以芬兰为例,高等教育学校分为三类:一类是职业学校,相当于我们的中专再高一些;一类是比较专业的应用性大学,拿的也是本科学位,不过技术性和应用性都比较强;第三类是综合性大学,基础研究更多一些。学生在择校时就会想清楚,喜欢做学术的人才去综合性大学,如果只是想找工作就会去其他两类学校。大学的选择不代表成绩好坏或者是否聪明,只代表职业倾向性。或许这也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一个启示,特别是,名校不是独木桥,做一个独立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