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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有一条大河叫做安宁河。它发源于冕宁县，自北向南流经西昌、德昌、米易，在米易境内与雅砻江汇流后，注入金沙江。安宁河流域土地肥沃，周围群山环抱，形成一条两端狭窄、中间宽阔的梭形河谷地带。河谷两岸地势平缓，田土膏腴，分布着一个个的小村落。这些村落大部分都是明初以来伴随着军事移民形成的屯堡聚落，历经六百余年发展，至今安宁河流域依然保存了一些屯堡人的文化特征。
悠悠六百余年的历史
屯堡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布比较广泛，尤以贵州、四川、云南最为集中。这与明初以来的卫所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最终，朱元璋一统天下，建立大明王朝，而西南恰是最晚才统一的地区。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颍川侯傅友德等率30万大军南征，开辟滇黔。西南统一后，开驿站，建卫所，置屯田，派军驻守。这些因征调落籍当地的卫所军士及其后代，形成了明清以来西南地区的屯堡人。
然而，安宁河流域屯堡和屯堡人的出现相比云贵要稍晚。洪武十四年南征和统一滇黔后，明王朝在安宁河流域设土卫所(建昌卫、会川千户所)和土府(建昌府、德昌府、会川府)进行管理，并将其由云南划归四川，形成以土官治理土人的格局，汉人数量很少。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建昌卫土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乱，朱元璋派凉国公蓝玉率兵征讨。平叛后，明王朝沿着安宁河流域设立越嵩、宁番、建昌、建昌前、会川、盐井六卫及镇西、冕山、礼州、礼州中、打冲河中前、打冲河中左、德昌、米易八守御千户所。额定屯操卫军5.8万名(邓贵《善后条议》)。其中，就建昌和宁番二卫，便“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余人往戍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八)。延至明末，安宁河流域共形成5卫、8所、7关、54堡、72屯的军事格局。当时，安宁河流域部落众多，汉人稀少。为稳定军心，防止逃军，巩固边疆，明政府还制定了特殊政策以保证下级卫军优先开垦、屯种土地。由此，相当一批卫军在当地扎下根来。他们或与当地土著联姻，或卫军之间相互通婚，在安宁河流域繁衍生息，形成了今天的屯堡人和屯堡文化。正因为这些落籍的卫军在地方长期发展，形成的屯堡名称也多与其相关，如某家屯、某某屯。今冕宁县新阳村至少在清代就称杨秀屯(堡)，而该村杨氏2世祖便叫做杨秀(见杨氏祭祖灵牌，当地亦称为灵房子)。此外，也有因其子孙分家而演变成地名的情况。如冕宁县城南三分屯便因此得名。据《陈氏族谱》记载：“宁番卫南街落业，后迁邑南埔门外创置田园，三房分爨，为三分屯。”这样的现象很多，如果我们沿着安宁河由北向南走，会发现河两岸平坦的坝子上许多分散的村落，至今还沿袭了当年的名称。明初至今六百多个春秋，时光流逝，斗转星移，但安宁河流域的军事移民和屯堡文化依然有迹可寻。
武功经略与书香传家
安宁河流域的屯堡人是来自内地的卫军及其后裔，当年是为南征而来，为统一中国、开发和巩固边疆做出了贡献。武功经略成为屯堡人值得骄傲和努力宣扬的文化现象，也成为一种历史记忆深深烙在了屯堡人的心里。从清代以来，安宁河流域军户后裔编修族谱，就在不断强化其祖先来历和明初那段值得宣扬的历史。这一现象非常普遍。如修撰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冕宁县《周氏族谱世系源流录》记载：“余始祖周全公，洪武(年间)奉命来斯，为左所八名总军，敕授守御长官所，先住黄坡，后住棠梨坝，镇守白沙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冕宁瓦糯《赵氏族谱·序》记载：“祖父辈隶南京应天府，即今江宁府溧水县青石板赵家湾。乃明洪武二十五年，因宁郡初经开辟，设立指挥，分治八所。始祖赵讳重义，补授中所长，奉檄来宁。”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物，总是在不断形成和发展的，承载着历史的印迹和现实的关怀。在长期的军事生活和紧张的族群环境中，编修族谱和宣扬祖先的武功经略，已成为屯堡人历史记忆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强调其自身身份认同和文化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手段。
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武功经略仅是屯堡人所宣扬的历史和文化中的一面，书香传家则代表了另一面。明初以来的军事移民大都来自内地，因征战而落籍边疆，虽远离故土，但却延续了诗书礼仪的中原文化传统。明初统一西南，鉴于“四面皆夷，居其地者悉武弁之士，其所习坐作进退成阵之法。其所辖雕题椎髻侏离弁裳之徒，知尚武不知尚文”的情形，朱元璋便下令安宁河流域建昌等卫设立卫学，一方面使军人及其后代保持中原礼仪文化，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教化“夷人”，移风易俗，最终实现“投戈弃殳，解辫改容，去夷习，尚文化，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夫夫而妇妇，长长而幼幼，家诗书，人礼乐，争阋不闻，淳庞熙洽，俪美中州”的局面(成化《重修建昌儒学文庙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安宁河流域军人后裔中人才辈出，出现了不少生员，有的还考中举人、进士，走上仕途。如俞隆，景泰丙子科举人，历湖南长沙府益阳县、直隶光东县知县。会川卫刘瓒，弘治壬子举人，登乙丑第15名进士，官至云南布政司参政。其他习业出仕者甚多(乾隆《会理州志》卷三《选举》)。建昌卫沈氏，其始迁祖沈华一原籍姑苏昆山，于洪武中从戍建昌。传至第5代沈大川，入太学，隆庆元年冬选授云南昆阳州同知(万历《沈大川墓表碑记》)。宁番卫胡氏，其始迁祖胡贵，原籍扬州府如皋县，洪武年间入卫安插城北。第6世祖胡全礼由岁荐出任阴山县知县，历贵州思南府知府，升授浙江怀安道(《胡氏宗谱》)。宁番卫陆氏，其始迁祖陆宁七，原籍江南扬州府如皋县，永乐年间从戍宁番卫。明末，6世祖陆学渊、陆光源分别担任镇江府金坛县县丞和绍兴府余姚县县丞(《陆氏族谱》)。延至清代，安宁河流域军人后裔因科举入仕者更多，文化发展蔚然壮观。可见，安宁河流域屯堡文化中，不光有着尚武的一面，也延续着尚文的传统，文武之道在此交相辉映，形成安宁河流域屯堡文化的特点。
祖墓、墓碑与祠堂
曾经的战火硝烟已经远去，但从安宁河流域屯堡人祖墓的分布或许还可以看出当年紧张的族群关系和其敬祖的传统。根据实地调查和专家介绍，安宁河流域军户家族的始祖墓地一般呈现出两种分布方式。一种位于屯堡的中央，在聚落的中心位置。例如冕宁县山河村陈氏祖墓便位于聚落的中央。这或许与当年“四面皆夷”“村屯星散”的环境有关。在明初紧张的族群关系中，将祖墓建置在屯堡中央，反映出一种明显的保护心理。既是后人对祖先安息之地的保护，也寓意后人生息之地可以受到祖先的保护和荫庇。另外一种情况是祖墓在屯堡周围，两者距离相当近。这无疑也反映出屯堡人与祖先之间的一种相互守望的文化内涵。
随着时光的消逝，现今安宁河流域屯堡人祖墓上已经很少有明代的碑刻，大多是清代以来重修的墓碑。根据现存的一些明代碑刻来看，在质料和形状上也发生了 重大变化。在明代，墓碑一般是由红砂石雕刻而成，以圆头碑居多。清代以来，墓碑则主要由青石雕刻，以方形碑为主。由红砂石到青石的变化，主要是因为青石质地更加坚硬，不易风化，能够更长久地保持墓碑上的文字，以便于子孙后代记住自己的祖先。墓碑上往往还雕有精美的图案，多以“二十四孝”为主题，体现出屯堡人尚文和敬祖的传统观念。
与此相关的祠堂也是屯堡人敬宗收族的重要场地。根据族谱资料来看，安宁河流域的祠堂修建大多是清代以来的事情。创修以清初居多，也有的家族直到晚清才创建祠堂，每个家族的情况不一。今日，虽然安宁河流域的很多屯堡地名依旧，但许多祠堂却已不复存在。在很多老人的记忆当中，以前屯堡祠堂不少，颇为壮观，后因种种原因被拆掉，改做仓库、学校等，祠堂里的碑刻则被用以铺桥修路。或有的祠堂遗址尚存，但已面目全非。庆幸的是，即便经历了多年风风雨雨，一些祠堂依然保留了下来，虽数量不多，但尚可窥见屯堡人敬祖传统的一个侧面。目前保存尚比较完好的，有冕宁胡家嘴胡氏安定祠、文家屯邓氏振声祠、西昌泸山沈家祠等。据《胡氏宗谱》记载，安定祠创修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但祠堂的柱础和木雕却保持了明代的风格，极有可能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邓氏振声祠修建于同治六年(1867年)，但并非该族最早的祠堂。据族谱记载，邓氏大房祠堂最早修建于明代，地点在城北菩萨渡。隆庆、万历年间毁于夷乱。修复后，又于天启年间被夷所焚。再建于沙沟营，嘉庆十二年(1807年)遭火灾，同治六年才改建于文家屯。邓氏也是明初南征将士后裔，其16世孙邓全忠，官至甘肃提督，成为当地声名显赫的人物。光绪十八年(1892年)，邓全忠的母亲杨氏寿诞，光绪皇帝御笔钦赐“宣威介寿”匾额，至今还悬挂于祠堂内，成为邓氏族人引以为豪的标志。
祖墓、墓碑与祠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在屯堡人生活中延续着。直至今日，他们还在不断弘扬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修整祖墓，重建祖碑，续修族谱，翻修宗祠，成为当代屯堡人缅怀祖先、保持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冕宁邓氏就开展了重立祖碑和改建祠堂等一系列活动，并把团结族人、努力发展文化、建构和谐社会作为本族努力的目标。传统与现代思想，交织渗透在屯堡人的文化之中。
服饰与习俗
服饰作为一个族群外在的象征最为明显，历来也是人们区分不同族群的重要标志。安宁河流域族群众多，包括汉、彝、藏、蒙、回、纳西、苗等，其服饰也差别较大。服饰是屯堡人区别于其他族群的重要外在标志之一。在今日安宁河流域乡村，还可以看到一些头裹青色或者白色头帕，身着青蓝底或深蓝斜襟外衣的老年妇女，集中体现了该地区屯堡人传统服饰的特点。这与贵州穿青人的服饰颇有几分相似，但并没有过多的纹饰，显得简单朴实。不过，即便是上面所描述的，也未必就是屯堡妇女服饰的早期样式。尤其在现代快速发展的节奏中，服饰的变化越发快速和广泛。如今，很多屯堡中的老年妇女已不再习惯于包裹头帕，而是以一种四周有褶皱的蓝色圆顶小帽取而代之；穿着斜襟外衣的也越来越少。年轻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则基本不再穿着传统服饰。这些都反映出该地屯堡服饰面临着时代的挑战和危机。除了女性服饰外，背孩子使用的绣花背带也是屯堡文化的一大特色。贵州穿青人称其为背扇，呈长方形，纹饰以大方格辅以花纹图案，彩色。而安宁河流域的背带，则主要发现于冕宁县中部地区的乡村，也是往日驻军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当地人称之为“翁裙”，呈方形，黑底白花，图案以动植物居多，主要有蝙蝠、凤凰、蝴蝶、西番莲、牡丹等，寓意着多子多福、吉祥和平安。这种背带现今使用得也越来越少，但屯堡人还保留了一个传统，就是家里想要生育后代时，总会去置办一条，以图个吉利。从这个意义上说，绣花背带背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屯堡人，使其子孙繁衍，瓜瓞绵绵，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生命和希望的摇篮。
作为中原汉人的后裔，安宁河流域的屯堡人直到现在还保持着每年农历七月半给祖先烧包的习俗。届时，不论城镇还是乡村都会进行。夕阳西下，屯堡人将祖先的名讳书于纸上，包起那沉甸甸的黄纸钱，将自己对先人的思念和记忆，化为一堆堆熊熊烈火。是时，烟雾缭绕，弥漫大街小巷。烈火、青烟，隐喻着当年的战火硝烟，也暗示着屯堡人薪火相传。
悠悠六百余年的历史
屯堡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布比较广泛，尤以贵州、四川、云南最为集中。这与明初以来的卫所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最终，朱元璋一统天下，建立大明王朝，而西南恰是最晚才统一的地区。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颍川侯傅友德等率30万大军南征，开辟滇黔。西南统一后，开驿站，建卫所，置屯田，派军驻守。这些因征调落籍当地的卫所军士及其后代，形成了明清以来西南地区的屯堡人。
然而，安宁河流域屯堡和屯堡人的出现相比云贵要稍晚。洪武十四年南征和统一滇黔后，明王朝在安宁河流域设土卫所(建昌卫、会川千户所)和土府(建昌府、德昌府、会川府)进行管理，并将其由云南划归四川，形成以土官治理土人的格局，汉人数量很少。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建昌卫土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乱，朱元璋派凉国公蓝玉率兵征讨。平叛后，明王朝沿着安宁河流域设立越嵩、宁番、建昌、建昌前、会川、盐井六卫及镇西、冕山、礼州、礼州中、打冲河中前、打冲河中左、德昌、米易八守御千户所。额定屯操卫军5.8万名(邓贵《善后条议》)。其中，就建昌和宁番二卫，便“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余人往戍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八)。延至明末，安宁河流域共形成5卫、8所、7关、54堡、72屯的军事格局。当时，安宁河流域部落众多，汉人稀少。为稳定军心，防止逃军，巩固边疆，明政府还制定了特殊政策以保证下级卫军优先开垦、屯种土地。由此，相当一批卫军在当地扎下根来。他们或与当地土著联姻，或卫军之间相互通婚，在安宁河流域繁衍生息，形成了今天的屯堡人和屯堡文化。正因为这些落籍的卫军在地方长期发展，形成的屯堡名称也多与其相关，如某家屯、某某屯。今冕宁县新阳村至少在清代就称杨秀屯(堡)，而该村杨氏2世祖便叫做杨秀(见杨氏祭祖灵牌，当地亦称为灵房子)。此外，也有因其子孙分家而演变成地名的情况。如冕宁县城南三分屯便因此得名。据《陈氏族谱》记载：“宁番卫南街落业，后迁邑南埔门外创置田园，三房分爨，为三分屯。”这样的现象很多，如果我们沿着安宁河由北向南走，会发现河两岸平坦的坝子上许多分散的村落，至今还沿袭了当年的名称。明初至今六百多个春秋，时光流逝，斗转星移，但安宁河流域的军事移民和屯堡文化依然有迹可寻。
武功经略与书香传家
安宁河流域的屯堡人是来自内地的卫军及其后裔，当年是为南征而来，为统一中国、开发和巩固边疆做出了贡献。武功经略成为屯堡人值得骄傲和努力宣扬的文化现象，也成为一种历史记忆深深烙在了屯堡人的心里。从清代以来，安宁河流域军户后裔编修族谱，就在不断强化其祖先来历和明初那段值得宣扬的历史。这一现象非常普遍。如修撰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冕宁县《周氏族谱世系源流录》记载：“余始祖周全公，洪武(年间)奉命来斯，为左所八名总军，敕授守御长官所，先住黄坡，后住棠梨坝，镇守白沙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冕宁瓦糯《赵氏族谱·序》记载：“祖父辈隶南京应天府，即今江宁府溧水县青石板赵家湾。乃明洪武二十五年，因宁郡初经开辟，设立指挥，分治八所。始祖赵讳重义，补授中所长，奉檄来宁。”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物，总是在不断形成和发展的，承载着历史的印迹和现实的关怀。在长期的军事生活和紧张的族群环境中，编修族谱和宣扬祖先的武功经略，已成为屯堡人历史记忆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强调其自身身份认同和文化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手段。
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武功经略仅是屯堡人所宣扬的历史和文化中的一面，书香传家则代表了另一面。明初以来的军事移民大都来自内地，因征战而落籍边疆，虽远离故土，但却延续了诗书礼仪的中原文化传统。明初统一西南，鉴于“四面皆夷，居其地者悉武弁之士，其所习坐作进退成阵之法。其所辖雕题椎髻侏离弁裳之徒，知尚武不知尚文”的情形，朱元璋便下令安宁河流域建昌等卫设立卫学，一方面使军人及其后代保持中原礼仪文化，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教化“夷人”，移风易俗，最终实现“投戈弃殳，解辫改容，去夷习，尚文化，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夫夫而妇妇，长长而幼幼，家诗书，人礼乐，争阋不闻，淳庞熙洽，俪美中州”的局面(成化《重修建昌儒学文庙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安宁河流域军人后裔中人才辈出，出现了不少生员，有的还考中举人、进士，走上仕途。如俞隆，景泰丙子科举人，历湖南长沙府益阳县、直隶光东县知县。会川卫刘瓒，弘治壬子举人，登乙丑第15名进士，官至云南布政司参政。其他习业出仕者甚多(乾隆《会理州志》卷三《选举》)。建昌卫沈氏，其始迁祖沈华一原籍姑苏昆山，于洪武中从戍建昌。传至第5代沈大川，入太学，隆庆元年冬选授云南昆阳州同知(万历《沈大川墓表碑记》)。宁番卫胡氏，其始迁祖胡贵，原籍扬州府如皋县，洪武年间入卫安插城北。第6世祖胡全礼由岁荐出任阴山县知县，历贵州思南府知府，升授浙江怀安道(《胡氏宗谱》)。宁番卫陆氏，其始迁祖陆宁七，原籍江南扬州府如皋县，永乐年间从戍宁番卫。明末，6世祖陆学渊、陆光源分别担任镇江府金坛县县丞和绍兴府余姚县县丞(《陆氏族谱》)。延至清代，安宁河流域军人后裔因科举入仕者更多，文化发展蔚然壮观。可见，安宁河流域屯堡文化中，不光有着尚武的一面，也延续着尚文的传统，文武之道在此交相辉映，形成安宁河流域屯堡文化的特点。
祖墓、墓碑与祠堂
曾经的战火硝烟已经远去，但从安宁河流域屯堡人祖墓的分布或许还可以看出当年紧张的族群关系和其敬祖的传统。根据实地调查和专家介绍，安宁河流域军户家族的始祖墓地一般呈现出两种分布方式。一种位于屯堡的中央，在聚落的中心位置。例如冕宁县山河村陈氏祖墓便位于聚落的中央。这或许与当年“四面皆夷”“村屯星散”的环境有关。在明初紧张的族群关系中，将祖墓建置在屯堡中央，反映出一种明显的保护心理。既是后人对祖先安息之地的保护，也寓意后人生息之地可以受到祖先的保护和荫庇。另外一种情况是祖墓在屯堡周围，两者距离相当近。这无疑也反映出屯堡人与祖先之间的一种相互守望的文化内涵。
随着时光的消逝，现今安宁河流域屯堡人祖墓上已经很少有明代的碑刻，大多是清代以来重修的墓碑。根据现存的一些明代碑刻来看，在质料和形状上也发生了 重大变化。在明代，墓碑一般是由红砂石雕刻而成，以圆头碑居多。清代以来，墓碑则主要由青石雕刻，以方形碑为主。由红砂石到青石的变化，主要是因为青石质地更加坚硬，不易风化，能够更长久地保持墓碑上的文字，以便于子孙后代记住自己的祖先。墓碑上往往还雕有精美的图案，多以“二十四孝”为主题，体现出屯堡人尚文和敬祖的传统观念。
与此相关的祠堂也是屯堡人敬宗收族的重要场地。根据族谱资料来看，安宁河流域的祠堂修建大多是清代以来的事情。创修以清初居多，也有的家族直到晚清才创建祠堂，每个家族的情况不一。今日，虽然安宁河流域的很多屯堡地名依旧，但许多祠堂却已不复存在。在很多老人的记忆当中，以前屯堡祠堂不少，颇为壮观，后因种种原因被拆掉，改做仓库、学校等，祠堂里的碑刻则被用以铺桥修路。或有的祠堂遗址尚存，但已面目全非。庆幸的是，即便经历了多年风风雨雨，一些祠堂依然保留了下来，虽数量不多，但尚可窥见屯堡人敬祖传统的一个侧面。目前保存尚比较完好的，有冕宁胡家嘴胡氏安定祠、文家屯邓氏振声祠、西昌泸山沈家祠等。据《胡氏宗谱》记载，安定祠创修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但祠堂的柱础和木雕却保持了明代的风格，极有可能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邓氏振声祠修建于同治六年(1867年)，但并非该族最早的祠堂。据族谱记载，邓氏大房祠堂最早修建于明代，地点在城北菩萨渡。隆庆、万历年间毁于夷乱。修复后，又于天启年间被夷所焚。再建于沙沟营，嘉庆十二年(1807年)遭火灾，同治六年才改建于文家屯。邓氏也是明初南征将士后裔，其16世孙邓全忠，官至甘肃提督，成为当地声名显赫的人物。光绪十八年(1892年)，邓全忠的母亲杨氏寿诞，光绪皇帝御笔钦赐“宣威介寿”匾额，至今还悬挂于祠堂内，成为邓氏族人引以为豪的标志。
祖墓、墓碑与祠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在屯堡人生活中延续着。直至今日，他们还在不断弘扬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修整祖墓，重建祖碑，续修族谱，翻修宗祠，成为当代屯堡人缅怀祖先、保持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冕宁邓氏就开展了重立祖碑和改建祠堂等一系列活动，并把团结族人、努力发展文化、建构和谐社会作为本族努力的目标。传统与现代思想，交织渗透在屯堡人的文化之中。
服饰与习俗
服饰作为一个族群外在的象征最为明显，历来也是人们区分不同族群的重要标志。安宁河流域族群众多，包括汉、彝、藏、蒙、回、纳西、苗等，其服饰也差别较大。服饰是屯堡人区别于其他族群的重要外在标志之一。在今日安宁河流域乡村，还可以看到一些头裹青色或者白色头帕，身着青蓝底或深蓝斜襟外衣的老年妇女，集中体现了该地区屯堡人传统服饰的特点。这与贵州穿青人的服饰颇有几分相似，但并没有过多的纹饰，显得简单朴实。不过，即便是上面所描述的，也未必就是屯堡妇女服饰的早期样式。尤其在现代快速发展的节奏中，服饰的变化越发快速和广泛。如今，很多屯堡中的老年妇女已不再习惯于包裹头帕，而是以一种四周有褶皱的蓝色圆顶小帽取而代之；穿着斜襟外衣的也越来越少。年轻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则基本不再穿着传统服饰。这些都反映出该地屯堡服饰面临着时代的挑战和危机。除了女性服饰外，背孩子使用的绣花背带也是屯堡文化的一大特色。贵州穿青人称其为背扇，呈长方形，纹饰以大方格辅以花纹图案，彩色。而安宁河流域的背带，则主要发现于冕宁县中部地区的乡村，也是往日驻军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当地人称之为“翁裙”，呈方形，黑底白花，图案以动植物居多，主要有蝙蝠、凤凰、蝴蝶、西番莲、牡丹等，寓意着多子多福、吉祥和平安。这种背带现今使用得也越来越少，但屯堡人还保留了一个传统，就是家里想要生育后代时，总会去置办一条，以图个吉利。从这个意义上说，绣花背带背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屯堡人，使其子孙繁衍，瓜瓞绵绵，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生命和希望的摇篮。
作为中原汉人的后裔，安宁河流域的屯堡人直到现在还保持着每年农历七月半给祖先烧包的习俗。届时，不论城镇还是乡村都会进行。夕阳西下，屯堡人将祖先的名讳书于纸上，包起那沉甸甸的黄纸钱，将自己对先人的思念和记忆，化为一堆堆熊熊烈火。是时，烟雾缭绕，弥漫大街小巷。烈火、青烟，隐喻着当年的战火硝烟，也暗示着屯堡人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