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社交舞台的焦点，她们是一个时代的优雅符号，她们高傲美丽，行走处香风习习，落座时嫣然百媚；她们家世显赫、才艺卓越，自小受传统文化熏陶，而后又多经西方新式教育洗礼。
　　她们便是被称为“名媛”的群体，这些美在才情、名噪一时的女性大多出身于被称为“名媛学堂”的教会女校，正是这类女校为民国女性打开了接受公共教育的一扇门，让她们登上舞台， 成为时代的宠儿。
　　女性教育在当时的旧中国影响不断扩大，初步建立起来了从启蒙到大学的一整套女性教育体系。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培养了众多名媛的那些女校。
　　名媛学堂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积累，教会女中从最初的招不到人逐渐成为了贵族学校。北京的圣心学堂、上海的中西女中、启明女中、圣玛利亚女中都成为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名媛学堂”。
　　根据曾就读于圣玛利亚女中的当时上海市长吴国桢的表妹俞秀莲回忆，当年班上三十几名同学全是上海滩显赫家族的女子，每逢学生一月一次的回家日，校门口便排起汽车长龙，其中的一位后来成了杜月笙的儿媳。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就读于中西女中，陆小曼就读于北京圣心学堂。当时的女校只有豪门望族的女孩子才有机会入学， 并且对生源有严格的数量限制。中西女中六个年级只收400 名学生，全部住校；圣玛利亚女中一年学费是84 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10 个月的工资；如果要专学西文则学费更要翻番。张爱玲的母亲思想开明、阅历丰富，但是因经济拮据，就让她在嫁妆与学费之间选择一样，张爱玲毫不犹豫地选择进入了圣玛利亚女中，把全部嫁妆充作学费。
　　同女校建设之初相比，变化的不仅是生源和学费，还有毕业生的最终去向以及课程设置。最早的甬江女中毕业生大部分留校担任助教、应聘担任其他女校的教师，或者结婚后到乡村从事教育工作。而当时那些名流显贵将家中女子送入女中的目的，则是希望她们在校规严正的西式女校里，学习如何去做一名拥有高尚品味与安宁娴静特质的淑女，这些女校毕业生也成为了富家公子和青年才俊竞相追逐的目标。
　　能够将这些富家千金培养成为名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女校开放的课程设置。这些名媛学堂建立起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完整学制，推行双语教学，中学说汉语、西学说英语——教材除汉语的文言文外，全部是英文版，同英美学校的教材一样。在体育方面，则要求女生必须学会骑自行车， 体育不及格者不能升级。此外还要学习各种社交礼仪，学校引导他们举办各类聚会，展示才艺， 揣摩交际技巧。 　　这些名媛学堂为旧中国的社交界培养了许多风华绝代的交际名媛，也为那荒乱的岁月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这些社交名媛中，最著名的当属“南唐北陆”了。陆小曼在北京圣心学堂时已是风光无限，后来与徐志摩相识，一场倾城之恋世人皆知。同为交际女王的唐瑛是陆小曼好友。唐瑛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她相貌美丽、多才多艺，热衷社交生活。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很为她着迷，倾力追求，但唐瑛父母不愿沾染政治， 两人最终未能携手。这些名媛不仅才貌双全，更具有进步与自由的思想。1928 年，永安公司创始人郭婉莹从中西女校毕业，像其他名媛一样， 在社交场上一展舞步，并定下了一桩门当户对的亲事。不过，渴望自由独立的郭婉莹不久即撕毁婚约，走进燕山大学主修心理学。当时她的前未婚夫从美国赶来，用枪逼她回心转意，郭婉莹回答：“你不杀我，我不会跟你结婚；你杀掉我， 我也不可能跟你结婚。我不能嫁给一个和我谈论丝袜结不结实的男子。”1936 年，婚后的郭婉莹在静安寺国际饭店创办了“霓裳新装社”，专为上流社会名媛淑女设计定制具有中国元素的高级成衣。
　　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现在仅有3-5% 的适龄女子愿意考虑单一性别的女子教育机构，实际上真正到女子学院就读的女生仅有2%。生源问题使得众多女子学院不得不与男女合校的大学进行合并，将自己的特色转化为大学里的特色学科。在国内，以培养“名媛”为目的的女子大学更是只剩下一个个美丽的传说。国外也是仅有少数国家保留了女校，日本的圣心女子大学、白百合女子大学和清泉女子大学并称为日本三大名媛学校，但是这些大学都是学费高昂的贵族学校， 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承受的起的。
　　时代的气质在改变，随着那些老牌名媛的远去，曾经培养了她们的女校也将寻找更新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