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有相似之处。从2010年开始，关于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硬着陆的担忧，都会在每年的4月－5月如期出现。前年，导火索是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和欧债危机的升级。去年，导火索是重型机械和汽车销售的突然下滑。而今年，则是经济数据的全面下行。
　　 5月11日公布的4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下滑大幅超过市场预期。与GDP关系最紧密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3月的11.9％大幅下降至9.3％。如果工业增加值数据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没有反弹，二季度GDP同比增速可能只有7.5％甚至更低。
　　 另外，4月出口同比增速由3月的8.9％下降至4.9％，而新增贷款也由3月的1.01万亿元下降至6818亿元。所有这些数据都显示经济增速出现明显放缓。因此，在数据公布的当日，美银美林就把二季度GDP同比增速的预测，由原来的8.5％下调至7.6％，并将全年GDP增速从原来的8.6％下调至8％。
　　 预计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心，将逐步向“稳增长”倾斜。4月的通货膨胀率由3月的3.6％下降至3.4％，在接下来的数月中，有可能继续下滑，这使得政策微调获得更大的空间。到今年底前，我们预期将有三次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但降息的可能性不大。预计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信贷供给将较今年早些时候更为宽松，投资项目的审批和上马也将加快，保障房的开工建设会提速，而今年的财政赤字则可能较占GDP1.5％的既定目标超出。
　　 然而，过分悲观是不必要的。目前情况和雷曼兄弟破产时相比，仍然好不少。沿海地区并未出现大规模失业，出口增速虽然放缓，但也并未出现类似2008年底的“跳水”场面。因此，出台新一轮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可能性很小。
　　 上一轮的经济刺激措施，虽然成功地在短时间内令中国经济从低谷反弹，但也留下一些后遗症，特别是房价大幅飚升，以及银行潜在的不良债务。相信政策制定者也会吸取前一轮的经验教训，在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且保证对房地产的调控不因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动摇。
　　 中国经济将顺利度过本轮周期，实现经济软着陆。但中国经济今年仍然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其中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出口和房地产部门。欧债问题的进程，以及美国在年底可能出现的财政紧缩，都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稳健的财政状况，以及高达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给了中国政府巨大的政策空间，以保证中国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波动和失业。
　　 在关注经济短期波动的同时，让我们试图超越经济周期，从一个更长期的视角看待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正在下滑，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过去的高速发展导致中国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在下降，使得赶超的空间在变小；其次，人口逐步老龄化，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未来十年，壮年劳动力的数量每年将下降1.2％左右；第三，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改革红利所剩无几，新一轮改革又因涉及利益调整等难题，将会是一场更艰难的攻坚战；第四，中国经济体量迅速扩大，对全球能源价格和环境变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将受到全球能源供给的制约。
　　 即使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真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下降到8％，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速10.6％，中国经济也远远谈不上硬着陆。这样的增速下降，一方面是经济周期所导致，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放缓。而且，中国经济的放缓，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经济增速将在2020年前后逐步下降至6％左右，而不太可能出现日本式的经济增长大幅减速。
　　 支持中国经济缓慢放缓的因素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尽管中国壮年劳动力的人数将持续下降，但中国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却在不断上升。这为中国向价值链更高端转移，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支持。研发和创新因此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国庞大的市场，足以支持高额的研发支出，并促使海外公司“以技术换市场”。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和高储蓄率，也使得中国有足够财力购买新技术。
　　 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在研发创新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中国如果要保持经济高速平稳增长，就不得不进入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而中国提高国防科技力量的需求，同发达国家对中国无所不在的出口限制相冲突，也将迫使中国提升自主研发的能力。
　　作者为美银美林大中华区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