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普通高等院校行政暴露出一些与地方行政不一致的惰性,表现为行政的作为不到位、行政作为的缺位、行政作为的迟后等特征,形成我国普通高等院校行政惰性的成因是由高效行政的多个二元矛盾导致的,这些矛盾既制约了学校的发展,也限制了行政人员自身的发展,同时还影响了行政人员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二元矛盾体现在不同的层面,成因也各不相同。
　　
　　1.地方行政与事业单位行政对等关系的二元矛盾
　　
　　我国高校的性质是事业单位,高校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目前主要有副部级高校、厅级高校两大类别,这两大类别之下的院(系)的行政级别为正处(县)级、处级以下设科级主任。这些行政级别与地方行政单位的省部级、地厅级在行政级别上体现了一致性,但是,在行政职权上又体现出明显的不相同,原因是因为,普通高校受办学主体——教育部、各省市人民政府、地州市人民政府的管理,同时又受教育行政职能部门——教育部高教司或各地教育厅的业务领导,这就形成了厅级管厅级,甚至厅级管副部级或处级管理厅级的一种管理模式,在我国“官本位”、“对等接待”的行政文化的制约下,使得一些高校的行政领导在处理公务中呈现出一种心态的失衡状态,当然这里边也还有一种中国行政文化中的“县官不如现管”畸形行政文化所至,进而形成了行政单位与事业单位行政级别相等而行政内容不相当的二元矛盾。
　　
　　2.高校内部的行政职能部门与教学、教辅、科研等单位行政协调关系的二元矛盾
　　
　　我国高等院校被人们界定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在这独立社会之内,单位类别也与地方行政的单位性质几乎完全一致,曾经有一句俗语归纳某一重点大学说:在这个学校,除了火葬场没有外,从出生到死亡也可以不离开这里,也没有什么感到不方便的,全校师生员工有近十万之众。这就形成了高校内部行政职能部门和其它部门在协调上的多个二元矛盾,行政职能部门似乎要管理全校的各个方面,其他业务部门要获得发展,必须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协调好,工作就没法开展,尤其是行政职能部门与教学、科研、教辅部门的协调问题尤为明显,一些行政职能部门口头上说是“服务部门”,实际上也出现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文化怪圈,当然,教学、科研、教辅部门也不示弱,虽不当面对着干,但实际上经常抱怨说:大家多是正县级,如果没有我们一线的工作成果,你们那些老爷去喝西北风吧。形成这种行政关系协调难的本因还是受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所致。
　　
　　3.行政权威与学术、教学权威统整关系的二元矛盾
　　
　　高等院校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在这个独立社会之内,就一定有行政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高等院校的行政与地方行政有着专业本位的差异,也就形成了当前高等院校中的权威之争:究竟应该是行政权威为主呢,还是以教学、科研权威为主?这种二元矛盾在老牌高校中反映得不是很明显,从上至学校领导层到下至一般的教研室、科室主任等,除一些特殊职能部门之外,一般都是具有较强学术功底或影响力的人员担任,能基本做到行政与学术权威的统一,但是在一些新升高校中,这种二元矛盾非常明显:不仅部分中层领导是从地方行政部门调入或升迁而来的,甚至部分校级领导都是从地方政府部门升迁来的,当然也还有一些是学校原来的纯行政人员提拔的。在这一部分人员中,地方行政能力可能相当强,但学术水平却有限,在高校行政工作中稍有工作不慎,就会被其他专业人员所轻视;同时,高校绝大部分教职员工在内心深层都只认可教学、学术权威,不太认可行政权威;但作为一个单位,又必须要行政领导,这就形成了行政权威和学术、教学权威的二元矛盾鼎立。这在一些高校中,行政人员在领导专家学者、博导、硕导的一线教师时就会呈现出这一矛盾。
　　
　　4.希望从政与惰性行政的二元矛盾
　　
　　在高等院校,从学校管理需要的角度而言,希望一批德才兼备的人员能够从事学校内部的行政工作,以使学校能高效地正常运转。根据调研,在许多高校都明显地存在着希望从政和惰性行政的二元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其一,部分教学科研骨干既希望从事行政工作,以满足一下自己实现更大理想的愿望,或满足自己的一点点虚荣心——“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一旦从政,就会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行政事务,而耽误自己的教学科研,同时,也使自己的经济收入减少,这就形成了想从政又担心从政的二元矛盾;其二,部分已经从政的教学科研骨干,由于有根生蒂固书生气,缺乏一些行政所需的圆滑,在行政工作中难免会“多头受气”——领导的批评、师生的抱怨、收入的减少、看不惯地方的衙门风气、课题科研又不能如期高质量完成,但碍于面子又不好辞职、又担心辞职了不仅面子过不去,而且还会“穿小鞋”等等,就只好惰性从政,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科研上,这就形成了在其位难谋其政的二元矛盾;其三,一些既是老专家,又是行政老领导人员,由于精力欠缺、即将从行政上离退,所以呈现出行政精力、行政能力下降,甚至会从口头或行为上体现出:我都要退休了,还拼命干吗?身体是自己的,事业是别人的等等倾向,从而过一天算一天,把本该自己完成的行政事务要么推给他人、要么一拖再拖,从而形成了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二元矛盾。部分德才兼备的中层干部如果被学校领导或下属气得无法开展工作时,就会说:“大不了我再回到系上去当我的老师……”其惰性心理不言而喻。
　　
　　5.行政机构的臃肿与精简的二元矛盾
　　
　　当前,在我國许多高等院校,包括一些新升普通本科院校,行政机构臃肿的现象普遍存在,有一句俗语归纳高校的行政人员的数量非常形象:厅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许多学校仿效地方政府部门,把行政单位明显地分为党务和行政两大系列:党务设党委书记、常务副书记、纪委书记、若干个副书记、下设党委办、组织部、宣传部、纪委、监察部、统战部、工会、团委;各院(系)设党总支、团总支、总支办、宣传科、组织科等,各部(办)设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科员若干人等等;行政设若干校长、常务副校长、副校长,下设校办、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后勤处、保卫处、学生处、招就处、财务处、审计处、基建处、若干研究所、研究中心,各处下设若干科,科长、副科长、科员若干人;各院(系)也相应设院长(主任)、常务副院长(副主任)、副主任、行政办、教务科、科研科、学生科、教研室,也设科长(主任)、科员若干人……这种行政文化下的机构和人员的臃肿,不仅导致人们痛恨的“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行政歪风,更是使学校的有限资源不能充分用于教学、科研和服务,但是,在中国行政文化的制约下,把这么多人任命为什么什么长之后,要想再精简机构、行政人员转岗到教学科研一线却是非常之难,在许多高等院校,一线教师严重匮乏,有的老师每周竟然达到要上四五门课、近三十课时,可是那些在行政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出现了“累的累死、玩的玩死,但待遇却一分都不能少”的二元矛盾。一些研究中国行政文化的人也叹息:“把人扶上马容易,要把人拉下马难”,这种现象在高等院校中也普遍存在。
　　
　　6.高校内部行政人员必须轮岗与专业对口的二元矛盾
　　
　　为了有效管理学校,许多高等院校也仿效地方行政——相关中层干部按期竟聘轮岗,这种在高等院校中的许多轮岗会带来一系列的矛盾,但又似乎是不得不轮岗;高校中的中层干部的轮岗就会形成轮岗需要与专业对口的二元矛盾,可以把各院(系)、部、处、所的总支书记、副书记轮岗;可以把部分行政、教辅系列纯行政的中层干部轮岗;可是绝对不可能把所有的中层干部都轮岗,因为不仅各院系的院长(主任)、副院长(副主任)是各自部门的专家学者,而且院(系)的学科专业差异极为明显,甚至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社科类的院长主任不仅当不了艺术类的院系主任,也不太可能胜任工学、医学、农学类等院系主任,反之亦然;可以把院系主任轮岗学生处、招生处、保卫处、后勤处等部门,反之,这些部门的领导很难胜任各院系的领导;另外,高等院校的财务处长、副处长不是谁都可以胜任的,因为按照我国的财政制度规定,财务部门的领导人不仅要有相应的证书,而且还必须懂专业;再有,按照我国的有关规定,民主人士可以任院系主任,但绝不能轮岗到党委办、组织部、宣传部等党的机关任领导……因此,高等院校的中层干部的轮岗与地方行政领导的轮岗有着明显的专业限制,这也是许多高校教师内心认可的“高校是靠专业、学术来引领”的重要根源。
　　
　　7.高校行政权力与领导对象的二元矛盾
　　
　　高等院校是一个知识分子高度集中的小社会,是知识、技术与思想等的创生和发展之地。高等院校的行政领导对象的绝大部分是师生员工,师生员工中的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部分高校有一小部分雇佣非专业人员),知识分子是极具个性和追求自由解放的人群,在对这个群体的领导中,有意无意地形成了只认和服从专业、技术权威,对行政权威具有极强的否认性,这在公立高等院校中尤为明显,因此,就形成了行政领导权力在这一群体上的弱化;而且在高等院校中,不论是哪一级的领导,如果在专业技术上不具备一定的基础,仅靠行政地位来行使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很难收到应有行政效率的;而且高校行政中还必须规避外行领导内行和领导者缺乏人格魅力,这在许多从地方行政部门升迁或调任到高校任领导的领导者的内心最具有体会。一些高校的领导人经常说:高校的官员不是官,而是完全的服务者;当然这种论断一方面说明了高校行政权力与地方行政权力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说明高校行政官员所谓的级别不可与地方对应级别相提并论;也说明高校行政人员的工作理念是师生员工服务,应该多一些服务意识与行动,少一些行政决策与领导。如果高校行政人员在专业技术、学术科研、教育教学上没有专长和成果,如果太把自身的行政权力当一回事;那是很难得到师生员工的认可的。一些一线的教师到行政部门办事,如果受了委屈,也会冒出一两句:“好大一点官哟?你那点儿事我们谁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你做得更好;但我教的书,你肯定教不下来,你算老几?……”
　　
　　8.高校行政人员与一线教师在待遇福利上的二元矛盾
　　
　　不论是哪一类型的高等院校,都是把教学质量定位为学校发展的生命线,教学工作永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因此,一切工作都必须和必然向教学一线倾斜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对此,高校行政人员的上班、坐班时间与地方行政人员的工作时间是完全一样的——每天八小时,如果要承担教学任务,每周不能超过4学时,上完课还必须上行政班;绝大部分高校对一线专职教师不作坐班规定:上完课就可以回家备課或到实验室搞科研;高校行政人员绝大部分只有基本工薪,而专职教师除基本工薪外,一些学校为了鼓励教师的积极性,还有相应的课酬,如果拿到课题,还有课题经费补助,外出讲学,对方单位会给予相关报酬;其他相关福利待遇,绝大部分高校都是向教师倾斜等等,由此导致了在高等院校同一个单位,教师的福利待遇往往比行政人员的待遇要高出许多,从而形成了高校行政人员一定的惰性行政意识或行为。
　　当然,高校行政惰性的构成还有许多二元矛盾,如:高校与地方行政官员非对等升迁和转换的矛盾——地方官员容易升迁到高校任职,而高校中层干部少有升迁到地方任职的,仅有极少数人平调入地方职能部门;再有,高校行政官员的社会地位根本不可能与地方行政官员相比,在任职学校,师生知道是什么级别,走出这一学校,就只能是教师,最多在圈内称呼一声“教授”,仅此而已。
　　综上所述,高等院校行政惰性的形成与产生根源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但是,只要是一个法人组织,就必须有行政人员,也就是说,高等院校必须有行政人员和行政官员;要消解高校中行政人员,尤其是行政领导的行政惰性,提高行政效率,保证教学质量,就必须从上述产生行政惰性的根源上入手,找到相应的对策。我的建议是:高校必须强化专家引领,内行领导内行;要想做高校的行政官员,就必须放弃一些薪酬待遇,但对自己的学术专业不仅不能降低,反而必须增强;要想获得某些名誉上的东西,就必须放弃一些利益上的追求,要想名利双收,在高等院校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既要从事好行政工作,又要搞好教学科研,唯一的途径就是只能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休息时间搞科研、备课),才能获得行政与教学科研的双重地位;作为高等院校的行政官员,包括校级领导、中层领导与基层干部,必须充分认知高校这一组织的性质——知识分子的高度集中地、知识技术的创生场所,引领对象是知识分子,对此,高效行政官员必须形成这样一种意识——高校不是靠行政权力来决定领导权威的,而是靠人格魅力和学识学术来建构领导权威的;如果能抓住“士为知己者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来建构自己作为高校行政官的行政意识和行为,我相信,高校的行政惰性就会大大弱化,就能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来。
　　
　　该文是2008年贵州省教育厅专项项目“教育的怨与爱”和2008年贵阳学院青年项目“教育的怨与爱”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阮朝辉(1970—),男,贵州思南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贵阳学院副教授,贵阳学院图书馆馆长,主要从事教育哲学和口才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