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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总是以比老师更严厉的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在孩子面前。如果能蹲下身来跟孩子一起成长，或许对双方都有益。
这两天，网上流行个段子，叫《别人家孩子》：从小我就有个宿敌叫“别人家孩子”，这个别人家孩子从来不玩游戏，从来不聊QQ，天天就知道学习，长得好看，又听话，回回年级第一，考清华，望北大，能考硕士博士圣斗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甚至会刀枪剑戟……
这话明显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儿里，老是激动地表示深受“别人家孩子”之苦。可见，中国的母亲爱攀比，主要在孩子的成绩方面。又可见，中国的母亲有多焦虑，尤其是在孩子升学考试的时候。于是，打从孩子在娘胎里起，很多母亲就开始了比赛，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跑过家隔壁的，跑过同班同校的，最好有天跑到世界前头。
不久前，在一个叫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的国际测试中，咱们自己家的孩子倒是大大地给长脸了：上海学生在最新的测试中以大比分优势名列榜首！
PIS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0年推出的成员国合作项目，每三年一次分别对15岁义务教育末期学生进行阅读、数学、科学水平的评估，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项目之一。前三届的PISA冠军纪录都由北欧国家芬兰保持。
2009年4月，上海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代表全市各类中学约10万名15岁在校生，参加了由65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的第四届PISA测试，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参加（之前，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先后参加了PISA）。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上海学生的好成绩不但让国际震惊，连国内的教育者都没有料到。这更让一些西方国家敏感：如果说经济增长是眼前的，那么教育就是影响未来的。美国《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及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撰文称：对美国的战略挑战并非中国的隐形战机，而是中国公众改进教育体系的决心，以及向外部世界学习的激情。（在2009年PISA测试中，美国学生的阅读、科学、数学排名分别为第15、第23和第31。）克里斯托夫还说，在他所到过的中国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小村庄，那里农家子弟的数学水平，都比纽约最好的公立学校的孩子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可见中国的数学教育达到了一个多么高的水平。他认为儒学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已深深地浸润于中华文化，由此才衍生了中国学校体系的最伟大的力量。
面对一些国内媒体的夸大其词和境外媒体的“威胁论”，上海教育界的心态倒是比较坦然。在去年12月8日召开的上海PISA结果情况介绍会上，PISA中国上海项目组组长张民选强调：“上海并不代表中国，我们要理性地看待结果，不要因为有一点成绩就大喜过望，也不要因为有一些不足就觉得不可救药。”
母亲是更严厉的老师
“拿到第一并不是最有价值的，可贵的是测试背后海量数据所传达的信息。”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俞可指出，上海学生在PISA中获得全优成绩，吸引了世界目光，对国外研究学者来说，这是初探了中国基础教育的水深。但关起门来，我们也要反观自身，找出问题。
以阅读素养分析为例，上海学生在概括段落大意上已经训练有素，但汲取大量信息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习惯由老师提供现成材料；另外，在阅读图表、清单等非连续性文本上表现相对薄弱；而在策略学习运用中，上海学生的自我调控策略低于OECD平均值，说明学生还不善于自己选择、判读、反思阅读材料的重点、难点，自助学习能力还不够。
另一方面，PISA数据显示，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报告的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校内外上课时间总量位于第12位。那为什么中国学生普遍觉得课业负担偏重？“设计测试方案的专家没有将家庭因素考虑进去——在中国，家庭是一所更严酷的学校，母亲是一位更严厉的老师。”俞可说。2009年出炉的《闵行区小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调查报告》对课业负担重的原因分析表明，有22.79%的学生视老师布置的作业数量多、难度大；78.21%的学生指出，课业负担重的原因主要在于父母经常加码。有一所上海学校曾经搞过一项快乐指数调查，样本数虽然不大，结果却很有意思：小学生在学校的幸福指数远远超过在家庭的幸福指数。“现在没有了小升初的考试，压力都转嫁到初中，学校庆幸可以把素质教育搞得有声有色，但学生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因为负担从体系内转到了体系外。”
俞可说，在虎妈事件出来之前一年，国外网上就流传这么一个帖子，大意是在美国高中，“中国妈妈”成为一个贬义词，因为她们爱攀比学习成绩。“这种中国母亲特有的焦虑是隐含在中国文化基因当中的，比如古有孟母三迁。”现在美国媒体大炒虎妈，一方面是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似乎在安慰美国爸妈：中国父母是这样培养子女的，你们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取第一名？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总是以比老师更严厉的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在孩子面前。如果能蹲下身来跟孩子一起成长，或许对双方都有益。”目前国内一些母亲也开始学习西方母亲那套相对开明的教育方式，比如有位“番茄妈妈”，坚决不给孩子早教、不让孩子读奥数，不择名校……不过在目前阶段，“番茄妈妈”还是属于另类，最终还是要被整个文化环境所裹挟、随大流，除非拥有特殊的社会资本。
办特色学校，而不是精英学校
中国母亲的概念中，“重点学校”是个非常有分量的词。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分到一杯羹，给孩子择校是门技术活。
我们的择校标准是选最好的，而不少西方国家的择校概念是选有特色的，符合自己的个性的。“我认为，应该像发达国家学习怎样办特色学校，而不是一味追求办精英学校。”俞可说，上海市教委最近责成上海市中小学校长制定课程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很多校长为此动足脑筋，但是，“从校长们最初草拟的方案中，看不出学校的特色，而我们从旁观者角度，发现其实很多学校亮点不少，为什么不把这些亮点放大，发展为自己的特色呢？”
记者去年在芬兰访问期间了解到，他们没有所谓的“重点学校”、“普通学校”之分。那么为何这个人口数量约535万的小国家能屡屡摘得PISA第一呢？芬兰人历来重视教育，平均学习时间比许多国家长，推崇学习知识和技能。学校与学校之间不会做无谓的竞赛和排名，同校之内也没有“好班”和“差班”之分，不标榜精英培养，强调的是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整体全面发展。所有评估与考试都是为了让学生知道如何自我改进，而不是为了互相比拼。芬兰教育部国际教育交流署（CIMO）联络官员唐克摩（Juha-Pekka Tahkamaa）接受本刊采访说，芬兰学校和家长之间会经常互动，一起找出让孩子趣味学习的方法。学校老师可以自由设计教学大纲和教育模式，这样不仅能激发老师的教学能力，还能迎合学生的需求。
“有许多人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考试有指挥棒，尤其是高考。我觉得问题不在于高考，而是在于人才评价的单一化，我们只有一个高考；如果对于人才采取多元评价的方式，或许能使中国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境。”俞可表示。
以芬兰为例，高等教育学校分为三类：一类是职业学校，相当于我们的中专再高一些；一类是比较专业的应用性大学，拿的也是本科学位，不过技术性和应用性都比较强；第三类是综合性大学，基础研究更多一些。学生在择校时就会想清楚，喜欢做学术的人才去综合性大学，如果只是想找工作就会去其他两类学校。大学的选择不代表成绩好坏或者是否聪明，只代表职业倾向性。或许这也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一个启示，特别是，名校不是独木桥，做一个独立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更重要。
这两天，网上流行个段子，叫《别人家孩子》：从小我就有个宿敌叫“别人家孩子”，这个别人家孩子从来不玩游戏，从来不聊QQ，天天就知道学习，长得好看，又听话，回回年级第一，考清华，望北大，能考硕士博士圣斗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甚至会刀枪剑戟……
这话明显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儿里，老是激动地表示深受“别人家孩子”之苦。可见，中国的母亲爱攀比，主要在孩子的成绩方面。又可见，中国的母亲有多焦虑，尤其是在孩子升学考试的时候。于是，打从孩子在娘胎里起，很多母亲就开始了比赛，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跑过家隔壁的，跑过同班同校的，最好有天跑到世界前头。
不久前，在一个叫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的国际测试中，咱们自己家的孩子倒是大大地给长脸了：上海学生在最新的测试中以大比分优势名列榜首！
PIS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0年推出的成员国合作项目，每三年一次分别对15岁义务教育末期学生进行阅读、数学、科学水平的评估，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项目之一。前三届的PISA冠军纪录都由北欧国家芬兰保持。
2009年4月，上海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代表全市各类中学约10万名15岁在校生，参加了由65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的第四届PISA测试，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参加（之前，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先后参加了PISA）。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上海学生的好成绩不但让国际震惊，连国内的教育者都没有料到。这更让一些西方国家敏感：如果说经济增长是眼前的，那么教育就是影响未来的。美国《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及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撰文称：对美国的战略挑战并非中国的隐形战机，而是中国公众改进教育体系的决心，以及向外部世界学习的激情。（在2009年PISA测试中，美国学生的阅读、科学、数学排名分别为第15、第23和第31。）克里斯托夫还说，在他所到过的中国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小村庄，那里农家子弟的数学水平，都比纽约最好的公立学校的孩子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可见中国的数学教育达到了一个多么高的水平。他认为儒学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已深深地浸润于中华文化，由此才衍生了中国学校体系的最伟大的力量。
面对一些国内媒体的夸大其词和境外媒体的“威胁论”，上海教育界的心态倒是比较坦然。在去年12月8日召开的上海PISA结果情况介绍会上，PISA中国上海项目组组长张民选强调：“上海并不代表中国，我们要理性地看待结果，不要因为有一点成绩就大喜过望，也不要因为有一些不足就觉得不可救药。”
母亲是更严厉的老师
“拿到第一并不是最有价值的，可贵的是测试背后海量数据所传达的信息。”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俞可指出，上海学生在PISA中获得全优成绩，吸引了世界目光，对国外研究学者来说，这是初探了中国基础教育的水深。但关起门来，我们也要反观自身，找出问题。
以阅读素养分析为例，上海学生在概括段落大意上已经训练有素，但汲取大量信息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习惯由老师提供现成材料；另外，在阅读图表、清单等非连续性文本上表现相对薄弱；而在策略学习运用中，上海学生的自我调控策略低于OECD平均值，说明学生还不善于自己选择、判读、反思阅读材料的重点、难点，自助学习能力还不够。
另一方面，PISA数据显示，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报告的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校内外上课时间总量位于第12位。那为什么中国学生普遍觉得课业负担偏重？“设计测试方案的专家没有将家庭因素考虑进去——在中国，家庭是一所更严酷的学校，母亲是一位更严厉的老师。”俞可说。2009年出炉的《闵行区小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调查报告》对课业负担重的原因分析表明，有22.79%的学生视老师布置的作业数量多、难度大；78.21%的学生指出，课业负担重的原因主要在于父母经常加码。有一所上海学校曾经搞过一项快乐指数调查，样本数虽然不大，结果却很有意思：小学生在学校的幸福指数远远超过在家庭的幸福指数。“现在没有了小升初的考试，压力都转嫁到初中，学校庆幸可以把素质教育搞得有声有色，但学生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因为负担从体系内转到了体系外。”
俞可说，在虎妈事件出来之前一年，国外网上就流传这么一个帖子，大意是在美国高中，“中国妈妈”成为一个贬义词，因为她们爱攀比学习成绩。“这种中国母亲特有的焦虑是隐含在中国文化基因当中的，比如古有孟母三迁。”现在美国媒体大炒虎妈，一方面是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似乎在安慰美国爸妈：中国父母是这样培养子女的，你们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取第一名？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总是以比老师更严厉的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在孩子面前。如果能蹲下身来跟孩子一起成长，或许对双方都有益。”目前国内一些母亲也开始学习西方母亲那套相对开明的教育方式，比如有位“番茄妈妈”，坚决不给孩子早教、不让孩子读奥数，不择名校……不过在目前阶段，“番茄妈妈”还是属于另类，最终还是要被整个文化环境所裹挟、随大流，除非拥有特殊的社会资本。
办特色学校，而不是精英学校
中国母亲的概念中，“重点学校”是个非常有分量的词。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分到一杯羹，给孩子择校是门技术活。
我们的择校标准是选最好的，而不少西方国家的择校概念是选有特色的，符合自己的个性的。“我认为，应该像发达国家学习怎样办特色学校，而不是一味追求办精英学校。”俞可说，上海市教委最近责成上海市中小学校长制定课程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很多校长为此动足脑筋，但是，“从校长们最初草拟的方案中，看不出学校的特色，而我们从旁观者角度，发现其实很多学校亮点不少，为什么不把这些亮点放大，发展为自己的特色呢？”
记者去年在芬兰访问期间了解到，他们没有所谓的“重点学校”、“普通学校”之分。那么为何这个人口数量约535万的小国家能屡屡摘得PISA第一呢？芬兰人历来重视教育，平均学习时间比许多国家长，推崇学习知识和技能。学校与学校之间不会做无谓的竞赛和排名，同校之内也没有“好班”和“差班”之分，不标榜精英培养，强调的是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整体全面发展。所有评估与考试都是为了让学生知道如何自我改进，而不是为了互相比拼。芬兰教育部国际教育交流署（CIMO）联络官员唐克摩（Juha-Pekka Tahkamaa）接受本刊采访说，芬兰学校和家长之间会经常互动，一起找出让孩子趣味学习的方法。学校老师可以自由设计教学大纲和教育模式，这样不仅能激发老师的教学能力，还能迎合学生的需求。
“有许多人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考试有指挥棒，尤其是高考。我觉得问题不在于高考，而是在于人才评价的单一化，我们只有一个高考；如果对于人才采取多元评价的方式，或许能使中国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境。”俞可表示。
以芬兰为例，高等教育学校分为三类：一类是职业学校，相当于我们的中专再高一些；一类是比较专业的应用性大学，拿的也是本科学位，不过技术性和应用性都比较强；第三类是综合性大学，基础研究更多一些。学生在择校时就会想清楚，喜欢做学术的人才去综合性大学，如果只是想找工作就会去其他两类学校。大学的选择不代表成绩好坏或者是否聪明，只代表职业倾向性。或许这也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一个启示，特别是，名校不是独木桥，做一个独立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