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书傻子”、不屑也不善搞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科学家竺可桢为何能将浙大办成“东方之剑桥”？
　　北大老校长周培源说：我们过去全盘学苏联，但对浙大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好传统好经验却没有很好学习继承。同济老校长李国豪说：“我们办大学，要学习竺可桢办浙大那样。”
　　
　　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做了13年浙江大学校长，其中8年在流亡途中，还有半年出国，实际在杭州的时间不超过4年，但杭州永远留在了他的生命中。
　　
　　上任前向蒋介石提出三条件
　　
　　1936年2月25日，竺可桢在接受浙大校长的任命前夕，曾有过犹豫与忧虑。其时，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浙大学潮汹涌，前任校长郭任远不得人心被学生赶走，蒋介石急于找一个专业上有成就、社会上有声望的浙江籍学人接掌浙大。竺可桢被多人提名。最后竺通过陈布雷等人向蒋提出三个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校长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蒋介石予以首肯。
　　三条件中另有一条，竺可桢只愿做半年（至多一年）的校长。但因为抗战爆发，浙大处于危难之中，在责任心的驱使下，加上他与浙大师生与日俱增、难以割舍的感情等因素，一拖就拖了13年。他多次求去而不得，到1948年 1月31日，他已决心辞职，面对浙大教授会代表的挽留，他说自己已是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之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
　　竺可桢一生的事业，一是气象学、物候学等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二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奇迹般地把地方性的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被李约瑟誉为“东方之剑桥”。
　　
　　浙大为何能办成“东方剑桥”
　　
　　1936年 5月18日，竺可桢正式接掌浙大，千头万绪，为经费、为校舍、为图书设备、为聘请教授苦心焦虑，除偶尔参与集体活动，他几乎无暇顾及西湖之美。
　　竺可桢在日记中说，他个人的困难之一在于“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陈训慈在《竺可桢出长浙大由来及其他》文中回忆：“我则确记竺师母当日对我们几位同学说：‘你们的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云云。”竺可桢一向认为“对于教育与政治总以为不应过于接近”，在浙大的13年，他无时不以保持与发扬求是学风、不分党派门户、维持学术标准的浙大传统为荣。
　　1938年西迁途中，他在广西宜山确立“求是”为校训，一方面固然因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向来学风笃实，另一方面就是他自己对“求是”的解释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赋予了“求是”以牺牲精神。竺可桢在浙大期间，浙大整体学术水平大大提高，学风踏实，教师、学生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很多，这与他的影响和“求是”学风的熏陶不无关系。叶笃正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之所以考到浙大读研究生，就是认为联大校风比较“浮夸”，浙大“实实在在”，这是他个人当时的体会。
　　做过北大校长的物理学家周培源了解到竺可桢筚路蓝缕办浙大的历史时，感慨地说：“我们过去（曾）全盘学习苏联，但对浙大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好传统和好经验却没有很好学习和继承。”同济大学老校长李国豪也说过：“我们办大学，要学习竺可桢办浙江大学那样。”自称“书傻子”、不屑也不善搞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竺可桢之所以办大学成功，归根结底无非这样几条：
　　一是他始终相信“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坚持大学要有学术自由的精神，认为大学的最大目标就是追求真理，要追求真理，必須要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是非真伪。他在浙大的13年，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采英美之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里头，“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教师、学生有研究的自由、读书的自由，即探索真理的自由。他主张通才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尤其重视基础学科。1936年，他甫一上任，第一次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时，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进行讨论，目的是避免学生过早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一个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为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经常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选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科或爱好的学科。1945年9月23日，他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说：“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知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
　　二是他一向认定“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他公开提出“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1938年至1939年，他几次拒绝加入国民党；1940年前后，他成了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国立大学校长。1940年8月，他不顾压力，聘请非国民党员费巩出任浙大训导长（教育部规定这一职务必须党员担任）。以后他虽被迫填写过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甚至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但从未付过党费，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的会议。他在日记中表示：“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入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厌恶憎恨而已……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而痛绝。”
　　国民党强硬势力将浙大称为“共匪之租界”，其实竺可桢一样不赞同学生左倾。他一贯认为“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1947年6月17日，他出国半年，一回来面对的便是汹涌的学潮。他批评学生自治会所出的《快报》、《求是学报》“均相当左倾”。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后，他在11月10日的校务会议上说：“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1948年2月14日，他当面批评学生自治会代表，“自治会对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过去自治会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都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 12月13日下午，他亲自去看校园里学生自办的“费巩壁报”， 其中有赞美张学良、杨虎城的文章，他感叹说：“大致说来，可谓一致反对政府之言论，无怪乎外间攻击浙大为共匪张目之中心矣。”1949年4月5日离杭前不久，晚上他带孩子参加浙大合唱团春季音乐会，合唱节目中有浙大音乐教师沈思岩作曲的《贵州谣》、《八月葵花》等歌曲，他在日记中批评说：“均嫌政治气味太重”。难怪1949年5月，当他离校蛰居上海之时，浙大校园的壁报上批评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岁月轮回，这对他是褒还是贬呢？
　　三是他始终认定“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主张教授治校是他13年来的一贯政策。早在1936年4月25日，他到浙大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浙大学生谢觉民追忆，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好教授，“他们有品格，有学问，但有时不免也有脾气”。牛津出身的费巩“最会骂人，在教务会议上，他公开指摘竺师，说‘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意思他是习政治的，有知人之明，竺师也只是含笑不语，可见他的容人之量”。（从费巩日记可以看出他一度对竺可桢很不满，但竺照样请无党派的费巩当训导长，并在费巩出事后全力营救。）曾在浙大任教的生物学家谈家桢一再推崇近代中国办大学成功的校长只有蔡元培和竺可桢，“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
　　
　　1945年2月，浙大政治学教授费巩在重庆“失踪”，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天起，竺可桢就感到这是“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构”干的，他深为费巩的性命担忧，不停地奔走于各个机构、部门之间，尽了一切能尽之力。他的日记中有关费巩的记载至少有78处之多，可谓牵肠挂肚，多年難以释怀。不仅对费巩，他对其他教师也是如此。1949年，在浙大的最后几个月，他几乎成了一架要款机器，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不停地奔波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叩开包括代总统李宗仁在内的国民党政要之门。1月29日是他在浙大的最后一个春节，校园内，“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身为校长的竺可桢，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忧心忡忡。
　　四是他相信学生，力主学生自治。1940年代末浙大史地系毕业的女生王来棣，80岁时回忆起老校长，“在我的脑子里，他同学生的关系像父亲一样”。他的老友、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曾对人说，在竺可桢眼中，“浙大学生个个都是好人品和有学问的”，无论学潮如何汹涌，他都坚定地认为“大多数学生乃系善良的也”。1948年4月1日，他在浙大51周年纪念会上郑重地说：“办大学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数学生，可以由经验和教训使入于理智所承认为正轨的途径的。”1947年8月，浙江省主席沈成章当面指责“浙大乃共产党大本营”，他对陈布雷说过：“年青人欲批评亦未可厚非，若批评政府者皆目为共产，则不啻为丛驱雀也。”
　　1947年5月25日，他远在美国旧金山，从报纸上得知浙大还在罢课之中，在日记中写下了“真使人焦急”5个字。他希望大学教育能让每个学生养成“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这样才能不被“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不被“一时的情感所冲动”，不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移”。
　　每次学生被捕他都要去狱中看望，每次学生开庭他都要到庭听审并尽力营救。对于营救无效、不幸遇难的学生他引为终生遗憾，他是罕有的一个会为学生下泪的大学校长。1942年1月16日，在遵义的浙大学生发起“倒孔”（祥熙）游行，他虽不赞成学生上街，但一旦劝说无效，不仅亲自出面要求军警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而且走在学生队伍的最前头，保护学生的安全。1947年10月29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农艺系学生于子三在狱中被害，他赶到现场，拒绝在所谓“以玻璃自杀”的验尸报告上签字。几天后，他在南京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千古奇冤”，冲破了新闻封锁，举国舆论震惊。国民党当局要他在报纸上“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
　　他在主张教授治校的同时，也主张学生自治，学生“应当在自治会里练习服务人类、大公无私、为大众谋福利的精神”（1940年12月2日日记）。1947年11月2日，于子三被害几天后，浙大学生在群情激愤中举行自治会代表直选，当选的代表以左派学生为主，他在日记中感叹：“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代表91人已选出，其中左派占十分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然而，当11月27日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密电要他解散浙大学生自治会时，他在行政会议上只是决定劝学生复课，只字不提解散自治会一事。
　　
　　“他绝对不会说假话”
　　
　　浙大的成功靠的就是竺可桢坚守的这些信条，同样不能忽略的还有他的身体力行、公私分明的自律，包括一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当年离浙大不远的菜市桥堍西有一家叫“恒升源”的纸品店，承印浙大的部分办公纸品，有些文教用品也在那里采办。竺可桢常到那里买笔墨、信笺，有时夫妻同行。时间久了，店里的人都认得他。有一次恰好被老板遇上，老板说：“竺校长，这儿正巧有贵校印好的信笺，您不妨拿去用吧。”他回答：“那是公笺，我写的是私人信件，还是应该自己买。”这是那家纸品店老板的儿子陈鸿仪先生告诉笔者的。
　　没有了竺可桢的浙大不再是昔日的浙大。如今楼堂馆所齐全、硬件设施优良的新校区虽说也矗立着竺可桢校长的铜像，但大概只是一种点缀和装饰，“求是创新”的新校训与竺可桢确立的“求是”校训内涵已不可同日而语。近60年前，竺可桢在风雨仓皇中离开杭州，在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老浙大的终结；但在老浙大学生的眼里，他们可敬、可爱、可亲的“书傻子”校长，是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
　　在1942年毕业于浙大物理系后又回校做过助教的许良英眼中，个子矮小，演讲时总是要把脚踮起来，不大会说话，常说“这个这个”而且绍兴口音很重的老校长永远是活着的，他的淳朴、不摆架子、平和，在在都让学生感到亲切。“他绝对不会说假话”，更赢得学生的信任。
　　作为科学家的竺可桢活在科学史中，作为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活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更活在学生不泯的记忆里。
　　有历史在，就有竺可桢在。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