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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总体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四位一体”构成要素的总体性，二是不自卑、不自负、不片面的自信程度上的总体性，三是“主题”与“主体”双向互动中的总体性。立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总体性”的判断，可以看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间不是简单的辩证关系，而是一幅纷繁复杂的图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形态来讲，“四个自信”之间是一种并行并列关系;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来讲，“四个自信”之间是一种主从复合关系;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四个自信”的认识过程来讲，它们之间是一种渐次递进关系。
关键词： “四个自信”; 总体性; 并行并列; 主从复合; 渐次递进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1.0005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坚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信”[1]，之后他又进一步阐发了“文化自信”相关内容，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2016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将文化自信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四个自信[2]。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不仅仅限于厘清“四个自信”的科学内涵和把握“四个自信”的辩证关系，还需要从总体性入手，防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作“碎片化”、“断裂式”、“特殊主义”的理解。把握了自信话语体系的总体性，方能判断“四个自信”究竟是何种关系。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总体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总体性是指事物诸方面之间的相互性、不可分割性。总体性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它强调把对象与客体纳入总体性视域内、置于多重结构与复杂关系之中加以审视与考察。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需要以总体性视野、运用总体性方法科学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的内涵及其体系架构。
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总体性”之前，我们有必要作为上位范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差异的主体”有着不一样的“学术想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三位一体”说[3|7]、“四位一体”说[8|11]、“五位一体”说[12|14]等。事实上，当我们用“总体性原则”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总体来加以理解，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本质与表现形态之间、各种具体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拒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碎片化阅读”。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一是“一体”究竟是什么？是“中国旗帜”？是“中国实践”？还是其他什么？我们不能对“总体本质”作“特殊主义化阅读”，尽管人们在思维上可以走向辩证;二是表现形态究竟是什么？是“中国道路”？是“中国理论”？是“中国制度”？是“中国文化”？是“中国模式”？是“中国旗帜”？抑或其他什么？人们对“位”理解的越多是越全面呢？还是越“碎片化”呢？究竟是哪几“位”的综合化就能体现出“总体本质”呢？对上述的解答，是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总体性”的前提与基础。
关于“总体本质”，我们认为既不能用“统领于中国旗帜下”的论断，也不能用“统一中国实践之中”的论断，将“一体”作简单化表述。“举什么旗”的核心旨趣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而“走什么路”的核心旨趣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论单方面如何强调“统领于中国旗帜下”或“统一于中国实践之中”，都有失偏颇，只有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从总体性加以把握，方能显现出“总体本质”。因此，这个“一”、这个“体”、这个“道”、这个“理”，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而不是哪一面、哪一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总体性存在，其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位”理解的越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就越全面;相反，对“位”理解的越多、附加的内容越多，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碎片化阅读”。“位”是“体”的载体与表征，只有能反映“总体本质”的表现形态才能充当“位”并发挥着“位”的作用。换言之，不是任何一种表现形态都可以占据“位”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具有四层面的含义：第一，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运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15]，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有其历史必然性;第二，社会主义“是一个多层次的理论体系”[16];第三，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马克思从社会主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角度阐述了该观点——他说：“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7];第四，“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18]。因此，能充当“位”并发挥着“位”作用的表现形态即为“道路”、“理论”、“制度”以及“文化”（价值观是其内核）这四者，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由“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四位一体构成的，这四“位”的综合化就能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本质”。
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性”的认识与把握，我们认为作为下位范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就是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位一体构成的。也就是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位”的综合化就能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来。所谓“道路自信”，就广义而言，是指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合规律性的自信心;就狭义而言，是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所谓“理论自信”，就广义而言，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真理性的自信心;就狭义而言，是指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心。所谓“制度自信”，就广义而言，是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正义性的自信心;就狭义而言，是指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心。所谓“文化自信”，就广义而言，是指对中国精神（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的自信心;就狭义而言，是指坚定不移地坚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心。我们说这四个“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机统一，是立足于“总体性原则”;我们说这四个“位”并行并列，或主从包含，或渐次递进，同样是立足于“总体性原则”。据此，可以发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关于从“总体性原则”把握这四个“位”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学界是多有论述且渐成共识的，在此不再赘述。但从这四个“位”在中国的实践与认识过程、生成与发展过程来看，其“总体性原则”将呈现出另一番图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形态来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间是一种并行并列关系;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来讲，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间是一种主从复合关系;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认识过程来讲，它们之间是一种渐次递进关系。 这幅“总体性”图景将向人们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动态性、历史性与具体性。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是历史的、实践的生成，不是纯观念的臆造。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必须从历史环境中把握其生成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总体的历史关联性把握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历史必然性，防止“断裂化”理解。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生成，是一个结构性运动过程，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间辩证运动、相互影响的结果。这四个“位”的综合化作用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总体性生成。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必须从系统性把握其结构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总体的结构关联性把握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整体结构性，防止“碎片化”理解。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是在实践与认识、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生成的，并无间地获取丰富内涵。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必须从实践性把握其认识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总体的认识关联性把握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认知科学性，防止“特殊化”理解。总之，是“自信”而不是“他信”，是“自信”而不是“自负”与“自卑”，是“总体性自信”而不是“片面性自信”。
二、 判断“四个自信”逻辑关系的前提与基础
在科学解读“四个自信”在何种层面上处于何种关系之前，我们还需要澄清判断“四个自信”逻辑关系的前提与基础：一是弄清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背景和旨意;二是明确“四个自信”整体的内涵与实质。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判断“四个自信”逻辑关系。
“四个自信”这一整体性命题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从世情来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科技迅猛发展等是现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但同时出现政治战略、经济发展、精神等全球东移现象，这就使得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化、国际竞爭更加激烈化、国际问题更加繁复化，也使得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密切与繁杂，彼此间的影响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直接与深远。从国情来看，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将不断深化发展。但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如贫富两极分化亟待消除、贪污腐败亟待治理、社会思潮亟待引领、环境污染亟待重视、道德问题亟待解决、颜色革命亟待防范，等等。这些都是党和国家必须直面并努力化解的现实问题。从党情来看，在新世情、新国情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变革和时代变迁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呈现出历史性转折、执政环境呈现出复杂性变化、建设任务呈现出紧迫性变革。“四个自信”的整体性提出，就是对新世情、新国情、新党情背景下的“自负”、“自卑”、“片面性自信”所作出的理论回应与现实关照。
首先，针对“自卑”，强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要由“他信”转为“自信”。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既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更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它是一种既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又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各方向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甚至有些是人类史上的奇迹。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成绩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对发展的不足却品头论足，妄自菲薄，屈尊就卑，究其原因在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信不足，他信有余。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决不否决人类文明中的一切优秀成果，而是加以借鉴与汲取，但也决不是自卑的。要坚定“道路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道路模式的“道路他信”，杜绝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的“道路他信”，杜绝走僵化封闭的老路。要坚定“理论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信仰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信”，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念;必须从根本上放弃盲从西方话语的“理论他信”，建起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要坚定“制度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他信”，深刻把握中国制度的本质属性;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他信”，科学把握中国制度的优势特色。要坚定“文化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文化他信”，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文化他信”，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
其次，针对“自负”，强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要由“盲目自信”转为“理性自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平均不低于9%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削减掉近7亿贫困人口，整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发展中的问题视若无睹，漠不关心，对发展的成绩却津津乐道，乐此不疲，沉迷不醒。究其原因，在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信是盲目胜过理性。因而，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摒弃盲目，秉承理性。要坚定“道路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执着于中国模式的“盲目自信”，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时间上的历史性和空间上的适用性;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中国道路的终极性的“盲目自信”，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要坚定“理论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马克思主义是万能的“盲目自信”，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绝对性真理与相对性真理的统一;必须从根本上放弃马克思主义是一成不变的“盲目自信”，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开放性、相承性与时进性。要坚定“制度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固守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度的“盲目自信”，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效能的“盲目自信”，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坚定“文化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华夏为尊的“盲目自信”，科学把握文化的差异共存;必须从根本上放弃文化中心主义的“盲目自信”，准确把握我们的“文化存货”。 最后，针对“片面性自信”，强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要由其中某一“位”的自信转为整体性自信。自从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来，学界开始对“三个自信”认知、认同与信心指数展开调查[19|22]，从调研数据来看，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存在着认识差异，有部分人对中国道路更加自信，有部分人对中国制度更加自信，事实上，文化民族主义者对中国文化更加自信。尽管公民个体甚至特定人群会出现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其中某一“位”的自信，但就国家自信而言，任何偏颇都是不可取的。“四个自信”的整体提出，既指明了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在新形势下坚定中国自信的基本路径与基本方向，又意在通过“四个自信”建立适合当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
基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那種“自负”、“自卑”、“片面性自信”的理论回应与现实关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整体的内涵，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全社会对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合理性、指导思想的真理性、社会规则的正当性、精神的崇高性的自信。“四个自信”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把握其总体性的切入点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以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前者是主题，后者是主体。“四个自信”不论如何“信”，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与“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这两个主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这两个主体，就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也就背离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精神实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总体性也集中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与“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这两个主体的实践互动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创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辛探索、努力创造和积极发展的根本成就，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主题”与“主体”双向互动，实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历史的具体的统一，是“四个自信”整体性与统一性的内在依据。
三、 “四个自信”的确切关系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四位一体”构成要素的总体性，不自卑、不自负、不片面的自信程度上的总体性，“主题”与“主体”双向互动中的总体性，可以看到“四个自信”的确切关系不是简单的辩证关系，而是一幅纷繁复杂的图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表现形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它们的认识等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间分别存在相互并列、主从复合以及渐次递进三重不同的关系。
在表现形态上，“四个自信”是一种并行并列关系。按形态学观点，同一事物由于观测视角的差异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表现形态。社会主义内含历史过程、理论体系、社会制度和精神四个层面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含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四个层面的内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实践的角度回答“走什么路”的问题，坚定“道路自信”，就是坚定对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合理性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的角度回答“以什么理论为指导思想”的问题，坚定“理论自信”，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理性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准则的角度回答“用什么样的制度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坚定“制度自信”，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当性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精神的角度回答“用什么样的精神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崇高性的自信。“四个自信”密切关联，“道路自信”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础;“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反映;“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固化;“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灵魂。
在建设实践上，“四个自信”是一种主从复合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在于自己在态度上自我认同，在行为上自觉践行，于他者有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尊荣感、自豪感并宽容他者，从根本上而言，这得益于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旨是把它作为指导思想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主旨是用制度来规约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行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旨是用精神来引领中国的发展。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四个自信”中存在着“道路自信”为主、其他三个自信为从的复合关系。具体来说，其理由有两点：第一，从狭义上讲，“道路自信”命题内在地蕴含“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要求。我们坚信的“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3]这条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为指南，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要求，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价值目标。正确的道路总会在理论、制度和精神上得以落实与显现，否则道路就不具备改造世界的功能，更不会成功。坚定道路自信，就内在地要求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第二，从广义上讲，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总称。坚定“中国道路”自信，同样内在地要求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在认识过程上，“四个自信”是一种渐次递进关系。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四位一体”与“主从复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从认识规律来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认识，并不是共时性展开，而是历时性深入，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践与发展进程中，先后被认识到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渐次递进的关系，并不是如有学者所认为的“并没有明显的先后顺序之分，几乎是同时进行的”[24]。按照实践决定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问题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而核心问题就是“道路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23]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回首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对“道路问题”的探索、认识与求解始终是第一位的，并最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对道路自信的认识自然是第一位的。早在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就明确表达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25]326即使是在后來遭遇了“八九”政治风波，他也鼓劲打气：“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25]268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最先也最容易坚定道路呢？这是因为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短短几年的实践，我国的社会发展就起到立竿见影的成效，“证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26]，“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25]29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确立主题到初步开辟再到基本形成与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而建构起来。在“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心。当然，道路选择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制度选择安排相关，不过，每项制度都有自己的根基铺垫。例如，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基铺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根基铺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建时期，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初。但作为体系性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27]。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25]116，“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28]215，“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28]216。虽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制度自信，并在全党初步形成共识，但从调查数据来看，社会民众并未能像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那样坚定制度自信。至于文化自信，在社会民众、特别是文化民族主义者那里，坚定文化自信明显地用于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作为一个命题，是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提出的，在全党直到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才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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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四个自信”; 总体性; 并行并列; 主从复合; 渐次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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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坚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信”[1]，之后他又进一步阐发了“文化自信”相关内容，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2016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将文化自信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四个自信[2]。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不仅仅限于厘清“四个自信”的科学内涵和把握“四个自信”的辩证关系，还需要从总体性入手，防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作“碎片化”、“断裂式”、“特殊主义”的理解。把握了自信话语体系的总体性，方能判断“四个自信”究竟是何种关系。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总体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总体性是指事物诸方面之间的相互性、不可分割性。总体性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它强调把对象与客体纳入总体性视域内、置于多重结构与复杂关系之中加以审视与考察。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需要以总体性视野、运用总体性方法科学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的内涵及其体系架构。
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总体性”之前，我们有必要作为上位范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差异的主体”有着不一样的“学术想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三位一体”说[3|7]、“四位一体”说[8|11]、“五位一体”说[12|14]等。事实上，当我们用“总体性原则”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总体来加以理解，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本质与表现形态之间、各种具体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拒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碎片化阅读”。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一是“一体”究竟是什么？是“中国旗帜”？是“中国实践”？还是其他什么？我们不能对“总体本质”作“特殊主义化阅读”，尽管人们在思维上可以走向辩证;二是表现形态究竟是什么？是“中国道路”？是“中国理论”？是“中国制度”？是“中国文化”？是“中国模式”？是“中国旗帜”？抑或其他什么？人们对“位”理解的越多是越全面呢？还是越“碎片化”呢？究竟是哪几“位”的综合化就能体现出“总体本质”呢？对上述的解答，是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总体性”的前提与基础。
关于“总体本质”，我们认为既不能用“统领于中国旗帜下”的论断，也不能用“统一中国实践之中”的论断，将“一体”作简单化表述。“举什么旗”的核心旨趣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而“走什么路”的核心旨趣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论单方面如何强调“统领于中国旗帜下”或“统一于中国实践之中”，都有失偏颇，只有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从总体性加以把握，方能显现出“总体本质”。因此，这个“一”、这个“体”、这个“道”、这个“理”，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而不是哪一面、哪一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总体性存在，其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位”理解的越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就越全面;相反，对“位”理解的越多、附加的内容越多，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碎片化阅读”。“位”是“体”的载体与表征，只有能反映“总体本质”的表现形态才能充当“位”并发挥着“位”的作用。换言之，不是任何一种表现形态都可以占据“位”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具有四层面的含义：第一，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运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15]，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有其历史必然性;第二，社会主义“是一个多层次的理论体系”[16];第三，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马克思从社会主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角度阐述了该观点——他说：“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7];第四，“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18]。因此，能充当“位”并发挥着“位”作用的表现形态即为“道路”、“理论”、“制度”以及“文化”（价值观是其内核）这四者，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由“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四位一体构成的，这四“位”的综合化就能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本质”。
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性”的认识与把握，我们认为作为下位范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就是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位一体构成的。也就是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位”的综合化就能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来。所谓“道路自信”，就广义而言，是指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合规律性的自信心;就狭义而言，是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所谓“理论自信”，就广义而言，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真理性的自信心;就狭义而言，是指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心。所谓“制度自信”，就广义而言，是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正义性的自信心;就狭义而言，是指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心。所谓“文化自信”，就广义而言，是指对中国精神（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的自信心;就狭义而言，是指坚定不移地坚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心。我们说这四个“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机统一，是立足于“总体性原则”;我们说这四个“位”并行并列，或主从包含，或渐次递进，同样是立足于“总体性原则”。据此，可以发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关于从“总体性原则”把握这四个“位”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学界是多有论述且渐成共识的，在此不再赘述。但从这四个“位”在中国的实践与认识过程、生成与发展过程来看，其“总体性原则”将呈现出另一番图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形态来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间是一种并行并列关系;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来讲，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间是一种主从复合关系;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认识过程来讲，它们之间是一种渐次递进关系。 这幅“总体性”图景将向人们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动态性、历史性与具体性。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是历史的、实践的生成，不是纯观念的臆造。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必须从历史环境中把握其生成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总体的历史关联性把握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历史必然性，防止“断裂化”理解。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生成，是一个结构性运动过程，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间辩证运动、相互影响的结果。这四个“位”的综合化作用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总体性生成。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必须从系统性把握其结构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总体的结构关联性把握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整体结构性，防止“碎片化”理解。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是在实践与认识、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生成的，并无间地获取丰富内涵。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必须从实践性把握其认识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总体的认识关联性把握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认知科学性，防止“特殊化”理解。总之，是“自信”而不是“他信”，是“自信”而不是“自负”与“自卑”，是“总体性自信”而不是“片面性自信”。
二、 判断“四个自信”逻辑关系的前提与基础
在科学解读“四个自信”在何种层面上处于何种关系之前，我们还需要澄清判断“四个自信”逻辑关系的前提与基础：一是弄清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背景和旨意;二是明确“四个自信”整体的内涵与实质。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判断“四个自信”逻辑关系。
“四个自信”这一整体性命题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从世情来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科技迅猛发展等是现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但同时出现政治战略、经济发展、精神等全球东移现象，这就使得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化、国际竞爭更加激烈化、国际问题更加繁复化，也使得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密切与繁杂，彼此间的影响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直接与深远。从国情来看，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将不断深化发展。但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如贫富两极分化亟待消除、贪污腐败亟待治理、社会思潮亟待引领、环境污染亟待重视、道德问题亟待解决、颜色革命亟待防范，等等。这些都是党和国家必须直面并努力化解的现实问题。从党情来看，在新世情、新国情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变革和时代变迁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呈现出历史性转折、执政环境呈现出复杂性变化、建设任务呈现出紧迫性变革。“四个自信”的整体性提出，就是对新世情、新国情、新党情背景下的“自负”、“自卑”、“片面性自信”所作出的理论回应与现实关照。
首先，针对“自卑”，强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要由“他信”转为“自信”。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既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更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它是一种既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又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各方向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甚至有些是人类史上的奇迹。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成绩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对发展的不足却品头论足，妄自菲薄，屈尊就卑，究其原因在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信不足，他信有余。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决不否决人类文明中的一切优秀成果，而是加以借鉴与汲取，但也决不是自卑的。要坚定“道路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道路模式的“道路他信”，杜绝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的“道路他信”，杜绝走僵化封闭的老路。要坚定“理论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信仰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信”，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念;必须从根本上放弃盲从西方话语的“理论他信”，建起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要坚定“制度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他信”，深刻把握中国制度的本质属性;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他信”，科学把握中国制度的优势特色。要坚定“文化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文化他信”，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文化他信”，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
其次，针对“自负”，强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要由“盲目自信”转为“理性自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平均不低于9%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削减掉近7亿贫困人口，整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发展中的问题视若无睹，漠不关心，对发展的成绩却津津乐道，乐此不疲，沉迷不醒。究其原因，在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信是盲目胜过理性。因而，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摒弃盲目，秉承理性。要坚定“道路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执着于中国模式的“盲目自信”，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时间上的历史性和空间上的适用性;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中国道路的终极性的“盲目自信”，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要坚定“理论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马克思主义是万能的“盲目自信”，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绝对性真理与相对性真理的统一;必须从根本上放弃马克思主义是一成不变的“盲目自信”，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开放性、相承性与时进性。要坚定“制度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固守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度的“盲目自信”，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效能的“盲目自信”，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坚定“文化自信”，必须从根本上放弃华夏为尊的“盲目自信”，科学把握文化的差异共存;必须从根本上放弃文化中心主义的“盲目自信”，准确把握我们的“文化存货”。 最后，针对“片面性自信”，强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要由其中某一“位”的自信转为整体性自信。自从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来，学界开始对“三个自信”认知、认同与信心指数展开调查[19|22]，从调研数据来看，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存在着认识差异，有部分人对中国道路更加自信，有部分人对中国制度更加自信，事实上，文化民族主义者对中国文化更加自信。尽管公民个体甚至特定人群会出现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其中某一“位”的自信，但就国家自信而言，任何偏颇都是不可取的。“四个自信”的整体提出，既指明了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在新形势下坚定中国自信的基本路径与基本方向，又意在通过“四个自信”建立适合当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
基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那種“自负”、“自卑”、“片面性自信”的理论回应与现实关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整体的内涵，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全社会对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合理性、指导思想的真理性、社会规则的正当性、精神的崇高性的自信。“四个自信”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把握其总体性的切入点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以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前者是主题，后者是主体。“四个自信”不论如何“信”，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与“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这两个主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这两个主体，就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也就背离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精神实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总体性也集中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与“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这两个主体的实践互动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创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辛探索、努力创造和积极发展的根本成就，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主题”与“主体”双向互动，实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历史的具体的统一，是“四个自信”整体性与统一性的内在依据。
三、 “四个自信”的确切关系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四位一体”构成要素的总体性，不自卑、不自负、不片面的自信程度上的总体性，“主题”与“主体”双向互动中的总体性，可以看到“四个自信”的确切关系不是简单的辩证关系，而是一幅纷繁复杂的图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表现形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它们的认识等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间分别存在相互并列、主从复合以及渐次递进三重不同的关系。
在表现形态上，“四个自信”是一种并行并列关系。按形态学观点，同一事物由于观测视角的差异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表现形态。社会主义内含历史过程、理论体系、社会制度和精神四个层面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含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四个层面的内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实践的角度回答“走什么路”的问题，坚定“道路自信”，就是坚定对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合理性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的角度回答“以什么理论为指导思想”的问题，坚定“理论自信”，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理性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准则的角度回答“用什么样的制度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坚定“制度自信”，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当性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精神的角度回答“用什么样的精神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崇高性的自信。“四个自信”密切关联，“道路自信”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础;“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反映;“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固化;“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灵魂。
在建设实践上，“四个自信”是一种主从复合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在于自己在态度上自我认同，在行为上自觉践行，于他者有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尊荣感、自豪感并宽容他者，从根本上而言，这得益于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旨是把它作为指导思想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主旨是用制度来规约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行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旨是用精神来引领中国的发展。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四个自信”中存在着“道路自信”为主、其他三个自信为从的复合关系。具体来说，其理由有两点：第一，从狭义上讲，“道路自信”命题内在地蕴含“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要求。我们坚信的“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3]这条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为指南，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要求，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价值目标。正确的道路总会在理论、制度和精神上得以落实与显现，否则道路就不具备改造世界的功能，更不会成功。坚定道路自信，就内在地要求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第二，从广义上讲，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总称。坚定“中国道路”自信，同样内在地要求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在认识过程上，“四个自信”是一种渐次递进关系。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四位一体”与“主从复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从认识规律来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认识，并不是共时性展开，而是历时性深入，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践与发展进程中，先后被认识到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渐次递进的关系，并不是如有学者所认为的“并没有明显的先后顺序之分，几乎是同时进行的”[24]。按照实践决定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问题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而核心问题就是“道路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23]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回首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对“道路问题”的探索、认识与求解始终是第一位的，并最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对道路自信的认识自然是第一位的。早在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就明确表达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25]326即使是在后來遭遇了“八九”政治风波，他也鼓劲打气：“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25]268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最先也最容易坚定道路呢？这是因为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短短几年的实践，我国的社会发展就起到立竿见影的成效，“证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26]，“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25]29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确立主题到初步开辟再到基本形成与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而建构起来。在“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心。当然，道路选择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制度选择安排相关，不过，每项制度都有自己的根基铺垫。例如，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基铺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根基铺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建时期，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初。但作为体系性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27]。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25]116，“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28]215，“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28]216。虽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制度自信，并在全党初步形成共识，但从调查数据来看，社会民众并未能像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那样坚定制度自信。至于文化自信，在社会民众、特别是文化民族主义者那里，坚定文化自信明显地用于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作为一个命题，是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提出的，在全党直到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才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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