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淮河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
　　
　　淮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发源于河南,流经安徽,在江苏注入洪泽湖。历史上黄河多次夺淮入海,打乱了淮河水系,使淮河逐渐变成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加上1938年夏季,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军西进,下令炸开郑州附近的花园口黄河大堤,结果使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1250万人流离失所,淹死人数达数十万,泛区总面积达5.4万平方公里。从此,淮河流域更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不久,皖北地区相继解放。1949年3月,阜阳地委成立,我任地委书记。在我上任后仅几个月,即1949夏季,淮河就发了大水,许多地方遭灾。地委立即领导和组织广大群众投入治水和救灾工作。但由于当时地方政权尚不巩固,国民党留下的残余武装和暗藏匪特还很多,地委的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支援大军过江,同时投入剿匪、反霸和镇反斗争,以稳定和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等方面。接着,又组织抗美援朝、新区土改、生产救灾等各项活动。所以,地委虽然开始注意到加强治淮工作,但还不可能投入全部精力。
　　当时,我们在治淮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从1949年冬季,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堵口、复堤”。因为淮北大堤长年失修,1949年夏季又遭大汛,许多堤段决口,未决口的堤段也都很低矮、单薄,经不住风浪,也就是说几乎处处是险段。阜阳地委当年部署沿淮各县组织了近10万民工投入堵口、复堤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二是调查水情灾情, 为大规模治淮着手做规划,制定治理方案。当时,我带了一个骑兵班,同水利技术人员一起,用了10多天时间,行程数百里,从河南省的关沙湖口往下,经临泉县的黑龙潭到阜南县的王家坝,接着又到安州岗、洪蒙洼地、张家湾、南照集、正阳关,一直到颍上、凤台,对阜阳地区境内的淮河水情,包括相关的淮河支流颍河、涡河等水情,做了一番较细致的实地考察。
　　1950年6月下旬至7月下旬,淮河干流上中游地区普降暴雨,至8月15日,洪泽湖以上地区平均降雨量达640毫米。7月6日,淮河洪水暴涨,上游干支流洪水经河南省淮滨、新蔡等地到洪河口相遇,奔腾咆哮,席卷而下。洪水在老观乡、邓郢子首先漫决堤坝,平地水深丈余。继而又破临王段、城西湖、颍上庙垂段、邱家湖等地大堤。正阳关至三河尖淮河两岸村庄仅见树顶,交通断绝。沿淮群众无奈相率攀树登屋,呼号求救,哭声震野。当时,我正在皖北区党委开会。闻讯后,皖北行署主任宋日昌立即去阜阳布置抢救灾民工作。我带领一些同志直奔淮河抗洪前线。一行人到了淮南市就没法前进了,淮南市靠凤台一带已是一片汪洋。我们找了一艘机帆船沿淮河西行,由于淮河航标都已被洪水淹没,就靠水手探索前进,估算走了50多公里,还无法找到阜南县委,只好赶到王家坝停下来。王家坝是个标志性的地方,它的水面特别大,中间还有一个地势较高的安州岗,形同孤岛,几万灾民避难于此。群众见到我们,激动得大哭。我的心情异常沉痛。
　　我们向皖北区党委如实报告了淮河水患。皖北区党委又综合了淮北20个县和淮南沿岸7个县的水情,计算出受淹成灾农田总计3100多万亩,受灾人口990多万,均占皖北全区总耕地面积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房屋倒塌89万余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淹死者,或被毒蛇咬死者,统计为489人。随后,皖北区党委向华东军政委员会和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些电报,十分震惊和焦急。7月20日他在给周恩来的批示中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问题。”8月5日,毛泽东看了皖北区党委的电报后落了泪,沉痛地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他在“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统计489人”、“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等处划了横线,再次给周恩来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初秋即开始动工。”8月31日,毛泽东在苏北区党委的一份电报上又批示:“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于10月14日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其成员由华东、中南两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相关领导干部组成,由曾山任主任,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为副主任,吴觉为秘书长。与此同时,沿淮各地市县也都建立了独立的治淮组织机构,调集和培训了大批治淮干部。当年冬季,在淮委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全淮河流域豫皖苏三省同时拉开了根治淮河的工程序幕。仅皖北地区就有300万民工和数万名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治淮工地。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进一步鼓舞和增强了沿淮人民根治淮河的决心和信心。
　　阜阳地区地处淮河上、中游洪河口要冲,一发大水,这里灾情来得最早、最快,受灾面积最大,受灾程度最重,这里人民根治淮河的愿望更为迫切,因而在建立治淮组织机构方面,相对来说要稍早一些。1950年9月初,我们即正式成立“皖北阜阳专区生救治淮指挥部”,由李时庄任指挥、匡胜雨任第一副指挥,我任政治委员,耿万青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当年冬至次年春共动员民工75.55万人投入治淮工程。当年那个治淮场面轰轰烈烈,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安徽迅速掀起治淮热潮
　　
　　1952年1月,皖南、皖北党委合并,成立中共安徽省委。1952年5月起,我调任省委秘书长,后历任省委农工部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一直分管农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更加关注治淮,成为安徽治淮的见证人之一。
　　淮河全长1011公里,上游河南段落差高达174米,每遇洪水便奔驰而下,冲向中游;而中游安徽段全长430公里,落差16米,因落差低,河道走势平缓,泄洪能力差,最易漫滩决口,酿成洪灾。因此,安徽受洪水威胁最为严重,是治淮的重点。
　　根据淮河水情,在淮委统一规划和部署下,从1950年冬到1958年8年间,安徽在当时异常困难的环境下,靠群策群力,靠苦干巧干,靠八方支援,完成一系列大型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修筑堤防,包括淮北大堤、行洪堤和淮南、蚌埠两市圈堤及支流堤防,其中以培修淮河大堤为重中之重。淮河大堤在上世纪50年代经过两次培厚加高。第一次按1950年洪水位标准,修堤总长903公里。1954年淮河再发大水,凤台县禹山坝和五河县毛滩决口,于是在1955年冬至1956年春,按抵御1954年型洪水标准,对淮堤进行了第二次培厚加高。不少险段还用块石护坡。在加高培厚淮河大堤的过程中,还对淮河中游的局部河段进行人工裁弯取直,以利泄洪。1952年10月至1954年1月,根据五河县以下淮河干支流分治的治淮原则,安徽省调集大批民工开挖了泊岗引河工程,包括引河、切滩、拦河坝、退建堤等。在蓄洪区和行洪区,为避免洪水给群众带来损失,按当时每人8-10平方米计算,修建了许多庄台。以上共做土石方近1.5亿立方米。二是拦蓄洪水工程。先后在大别山淠河、史河上游修建了佛子岭、响洪甸、磨子潭、梅山等4大山谷水库,总库容58.42亿立方米,其中防洪、滞洪库容共30.11亿立方米。同时还修建了城西湖、城东湖、蒙洼等3个蓄洪区,蓄洪量52.6亿立方米。三是治理支流。淮河中游支流治理工作,主要在淮北平原区。1950年至1952年期间,治理的河道有淝河、濉河、茨河、芡河、沱河、赵王河、港河、奎河、拖尾河等。从1953年起,对泉河、运河、洪河、北淝河等进行治理。通过上述一系列工程措施,基本上建成较为完整的淮河中游防洪工程体系,初步奠定了根治淮河的基础。
　　值得骄傲和纪念的是,上述一系列治淮工程中,有许多被世人广为赞誉的创举。大别山区的佛子岭、磨子潭、响洪甸、梅山四大水库,当时都采用了国内外的一些新技术,并创造了数项国内外第一。佛子岭水库采用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型,当时世界上很少采用这种坝型,仅美国及非洲法属阿尔及利亚各有一座连拱坝;梅山水库大坝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响洪甸水库大坝是国内第一座重力拱坝,其水电站4号机组是国产第一台双水内冷机组;磨子潭水库大坝是国内第一座大头坝。这4座大型水库被誉为“镶嵌在大别山区北麓的4颗明珠”。
　　在四大山谷水库建成后,接着又兴建了龙河口水库。这五大水库大大减轻了淮河和巢湖汛期洪水压力,而且为皖西、皖中丘陵区灌溉工程的兴建提供了条件。1958年8月,淠史杭灌溉工程破土动工,设计灌溉面积1100万亩,1959年该工程就开始发挥效益。几十年来,该工程一直以规模巨大、效益显著而闻名于世。
　　不可否认,治淮工程并不都是成功的。颍上县境内淮河段上的润河集分水闸就是一例。它是国外专家建议设计的,目的是控制淮河干流和霍邱城西湖的洪水。由于设计时缺乏全面水文资料,设计水位偏低、流量偏小,结果分水闸在1954年大水中被冲垮。经过这一教训,以后遂有临淮岗控制工程的提出和兴建。另外,在早期治淮中,主要偏重于防治洪水,对除涝和防旱重视不够,受到一定损失。但是,总的来说,治淮是在曲折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新汴河、茨淮新河、怀洪新河的胜利开挖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安徽省又相继开挖新汴河、茨淮新河;1991年大水以后又复工开挖了怀洪新河。这都属于根治淮河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着眼于削减淮河洪峰,处理好高低水分开、洪涝分排问题。
　　新汴河横跨豫、皖、苏三省,主体部分在安徽省宿县地区。自1966年11月中旬开始,动员三四十万民工,历时三冬四春才完工。它自宿县西北的戚岭子开始截引沱河,穿越京沪铁路后向东经灵璧、泗县,在濉河以南的徐岗切岭,再向东经江苏省泗洪县溧河洼入洪泽湖。干流长127.1公里,流域范围涉及3省15个县、市。它上接河南省来水,不仅为1000多万亩农田有效地实行高低水分排,增辟了排水出路,减轻了洪涝灾害,减少了边界水利纠纷,而且为城市供水、农业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提供了水源。新汴河的胜利建成,贯彻了“蓄泄兼筹”的方针和“三省共保”的原则,体现了团结治水精神。经40年的实践检验表明,综合效益十分显著。
　　茨淮新河于1971年开工,至1973年春基本建成。因当时财力困难,其他后续和配套工程,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最终完成。开挖这条新河的主要目的是分泄颍河洪水,配合防洪工程体系中其他工程建设,使淮河中游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它自颍河左岸茨河铺起,经阜阳、利辛、蒙城、凤台、淮南市潘集区、怀远等5县1市,于怀远县荆山口入淮河,全长134.2公里,包括截引黑茨河和西淝河上游,流域面积达7127平方公里。其分泄颍河洪水2000立方米/秒,分泄内涝1400立方米/秒,为豫皖两省1500万亩耕地扩大了排水出路。茨淮新河通水后30多年来,在泄洪、排涝、灌溉、航运、养殖、绿化、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效益,已成为治淮中的战略性骨干工程。
　　怀洪新河是上世纪70年代初同茨淮新河一起规划确定的治淮战略性骨干工程,两河基本上下衔接。怀洪新河西起涡河的何巷分洪闸,沿大跃进时期开挖的符怀新河,向东北至固镇县入澥河洼,再折向东沿澥河洼、香涧湖至五河县山西庄村,一路沿新浍河向东为主槽;另一路经新开的香沱引河入沱湖,在十字岗与新浍河的来水汇合入 崇潼河,然后穿过扩大的峰山切岭等工程,由双沟引河和下草湾引河入洪泽湖的溧河洼。干流全长121公里,其中安徽境内长95公里。该河早在1972年即破土动工,但中段河线方案一度出现异议,主要考虑到会影响一些地方的内涝排除,因而曾一度停工缓建,直到1991年淮河再次发大水后,才又被列为国务院治淮会议确定的19项治淮骨干工程之一,进行复建,于1998年全线贯通,并在1998、2003年承担淮河分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淮北三条新河的开挖,工程浩繁,困难很多,历经几十年时间,安徽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艰苦奋斗最后赢得了胜利,这在共和国治淮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
　　
　　“75•8”大水对安徽的冲击
　　
　　“75•8”大水,因为没有公开报道,人们大多不知情。
　　所谓“75•8”大水,是指1975年8月5日至8日,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周口等地区,普降特大暴雨,最大3日降雨量达1605毫米,山洪暴发。淮河上游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和50多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垮坝。垮坝时几十米高的浪头,奔腾咆哮,呼啸而来,势不可挡。总量100多亿立方米的洪水,冲毁京广铁路小商桥到确山县段103公里,路基桥梁被毁,路轨被冲走,有的被拧成“麻花”。当时,正行驶至此的一列客车被突如其来的巨大洪水冲翻,司机和车上的乘客全部遇难。豫中、豫东纵横数百里,水光接天,不见边际,在一些还露出水面的堤坝或高岗,密密麻麻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事后查明,河南省共有32个县受灾,受灾农田1800多万亩,受灾人口1000多万,淹死约4万人,淹死大牲畜近100万头。
　　安徽则是无雨遭灾。滚滚洪水在淹了豫中、豫东平原后,迅速向安徽阜阳地区冲来。阜南、临泉、界首、颍上等县,遭到洪水严重冲击,受灾农田300多万亩,人口150万,其中17万人逃离家园。
　　8月9日上午,时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直接打电话给时任阜阳地委书记的张祚荫,要他迅即组织干部群众投入抗洪斗争。与此同时,省委也接到了中央的电报,我随后即去阜阳与张祚荫一起共商抗洪大计。
　　根据中央、省委指示精神,我和张祚荫商定的抗洪方针是:确保淮北大堤、颍河左岸大堤安全,在万不得已时,力求做到“牺牲小块,保全大块,努力保点(即打好村圩保人、保畜、保粮)”。具体方案为:尽快下泄洪河洪水,临泉、阜南炸开洪洼隔堤,变洪洼为分洪道;阜南县开启王家坝闸蓄洪;颍上县所有行蓄洪区全部行洪;阜阳县死守驿堂沟防线,使洪水在阜阳县坎河溜归槽下泄。为了确保颍河及阜阳城防的安全,指令颍上县扒开近50处圩堤行洪,又从王岗炸堤分洪由唐垛湖入淮。
　　我到阜阳后,农林部长沙风带领一些人已经到了。沙风说,河南洪水下泄得很慢,有的地方还在上涨,被困在水中的群众有200多万人,要赶快解救,因此需要迅速炸掉安徽境内所有的阻水工程,并抓紧分洪、行洪、蓄洪。我表示完全服从中央决定,并向他介绍了我们正在采取的措施,这时,部队已把洪河上最大的班台闸炸掉了。
　　在抗洪最紧张的20多天中,安徽先后动员100多万民工投入战斗,南京军区还调来解放军5个师及舟桥部队(包括地方部队及预备役师)担负各项突击任务,共做土石方1263万立方米,把颍河、泉河大堤普遍加高1米,平地设了10多道防线,保住了淮河大堤,保住了津浦铁路,保住了颍河左、右大堤。河南洪水得以宣泄,被洪水围困的200多万群众得以解救,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75.8”大水引出的教训惨痛而又深刻,说明根治淮河还有许多未被人们认识和把握的东西,需要不断深入探索。安徽无雨遭大灾,更说明治淮不是孤立的,不彻底进行全流域治理是难以实现根治的。
　　
　　1991年淮河大水的警示
　　
　　1991年夏,淮河流域出现了仅次于1954年的大洪水。这一年夏季,江淮流域天气异常,从5月18日即进入梅雨季节,是有记录以来最早的一年。梅雨期持续时间长达两个月,比常年长一个月,与1954年大体相当。梅雨期内,暴雨不断,沿淮和江淮之间很大范围内降雨量都超过1954年。降雨集中分两段:前一段从5月18日至6月16日,雨区主要在淮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降雨在300-500毫米。第二段从6月29日至7月12日,雨区主要在沿淮、大别山区、江淮之间等地,沿淮和淮北降雨量约500毫米左右,江淮之间最高的达到700毫米,大别山区最高的达到1000毫米。梅雨期总雨量与常年相比均偏多1-3倍,导致了淮河、长江流域同时出现特大洪水,而且外洪内涝交加,洪水水位长期居高不下。淮河干流先后发生3次洪峰,其中第二次洪峰最大,接近1954年的洪水位。而淮河以南的支流,尤其是史河、淠河、池河等的洪水,均为百年一遇。
　　为战胜淮河第二次洪峰,安徽省先后起用了霍邱县境内的城东湖和城西湖蓄洪。在国务院和国家防总部署下,豫、皖两省还启用了15个行洪区、3个蓄洪区,并充分发挥了洪泽湖的调蓄作用。因而使淮河干流水位和洪水流量得到了控制,保证了淮北大堤、洪泽湖及里下河大堤及沿淮城市、铁路的安全,把灾害降到最低限度。
　　然而,在这次淮河大水中,安徽人民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仍然很大。据统计,全省夏秋两季作物受灾面积达7537万亩,成灾6544万亩,绝收2393万亩,受灾人口4400万人,其中特重灾民1458.9万人,因灾死亡556人,受伤1.3万人,倒塌房屋156.68万间,损坏房屋225.1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75.3亿元,其中农业直接经济损失146亿元。
　　当年9月,国务院召开治理淮河和太湖会议,确定在淮河流域四省兴建19项治淮骨干工程。其中以安徽为重点,共有14项,包括淮河干流河道整治及堤防加固工程、怀洪新河工程、临淮岗工程、包浍河治理、行蓄洪区安全建设、湖洼地及支流治理、汾泉河治理、奎濉河治理、洪汝河治理、涡河治理、沙颍河治理等,总投资175.3亿元。11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决定》。由此,根治淮河进入一个新阶段。
　　转眼十七八年又过去了。随着14项战略性骨干工程的逐步建成,治淮工程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长足的进展。这一时期的治淮工程投入大、力度大,进展快、效果好。特别是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在2006年建成,实现了沿淮人民的长期夙愿和几代治淮人的“世纪梦想”,标志着淮河流域整体防洪保安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事实表明,这些工程在抗击2007年淮河大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漫长曲折、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中,安徽作为农业大省,根治淮河始终是牵动全省人心的一件大事,也是很值得纪念而又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一件大事。
　　60年来治淮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有口皆碑。长期以来成为中华民族心腹之患的淮河水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走上了根治之路。根治淮河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在新的实践中开拓奋进,以期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