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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数据上半年趋稳使市场信心回升，《英才》记者专访7位经济学家展望下半年经济大势。
从数据来看，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指标也显示出中国经济正在平稳回暖。
然而，穆迪却调降了中国的信用评级。究竟支撑经济回暖的要素是否稳定？在房地产调控作用的逐渐显现下、在金融去杠杆所带来的资本市场流动性趋紧中、在债务高企违约迫在眉睫的风险中，中国经济的新增长动力来自哪里？金融市场的监管与发展如何统筹调配？企业债务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带着这些问题，《英才》记者专访了7位经济学家，通过他们观察，透视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
（以下文章按姓氏拼音排序）
高连奎 加速财税体制改革应对债务危机
我不认同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回温的趋势。目前民间投资高融资成本问题，政府高负债问题都没有丝毫实质性的改善，而这也是穆迪调降中国信用评级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经济总体状况也不可能有实质性改善。目前的宏观经济指标短期转好，可能与大宗商品回暖有关。
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来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动。双创对经济增长有利，目前中国存在着大量创新，在我们已知的科技热点领域，中国在绝大部分领域都保持着与世界持平或领先的局面，所以未来中国是有希望的，世界经济的未来在中国，因为创新在中国，当然这主要得益于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在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创投机构可以非常轻松的募集资金供给创新者去烧，而在西方零利率大背景下完全不具备这样的创新、创业环境，在西方零利率环境下，金融行业全面萎缩，创投也很难做，所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方面，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引领者，中美两国走到这一步，并非刻意设计，而是多种巧合因素所致。
房地产方面，我认为楼房价格还会增长，特别是一线地区，现在只是为下一轮上涨储备能量。毕竟目前供給不足的情况仍然存在。
虽然北京今日也公布了住宅用地的计划供应量大幅增加，但实际上公布的住宅用地计划并不算高，而且很可能完不成，过去每年都公布，但每年都完不成，没有监督与惩罚机制的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完不成的可能很大，因为土地晚一年出售，价格就可能要翻一番，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的囤地欲望，中国应该要求地方政府公布每年上市楼房数量，而不是土地数量，这样更容易监督，而且回迁安置房也占据新供应楼房很大比例，这其实是存量的转换，而不是增量。
汇率方面，其实人民币币值是相对稳定的，而且是稳定升值的，因为中国经济是世界上真正在稳定增长的经济，人民币当然会升值，去年之所以美元一直升值，是因为美元加息预期的存在，目前经过两轮加息，预期已经消失了很多。
不只是美国，我认为全球现在都在经历着债务危机。
以往，人类经历过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我们以前见到的经济危机大部分是市场经济危机，很少见到政府经济危机，市场危机的根源在市场，而政府危机的根源在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作为政府危机，其根源在政府，是政府的财税体制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才出现的危机，债务型经济危机必须通过政府财税改革才可以解决，如果不谈财税改革，而只是希望通过其他改革可以激活市场走出危机是不可能的，是方法错配。
债务型经济危机要想走出，就必须改革政府，确切的说是改革政府的财税体制，政府危机比市场危机要难解决的多，必须有雄才伟略的大改革家才可以带领人们实施改革走出危机，因此面对本轮世界性债务危机，世界也呼唤大改革家的出现。
（高连奎系中国新财税主义三十人论坛理事长）
黄益平 最艰难的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了
人民币国际化还要继续推进，我认为不灵活的汇率已经成为我国下一步经济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约束。
“一带一路”的建设显然给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他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未来中国做投资项目也好，发展贸易也好，如果能用人民币结算，会有很多的机会。
因为“一带一路”是我国政府一个很重要的倡议，政府在推动，有很多具体的工作可能需要政府做，来推动金融为“一带一路”服务，创造更好的条件。
首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稳健、开放、有效的金融市场，包括相对比较灵活的汇率体系。“一带一路”最后的结果，当然不光是我国到海外合作建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人员的交流，有金融和投资、贸易的开放，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交流。如果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够开放，只是提供一些资金到海外做投资，最后的效果是很难完全实现。
我把“一带一路”看成下一步我国经济发展，其实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我们经常说新常态，说增长减速、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背后我认为都可以从“一带一路”里面找到金融经济逻辑。所以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建立一个相对有效的金融体系。
同时我觉得有很多市场的基础设施需要做，比如说要不要用人民币作为未来交易的主要货币，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有人提出，是不是SDR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在国际市场上，人民币发挥作用还有一定距离，但是我们能不能考虑让SDR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很重要的是，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可能需要考虑改革和建立一些新的秩序。
前一段时间穆迪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客观来说市场并没有接受这样的结果，我看到大多数人的观点都认为，不是说它完全没道理，而是说它是一个滞后的反映。理论来说，评级机构应该领先并预告风险，但是它做出一个调整，只是指出一个存在的问题，而且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大多数人认为，对于中国主权债务的风险来说，最艰难的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了。这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也许中国现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一些做法，有一些体制，不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未来要做的一些事情的规范。我国是不是需要考虑做一些改革？我觉得政府可能需要做很多事情。 最后，商业逻辑要由企业去实现，政府要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保驾护航的作用。比如说双边或者多边的投资保护协议，企业到海外去了，但我们“一带一路”是60几个国家，情况错综复杂，客观地说，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年没有发展起来，是有深刻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没有基础设施，所以经济发展不好，有很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企业如果到这些市场上去，我国政府能不能与这些国家签订政府之间的协议，提供相应的保障，保障我国企业的利益，我觉得有很多工作要做。
（黄益平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李稻葵 经济处于调整期
人的情绪有周期，宏观经济也有周期。
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周期性的恢复，若干经济指标也呈上升趋势，比如GDP 的增长，一季度GDP提高到了6.9%。同时，工业对GDP 的贡献也在增长，一季度达8%以上，去年四季度才 6.9%。第三个数据是企业的利润也在回升，从上市公司发布一季度年报看，普遍利润回升。另外，物价数据也在回升。物价数据主要指的是工业品出厂指数，目前是5%左右的同比回升。还有一个数字非常重要，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在增长。去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跌到了 8.5%左右，今年一季度回升到了 9%以上。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也在恢复。一系列数据都告诉我们，中国经济运行的脉搏在加快，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争议。但有争议的是增长会不会持续。
我认为，上半年经济的恢复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一些政策性的刺激，所以可能下半年经济短期内会遭遇调整的阵痛，把一些经济泡沫挤掉。但经历短期挤泡沫过程之后，我相信中国经济又会回到比较快的增长速度。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或者说正常的增长速度应该在7%以上。为什么这么讲？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的人均发展水平还是非常低的，我们人均GDP 是美国人的 1/5，相当于韩国、 日本 上世纪60、70 年代的水平。衡量经济水平不能只看上海、北京，大城市的发展更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中国还有大量没有富起来的，甚至还没有进城的百姓，這一部分人的需求还没有完全释放。所以我坚信再过一两年时间，我们增速可以回到 7%，甚至还能再高一点。
对于投资者来说，下半年会有什么机遇和风险呢？从大的格局来讲，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量老百姓最大需求已经不是住房、不是基本的温饱，而是转向金融服务。
现在最流行的话题就是如何投资理财，在哪里投资。中国大概有2亿-3 亿人，物质已经得到满足，车、房都有了，他们最关心理财。所以从好的方面来讲，中国经济的金融现在是朝阳企业，是百姓的需求，也是劳动密集性行业。但能影响其发展的外界因素众多，包括政策、政治、战争等，所以金融投资要谨慎，作为投资者要有一定的风险对冲概念。
“一带一路”是现在非常火的话题。 简单来讲，“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向世界，为世界奉献智慧的一个倡议，在很多方面也是可以帮助企业转型升级的。特别是一些真正抓住机会去投资比较成熟地区的企业，一定是可能获得的。比如说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人口第二大国家，仅次于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从来没有被欧洲殖民过，过去20年政府一直没换，很稳定。埃塞俄比亚国家主席还是中国人培养的博士。所以在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投资，基本问题不大。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经济形势目前在调整，还会有波动。金融发展总体是向好的，中国人对金融服务是有需求的，资金也是不缺的，但风险的溢价会调整，泡沫会被挤破，金融行业要及时看清形式，提前半步做好调整。最后，“一带一路”和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是可以的，中国人现在强大了，会在世界上有影响力，但是也会受到点挫折，我们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李稻葵系清华大学世界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胜军 连IPO发行都恐惧的市场叫泡沫
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面临着两难抉择：搞注册制，IPO供给增加，挤出泡沫，股价下跌，股民短痛;不搞注册制，证监会继续维持生杀大权，寻租上市者络绎不绝，股民高位接盘，还是韭菜命，股民长痛。
在决定股价走势的因素当中，新股发行节奏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次要因素。一味指望“操纵新股发行节奏”来影响股价，监管者事实上会人为制造不确定因素，也不可能扭转市场走势。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新股发行节奏应由市场决定，这有助于降低股市波动，因为市盈率偏高时愿意发行股票的企业增多，市盈率偏低时愿意发行股票的企业减少，IPO供给随着价格（市盈率）而增减，可以减少市场的波动性。
我认为，股民目前很难承认一个现实：中国的股市泡沫很严重。股民不能单纯的以为从5000点跌到3000点就是熊市了。市盈率中位数超过70倍，1000多家上市公司市盈率逾100倍。
审批制通过控制IPO数量维持高市盈率泡沫，导致三大恶果：首先，二级市场投资者只能“高位接盘”，注定韭菜命;其次，高估值诱惑太大，导致大量劣质企业造假寻租上市;第三，高估值带来的发审委含金量极高的审批权，导致证监会迷失在新股审批，而荒废了自己的主业——监管。这么多年了，股民该醒醒了。
因此我建议，证监会不应该去干预IPO发行的节奏，而是应当发挥其监管的作用，不去负责“选美”而是去帮助股民“抓坏人”。
鉴于对资本市场当前情况的判断，我认为，对于当前备受关注的债券通，我并不认为它的出台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债券通的推出依然是被“计划”份额的。
我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健康的制度才能成就健康的牛市。不经历注册制阵痛，供求关系无法正常化，高价发行、高价套现的股市老毛病无解。克服注册制恐惧症，下决心“闯关”，把制度搞好了，预期稳定了，股市反倒有可能走出真正的牛市。当年股权分置改革“闯关”就是例证，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道理，股市过去27年的惨痛学费白交了。为了既推进改革又抑制大股东行为短期化，我建议大股东与实际控制人锁定期与上市当日的收盘市盈率挂钩。例如20倍市盈率锁定两年，80倍市盈率锁定8年。 宏观经济方面，今年保6.5的压力不大，毕竟上半年的经济运行超出了预期;另外房地产调控的效果会慢慢显现。
但同时，对于宏观经济，我们也不能忽视高杠杆带来的高风险。债务的积累如何是个头，应当慎重考虑。
（刘胜军系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 体制改革+创新助中国经济突围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形象比喻是：两个海平面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变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力就两点：要么成本比人家更低，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他有你没有。
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我们夹在中间。底下有印度、越南，成本比中国更低，这些国家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就无可阻挡地发生了经济增长的模式变化。现在要继续强化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只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
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下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就会被拖住。
所以，2017年要继续的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毕竟，人均200—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
比如我们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说工人很贵，如果还生产袜子，还是这套工艺、生产率，那工人就是很贵的。
因此，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就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 创新是有条件的。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周其仁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祝宝良 透视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
经济运行中的问题，首先是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始终存在。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前，中国经济难言平稳。
新常态下，供给不足主要是在高端产品以及一些服务部门，这个大家很清楚，文化、教育、旅游、健康、养老，这是一些体制性问题，马上起来是不太可能的，这两年中国旅游增长够快了，每年15%，世界银行告诉我们在中国这么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候，旅游业应该是增长20%才是合理的，你认为15%快吗，其实不快。中国GDP到8000美元，消费升级转型的时候，旅游业应该超过20%才是正常。这是国际上的经验，这些问题其实没有解决，不解决这些问题，难言经济动能的转换。
再来看房地产问题。房价上升带来一个好处，确实有财富效应，进而支撑起投资，甚至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然而代价大家很清楚，就是高房价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大概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为了买房子离婚，导致社会不稳定。这样发展是无以为继的。今年以来，一些大城市要职能不要土地的势头正在转变。而是提升了土地供应，如此一来，两年之内房地产市场就稳定在一定程度上。
然而，房地产长效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尤其是土地制度、税收制度悬而未决。就我而言，我很遗憾没有看到房地产税的尽早落地。诚然，房地产税将令中国房地产价格有一个暴跌，回到新的供求平衡点上。
但是有人讲房地产税跟长期的房价没有直接关系，这是对的，虽然没有直接关系，税是房地产一个成本;但是短期之内不一样，现在需求是投机性，只要房地产税一出台，投机性需求就没有了，这个房价就暴跌，跌下来就是对的，跌下来那个点是老百姓需要的房价，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要解决的时候。两年之内要讨论房地产税的事情，这个对中国经济还是有一定影响。
最后应当关注民营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大家还在讲这个事情，民营企业经营困难，不一定投制造业，制造业周期没有到来。最近有几个指标显示短期流动性紧张，融资成本上升，M1增长速度又在向上涨，企业活期存款不投资还是钱生钱。
1998年银行不良资产高达45%，现在只有1.7%，当时国家在做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在上海打房地产。小企业放掉经济就起来了，金融问题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不是解决不了，而是被忘记了，为什么忘记了，因为这个不是事情就忘记了。
（祝宝良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
朱海斌 房地产再一次反弹的可能性非常大
2017年一個主要的市场共识，是全年经济增速达成6.5%的增长目标应该问题不大。 我预计全年GDP增速可以达到6.7%，与去年持平;同时认为6.7%的背后，也隐含着全年经济将会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前高后低的一部分原因，是政策上去年整体回温以后开始有意识的控制，把重点放在防风险上，因此下半年经济下行有一部分是政策主动调整的原因。
之所以判断经济走势将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市场。
去年经济反弹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房地产市场的火爆，销售和房价齐涨，带动了房地产投资。今年整体来看，前4、5个月房地产投资增幅是9%，其实比去年还略高一点。然而城市之间的分化也很严重，一线或一线周边等楼市调控的城市出现了交易量萎缩、房价下调的情况;但是其他没有调控的城市，交易却非常活跃，而且房价去年涨幅较小，现在开始追涨。
但是我仍然判断，全年的房地产市场还是会略有下行。作为经济主要的推动力，房地产的推动力越来越小，因此下半年的经济可能会呈现放缓的情况。
房地产政策执行方面仍然存在偏差。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转变工作思路。以往的限贷、限购、限价，加上目前的限售、限商，“五限”主要是通过临时性的、行政式的手段，先把短时间内的供求控制住，但不涉及长效机制的转变。
更为关键的是土地供应制度在地方的实际贯彻情况。中央的政策表述很清楚，房价过高或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加大土地供应，三、四线城市则以去库存为主，供大于求的城市要停止土地供应。
虽然政策很清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土地供应仍然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后的房地产市场，很有可能继续重复多年以来市场跟政府博弈的局面。
随着经济的周期性变动，一旦楼市政策重新放松，房地产仍有可能再一次反弹，而且这一可能性目前看还是比较大的。
前段时间，穆迪调降中国信用评级。但是从后续的反应来看，市场对穆迪的调级并没有太大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穆迪调降的理由并无新意，即中国的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度增长。
穆迪提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债务问题，在过去几年，政府一直在强调去杠杆，但是杠杆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往上走，这也跟市场的分析是一致的。
目前中国整体债务增长还是较快的。通常我们对债务的关注重点是放在企业债务上，政府债务实际上这几年是略有下降的。但是穆迪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国企的债务最后会不会有一部分会由政府买单，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朱海斌系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经济学家）
从数据来看，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指标也显示出中国经济正在平稳回暖。
然而，穆迪却调降了中国的信用评级。究竟支撑经济回暖的要素是否稳定？在房地产调控作用的逐渐显现下、在金融去杠杆所带来的资本市场流动性趋紧中、在债务高企违约迫在眉睫的风险中，中国经济的新增长动力来自哪里？金融市场的监管与发展如何统筹调配？企业债务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带着这些问题，《英才》记者专访了7位经济学家，通过他们观察，透视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
（以下文章按姓氏拼音排序）
高连奎 加速财税体制改革应对债务危机
我不认同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回温的趋势。目前民间投资高融资成本问题，政府高负债问题都没有丝毫实质性的改善，而这也是穆迪调降中国信用评级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经济总体状况也不可能有实质性改善。目前的宏观经济指标短期转好，可能与大宗商品回暖有关。
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来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动。双创对经济增长有利，目前中国存在着大量创新，在我们已知的科技热点领域，中国在绝大部分领域都保持着与世界持平或领先的局面，所以未来中国是有希望的，世界经济的未来在中国，因为创新在中国，当然这主要得益于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在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创投机构可以非常轻松的募集资金供给创新者去烧，而在西方零利率大背景下完全不具备这样的创新、创业环境，在西方零利率环境下，金融行业全面萎缩，创投也很难做，所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方面，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引领者，中美两国走到这一步，并非刻意设计，而是多种巧合因素所致。
房地产方面，我认为楼房价格还会增长，特别是一线地区，现在只是为下一轮上涨储备能量。毕竟目前供給不足的情况仍然存在。
虽然北京今日也公布了住宅用地的计划供应量大幅增加，但实际上公布的住宅用地计划并不算高，而且很可能完不成，过去每年都公布，但每年都完不成，没有监督与惩罚机制的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完不成的可能很大，因为土地晚一年出售，价格就可能要翻一番，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的囤地欲望，中国应该要求地方政府公布每年上市楼房数量，而不是土地数量，这样更容易监督，而且回迁安置房也占据新供应楼房很大比例，这其实是存量的转换，而不是增量。
汇率方面，其实人民币币值是相对稳定的，而且是稳定升值的，因为中国经济是世界上真正在稳定增长的经济，人民币当然会升值，去年之所以美元一直升值，是因为美元加息预期的存在，目前经过两轮加息，预期已经消失了很多。
不只是美国，我认为全球现在都在经历着债务危机。
以往，人类经历过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我们以前见到的经济危机大部分是市场经济危机，很少见到政府经济危机，市场危机的根源在市场，而政府危机的根源在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作为政府危机，其根源在政府，是政府的财税体制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才出现的危机，债务型经济危机必须通过政府财税改革才可以解决，如果不谈财税改革，而只是希望通过其他改革可以激活市场走出危机是不可能的，是方法错配。
债务型经济危机要想走出，就必须改革政府，确切的说是改革政府的财税体制，政府危机比市场危机要难解决的多，必须有雄才伟略的大改革家才可以带领人们实施改革走出危机，因此面对本轮世界性债务危机，世界也呼唤大改革家的出现。
（高连奎系中国新财税主义三十人论坛理事长）
黄益平 最艰难的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了
人民币国际化还要继续推进，我认为不灵活的汇率已经成为我国下一步经济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约束。
“一带一路”的建设显然给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他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未来中国做投资项目也好，发展贸易也好，如果能用人民币结算，会有很多的机会。
因为“一带一路”是我国政府一个很重要的倡议，政府在推动，有很多具体的工作可能需要政府做，来推动金融为“一带一路”服务，创造更好的条件。
首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稳健、开放、有效的金融市场，包括相对比较灵活的汇率体系。“一带一路”最后的结果，当然不光是我国到海外合作建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人员的交流，有金融和投资、贸易的开放，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交流。如果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够开放，只是提供一些资金到海外做投资，最后的效果是很难完全实现。
我把“一带一路”看成下一步我国经济发展，其实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我们经常说新常态，说增长减速、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背后我认为都可以从“一带一路”里面找到金融经济逻辑。所以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建立一个相对有效的金融体系。
同时我觉得有很多市场的基础设施需要做，比如说要不要用人民币作为未来交易的主要货币，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有人提出，是不是SDR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在国际市场上，人民币发挥作用还有一定距离，但是我们能不能考虑让SDR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很重要的是，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可能需要考虑改革和建立一些新的秩序。
前一段时间穆迪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客观来说市场并没有接受这样的结果，我看到大多数人的观点都认为，不是说它完全没道理，而是说它是一个滞后的反映。理论来说，评级机构应该领先并预告风险，但是它做出一个调整，只是指出一个存在的问题，而且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大多数人认为，对于中国主权债务的风险来说，最艰难的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了。这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也许中国现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一些做法，有一些体制，不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未来要做的一些事情的规范。我国是不是需要考虑做一些改革？我觉得政府可能需要做很多事情。 最后，商业逻辑要由企业去实现，政府要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保驾护航的作用。比如说双边或者多边的投资保护协议，企业到海外去了，但我们“一带一路”是60几个国家，情况错综复杂，客观地说，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年没有发展起来，是有深刻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没有基础设施，所以经济发展不好，有很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企业如果到这些市场上去，我国政府能不能与这些国家签订政府之间的协议，提供相应的保障，保障我国企业的利益，我觉得有很多工作要做。
（黄益平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李稻葵 经济处于调整期
人的情绪有周期，宏观经济也有周期。
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周期性的恢复，若干经济指标也呈上升趋势，比如GDP 的增长，一季度GDP提高到了6.9%。同时，工业对GDP 的贡献也在增长，一季度达8%以上，去年四季度才 6.9%。第三个数据是企业的利润也在回升，从上市公司发布一季度年报看，普遍利润回升。另外，物价数据也在回升。物价数据主要指的是工业品出厂指数，目前是5%左右的同比回升。还有一个数字非常重要，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在增长。去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跌到了 8.5%左右，今年一季度回升到了 9%以上。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也在恢复。一系列数据都告诉我们，中国经济运行的脉搏在加快，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争议。但有争议的是增长会不会持续。
我认为，上半年经济的恢复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一些政策性的刺激，所以可能下半年经济短期内会遭遇调整的阵痛，把一些经济泡沫挤掉。但经历短期挤泡沫过程之后，我相信中国经济又会回到比较快的增长速度。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或者说正常的增长速度应该在7%以上。为什么这么讲？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的人均发展水平还是非常低的，我们人均GDP 是美国人的 1/5，相当于韩国、 日本 上世纪60、70 年代的水平。衡量经济水平不能只看上海、北京，大城市的发展更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中国还有大量没有富起来的，甚至还没有进城的百姓，這一部分人的需求还没有完全释放。所以我坚信再过一两年时间，我们增速可以回到 7%，甚至还能再高一点。
对于投资者来说，下半年会有什么机遇和风险呢？从大的格局来讲，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量老百姓最大需求已经不是住房、不是基本的温饱，而是转向金融服务。
现在最流行的话题就是如何投资理财，在哪里投资。中国大概有2亿-3 亿人，物质已经得到满足，车、房都有了，他们最关心理财。所以从好的方面来讲，中国经济的金融现在是朝阳企业，是百姓的需求，也是劳动密集性行业。但能影响其发展的外界因素众多，包括政策、政治、战争等，所以金融投资要谨慎，作为投资者要有一定的风险对冲概念。
“一带一路”是现在非常火的话题。 简单来讲，“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向世界，为世界奉献智慧的一个倡议，在很多方面也是可以帮助企业转型升级的。特别是一些真正抓住机会去投资比较成熟地区的企业，一定是可能获得的。比如说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人口第二大国家，仅次于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从来没有被欧洲殖民过，过去20年政府一直没换，很稳定。埃塞俄比亚国家主席还是中国人培养的博士。所以在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投资，基本问题不大。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经济形势目前在调整，还会有波动。金融发展总体是向好的，中国人对金融服务是有需求的，资金也是不缺的，但风险的溢价会调整，泡沫会被挤破，金融行业要及时看清形式，提前半步做好调整。最后，“一带一路”和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是可以的，中国人现在强大了，会在世界上有影响力，但是也会受到点挫折，我们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李稻葵系清华大学世界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胜军 连IPO发行都恐惧的市场叫泡沫
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面临着两难抉择：搞注册制，IPO供给增加，挤出泡沫，股价下跌，股民短痛;不搞注册制，证监会继续维持生杀大权，寻租上市者络绎不绝，股民高位接盘，还是韭菜命，股民长痛。
在决定股价走势的因素当中，新股发行节奏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次要因素。一味指望“操纵新股发行节奏”来影响股价，监管者事实上会人为制造不确定因素，也不可能扭转市场走势。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新股发行节奏应由市场决定，这有助于降低股市波动，因为市盈率偏高时愿意发行股票的企业增多，市盈率偏低时愿意发行股票的企业减少，IPO供给随着价格（市盈率）而增减，可以减少市场的波动性。
我认为，股民目前很难承认一个现实：中国的股市泡沫很严重。股民不能单纯的以为从5000点跌到3000点就是熊市了。市盈率中位数超过70倍，1000多家上市公司市盈率逾100倍。
审批制通过控制IPO数量维持高市盈率泡沫，导致三大恶果：首先，二级市场投资者只能“高位接盘”，注定韭菜命;其次，高估值诱惑太大，导致大量劣质企业造假寻租上市;第三，高估值带来的发审委含金量极高的审批权，导致证监会迷失在新股审批，而荒废了自己的主业——监管。这么多年了，股民该醒醒了。
因此我建议，证监会不应该去干预IPO发行的节奏，而是应当发挥其监管的作用，不去负责“选美”而是去帮助股民“抓坏人”。
鉴于对资本市场当前情况的判断，我认为，对于当前备受关注的债券通，我并不认为它的出台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债券通的推出依然是被“计划”份额的。
我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健康的制度才能成就健康的牛市。不经历注册制阵痛，供求关系无法正常化，高价发行、高价套现的股市老毛病无解。克服注册制恐惧症，下决心“闯关”，把制度搞好了，预期稳定了，股市反倒有可能走出真正的牛市。当年股权分置改革“闯关”就是例证，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道理，股市过去27年的惨痛学费白交了。为了既推进改革又抑制大股东行为短期化，我建议大股东与实际控制人锁定期与上市当日的收盘市盈率挂钩。例如20倍市盈率锁定两年，80倍市盈率锁定8年。 宏观经济方面，今年保6.5的压力不大，毕竟上半年的经济运行超出了预期;另外房地产调控的效果会慢慢显现。
但同时，对于宏观经济，我们也不能忽视高杠杆带来的高风险。债务的积累如何是个头，应当慎重考虑。
（刘胜军系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 体制改革+创新助中国经济突围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形象比喻是：两个海平面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变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力就两点：要么成本比人家更低，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他有你没有。
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我们夹在中间。底下有印度、越南，成本比中国更低，这些国家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就无可阻挡地发生了经济增长的模式变化。现在要继续强化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只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
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下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就会被拖住。
所以，2017年要继续的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毕竟，人均200—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
比如我们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说工人很贵，如果还生产袜子，还是这套工艺、生产率，那工人就是很贵的。
因此，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就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 创新是有条件的。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周其仁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祝宝良 透视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
经济运行中的问题，首先是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始终存在。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前，中国经济难言平稳。
新常态下，供给不足主要是在高端产品以及一些服务部门，这个大家很清楚，文化、教育、旅游、健康、养老，这是一些体制性问题，马上起来是不太可能的，这两年中国旅游增长够快了，每年15%，世界银行告诉我们在中国这么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候，旅游业应该是增长20%才是合理的，你认为15%快吗，其实不快。中国GDP到8000美元，消费升级转型的时候，旅游业应该超过20%才是正常。这是国际上的经验，这些问题其实没有解决，不解决这些问题，难言经济动能的转换。
再来看房地产问题。房价上升带来一个好处，确实有财富效应，进而支撑起投资，甚至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然而代价大家很清楚，就是高房价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大概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为了买房子离婚，导致社会不稳定。这样发展是无以为继的。今年以来，一些大城市要职能不要土地的势头正在转变。而是提升了土地供应，如此一来，两年之内房地产市场就稳定在一定程度上。
然而，房地产长效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尤其是土地制度、税收制度悬而未决。就我而言，我很遗憾没有看到房地产税的尽早落地。诚然，房地产税将令中国房地产价格有一个暴跌，回到新的供求平衡点上。
但是有人讲房地产税跟长期的房价没有直接关系，这是对的，虽然没有直接关系，税是房地产一个成本;但是短期之内不一样，现在需求是投机性，只要房地产税一出台，投机性需求就没有了，这个房价就暴跌，跌下来就是对的，跌下来那个点是老百姓需要的房价，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要解决的时候。两年之内要讨论房地产税的事情，这个对中国经济还是有一定影响。
最后应当关注民营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大家还在讲这个事情，民营企业经营困难，不一定投制造业，制造业周期没有到来。最近有几个指标显示短期流动性紧张，融资成本上升，M1增长速度又在向上涨，企业活期存款不投资还是钱生钱。
1998年银行不良资产高达45%，现在只有1.7%，当时国家在做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在上海打房地产。小企业放掉经济就起来了，金融问题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不是解决不了，而是被忘记了，为什么忘记了，因为这个不是事情就忘记了。
（祝宝良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
朱海斌 房地产再一次反弹的可能性非常大
2017年一個主要的市场共识，是全年经济增速达成6.5%的增长目标应该问题不大。 我预计全年GDP增速可以达到6.7%，与去年持平;同时认为6.7%的背后，也隐含着全年经济将会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前高后低的一部分原因，是政策上去年整体回温以后开始有意识的控制，把重点放在防风险上，因此下半年经济下行有一部分是政策主动调整的原因。
之所以判断经济走势将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市场。
去年经济反弹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房地产市场的火爆，销售和房价齐涨，带动了房地产投资。今年整体来看，前4、5个月房地产投资增幅是9%，其实比去年还略高一点。然而城市之间的分化也很严重，一线或一线周边等楼市调控的城市出现了交易量萎缩、房价下调的情况;但是其他没有调控的城市，交易却非常活跃，而且房价去年涨幅较小，现在开始追涨。
但是我仍然判断，全年的房地产市场还是会略有下行。作为经济主要的推动力，房地产的推动力越来越小，因此下半年的经济可能会呈现放缓的情况。
房地产政策执行方面仍然存在偏差。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转变工作思路。以往的限贷、限购、限价，加上目前的限售、限商，“五限”主要是通过临时性的、行政式的手段，先把短时间内的供求控制住，但不涉及长效机制的转变。
更为关键的是土地供应制度在地方的实际贯彻情况。中央的政策表述很清楚，房价过高或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加大土地供应，三、四线城市则以去库存为主，供大于求的城市要停止土地供应。
虽然政策很清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土地供应仍然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后的房地产市场，很有可能继续重复多年以来市场跟政府博弈的局面。
随着经济的周期性变动，一旦楼市政策重新放松，房地产仍有可能再一次反弹，而且这一可能性目前看还是比较大的。
前段时间，穆迪调降中国信用评级。但是从后续的反应来看，市场对穆迪的调级并没有太大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穆迪调降的理由并无新意，即中国的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度增长。
穆迪提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债务问题，在过去几年，政府一直在强调去杠杆，但是杠杆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往上走，这也跟市场的分析是一致的。
目前中国整体债务增长还是较快的。通常我们对债务的关注重点是放在企业债务上，政府债务实际上这几年是略有下降的。但是穆迪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国企的债务最后会不会有一部分会由政府买单，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朱海斌系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