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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预防犯罪的法治思想贯穿整个中国历史，主要的思想争论是以德去刑和以刑去刑的思潮争论。本文以以德去刑和以刑去刑为角度，在分析了两者思维不同的内涵后，得出未来中国预防犯罪的法治思想潮流，从而得出孔子与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没有过时的结论，教育与惩罚相结合仍然是我国的刑法、刑罚与法治的重要原则。
关键词：预防犯罪；以德去刑；以刑去刑
1 以德去刑的内涵
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对于统治者如何预防犯罪、保障社会和睦稳定，有着独特见解。作为儒家学说的鼻祖和集大成者，孔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以德去刑。孔子从儒家的礼和仁结合的角度，认为欲使民不争，必须先平其好恶。平百姓之恶的最好方式，孔子认为是通过教的方法。《礼记·乐礼》对此记载的是“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人道，就是以礼为根本，对于百姓要求相互克制，放弃争夺，遵循礼制，通过礼义教化使人们和睦相处，取消刑杀；对于统治者，孔子极力提倡“德治”，统治者要“为政以德”，实行“德治”，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的话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通过对统治者和百姓在礼的要求，最后从根本上实现无讼，也就是“以德去刑”。
儒家对于统治者的德治要求，就是主张统治者应该依靠“德行教化”的作用来实行统治，极力主张对劳动人民“德化”和“礼教”。其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劳动人民施加小恩小惠怀柔；二是用统治阶段的道德进行教化，使劳动人民就范。
在法律思想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反对通过暴力手段压迫人民。奴隶主贵族根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一贯认为“折民惟刑”，即迫使劳动人民服从统治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刑罚，也就是暴力。孔子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虽然没有完全否定“政”与“刑”的作用，但认为只有推行“德化”和“礼教”才能使人民从内心对犯罪感到可耻而安分守己。不过，“德”与“刑”两手比较起来，孔子特别强调的是“德”而不是“刑”。首先，刑罚与“德化”、“礼教”相比，孔子认为“德化”、“礼教”是根本。“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也就是说刑罚必须以“礼乐”为根据，否则就不会得当；再次，孔子反对“不教而杀”，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由此，孔子主张“德主刑辅”。孔子提倡“德治”必然导致“以德去刑”。他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意思是实行“德化”、“礼教”，虽然短期难见成效，但时间久了，就会克服残暴，免除刑杀。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既然狱讼都不会发生，当然用不着刑罚，即“以德去刑”。
2 以刑去刑的内涵
针对儒家“以德去刑”的法律思想，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鲜明提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即“以刑去刑”的法律思想。商鞅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所谓“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因此，刑罚的比重应当大大超过赏赐，最好是“刑九赏一”。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加重轻罪的刑罚。他认为“禁奸止过”，不但不能一般的用轻刑，也不能就事论事“重重”而“轻轻”。因为“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所以“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重轻罪的刑罚，即“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至矣”。
商鞅尤其反对重罪轻刑，因为“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他认为如果像儒家那样主张轻刑和实行“德治”，势必助长奸邪。而“以刑致刑”只有加重刑罚才能使“民莫敢为非”“一国皆善”。为进一步论证“以刑去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商鞅提出“德生于刑”，在此思想指导下，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主张“以殺去杀，虽杀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此之为法家的“以刑去刑”思想。
3 以德去刑和以刑去刑之辩与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3.1 以德去刑和以刑去刑之辩
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儒法之争是影响最大，也是最旷日持久的争论。以德去刑和以刑去刑，形式上是刑、德之争，但是在实质上是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应该采用何种方式，即以道德治理还是明刑治理。
秦朝结束战国后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但是利用苛刑峻法统治人民，使亲二世而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在思想上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但是也造成了在武帝之后之后西汉国力日下。由此看来，独尊儒术或者法家核心，都会导致统治者统治方式的片面性。正如古人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是有深刻社会历史经验和政治道理的。
从古至今，不能对孔子所谓的以德去刑片面理解。孔子认为先教后刑，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提出对于老百姓要教育为先，为政者不仅要亲自讲解教育，还要以身作则，用圣贤榜样的力量来教育感化。只有在教育感化无能为力时，才能借助于刑罚，实施刑罚。孔子强调道德的力量，但并不排除刑罚，只是主张德主刑辅，有先有后，以道德作为刑罚的前提，以刑罚作为道德的补充。相比之下，他更加推崇道德，认为道德可以预防犯罪，而刑罚则无此功能。因此，反对不教而诛，而这正是以德去刑的力量所在。
3.2 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于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反思。依靠以德治国的方略，主要依靠执政者自身的品德，拥有良好品德执政者会影响自己统治集团的品德，但是这也会造成个人崇拜的盛行。文革期间，法律失控，道德成为社会主要调控器，教训惨重不堪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犯罪也越来越严重。严重的刑事犯罪已经给我国的社会治安构成了巨大威胁，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危害极大。自1983年以来，国家的司法机关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严打”和“专项斗争”，欲以刑去刑却效果并不理想。每次严打，只能获得犯罪率短时期的下降和暂时安定，一旦严打结束，犯罪就疯狂如故，甚至比以前更加变本加厉，从而出现了犯罪分子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实践证明，犯罪绝不仅仅是几个害群之马的问题，严重的犯罪问题，实际是一个警报、一种信号，在犯罪表象的后面，隐藏的往往是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关系的紧张、社会弊病增多、法律尊严的降低和人民公认的公平、正义、美德等价值准则遭到亵渎及抛弃。我们不能依靠道德教化来解决问题，那是天真的幻想；也不能指望用严刑峻法解决犯罪问题。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指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解决犯罪的最好的有效措施是实行民主，健全法制，弘扬正义，实现公平。只有在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通过法律、道德等多种措施综合运用，对社会实行综合治理，犯罪的预防、减少才有可能性、现实性。
治大国如烹小鲜，有的问题解决可以或主要应该依靠法律手段，而大量的问题需要法律与其他手段的配合。当前，依法治国已经载入我国宪法，成为政治改革的目标。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是对历史上“德治”与“法治”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辩证吸收借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的全面总结。鉴古知今，唯有做到德法并举、标本兼治，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4 总结
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以德去刑和以刑去刑的争论，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对于统治方式中德治与法治的争论，强极一时的秦朝、隋朝、元朝之所以短命，当权者一味地使用严刑峻法而忽视德治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汉朝武帝之后国力衰落也和独尊儒术有很大的关系。历览先前国与家，历史的教训告诫我们，德治与法治不可偏废，片面的以德去刑或以刑去刑都会导致国家统治的不顺利，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没有德治，就不能从源头上预防犯罪；没有法治，就不能从根本上惩罚犯罪，震慑犯罪。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缺一不可。孔子与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没有过时，教育与惩罚相结合仍然是我国的刑法、刑罚与法治的重要原则。
参考文献：
[1] 王四达，董成雄.法家“治世”思想的二重性与“儒法互补”的新视角[J].哲学研究，2014（07）.
[2] 曾振宇.“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J].山东大学学报，2013（01）.
[3] 张晖.德与刑：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启示[J].重庆行政，2018（06）.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关键词：预防犯罪；以德去刑；以刑去刑
1 以德去刑的内涵
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对于统治者如何预防犯罪、保障社会和睦稳定，有着独特见解。作为儒家学说的鼻祖和集大成者，孔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以德去刑。孔子从儒家的礼和仁结合的角度，认为欲使民不争，必须先平其好恶。平百姓之恶的最好方式，孔子认为是通过教的方法。《礼记·乐礼》对此记载的是“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人道，就是以礼为根本，对于百姓要求相互克制，放弃争夺，遵循礼制，通过礼义教化使人们和睦相处，取消刑杀；对于统治者，孔子极力提倡“德治”，统治者要“为政以德”，实行“德治”，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的话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通过对统治者和百姓在礼的要求，最后从根本上实现无讼，也就是“以德去刑”。
儒家对于统治者的德治要求，就是主张统治者应该依靠“德行教化”的作用来实行统治，极力主张对劳动人民“德化”和“礼教”。其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劳动人民施加小恩小惠怀柔；二是用统治阶段的道德进行教化，使劳动人民就范。
在法律思想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反对通过暴力手段压迫人民。奴隶主贵族根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一贯认为“折民惟刑”，即迫使劳动人民服从统治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刑罚，也就是暴力。孔子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虽然没有完全否定“政”与“刑”的作用，但认为只有推行“德化”和“礼教”才能使人民从内心对犯罪感到可耻而安分守己。不过，“德”与“刑”两手比较起来，孔子特别强调的是“德”而不是“刑”。首先，刑罚与“德化”、“礼教”相比，孔子认为“德化”、“礼教”是根本。“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也就是说刑罚必须以“礼乐”为根据，否则就不会得当；再次，孔子反对“不教而杀”，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由此，孔子主张“德主刑辅”。孔子提倡“德治”必然导致“以德去刑”。他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意思是实行“德化”、“礼教”，虽然短期难见成效，但时间久了，就会克服残暴，免除刑杀。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既然狱讼都不会发生，当然用不着刑罚，即“以德去刑”。
2 以刑去刑的内涵
针对儒家“以德去刑”的法律思想，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鲜明提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即“以刑去刑”的法律思想。商鞅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所谓“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因此，刑罚的比重应当大大超过赏赐，最好是“刑九赏一”。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加重轻罪的刑罚。他认为“禁奸止过”，不但不能一般的用轻刑，也不能就事论事“重重”而“轻轻”。因为“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所以“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重轻罪的刑罚，即“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至矣”。
商鞅尤其反对重罪轻刑，因为“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他认为如果像儒家那样主张轻刑和实行“德治”，势必助长奸邪。而“以刑致刑”只有加重刑罚才能使“民莫敢为非”“一国皆善”。为进一步论证“以刑去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商鞅提出“德生于刑”，在此思想指导下，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主张“以殺去杀，虽杀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此之为法家的“以刑去刑”思想。
3 以德去刑和以刑去刑之辩与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3.1 以德去刑和以刑去刑之辩
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儒法之争是影响最大，也是最旷日持久的争论。以德去刑和以刑去刑，形式上是刑、德之争，但是在实质上是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应该采用何种方式，即以道德治理还是明刑治理。
秦朝结束战国后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但是利用苛刑峻法统治人民，使亲二世而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在思想上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但是也造成了在武帝之后之后西汉国力日下。由此看来，独尊儒术或者法家核心，都会导致统治者统治方式的片面性。正如古人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是有深刻社会历史经验和政治道理的。
从古至今，不能对孔子所谓的以德去刑片面理解。孔子认为先教后刑，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提出对于老百姓要教育为先，为政者不仅要亲自讲解教育，还要以身作则，用圣贤榜样的力量来教育感化。只有在教育感化无能为力时，才能借助于刑罚，实施刑罚。孔子强调道德的力量，但并不排除刑罚，只是主张德主刑辅，有先有后，以道德作为刑罚的前提，以刑罚作为道德的补充。相比之下，他更加推崇道德，认为道德可以预防犯罪，而刑罚则无此功能。因此，反对不教而诛，而这正是以德去刑的力量所在。
3.2 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于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反思。依靠以德治国的方略，主要依靠执政者自身的品德，拥有良好品德执政者会影响自己统治集团的品德，但是这也会造成个人崇拜的盛行。文革期间，法律失控，道德成为社会主要调控器，教训惨重不堪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犯罪也越来越严重。严重的刑事犯罪已经给我国的社会治安构成了巨大威胁，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危害极大。自1983年以来，国家的司法机关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严打”和“专项斗争”，欲以刑去刑却效果并不理想。每次严打，只能获得犯罪率短时期的下降和暂时安定，一旦严打结束，犯罪就疯狂如故，甚至比以前更加变本加厉，从而出现了犯罪分子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实践证明，犯罪绝不仅仅是几个害群之马的问题，严重的犯罪问题，实际是一个警报、一种信号，在犯罪表象的后面，隐藏的往往是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关系的紧张、社会弊病增多、法律尊严的降低和人民公认的公平、正义、美德等价值准则遭到亵渎及抛弃。我们不能依靠道德教化来解决问题，那是天真的幻想；也不能指望用严刑峻法解决犯罪问题。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指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解决犯罪的最好的有效措施是实行民主，健全法制，弘扬正义，实现公平。只有在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通过法律、道德等多种措施综合运用，对社会实行综合治理，犯罪的预防、减少才有可能性、现实性。
治大国如烹小鲜，有的问题解决可以或主要应该依靠法律手段，而大量的问题需要法律与其他手段的配合。当前，依法治国已经载入我国宪法，成为政治改革的目标。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是对历史上“德治”与“法治”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辩证吸收借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的全面总结。鉴古知今，唯有做到德法并举、标本兼治，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4 总结
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以德去刑和以刑去刑的争论，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对于统治方式中德治与法治的争论，强极一时的秦朝、隋朝、元朝之所以短命，当权者一味地使用严刑峻法而忽视德治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汉朝武帝之后国力衰落也和独尊儒术有很大的关系。历览先前国与家，历史的教训告诫我们，德治与法治不可偏废，片面的以德去刑或以刑去刑都会导致国家统治的不顺利，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没有德治，就不能从源头上预防犯罪；没有法治，就不能从根本上惩罚犯罪，震慑犯罪。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缺一不可。孔子与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没有过时，教育与惩罚相结合仍然是我国的刑法、刑罚与法治的重要原则。
参考文献：
[1] 王四达，董成雄.法家“治世”思想的二重性与“儒法互补”的新视角[J].哲学研究，2014（07）.
[2] 曾振宇.“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J].山东大学学报，2013（01）.
[3] 张晖.德与刑：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启示[J].重庆行政，2018（06）.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