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陷入伦理困境的奥尼尔式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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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尤金·奥尼尔笔下的悲剧人物们或恪守以责任和义务为根基的清教徒式本位主义传统伦理观:牺牲个人的意愿和个人追求,服从于他者的发展模式,最终导致了对于个人本体的沉沦与抛掷;或无限放大自由的存在,在膨胀的个人主义中使得家庭角色缺失,最终走向虚无与绝望。这两种伦理价值取向的过于极端化构成了奥尼尔悲剧主人翁们的迷失与自我分裂,是家庭的空泛化、精神虚无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伦理本位主义 个人主义 个体抛掷 个体膨胀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人格分裂而导致的人物性格悲剧已然成为了尤金·奥尼尔式悲剧人物的典型范式,而其塑造的悲剧人物人格分裂的根由追溯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大都源于这些悲剧人物内在的两种相互冲突的伦理价值观——伦理本位主义与自我主义。20世纪初的美国正经历着伦理价值观念动荡与蜕变的痛苦时刻。以责任和义务为根基的清教徒式本位主义传统伦理观和受物欲横飞的工业社会影响的以自我发展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的两种家庭伦理观之间的斗争与较量在尤金·奥尼尔中后期所塑造的家庭悲剧中无处不在,并且成为其悲剧主人翁们内心彷徨、家庭空泛化的根源所在。
  奥尼尔笔下的悲剧人物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这两种伦理价值观的影响,即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发展模式和方向相互冲突和对峙时,他们永远无法在这两种伦理价值观中找到平衡点,并总是偏执地倾斜于一方。因此,他们注定要失败,但是他们仍然要去追求、去斗争,他们永远在偏执地制造着自己的失败,灵魂永远在矛盾冲突中受着折磨。奥尼尔把这种为失败而作的偏执的奋斗称作“光荣的自我毁灭的奋斗”,而这也是奥尼尔创作的重要悲剧主题之一。
  二 个体的抛掷与自我迷失
  在陷入伦理困境的两大阵营中,恪守伦理本位主义的主人翁们内心的纠结与挣扎表现得更为激烈。因为他们大都并没有完全摈弃自我追求,只是将家庭社会的发展模式和要求放在首位,并刻意去回避个人的追求与理想。当个体的抛掷与牺牲仍然无法让他们感到精神的满足与归属时,他们便会间歇性地回顾自己个体的追求与理想,活在对个人追求的空洞的追忆中。虚无的追忆使得他们更加迷失自我,最终有的人只能借助毒品和酒精来麻痹自我,有的人则表现出明显的人格分裂倾向。
  例如,《更加庄严的大厦》中的西蒙和《长日入夜行》中的玛丽是家庭本位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是个怀有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他崇尚卢梭的学说,热爱自然,渴望摆脱现世的虚伪,回归自然和纯朴,建立没有纷争、没有贫富差距的“乌托邦”式的梦中田园,他坚持“真正高贵,可敬的是人民”,而不是现实社会中虚伪的贵族。他的这种浪漫主义个人追求显然与他的妻子萨拉为代表的贪婪的物质主义追逐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他坚守家庭本位主义的伦理思想和原则,为了要更好地履行作为好丈夫和好儿子应当履行的家庭义务和责任,在妻子萨拉和母亲德拉的双重“奴役”下渐渐背离了原有的理想,转而以功利主义价值观为准则,在生意场上肆无忌惮,贪婪攫取。他内心隐藏的理想主义自我时刻观望着那个无耻贪婪、道德沦丧的功利主义自我:“像一个家庭的奴隶似的,我的贪婪被用来赚取金钱来供养那个女人!是的,这就是母亲聊以自慰的成就。”这里的那个女人指的就是他的妻子萨拉。他很清醒地意识到以萨拉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畸形家庭价值观念与他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追求是大相径庭的。可是,他逃不开、躲不掉。因为在他恪守的家庭本位主义伦理价值观念中,男性的父权形象就是作为丈夫和父亲对家庭职责的担当,女性和子女的依附使男性的父权形象成为可能,婚姻的稳定使性伴侣的关系是固定的,家在价值认同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从某种程度上痛恨婚姻和家庭:“听我的话,不要结婚。让你爱的人做情妇,除了她一天天从你这里所赢得的东西之外,除了她能够让你为了拥有她所付出的代价之外,什么都不要给她。爱应该是个永远也无法完结的交易……回避婚姻,去养个娼妓!”生意上的成功无法给他带来任何的满足感,取而代之的是空虚与疯狂。内心的分裂和冲突使得西蒙面临着被两个自我撕裂的危险:“仿佛我再也没有力量控制自己的意志,无法保持自我一致。另外一个自我在反叛——在搞分裂——好像从现在起我必须变成两个自我——导致分裂和混乱……”
  同样的,家庭本位主义也对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身份有着传统的定位:
  “19世纪的美国社会只为女人提供了一种得到社会尊重和接受的角色——贤妻良母角色,一种要求女性不断自我牺牲,一心满足他人的角色。这样一来,不论处于什么心理状态和知识层次的女人都不得不极力使自己符合这个规定的角色。有关生育的书籍、上流社会女性杂志、儿童文学也不无要求女性无私地放弃自己的理想,将自己的希望和能力托付给她们生活中的男人。”
  因此,《长日入夜行》中的玛丽放弃了成为女钢琴家或者女修女的梦想与信念,在与詹姆斯相遇并一见钟情后,断然放弃自己的追求,追随丈夫外出演出。在小旅馆、破旧难闻的车厢里过着动荡的生活,直至后来由于丈夫的吝啬在生产时染上毒品,从此摆脱不了悲惨命运的诅咒。尽管如此,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守卫着家庭本位主义所要求和定位的女性角色——圣母玛利亚式的贤妻良母形象。她很惧怕自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妻子和母亲,总是不停地怀疑自己的发型不符合圣母形象,她经常“手抖抖擞擞地举到发际问‘我的头发散开了么?’”。她不停地抱怨自己的头发眼睛,就是希望自己得到大家的肯定和认同。当她的所有牺牲与付出未得到来自家庭的其他成员的肯定与认同后,她只能靠不断回忆少女时代的幸福时光来追溯其个人原来的理想和追求,最终在这种虚无的追忆中彻底崩溃。
  三 个体膨胀与其剥削性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本精神,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个人本位特征创造了坚实的条件。18世纪欧洲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启蒙运动”,作为文艺复兴的继续和发展,在社会政治观方面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概念,创立了“天赋人权”的理论,把生命、财产、平等、自由等视为“天”所赋予人的“人权”。这些思想一直是欧洲乃至西方近现代政治、文化思想的主调,其中个体本位思想的表现突出。在20世纪西方思想领域独占鳌头的存在主义哲学则以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本质、人必须对自己负责的命题,把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发展到了极致。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形成了西方人以个人为中心的处世态度,即人不依附于他人,不依附于家庭,而是倾向于自我依赖———“他要自己思考,自己做决定,并且用自己的双手以自己的能力开辟自己的前途”。家庭与个人之间只存在暂时性的纽带。个人主义导致家庭的解体是现代悲剧的一个主题。罗素说:“最近时代的家庭的没落,无疑地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家庭业已开始没落了,它的发端,是由于个人主义的理论激起的”。克尔凯郭尔也说:“我们的时代已经使得家庭、国家和民族的坚实基础土崩瓦解,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个人完全属于他自己”。
  奥尼尔笔下的另一些悲剧人物将这种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无限放大和片面化,一味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发展,无视社会发展走向,无视家庭的存在;并且他们这种膨胀的个人主义具有剥削性和侵略性,具体表现为:他们总是让其他家人服务于他们的追求和理想,分担他们失败的痛楚与辛酸,并且强迫家人接受他们的荒诞行为。他们无视在家庭和社会上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完全沉浸在自己为自己编织的永远无法实现的“白日梦”中。这些“白日梦”就是他们无法实现的“美国梦”,“它的含义是:高收入、地位高、消费享受高。这种个人追求的目标与社会的目标没有联系,而是从个人出发、以个人为中心的”。这一直是被美国文化认同和推崇的。然而,酒徒们却被“美国梦”所抛弃,于是在梦想与现实的错位中,使他们对社会持有的态度是“能不干就不干的”的消极;而对于家庭,由于“他们形成一种习惯的思想,认为自己的命运全系于个人奋斗,个人是孤立的,发展到最后,势必既脱离父辈,又不顾子女,也不顾别人”,家庭自然在这种“不顾”的自由中走向解体。《送冰的人来了》中的希基及霍普酒馆的酒徒们用醉酒和狂欢掩埋失败的痛苦,用痴人说梦的执著为他们的“梦想”一次又一次地放飞。为了彻底摆脱传统伦理思维的束缚和家庭的干扰,希基不惜杀死自己的妻子借以摆脱心灵的挣扎,最终陷入无尽的痛苦与忏悔中。希基和这些酒徒们勾勒出美国张扬的个人主义的现代版男人的形象,他们不是父亲,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也不是丈夫,作为丈夫和父亲,他们的家庭形象已被膨胀的个人主义颠覆。《诗人的气质》中的梅洛迪更是如此,他总是自诩自己为拜伦式的贵族军官,穿着过去参加塔拉韦战役的军装,对着镜子孤芳自赏。他的生活除了沉醉在过去的战役中以外,就是与一群酒徒在他濒临破产的小酒店里喝着威士忌,胡吹乱扯。对于酒店的开销经营,他从来不管。他的妻子诺拉和女儿萨拉从来都是他奴役的对象,他们之间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夫妻与父女关系,而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梅洛迪的自我膨胀构成了对妻子诺拉的最大奴役和剥削。每年为了举办荒唐无聊的战役周年纪念宴会,诺拉都累得半死,并且要靠借外债来付酒菜的费用。此外,梅洛迪无视家庭的现实经济状态,只单纯为了维持他自我的虚荣和追求,而让妻子诺拉受尽脸色去乞求别人,只是为了要付饲养他平时最爱骑的骏马的饲料钱。“母亲嫁了这样一个丈夫,他怜悯她。然而,只要你自己和那匹宝马能体面地活下去,你就什么都不顾!”萨拉对梅洛迪的控诉,准确地说出了他的膨胀的个人主义的自私性和剥削性。
  四 结语
  作为美国现代悲剧的创造者,奥尼尔的不少剧作都体现出个人与家庭发展模式、个人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冲突与对峙。而他所刻画出的悲剧人物们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大都呈现出偏执的伦理价值观:要么恪守伦理本位主义思想,完全牺牲个人的追求与发展,在迷失自我的痛苦中人格分裂;要么片面强调个人主义与个人实现,牺牲或奴役其他家庭成员来维持自己无法实现的“白日梦”,他们永远无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家庭的存在在这两种伦理偏执中变得虚无化,传统的家庭角色也在这种畸形的家庭模式中异化,恪守伦理本位主义的人们成了家庭和社会的奴隶,而张扬个人主义的人们成了奴役他人和自欺欺人的怪物。奥尼尔剧作所揭示的这种现代家庭关系的病态性、伦理价值观念的偏执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内心世界的压抑痛苦与迷惘,是对美国现代社会混乱动荡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的最有力的质疑和控诉。美国社会从个人到家庭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模式,都在遭遇颠覆和毁灭,并且在相互的交错影响中错位异化和自我毁灭。这种三位一体的自我毁灭性凸显了奥尼尔剧作的悲剧张力,增强了其戏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注:本文系2009年立项的合肥工业大学科学研究发展基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为:2009HGXJ0005。
  
   参考文献:
   [1] 廖可兑等:《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
   [2] 尤金·奥尼尔,郭继德编:《奥尼尔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Smith-Rosenberg,Carroll.Disorderly Conduct:Vision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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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付美艳、孙敏:《试论〈送冰的人来了〉对家庭伦理价值的颠覆》,《学术交流》,2009年第9期。
   [6] 博加德编,汪义群等译:《奥尼尔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7] 吴兰香:《对〈送冰的人来了〉一剧女性主义解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作者简介:何静静,女,1981—,安徽含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戏剧,工作单位:合肥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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