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七世纪三十年代锁国以后，日本人再未正式踏访中国。直到一八六二年，一艘旗号“千岁丸”的日本官船驶入上海，才开始中日之间的破冰之旅，也开辟了近百年的血火之路。船上以各藩武士为主，他们广泛结交中国儒生。一次，一个中国儒生赋诗书写在扇面上，诗中有纳贡的事和蛮王等字句，于是日本武士勃然大怒，当即扔掉那把扇子说：“我们神国的天皇，万古无变，世上无与伦比。你岂能将他与北虏王相提并论。你这个可恨的腐儒，实在失礼。”记载此事的日本人，直夸这个武士胆量十足，好像当年的大伴古麻吕，而古麻吕敢在唐玄宗宴请各国使节时因座次安排问题凛然抗争，长期以来一直被日本人视作豪气英雄。
　　这种被日本人津津乐道和大书特书的事情，中国人往往不放在心上而轻忽视之。但实质上，在二十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里，却流行着中国人的某种“集体无意识”，也蕴藏着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某种心理情结。更重要的是还显示着日本的特殊性。一般流俗所见之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度。当隋唐强大时学习中国，当西方强大时学习欧美，学习速度之快、学习烈度之大，常常令人咋舌。但人们常常忘了，日本不仅是一个善于学习强者的国家，还是一个善于颠覆强者的国家。后一种冲动，潜伏之长、蓄劲之久、爆发之烈，同样令人咋舌。
　　古代中国久已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天下观，既用以表述政治哲学上的自我追求，也拿来规划本国及周边其他国家的内外秩序。古代中国的意识主体是活跃于中土、中原、中国、九州又或神州大地上的华夏民族，他们奉天承运，以道德自主和实践后果来见证天命所归，尊崇政治大一统，把国家的都城以及统治权所辖领域视为天下的中央，而四方之地则有四夷之族（北狄、南蛮、西戎、东夷），根据距离远近的不同而有所谓“五服”制度，根据时势强弱的不同又有所谓“征伐”和“声教”之异，目的所在或是希望以华夏化夷狄，或是期待四方慕德来朝，总归是华夷一家，万邦协和。这一套天下体系，既如赵汀阳所言，在理念上是至广无外的，因为天下就意味着天地之问无不覆载，是“整个世界的内部化”；又如葛兆光所言，根据礼仪的系统规范而不断区别乃至强化内外、华夷和尊卑的上下等差序列。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在文化上表现为华夷秩序，在政治上表现为宗藩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朝贡贸易，在历史上则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这种历史的实际表现，既说明了古代中国天下体系的效用，也反证着它的限度。
　　所谓“华夏”或“中华”，从字源上来看源自地域概念，作为民族之称，其主流趋向代表的并非血缘意义，更取决于文化、制度、礼仪、风俗和价值观。因此，尽管中国人总是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和期待“用夏变夷”，也总是恐惧“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但华夷关系却并非先验和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也是可以通过制度变革、风俗改造和礼仪实践而相互转化的，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种变通性有利于促进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融合及域外各国家的交流，也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蹊径和正统性的说明，同样，还给日本在中华世界力争天下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当然，更关键的是，“作为前近代东亚地区的‘通念’，‘中华’，本是道德价值、经济实力和政治能量的至高体现”（韩东育：《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自中心化”之行动过程》，220页），而这也恰好是诱惑域内外各族群竞相争夺中华象征的原因。
　　中日关系渊源亦久。据考证，《山海经》中有关倭、扶桑、黑齿国和毛人国的记载可能都牵涉日本；《史记》曾记载秦始皇派遣徐福带数千童男女东渡，据说是去了日本；《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梁书》则传说当时的倭人均自称是泰伯之后，此正与朝鲜自称是箕子之后一样，表达了一种对华夏文明的仰慕之情。最无可疑的是，公元五十七年光武帝封赐倭王的“汉委奴国王印”，一七八四年在日本志贺岛被发现，足见日本正式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至迟在东汉已现端倪。此后日本也不断遣使请封，单南朝《宋书》所记四二一至四七八年间倭国王“万里修贡”即达七次之多，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已经相当不易了。大化改新是日本大规模采用隋唐律令制的政治变革，唐文、唐风以及中国化的禅宗，均深入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至今。入明以后，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接受明朝的册封，合作清剿倭寇，且以属国的名义和勘合贸易的形式向明朝多次大量派遣朝贡使节团。江户时代（一六0三至一八六七年），日本锁国，却也是朱子学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时期。正是存在这种渊源，也因为华夷关系的相对化和变通性，以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为代表，近世早期日本人的“通念”是，通行汉字和礼仪的诸国皆可列入“中华”，否则就是“外夷”。所谓一衣带水，所谓文化母国，所谓同文同种，所谓中日一家，都是对这种历史渊源的不同表述。
　　但是，日本对中国虽然追慕和学习，为了实利也偶能遵从朝贡礼仪，却恭顺时少，不驯时多。六0七年，日本遣使投递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炀帝还以为是蛮夷不知中华礼仪，故置而不问。其实并非不知礼仪，隋唐时正是日本向中国学习的盛期，有唐一代亦未少派使节和留学生，中华皇帝颁给日本天皇的诏书也明确写有“远修朝贡”的字样，甚至被日本人夸为英雄豪杰的大伴古麻吕，在唐玄宗的宴席座次上所争的也只是与新罗的对等和优位而已。他们当然知道古代天下体系是中国中心，也深知中华文化的优越性而肯大力学习，但即使如此，他们私下记述遣华使节时却极力避讳“朝贡使”而称之为“遣隋使”“遣唐使”。唐人对此未必不察，《旧唐书》就说：“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正是由于日本的桀骜不驯和叛服无常，在古代天下体系中，中日关系多是若即若离，明确的朝贡关系更是断长于续。从五0二年开始，倭奴国即已不再朝贡中国；八九四年以后，菅原道真索性终止派遣遣唐使；直到明成祖时才重归朝贡体系，但一五五一年，室町幕府尚未完全终结，而中日宗藩关系却先告彻底终结。尽管如此，无论是维持和延续天下体系中的朝贡往来，还是隔断和终结中日宗藩关系，日本却从未停止对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热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