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聊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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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沉寂数日的微信学术群又突然一阵热闹,几位友人“闪谈”了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遗憾的是,由于中美两地远隔大洋,昼夜时差大,也有友人未能跟进参与。不过在此群中,虽常态为群起而争,但有时也出现四五霸叫阵,三足鼎立,或一一单挑,甚或自说自话的“讨论”。此次小对谈虽简短,意见还未达成熟完整,仅为临时起意的切磋,但颇有启迪。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遵循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古训。宋代叶适诗云:“点化谢琱刻,涵濡透晶荧。”《朱子语类》也提到:“到大学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彩。” 在这几位友人的点化下,对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更有了新的认知。现转录如下,完全保留了原汁原味。
  金惠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下简称金):各位学长好!近期读书发现朱光潜先生对黑格尔之是否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说法相互矛盾。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1979年版两处明言黑格尔是“为艺术而艺术”论者,而1958年第一版却没有。在其《西方美学史》黑格尔章和别林斯基章则持相反观点。他本人曾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实际上也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且1956年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自我批评过,其检讨的核心是自己的“为艺术而艺术”思想。请教:为什么他会有如此大相径庭的看法呢?
  丁子江(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以下简称丁):问题质疑得好!
  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以下简称张):只要想想朱先生生活过的年代,尤其是50年代所谓“美学大批判”和后来不断的思想政治运动、批判唯心主义和人道主义等等,就不难理解了。
  金:我于1980年4月写过一篇读书心得,现整理后加写了《附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时傻傻的,没想到这个问题。1958那个版本还不太左,但1979版本,即后来进入“汉译名著丛书”那个版本,其中好多注释都很左,好像刻意为之、与人比“左”似的。
  叶扬(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教授,以下简称叶):孟实先生50年代所著包含高压下的诛心之论,不足为凭。所以陈寅恪当时宁可保持沉默,也不随大流,实属不易。(编者注:朱先生字孟实,与叶教授同为安徽桐城人)
  张:我在《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三联书店,2004年)里,有一篇《〈朱光潜美学文集〉读后杂感》,就谈到相关问题。
  金:叶扬兄的看法甚为同意!我马上下载隆溪兄的大作拜读!
  丁:我曾听过朱先生的课,也精读、通读或翻读过他的著作。以年代划分,朱先生早期、中期与后期的论述是存在着某些差异。
  金:我1983年夏听过他的讲座,是民盟中央组织的。黑格尔开讲美学200周年了!也该纪念一下了!我的题目是《黑格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吗?——兼与朱光潜先生迻疏商榷》。正文不必看了,那时年龄太小。《附识》则代表了现在的认识。
  张:“文革”后在北大读研究生,和朱先生几乎每天见面。我佩服先生的学问和文笔,但也有一点感觉,就是在我们难以想象的高压之下,先生自己的思想也在不断的自我批判下被扭曲了。他看不起批他的人,于是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马克思,一定要比批判他的人更懂马列,与他原来的思想和研究也就愈离愈远。这就是生活在伟大的毛时代的结果。
  陈勋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以下简称陈):我没对朱先生的美学理论作系统研究。但说黑格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就把黑格尔读成康德了。无论是在《艺术哲学》或《精神现象学》,黑格尔都明确强调艺术并不是以自己为目的,艺术的目的是教育(instruction),包括道德教育, 服务于伦理生活(the ethical life)。艺术是再造,感性地表现美,但美是感性的真。艺术要感性地表现真。所以,他的艺术哲学能为包括马列哲学这些强调美学的现实主义所引用。另外,对黑格尔来说,哲学、宗教与艺术是绝对精神的三大表现形式。因此,黑格尔也一再强调,艺术要为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形成做好自己的本分与贡献。我的《另一版本的人类现象学》还专门谈到他的这一理论。
  张:黑格尔当然不主张“为艺术为艺术”,康德也不能说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康德论“理想美”说美并非脱离人的目的,而且是“道德上善的象征”,更说明他并不认为艺术完全独立于道德和人之目的。其实“为艺术而艺术”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往往是为艺术的价值辩护,无论所针对的是哲学(柏拉图)、宗教,还是政治。
  陈:康德的思想观点有些复杂。在康德那里,真正的审美应是具有无目的性的目的(purposeless purpose)。与此相适应,为美而美的艺术是最好的艺术之一。事实上,三大批判把心(mind )分为理解(understanding)、善意志(good will )即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与品位 (taste), 就有把三大领域——知识、道德与艺术——-相对分开的因素。所以在康德那里,道德的基础不是理解(understanding), 而是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艺术要面临的考官不是理解(understanding)或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而是品位(taste)。
  丁:有一不成熟的想法冒昧提及:朱先生本身似乎让一些相互对立的理论学说交集,如黑格爾、克罗齐等;但遗憾的是,他并未能构造一种新美学体系来克服这些困惑。
  陈:所以在康德那里,品位(taste)之所以能既是主观的又是具有普遍性的,关键在于它的目的是无目的性的(purposelessly purposive)。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主观的东西不具有普遍性,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是具有客观性的,不是主观的。但康德就是康德,竟开天辟地提出主观普遍性 (subjective universality) 的概念。
  张:康德哲学的确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判断力批判》的基本问题是,美的判断是个人的,不能以逻辑概念来论证,但同时又是普遍的,不是纯个人的。这就是一个antimony。所谓purposelessly purposive 描述了艺术品的本质,但这和“为艺术而艺术”还有区别。   陈:应该是美的判断是主观的(subjective),不能以逻辑概念来论证,但同时又可以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不只是个人主观的。
  金:太棒了!讨论很深入。朱先生是无目的的目的性,无功利的功利性,也就是阿多诺说的那个,艺术自成一体,从而构成对社会的批判距离。朱先生费力学马列,窃以为,想表现得比批判他的那些人更“马列”,于是就走过头了,丢掉了原先那些好的东西。
  张:的确如此。不过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那也只能如此了。朱先生在30-40年代就已成名,所以也就成为思想批判的靶子。他的好朋友沈从文先生遭遇更不好。那样有才能而且多产的作家,1949年之后第一届文学艺术界联会就没有邀请他参加,也没有一所大学聘他。所以作品那么丰富的作家,后来就没有写过一部文学作品。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以下简称刘):我个人认为:当年朱先生的自我批判,乃是一种自我生存的策略!也是一种高明的自我保护:我把我自己一批到底了,我就是反动学术权威了,你们还能如之何?!第二个印象(姑且算印象):朱先生的确看不上大多数的批判者,至于这是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很难说,只能说当时是大势所趋,几乎无一例外!第三个感觉:晚期朱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是自觉的!从最后一本书《拾穗集》和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片段重译尤可得见。
  金:生存策略,肯定有这个考虑,柳鸣九先生谈到朱先生时有此一说。
  刘:中华书局新版的《朱光潜全集》我也帮了忙,其中有不少朱先生回复诸如意大利维科协会的邀请之回信,读莎士比亚戏剧的批注,当然最多见到的版本还是朱先生的“文革”时代的带有个人传记性质的检讨书!这个版本是朱先生的孙子宛小平支持重新整理的,整理出不少手稿,如论中国绘画美学的,可惜后来停了下来。
  张:受批判并自我批判,是不得已,但写检讨把自己批判得那么彻底,不可能只是一种策略。
  刘:没有把30多卷出全,问题出在当年朱先生和外文系不少先生共同编译的著作版权上面,真是可惜可惜啦,叹叹!
  金:柳鸣九说,不那样就不可能赢得科研空间。也是为学术牺牲个人尊严了。个人尊严在学术大计面前无足道哉!
  刘:说得也是。当年和宛小平在宾馆翻阅那些检讨书,心里不少感慨也!朱先生还真是一生为学。据说仙逝前一天要去上楼查维科的一个出处吧。听说而已。还有就是《悲剧心理学》翻译文笔也有朱先生之妙也!总的说来,朱先生是那种“综合性”的美学大家, 善于把各派美学思想(特别是心理学美学)熔为一炉,并用极其优美的语言表述出来。
  金:太对了,对隆溪兄的译本当时就是这个印象。
  张:悦笛,谢谢您的美言。安徽要出朱先生的全集,希望把他的博士论文译成中文收进全集里,那时朱先生80多岁了,就委托我翻译,用了暑假的时间译成的。
  刘: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后来我们这些参与重编者背后还说:文笔上居然有点“以假乱真”!
  张:但安徽出全集时间拖得久,反而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捷足先登,1983年就出版了。
  刘:这就把历史还原清楚了,为何人民文学社先出了单行本,那时中英文对出的书还真是不多。我指后来的双语单行版。
  张:我1983年10月离开北大去哈佛,就没有见过后来的版本。
  刘:后来安徽教育出过双语单行本,就是我们这代人买到的那本(见下图)。
  金:哇塞!这个版本没见过!
  张:我也没有见过。
  刘:估计发行量不多,珍贵了。学英文学术论文写作和翻译的好教材!
  刘:补充一句:我所反对的美学界内部观点,说朱光潜先生只是整合诸家思想而无自己的立论!事实上,朱先生就是以自己的理论在整合,所以才会如此圆融通透,如果朱先生都不是美学“理论”家了,那么20世纪该谁是美学家呢?!
  当小对谈到这里时,原以为告一段落了,谁知方兴未艾。隔天便有了以下回应:
  刘:小对谈之后,朱光潜先生的孙子宛小平教授(安徽大学)做了几句回应,转给大家如下:只是说祖父把黑格尔说成“为艺术而艺术”观点无论是早年还是晚年都没这样说过。这个说法欠论据。张先生是祖父晚年身边很近的学者,他的说法较中肯。全集还是要出的,还发现在“三反”“五反”时祖父在西语系、文学院、全校的自我检讨,把自己批得一无是处,这些材料可以从不同角度阐释。马克思是反形而上学的,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是站在唯物论立场的。这和黑格尔的本意并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问题,不要混淆。
  刘:看来不同的检讨材料乃是不同的部门需要的——这是我的评语 。
  金:那就是说,黑格尔不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那个样子?马克思错解了黑格尔?德国观念论 (idealism)这样的概念都不能用了?朱先生改这个没有意义,尤其对黑格尔没有意义。在黑格尔,“体”的东西一如既往地被虚化为“观”。
  刘:转宛小平:1958年黑格尔美学译本和1979年译本注释确实有变化,但不能简单说是向左转。事实是經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祖父对美学单从认识论看产生了怀疑,在对马克思手稿深入研究后,实践观渐融入早年的主客观统一说,于是,觉得从认识论看的主观客观应变为实践观意义下的主体客体,基于此,1979年黑格尔美学注中改的最多的是将主观客观一律改成主体客体。从另一方面看,我认为祖父对黑格尔的“思有同一”命题的本体论含义揭示得更清楚了。
  刘:转金惠敏:白纸黑字,依据是1979年版黑格尔美学第一卷译者注,直接说到的两处,间接说到的一处。此事在李世涛、戴阿宝之马奇先生谈访录也有一段话提及,马奇与朱通信谈过此事。
  刘:转宛小平:黑格尔是形上学家,说“体”虚化为“观”似等于说逻辑的先在于自然与精神哲学的本体地位也是假的了。这个说法有根据吗?
  刘:转金惠敏:读读马克思是怎么说黑格尔的。   刘:转宛小平:马克思是反形上学的,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是站在唯物论立场的。这和黑格尔的本意并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问题,不要混淆。
  刘:隆溪老师,您有何评论和回应,也请道明!
  张:在手机微信上讨论哲学问题,实在太局限了。我本来就用得少,大多发个信息而已,很不习惯用手机发较长的文字,而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表述清楚的。我想简单说几点。第一是要有一种历史感,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严酷的政治社会环境要有一点了解。这不是说对前辈学者在学术上的观点不能批评,但不要只看到他们的错误,却放过了造成这类错误的时代大环境。
  刘:所言甚是,所言甚是!期待月末赴美当面与大家论道。
  张:第二是具体说一下唯物、唯心的对立。这本来是哲学问题,心与物、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在那个年代(现在是否还有影响?),这种关系被政治化而成为一种敌对的对立。朱先生早期对美的理解是主客的统一才有美学意义上的美,这本来是完全合理的观念,但却被批判为唯心主义,而一直被迫自我检讨。那种批判和自我批判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学术讨论,因为一旦判定为唯心,就是错误,甚至是代表敌对阶级的思想而必须认错,所以我们现在讨论这些问题,只从是否对康德或黑格尔理解得对不对来谈,就完全脱离了那种美学大批判的时代环境。第三是想说一下马克思。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明确强调物和现实,批评过往一切哲学家,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论者,“都只是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要改变世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更明确地说:“批判的武器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他接下去又说:“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成为物质的力量。”所以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就包含了人的主观意识、理论和客观世界、物质力量两方面,而且对两者之间关系是以黑格尔哲学那种辩证的眼光去理解的。Terry Eagleton(特里·伊格尔顿) 看见马克思强调物而批评过往的所有哲学家,就说马克思“与其说是一位哲学家,毋宁说是一位反哲学家”(Why Marx Was Right? p.130),就有点简单化。最后再说一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就说,因为以前的唯物论者忽略了人的实践活动,所以,人的活动的方面反而由唯心主义者去阐述了。所以,他说要把黑格尔哲学倒立起来,那意思就不是简单否定了黑格尔,而是说黑格尔哲学如果换成唯物论,其内容就很有价值。这种在否定中又有肯定,本身就是黑格尔的看法,即他特别强调的“Aufhebung”即“扬弃”的观念。
  刘:没错,马克思是对黑格尔的翻转!
  编后短语
  在上面的小对谈之后,稍作一点历史的回顾。美学(aesthetics)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涉及自然和艺术、美和品位。它也被定义为“艺术、文化和自然的批判性反思”。“美学”一词来自古希腊 “aisthetikos”,意思是“感知”。与伦理学一起,美学是价值论的一部分(价值和价值判断的研究)。在实践中,我们区分审美判断(对任何物体的欣赏,不一定是艺术对象)和艺术判断(对艺术品的欣赏或批评)。因此,美学的范围比艺术哲学更为广泛。它也比美的哲学更广泛,因为它适用于任何我们期望的艺术或娱乐作品,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美学家问类似“艺术作品是什么?”“是什么使一件艺术品成功?”“为什么我们发现某些东西是美丽的?”“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何被认为同样美丽?”“艺术与道德之间有联系吗?”“艺术能成为真理的载体吗?”“审美判断是客观的陈述还是纯粹主观的个人态度表达?”“审美判断可以改进还是训练?”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美学检验什么使某事成为美丽的、崇高的、令人厌恶的、有趣的、可爱的、愚蠢的、娱乐的、自命不凡的、不和谐的、和谐的、无聊的以及幽默的或悲剧的等等。古希腊哲学家最初认为,审美上吸引人的事物本身就是美丽的。柏拉图认为美丽的物体在它们的各部分中形成了比例、和谐和统一;对他而言,美是真与善统一后的最高境界。亚里士多德发现美的通用元素的顺序,对称性和确定性。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复兴之前,西方中世紀艺术遭受了全面的基督教化,通常由教会、强大的教会个人或富有的世俗势力赞助人提供资金。宗教上振奋人心的信息被认为比比喻的准确性或灵感的成分更重要。工匠的技能被认为是上帝的礼物,唯一的目的是向人类揭示上帝。
  随着西方哲学从17世纪底开始的转变,德国和英国的思想家们特别强调美是艺术和审美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艺术必然是针对美的。对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 - 1805)而言,对美的审美是人性中感性与理性部分最完美的和谐。康德(Immanuel Kant,1724 - 1804)宣称,美是客观的、普遍的;但另一个概念涉及观众对美的解释,即审美,这是主观的,它根据阶级、文化背景和教育而有所不同。黑格尔指出,艺术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绝对的精神立即显现为感知,因此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对美的揭示。对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 - 1860)来说,美的审美观是最纯粹的自由,是纯粹的理智可以从意志中得到的。更多的分析理论家如卡姆斯(Lord Kames,1696 - 1782),荷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 - 1764)和伯克(Edmund Burke)希望减少美的一些属性列表,而其他像弥尔(James Mill,1773 - 1836)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 - 1903)试图联系美与心理学或生物学的一些科学理论。20世纪最杰出的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声言:直觉为美感之本,它产生意想并表达情感,故非物、非逻辑、非伦理、非功利等。最有意思的是,当年访华的大哲罗素在哲学的每个领域都有著述,但在美学方面却几乎毫无建树;有学者叹道:“倘若20世纪的作者有博学家,那么罗素是这样的一位。他唯一没有写的哲学分支是美学。”这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分析语言哲学占据了中心舞台,故为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哲学等留出的空间相当有限。而另一几乎同时访华的大哲杜威,因推出了《艺术是经验》一书,大放异彩,被许多人认为是20世纪对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杜威思想虽一度退隐,但后又经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等推波助澜,再次回潮。
  朱光潜先生一生不停地与上述美学史上的那些大师们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思想“对话”,他可谓美学大洋中的弄潮儿,尽管也经历了暗流、漩涡和浪涛。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即人类三大知识体系中,由哲学、文学、史学和艺术所构成的人文科学体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最受波折与磨难。朱先生是幸运的,当年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留学英法名校,读研攻博,教书育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著作等身,享誉学界,堪称泰斗;当然,朱先生也有不幸,曾饱受不公正的待遇,在特定的境遇中,也许不得已说一些违心之言,行一些无奈之举。正如前面对谈中,张隆溪教授所说的:“只要想想朱先生生活过的年代,尤其是50年代所谓‘美学大批判’和后来不断的思想政治运动、批判唯心主义和人道主义等等,就不难理解了。”正如朱先生的桐城老乡叶扬教授所感叹的:“孟实先生五十年代所著包含高压下的诛心之论,不足为凭。所以陈寅恪当时宁可保持沉默,也不随大流,实属不易。”正如朱先生的孙子苑小平教授所描述的:“在‘三反’‘五反’时祖父在西语系、文学院、全校做自我检讨,把自己批的一无是处……”也正如刘悦笛教授所揭示的:“我个人认为:当年朱先生的自我批判,乃是一种自我生存的策略!也是一种高明的自我保护:我把我自己一批到底了,我就是反动学术权威了,你们还能如之何?”
  受到朱先生治学精神的激励,温故而知新,环视国内美学现状,并展望其前景,不禁有所感叹。我本人对“古生代”与“前中生代”中国美学家,如朱光潜、宗白华、钱锺书、蔡仪、李泽厚、汝信、蒋孔阳等有较深的了解;对“中生代”或“后中生代”中的叶秀山、叶朗、刘再复、王朝闻、王元化、周来祥、曾繁仁等也多多少少有些印象。然而,因旅居海外过久,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又非专攻美学,故除金惠敏教授和刘悦笛教授外,对其他后生可畏的“新生代”美学人物知之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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