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1981年，我在省内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主要从事一些行政事务，跑腿打杂，同时兼管校团委的宣传工作。那时学校操场的西面有一面墙壁，上面刷上黑漆，砌上砖框，便成为一块大黑板，这就是我们校团委的宣传阵地，我时常在上面写一些有关学校生活的小诗和短文，颇受师生的关注和好评。
　　一天，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1981年《甘肃教育》第一期对我说：“小刘，你发在这上面的两首诗我看到了，不错嘛！”我接过一看，正是几个月前我在黑板报上写的《校园景物二题》，我曾试着投给正在创刊的《甘肃教育》，不想竟被采用了。校长又对我说：“现在初一年级有两个班的语文课没人上，原任课教师有病，请了长假，学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代课，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你把这两个班的课接上，以解燃眉之急。你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尽快适应新的教学岗位，我看你行！”就这样，我当上了语文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后，逐渐得到学生、家长和同行的认可，一干就是十几年。从省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进修班毕业后又担任了这个学校语文教研组的组长，成了“名正言顺”的语文教师。正是通过《甘肃教育》这一“媒介”，催开了我成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之花，确立了我教育教学生涯的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教育的路上，我始终与《甘肃教育》同行。
　　从《甘肃教育》创刊之日起，我就成为它的忠实读者和作者。我以为，《甘肃教育》植根于甘肃大地，面向广大中小学教师，报道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反映他们的思想和求索，展现他们的精神与风貌，文风朴实，通俗易懂，紧扣时代的脉搏，传达教育的心声，是中小学教师的良师益友，也是他们发表教育教学论文的有效载体。它聚合了一批有志于中小学教育教研的精英，成为吸引教师敬业乐业的磁场，成为开发教师创造潜能的阵地，成为促进教师学用教育科学理论的砺石，成为教师成长为教育专家的扶梯。通过《甘肃教育》，我认识了我省教育界的许多前辈和同行，我认真阅读他们的文章，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不断充实自己，决心扎扎实实读一点书，做一点学问，练一点本领，做语文教学的有心人。于是，我苦练基本功，既练“内功”，增厚知识积累，拓宽理论视野，又练“外功”，意在追求教学语言、板书的表现技巧和艺术水准。经过教坛生涯头一个十年的锻炼，不仅使当时的学生都喜欢听我的课，而且为以后的教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甘肃教育》又陆续发表了我写的《教书与读书》《幽默之于教学》《语文教师之个性及其类型初探》《我国古代教育思想探微》等二十多篇文章，使我不但站稳了讲台，提高了教学水平，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职业的荣誉感和自信心。凭着取得的一点教研成绩，我在人才密集竞争激烈的重点中学顺利晋升为中学高级教师。1997年年初，我调到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担任语文学科的教研员，在事业上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调到省教科所以后，我始终和《甘肃教育》保持密切的联系。每写好一篇文章，首先想要投的就是《甘肃教育》。文章发表后，我总要和原稿作一番比对，悉心体会责任编辑的修改，包括句子的增删、词语的调换，甚至标点符号的运用等等，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的系列论文《四谈语文课堂教学》在《甘肃教育》刊载后，在省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荣获甘肃省基础教育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此后我又多次荣获这个奖项，其中大多数文章都得益于《甘肃教育》的公开发表。
　　2012年的夏天，我即将退休，心里难免有些落寞和伤感。这时，甘肃教育社的有关领导邀我到《甘肃教育》编辑部担任中学语文稿件的编辑工作，我欣然应允。这对我是一份殊荣，也是一份情谊，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使我的“余热”有了发挥的渠道。回顾平生，我的职业生涯的起点和终点都和《甘肃教育》密切相关，从读者、作者到编者，这仿佛是上天安排的不解之缘，我和《甘肃教育》始终同行！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我深深体会到，退休后的生活愉快与否，不在乎职务高低，不在乎名誉大小，不在乎金钱多少，而在于保持工作和思考的状态。和以往一样，我每天按时上下班，审稿、改稿、编稿；闲暇之余，读书、看报、上网。有时还就省内外教育的热点问题写一点儿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生活过得充实、规律而又快乐。
　　《甘肃教育》出刊已经500期了，作为全省唯一的一家教育综合性学术刊物，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它还会不断进步、发展、壮大，还会出600期、700期乃至更多。我衷心地祝福你——《甘肃教育》，今生今世，我与你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