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台湾，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几乎每一家早餐店都会在餐桌上提供免费的当日报纸让顾客在就餐时取阅。所以只要保持早餐店的用餐习惯，看报纸几乎免钱，虽然并不是每一家早餐店提供的报纸都齐全。你可以在选择今天是吃烧饼油条还是欧蕾三明治的同时，选择一下是去看这家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还是《联合报》的艺文专栏，不失为“小确幸”一种。相比上下班高峰地铁时派发的《时代报》，出了站还有伸长脖子等待回收报纸的阿姨爷叔，多少还是要自在从容一些。
　　“小确幸”其实是一个日本词汇，取自于村上春树《寻找漩涡猫的方法》一书，指的是“微小但确切的幸福”。台湾年轻人喜欢村上春树，冥冥中是自己的生活与其笔下的情调风致暗合。“小确幸”用以形容台湾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再适切一些。吃早餐的时候可以看报纸，家门口就有30分钟免费、可异地归还的Ubike（微笑单车），麦当劳还有时尚杂志可翻阅，咖啡常常买一送一……内地人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大体说的就是这样浮表的印象，所谓“第一眼美女”，第二眼气质取胜，第三眼至少讲文明、懂礼貌……不深究这背后政治、经济的腠理，多少是沁人心脾的外观。
　　台湾因之地域不大，人口不多，许多问题不能以内地本位的思维方式来审视。譬如仅仅上海三分之一大小的台北市面积，只聚集了十分之一的上海人口。以报纸为例，台湾并没有内地兴盛的都市报类型，因之完全没必要在那么小的地方迎合不同城市的阅读口味。新闻业的狭窄视角，一直是台湾传媒的硬伤，再巨细靡遗的小事都能上电视滚动播出，包括哪里又开了一家面包店，或公车几路昨天放学没有学生给老人让座。《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三大报，各有党派色彩，稳定订户较多。虽然报纸名字很气派，但谈论的基本都是地方性的新闻事件。这三大报又比不上《苹果日报》的实际阅读人口，苹果以其用生命在八卦的风格最大程度上迎合了庶民阶层的审美。许多台湾人都保持着阅读报纸的习惯，哪怕旅行出国，都会上网刷一下大报的热点新闻，适时发挥一下“公民”精神，上网议论一番。从脸书网民就报纸头条或副刊吵吵闹闹，到计程车司机，出车前都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在车前盖铺着大张报纸阅读。在纸媒颇不景气的今天，内地相关行业哀鸿遍野，台湾的这种景象带有复古气息。至少在表面上，台湾社会没有对报刊阅读的景气忧虑过多。
　　台湾少年最常看的阅读材料竟是‘电视字幕’
　　2013年3月，台湾文化部门就“出版产业发展策略”发布新闻稿，提及“韩国人每年读10.8本书、新加坡9.2本、日本8.4本”，而台湾人只有2本，忧心忡忡。同月，台湾图书馆也发布了“图书出版现况及趋势分析”，称“2012年台湾共有5085家出版社，推出4万2305种新书，台湾平均每550人就有一本新书，新书拥有率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英国的每421人一本）”。这似乎意味着，岛屿每年出产4万本新书，约等于每天都有55本新书出版，但台湾人每年只读2本，每天只读0.0055本，差距高达1万倍。这种深切忧虑早些年已经在社会上形成影响，如2010年的《中国时报》就报道：“台湾学生的阅读能力差，远逊于邻近的新加坡、香港。学者研究发现，台生鲜少阅读杂志、小说，最常看的阅读材料竟是‘电视字幕’，长期下来，无论是常识还是阅读习惯，表现皆有待加强。”事实果真如此吗？
　　这些数据背后，其实隐藏着许多值得研判的问题，细节均不可考。包括出版的是什么书，台湾人看的是什么书，他们买的又是什么书……众所周知的是，港台书价较之内地要高得多，社区图书馆的配备却并不弱。包括漫画、通俗阅读在内的流行书籍，很少有人花钱购买，因为台湾甚至还保留着在内地早已消失的“租书店”文化，租流行书的阅读量是否被纳入统计也很难说。另一方面，统计数据似乎并未包括电子阅读。而买书几本，与每日有效阅读时间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新闻书写的分裂与矛盾，其实贯穿于台湾报章杂志的角角落落，翻开台湾出品的商业杂志或者职场情报志，常常看到上一篇还在教育年轻人要废寝忘食地工作、发现事业的快乐才能成为人生胜利族，下一篇就倡导积极的人生应该离开办公室、多运动、结交朋友。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想要我怎样？”
　　开了又倒 倒了又开的出版社
　　台湾人阅读的真实状况又是如何呢？
　　其实在我看来，在阅读习惯、阅读方式上，台湾依然是个挺不错的地方，哪怕有人抵制“小清新”、最烦“小确幸”，但这种小缺点的确不至于殃民。出于宏观层面，台湾本来人口就仅相当于上海的人口数，以那么强大出版能量，消化有问题是必然的。许多统计数据都严酷的令人咋舌。我有一次就在电视上看到诚品书店的店员说：“这本书卖的很好，一个礼拜就能卖出一本”。而我的作家朋友们也常自嘲，一刷2000本的新书，迄今只卖了200本。许多小出版社开了又倒，倒了又开，也是常事，不足为奇。
　　就我最熟悉的二手书流通方面，台湾就要比上海先进得多。只是一本书的重复阅读，不知是否会被台湾政府部门纳入统计。
　　刚到台湾时，我毕竟是个穷学生，很少去如游客一样去诚品书店购书，哪怕我当时的台大学生证在台大门口的诚品可以终生购书九折。台湾对于新书打折价管控严格，很少出现内地网店一上市就6.5折的促销额度。新书一律79折，三本才75折，期限不过一个月，且不再有更优惠的措施。对学生来说，最少220元台币（约45元人民币）一本的书价依然是过高的。好在，台湾有许许多多的二手书店，镶嵌于学校附近的巷子里。且各有特色。最大的如茉莉二手书店，常可以买到上架不久的二手书，定价一般为五折，会员卡还能再打八五折。书看完了还能再卖回茉莉，北中南皆有分店，蔚然成风。台大附近的古今、胡思书店也是二手书店中较为有名的，秋水堂、唐山、联经则还有售简体字书，书价一般为人民币原价乘以汇率，书店没有的书，可以帮忙跨海订阅。
　　读书这么好的事 勉强不得
　　仰赖台湾的便利店文化十分发达，深入每个社区的角落。当日网上订的书，隔天就会发货到7-11或全家、ok便利或莱尔富。宅配反而是需要多加钱。网购图书，我一般会通过博客来、或读册生活网站配送到学校宿舍附近的便利店，随时取货付钱，包装挺括，不必在家等候，十分方便。读册生活还有自己的二手书交易页面，若有看完的书籍打包，直接在便利店发送，即可在网络上自己标价出售，愿者上钩。这样的好处是，会比茉莉回收价格高得多。网络书店的优惠活动频繁，使用优惠券的限制也少，常买常失控。每一年，我都要从二手书店买回近200本旧书。如果像我这样的外地读者也被纳入统计数据，那岂不是台湾本地人几乎就不看书了？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以台北市为例，政府出面推动城市阅读的力度就不小。“台北诗歌节”、“台北文学季”、“台北阅读新浪潮”等老牌活动就是北市知名的文化名片。许多年轻人通过朗诵会、文学讲座、文艺营、文学奖参与到城市阅读文化活动中。有趣的现象是，台湾的艺术电影院因获得政府扶植，往往在策划电影宣传时，就配搭了同名书籍贩售。知名如《悲惨世界》、《浮士德》、《远大前程》，小众如《寂寞心灵》、《丈量世界》、《里斯本夜车》，都在电影上映时推出以电影海报为封面的纸质书，并优惠销售。有时购买书籍还会附送电影点映券两张，或影评人奖座入场券、或买一送一咖啡券。如果你是文艺青年，那么生活在台北，比生活在北京、上海参与文化活动的成本会低得多，也自在的多。多亏“小确幸”。用它的始祖村上春树新书里所说的话来诠释阅读，的确阅读“并不是一切都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里。那时，我们坚定地相信某种东西，拥有能坚定地相信某种东西的自我。这样的信念绝不会毫无意义地烟消云散”。（《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
　　但“读书这么好的事”，可以引导、可以扶植，就是偏偏勉强不得。自由社会的真谛莫过于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理所当然有不阅读的自由。且读书本来就是艰苦而严肃的工作，无论被包装得如何清新、如何文艺，喝的是最温和的咖啡、吹得是最轻盈的海风，看不懂的书还是看不懂，助眠的书还是很助眠。沈从文家书里写过一段：“古人说挑灯夜读，不意到这里我还有这种福气。看了会新书，情调和目力可不济事。正好月前在这里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记》列传选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灯下反复来看，度过这种长夜。”实在颇得台湾婉转、矛盾叙事方式的真谛。这当然是玩笑话。沈从文既目力不及，看《史记》却能打发长夜，可见到底还是“情调”的问题。“情调”二字，恰恰是最不能勉强的。偌大一个中国、一百年也就一个沈从文。大部分人都在他目力可不济事的“新书”里走过懵懵懂懂的青春，不顺遂的事业与感情，若能过心地记住一本两本书、甚至影响了人生、命运，已是大确幸。
　　暑假回上海时，看到卓越图书已经可以配送便利店，是为美好开端。图书网站价格战已恶名昭著，没有人会就每年恶性大促时的发书总量来统计中国人的阅读率，可见那并不是一件特别合理的事，可左右的因素太多。据说在日本地铁，能看到静静翻书的年轻人，不知道看的是什么书。在台北捷运，也有这样的年轻人，闪过许多“九把刀”的封面。在上海地铁，多数都是手机党，他们看推送的短文，连载，可能也会有一两个人背着《史记》挤地铁，若传到微博上，猜猜会有什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