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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通近代化的探索中,张謇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业绩。从这些业绩所涉及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出他经营南通是以地方自治为基本指导思想的。他自己曾讲:“窃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但“自治须有资本”,故而他把实业看做地方自治的根本。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张謇经营南通的模式是:以大生纱厂为实业主体,以一个经营较为稳定、收入相对显著的企业为依托,以负债方式筹措资金并承担利息开支,以支撑一批近代企业、新式教育和新型的社会文化事业。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模式有很大的缺陷,一旦大生爆发危机,南通的近代化必然会出现停滞。
果不其然,1922年,当大生危机全面爆发后,南通的近代化事业就难以为继了。大生爆发危机,张謇认为主要是运筹失措的原因。他说:“南通实业,三五年来,急进务广,而致牵搁。”“急进务广”是张謇为南通近代化选择的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使南通在取得早期近代化成功之后很快陷入了停滞中。事实上,张謇在大生纱厂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便开始较大幅度地扩大实业,形成了“急进式”的推进方式。这一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大生纱厂为起点的纱厂扩张。大生纱厂初战告捷后,张謇即着手创办分厂大生一厂和大生二厂。1913年,张謇又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纱厂扩张性发展计划,想把棉纺厂从两个扩展到九个。虽然后来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实现,但是大生从原始资本不足四十五万两起家,扩张到后来成为拥有四座棉纺织厂的资本集团。辛亥革命前,张謇还将纱厂从通州扩张到湖南,建立了大维纱厂。
二是以纱厂为中心的其他实业扩张。一方面,为防止纱厂的原材料供给不足,张謇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之后他与张祭在九年之内又迅速筹办了大纲、大结、大晋、大豫、中孚等多家垦牧公司。另一方面,为了能为大生的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市场竞争环境,张謇在创办纱厂之后又迅速开创了榨油、酿造、火柴、印刷、航运、陆运、电话局、金融等行业。可以说短时间内,他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工业门类。
张謇在创办实业之初也曾考虑到实业不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但是当大规模的现代化任务出现在他面前时,由于缺乏合理的决策精神,张謇在兴办实业时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急进。
张謇把实业看做是教育与慈善之本,但是他在这个“本”还没有完全牢固的时候,就开始大力推进各种新式教育、新型社会文化事业,即开始了他的“务广式”的推进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种新式教育的齐头并进。1895年以后,张謇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创办了大量的新式学校,除地方各村公立、私立之初高等小学校二百四十余所外,又兴办专门学校,主要有男、女初级师范学校,女工传习所,甲乙种农业学校,甲乙种商业学校,纺织学校,医学校等六种。可见他在发展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都是尽其所能、齐头并进的。
二是各种新型社会文化事业不一而足。在社会救济方面,张謇在原有施棺、栖流诸事外又特设新育婴堂、养老院、医院、贫民工厂、残废院、盲哑学校等。至于博物院、图书馆、气象台等各式新型社会文化事业则不一而足。
对于张謇“务广式”推进方式的弊端,其子张孝若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只认定凡自治先进国应有之事,南通地方应该有,他就应该办,他不问困难不困难,只问应有不应有。”尽管这段话说明了张謇对南通地区现代化的强烈追求,但也正反映了他在整体战略决策上的失误。
张謇选择的这种推进方式很快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首先,大生集团的投资资金全部是借贷而来的,而“急进式”的实业扩张方式远远超过了其自身实际经济实力,又导致了大生企业的基础十分脆弱。这样市场稍有风险,企业也就险象环生,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近代化事业也就很难站稳脚跟。其次,张謇创办的近代化事业起点高、范围广、速度快。这样短时间内多方面近代化任务的一起出现,一方面扩大了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了大生的负担;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近代化内容与管理层主体及社会成员能力之间的矛盾。张謇出生于封建士绅,没有系统学习过现代的管理方式,却习惯于传统的管理方法。通海垦牧公司的创办,张謇最初是按“大农法”的构思创立的。但是由于管理层缺乏机耕大农场的管理方式,最终通海垦牧公司不得不采取封建租佃制。因此他们所习惯的传统的管理方式不但不能适应企业的近代化,反而还会阻碍近代化的发展。此外,近代化内容的迅速膨胀与社会成员能力不足的矛盾也日益明显。张謇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下决心抓人的素质,但是由于步子太快,精力与财力过度分散,所有的事业都只能是低水平上的“铺摊子”。
张謇是一个务实的事业家,为了改变南通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以至整个社会面貌,他已办和想办的事情太多,摊子过大,战线过长,远超过了大生资本集团所能承担的负荷,最终大生走向破产,南通的近代化事业出现停滞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胡适称“张謇是失败的英雄”,张謇亦自称“与其贪诈虚伪的成功,不如光明磊落的失败”。显然,失败是相对于大生集团破产而言的,但是他创办了大生,并把大生留给了社会。正如章开沅教授所说:“他对南通的贡献很大,留给后人的东西很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但是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作为实业家,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作为南通近代化的开拓者,他又是一个成功的英雄。他是近代南通的奠基者,近代南通就是他的丰碑。
(责任编辑 庞丹丹)
果不其然,1922年,当大生危机全面爆发后,南通的近代化事业就难以为继了。大生爆发危机,张謇认为主要是运筹失措的原因。他说:“南通实业,三五年来,急进务广,而致牵搁。”“急进务广”是张謇为南通近代化选择的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使南通在取得早期近代化成功之后很快陷入了停滞中。事实上,张謇在大生纱厂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便开始较大幅度地扩大实业,形成了“急进式”的推进方式。这一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大生纱厂为起点的纱厂扩张。大生纱厂初战告捷后,张謇即着手创办分厂大生一厂和大生二厂。1913年,张謇又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纱厂扩张性发展计划,想把棉纺厂从两个扩展到九个。虽然后来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实现,但是大生从原始资本不足四十五万两起家,扩张到后来成为拥有四座棉纺织厂的资本集团。辛亥革命前,张謇还将纱厂从通州扩张到湖南,建立了大维纱厂。
二是以纱厂为中心的其他实业扩张。一方面,为防止纱厂的原材料供给不足,张謇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之后他与张祭在九年之内又迅速筹办了大纲、大结、大晋、大豫、中孚等多家垦牧公司。另一方面,为了能为大生的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市场竞争环境,张謇在创办纱厂之后又迅速开创了榨油、酿造、火柴、印刷、航运、陆运、电话局、金融等行业。可以说短时间内,他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工业门类。
张謇在创办实业之初也曾考虑到实业不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但是当大规模的现代化任务出现在他面前时,由于缺乏合理的决策精神,张謇在兴办实业时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急进。
张謇把实业看做是教育与慈善之本,但是他在这个“本”还没有完全牢固的时候,就开始大力推进各种新式教育、新型社会文化事业,即开始了他的“务广式”的推进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种新式教育的齐头并进。1895年以后,张謇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创办了大量的新式学校,除地方各村公立、私立之初高等小学校二百四十余所外,又兴办专门学校,主要有男、女初级师范学校,女工传习所,甲乙种农业学校,甲乙种商业学校,纺织学校,医学校等六种。可见他在发展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都是尽其所能、齐头并进的。
二是各种新型社会文化事业不一而足。在社会救济方面,张謇在原有施棺、栖流诸事外又特设新育婴堂、养老院、医院、贫民工厂、残废院、盲哑学校等。至于博物院、图书馆、气象台等各式新型社会文化事业则不一而足。
对于张謇“务广式”推进方式的弊端,其子张孝若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只认定凡自治先进国应有之事,南通地方应该有,他就应该办,他不问困难不困难,只问应有不应有。”尽管这段话说明了张謇对南通地区现代化的强烈追求,但也正反映了他在整体战略决策上的失误。
张謇选择的这种推进方式很快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首先,大生集团的投资资金全部是借贷而来的,而“急进式”的实业扩张方式远远超过了其自身实际经济实力,又导致了大生企业的基础十分脆弱。这样市场稍有风险,企业也就险象环生,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近代化事业也就很难站稳脚跟。其次,张謇创办的近代化事业起点高、范围广、速度快。这样短时间内多方面近代化任务的一起出现,一方面扩大了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了大生的负担;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近代化内容与管理层主体及社会成员能力之间的矛盾。张謇出生于封建士绅,没有系统学习过现代的管理方式,却习惯于传统的管理方法。通海垦牧公司的创办,张謇最初是按“大农法”的构思创立的。但是由于管理层缺乏机耕大农场的管理方式,最终通海垦牧公司不得不采取封建租佃制。因此他们所习惯的传统的管理方式不但不能适应企业的近代化,反而还会阻碍近代化的发展。此外,近代化内容的迅速膨胀与社会成员能力不足的矛盾也日益明显。张謇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下决心抓人的素质,但是由于步子太快,精力与财力过度分散,所有的事业都只能是低水平上的“铺摊子”。
张謇是一个务实的事业家,为了改变南通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以至整个社会面貌,他已办和想办的事情太多,摊子过大,战线过长,远超过了大生资本集团所能承担的负荷,最终大生走向破产,南通的近代化事业出现停滞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胡适称“张謇是失败的英雄”,张謇亦自称“与其贪诈虚伪的成功,不如光明磊落的失败”。显然,失败是相对于大生集团破产而言的,但是他创办了大生,并把大生留给了社会。正如章开沅教授所说:“他对南通的贡献很大,留给后人的东西很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但是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作为实业家,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作为南通近代化的开拓者,他又是一个成功的英雄。他是近代南通的奠基者,近代南通就是他的丰碑。
(责任编辑 庞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