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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片《再见爱丽斯》是“新女性主义”在美国影坛勃兴时的代表作。影片展示了女主人公爱丽斯的精神成长、人格自立的艰难过程，找出了造成女性成长、自立艰难的终极原因——男权中心意识，通过爱丽斯的人格健全过程探讨了女性的出路问题。
[关键词]爱丽斯 人格自立 男权中心意识
《再见爱丽斯》(Alice Doesn’t Live HereAnymore，1974)是“新女性主义”开始在美国影坛勃兴时的代表作。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生于纽约，是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移民后裔，成长在曼哈顿的小意大利区，就读于纽约大学电影系期间，执导的短片中就有多部获奖，受到关注。马丁，斯科塞斯是罕见的学者型影人，知识丰富，对社会问题投以严肃的关怀。影片采用清淡单纯的手法来表现一个中年女性的真实生活处境，戏剧性不强，但思想深刻，饰演爱丽斯的演员埃伦·伯斯泰因(Elien Burstyn)以本片当选奥斯卡影后。影片《再见爱丽斯》描述了一个家庭妇女重新找回自我的故事。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史上，蓬勃兴起的妇女运动帮助妇女赢得了许多重要的法律、政治、经济的自由和平等权利。然而，19世纪的妇女运动没有能完全解放妇女，因为它没有从其最深根柢上找出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性、社会性别制度。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席卷全美国的一场或多场激进社会运动中，女性主义者们找到了这一根基。这一时期女性主义者斯坦顿在《妇女的圣经》中毫不含糊地指出，“所有那些信条、法规、典籍和章程”都是以父权制观念为基础的，这种观念即“妇女在男人之后被创造出来，从男人那里创造出来和为男人而创造出来，女人是低于男人的造物，她附属于男人”。斯坦顿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性、社会性别制度压迫妇女的那些方式。
爱丽斯在丈夫去世之前是一个传统女性。我们知道，“传统女性的生存空间是家。无论这个家对于她来说是天堂还是地狱，但它由于稳定的血缘取向而得到世代女性的认同。”当爱丽斯在与她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农场主约翰)因管教孩子而发生争执后，又来到打工的饭店，同事弗罗看到她精神极度痛苦而试图安慰她，哭诉中的爱丽斯说出了“没有男人(家)我不知道怎样生活。”简短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她对家的理解。“家是避难所、退隐处，是洞穴、子宮。现实集中在家里，外界因此而瓦解。家便是女性的世界。房间、厨房、卧室、电话、奶瓶和男人的外衣等成为女性与世界交换信息和发生联系的象征。”在潜意识里她希望自己的男人强壮而专横，在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当丈夫唐纳德阻止她再象婚前那样出去工作(酒吧唱歌)说“我的妻子不能去酒吧唱歌”时，爱丽斯对丈夫的强硬而专制表现出了极大的欣慰和满足。影片通过唐纳德、爱丽斯夫妇展示出的男性权威即父权制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就有所论述，“当历史条件增强了男人累积生产财富的能力时，男人开始把妇女与她们劳动的产品拘为私有财产；而为了确保私有财产父传子的确定无误，掌控妇女的再生产是非常中心的课题。恩格斯并提出男性支配先于资本主义。”“自从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此后一直到封建社会终止，女性始终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女性的主体意识长眠不醒。”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父权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女性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勒特在《性政治》一书中提出“性即政治”的论点。他认为“男人对女人的支配是透过意识形态的建构来获得它的正当性的，父权家庭则是贯彻这样男性支配的意识形态最基本的一个单位，男性和女性从中学习并内化符合男权利益的气质、角色与定位”。在西方被视为典律的《圣经》中也铭刻了这样的思维。在《圣经》中，神——逻格斯——男人形成一个权力与传承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女人、女儿是被除名的。《圣经》中第一次对创造的叙述是神的初辟鸿蒙、造天盖地，第二次有关创造的文本就是把亚当塑造为一个语言命名者，“神用土造了野地的各样走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都带到了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个生物，那就成了它的名字”《圣经》给予了男性“命名者”的角色，亚当拥有话语的权力，而女人的元祖夏娃要到亚当命名完万物之后才被创生。女性在这个原初的神话中，由亚当的肋骨所生，虽然与亚当同骨同血，“女人”确是同万物一样由亚当所命名。换句话说这段命名万物的创造神话提供了父(男)权制度的一个隐喻：亚当对万物的命名表现了男性的权力意志，而女性在男性对命名权的独占中失去了话语的权力。《圣经》有关命名的论述奠定了男性主宰语言的正当性，但在女性主义的解构性阅读中，却也同时暴露了男性对女性创造力的深层恐惧。在男性中心思维模式中，男人是照神的肖像所造的，女性是从男人所生，而偏偏创生命的能力——肖似神的创造能力——又于女人身体有关。《圣经》因此铺设了亚当命名的神话，正当化男性的创造权威。接着，女人“与生俱来”的创造力被限定在与育儿养儿有关的事务上，她们适情适所的地方被规定只能是在家庭内：相对的，男性的创造力则与语言、文明、文化、意义的创生像连属。而显然男性才是创造力的主宰。从《圣经》对男女职责的规定中，我们再一次深深的忧虑在世界历史上打破以男性为中心这一社会格局的艰难和不易。“激进文化派女性主义者玛丽，戴利在《超越父神》中，强调女人只要信奉牺牲的道德伦理，她就不能得到发展：而在《妇科／生态学》中，她更强调，女人只要依然生活在父权制下，信奉牺牲的道德伦理，她甚至不能幸存。男人不仅扭曲妇女的精神，而且，他们也通过这样一些实践摧毁妇女的肉体，例如印度的殉夫自焚、中国的妇女裹脚、非洲的女性割礼、欧洲的对巫婆施火刑以及西方的妇科学。”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格局由来已久。这样的家庭模式前景怎样，是否合理呢?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海瓴的《中国式离婚》以当代人的眼光承续鲁迅早在五四时期的文本《伤逝》中揭示的“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生存哲学。这一生存哲学尤其适用于子君和林小枫。首先必须是独立的生存，爱才有所附丽，才会拥有爱情活力。可惜子君限于主客观条件未能达到此境界。遂在封建思想势力的压迫和涓生的拋弃下，造成了生命的最终异化——走上了死亡之路。《中国式离婚》中宋建平和林小枫从定情到结婚可以说是感人肺腑。尤其是林小枫在小火车站抵御冬夜的严寒整整一夜，为的就是与宋建平相见八分钟!两人携手相对无言：“那一刻，一个个誓词炸弹般在宋建平心里爆炸，轰响：海枯石烂!至死不渝!一生牵手!非她不娶!”即使这样的婚姻最终还是让人一声叹息，令我们不 得不反思谁错了，错在哪儿?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林小枫骨子里有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左右着她在婚后选择了一条不明智的生活道路。这种使中国女性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青春、事业而为家庭默默无闻的传统思想，便是夫荣妻贵。为了家庭的和谐、为了宋建平事业上更大的成功、为了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女人天性中的母性、妻性占据了林小枫生命中所有的风景线，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取舍中，林小枫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注定要占去自己更多时间的事业而选择了以家庭为主的生活方式，既然以家庭为主，琐碎、无聊而又繁重的家务必将销蚀尽她所有的精神空间，而婚前在事业上取得的些许成功也在随着她精力的转移而逐步坍毁。但当婚姻出现变故，面对生活，林小枫已逐步退化了谋生的能力，原本的专业也已荒芜。在生存竞争比较激烈的社会中，她该怎样承受这生活之重?我们不必苛刻地去指责她在与宋建平的婚变中所应付的责任。只要衡量一下宋建平和林小枫的成就便会释然。这么多年来，宋建平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工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可以在充满温馨的家中放松自己，为更好的投入充满残酷竞争的工作调整好最佳的状态。宋建平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从他的职称、单位评价中衡量；但同样付出很多的林小枫，对她成就的评判我们没有硬性的指标，相反无休止琐碎的家务劳动，每天紧张的接送孩子，已使还不算老的她表现出了更多的憔悴和身心的疲惫。而这温馨与舒适的家的氛围的营造，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宋建平事业的成功，谁又能说不是林小枫的全力付出所得。而婚姻出现变故后的她还剩什么?这足以让我们对这种家庭模式的公平与合理产生质疑。让我们看一下女性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家务历来都是女人的责任。即使她们出外工作，她们也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务(或者负责监督替代她操持家务的人)。”女人，尤其是已婚、有孩子的女人，她们在家庭外工作，完全是做两份工作；只有当她们能够继续完成她们在家庭内的首要任务时，她们才被允许加入劳动力队伍。这在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尤其明显，妇女有了更多的机会加入劳动大军，但她们并没有因此获得相应更大的自由。家庭之外的就业平等，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给女人带来平等，只要家务劳动仍然是私人产物和妇女的责任，他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负担。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本斯顿宣称，“提倡妇女进入公共劳动场所，却不同时使饭、打扫清洁、照顾儿童等工作社会化，这只能使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更其恶劣。妇女解放的关键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影片《再见爱丽斯》里，唐纳德的突然死亡(车祸)，使至少做了十二年(儿子十二岁判断)家庭主妇的爱丽斯在尴尬中失去了平衡，她被拋入了陌生的不友好的令人恐惧的光天化日之下，突然成为一个丢失了保护伞却增加了对手的战士，她变得手足无措。这时候去谋生，需要承担更多的艰难和不易。
影片中爱丽斯的精神成长、人格自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与唐纳德组成的家庭中，爱丽斯在丈夫的专制思想支配下，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唱歌)，家在她的心中成为世界的中心和唯一的现实，家对爱丽斯来说实际上已异化，但本应该得到预期的幸福家庭生活的她，却在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默默哭泣，她哭什么?影片告诉了我们她哭的直接触因：丈夫唐纳德因强制性地把儿子正在听的高声播放的音乐关掉，激怒了儿子汤姆，结果汤姆恶作剧地在菜里多放了些盐。以示抗议，性情粗暴的唐纳德在尝了两口菜后，吓跑了儿子，摧毁性的把饭菜和餐具给砸了，然后扬长而去。在这样的家庭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偶然事件中的必然性，即唐纳德对爱丽斯劳动(做好的饭)的不尊重事件本身体现出的对她作为人的不尊重。这就是令爱丽斯黯然落泪的原因?但即使如此，她仍然对这种生活很满足。可是，唐纳德遇车祸身亡，自己带着孩子艰难的生存，阅尽了人世的沧桑，以酒店同事弗罗的启发(当你看准了某事之后，你就坚决地用双脚跳过去)为契机，爱丽斯在灵魂深处受到压制的主体意识成长了起来，她意识到，惟有用智慧和情感把自己武装起来，惟有自立，才能走出生存困境。爱丽斯最终从人格上走上了独立，所以当农场主约翰又来到小酒店，请求她和汤姆一起去他的农场时，爱丽斯坚决地喊出的：我想唱歌，我要成为歌手，我是歌手的宣言。
这部影片的片名对主人公的精神成长过程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同时影片很好的指出了女性问题的实质，即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对女性自立的重要性。
[关键词]爱丽斯 人格自立 男权中心意识
《再见爱丽斯》(Alice Doesn’t Live HereAnymore，1974)是“新女性主义”开始在美国影坛勃兴时的代表作。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生于纽约，是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移民后裔，成长在曼哈顿的小意大利区，就读于纽约大学电影系期间，执导的短片中就有多部获奖，受到关注。马丁，斯科塞斯是罕见的学者型影人，知识丰富，对社会问题投以严肃的关怀。影片采用清淡单纯的手法来表现一个中年女性的真实生活处境，戏剧性不强，但思想深刻，饰演爱丽斯的演员埃伦·伯斯泰因(Elien Burstyn)以本片当选奥斯卡影后。影片《再见爱丽斯》描述了一个家庭妇女重新找回自我的故事。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史上，蓬勃兴起的妇女运动帮助妇女赢得了许多重要的法律、政治、经济的自由和平等权利。然而，19世纪的妇女运动没有能完全解放妇女，因为它没有从其最深根柢上找出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性、社会性别制度。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席卷全美国的一场或多场激进社会运动中，女性主义者们找到了这一根基。这一时期女性主义者斯坦顿在《妇女的圣经》中毫不含糊地指出，“所有那些信条、法规、典籍和章程”都是以父权制观念为基础的，这种观念即“妇女在男人之后被创造出来，从男人那里创造出来和为男人而创造出来，女人是低于男人的造物，她附属于男人”。斯坦顿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性、社会性别制度压迫妇女的那些方式。
爱丽斯在丈夫去世之前是一个传统女性。我们知道，“传统女性的生存空间是家。无论这个家对于她来说是天堂还是地狱，但它由于稳定的血缘取向而得到世代女性的认同。”当爱丽斯在与她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农场主约翰)因管教孩子而发生争执后，又来到打工的饭店，同事弗罗看到她精神极度痛苦而试图安慰她，哭诉中的爱丽斯说出了“没有男人(家)我不知道怎样生活。”简短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她对家的理解。“家是避难所、退隐处，是洞穴、子宮。现实集中在家里，外界因此而瓦解。家便是女性的世界。房间、厨房、卧室、电话、奶瓶和男人的外衣等成为女性与世界交换信息和发生联系的象征。”在潜意识里她希望自己的男人强壮而专横，在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当丈夫唐纳德阻止她再象婚前那样出去工作(酒吧唱歌)说“我的妻子不能去酒吧唱歌”时，爱丽斯对丈夫的强硬而专制表现出了极大的欣慰和满足。影片通过唐纳德、爱丽斯夫妇展示出的男性权威即父权制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就有所论述，“当历史条件增强了男人累积生产财富的能力时，男人开始把妇女与她们劳动的产品拘为私有财产；而为了确保私有财产父传子的确定无误，掌控妇女的再生产是非常中心的课题。恩格斯并提出男性支配先于资本主义。”“自从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此后一直到封建社会终止，女性始终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女性的主体意识长眠不醒。”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父权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女性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勒特在《性政治》一书中提出“性即政治”的论点。他认为“男人对女人的支配是透过意识形态的建构来获得它的正当性的，父权家庭则是贯彻这样男性支配的意识形态最基本的一个单位，男性和女性从中学习并内化符合男权利益的气质、角色与定位”。在西方被视为典律的《圣经》中也铭刻了这样的思维。在《圣经》中，神——逻格斯——男人形成一个权力与传承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女人、女儿是被除名的。《圣经》中第一次对创造的叙述是神的初辟鸿蒙、造天盖地，第二次有关创造的文本就是把亚当塑造为一个语言命名者，“神用土造了野地的各样走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都带到了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个生物，那就成了它的名字”《圣经》给予了男性“命名者”的角色，亚当拥有话语的权力，而女人的元祖夏娃要到亚当命名完万物之后才被创生。女性在这个原初的神话中，由亚当的肋骨所生，虽然与亚当同骨同血，“女人”确是同万物一样由亚当所命名。换句话说这段命名万物的创造神话提供了父(男)权制度的一个隐喻：亚当对万物的命名表现了男性的权力意志，而女性在男性对命名权的独占中失去了话语的权力。《圣经》有关命名的论述奠定了男性主宰语言的正当性，但在女性主义的解构性阅读中，却也同时暴露了男性对女性创造力的深层恐惧。在男性中心思维模式中，男人是照神的肖像所造的，女性是从男人所生，而偏偏创生命的能力——肖似神的创造能力——又于女人身体有关。《圣经》因此铺设了亚当命名的神话，正当化男性的创造权威。接着，女人“与生俱来”的创造力被限定在与育儿养儿有关的事务上，她们适情适所的地方被规定只能是在家庭内：相对的，男性的创造力则与语言、文明、文化、意义的创生像连属。而显然男性才是创造力的主宰。从《圣经》对男女职责的规定中，我们再一次深深的忧虑在世界历史上打破以男性为中心这一社会格局的艰难和不易。“激进文化派女性主义者玛丽，戴利在《超越父神》中，强调女人只要信奉牺牲的道德伦理，她就不能得到发展：而在《妇科／生态学》中，她更强调，女人只要依然生活在父权制下，信奉牺牲的道德伦理，她甚至不能幸存。男人不仅扭曲妇女的精神，而且，他们也通过这样一些实践摧毁妇女的肉体，例如印度的殉夫自焚、中国的妇女裹脚、非洲的女性割礼、欧洲的对巫婆施火刑以及西方的妇科学。”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格局由来已久。这样的家庭模式前景怎样，是否合理呢?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海瓴的《中国式离婚》以当代人的眼光承续鲁迅早在五四时期的文本《伤逝》中揭示的“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生存哲学。这一生存哲学尤其适用于子君和林小枫。首先必须是独立的生存，爱才有所附丽，才会拥有爱情活力。可惜子君限于主客观条件未能达到此境界。遂在封建思想势力的压迫和涓生的拋弃下，造成了生命的最终异化——走上了死亡之路。《中国式离婚》中宋建平和林小枫从定情到结婚可以说是感人肺腑。尤其是林小枫在小火车站抵御冬夜的严寒整整一夜，为的就是与宋建平相见八分钟!两人携手相对无言：“那一刻，一个个誓词炸弹般在宋建平心里爆炸，轰响：海枯石烂!至死不渝!一生牵手!非她不娶!”即使这样的婚姻最终还是让人一声叹息，令我们不 得不反思谁错了，错在哪儿?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林小枫骨子里有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左右着她在婚后选择了一条不明智的生活道路。这种使中国女性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青春、事业而为家庭默默无闻的传统思想，便是夫荣妻贵。为了家庭的和谐、为了宋建平事业上更大的成功、为了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女人天性中的母性、妻性占据了林小枫生命中所有的风景线，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取舍中，林小枫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注定要占去自己更多时间的事业而选择了以家庭为主的生活方式，既然以家庭为主，琐碎、无聊而又繁重的家务必将销蚀尽她所有的精神空间，而婚前在事业上取得的些许成功也在随着她精力的转移而逐步坍毁。但当婚姻出现变故，面对生活，林小枫已逐步退化了谋生的能力，原本的专业也已荒芜。在生存竞争比较激烈的社会中，她该怎样承受这生活之重?我们不必苛刻地去指责她在与宋建平的婚变中所应付的责任。只要衡量一下宋建平和林小枫的成就便会释然。这么多年来，宋建平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工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可以在充满温馨的家中放松自己，为更好的投入充满残酷竞争的工作调整好最佳的状态。宋建平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从他的职称、单位评价中衡量；但同样付出很多的林小枫，对她成就的评判我们没有硬性的指标，相反无休止琐碎的家务劳动，每天紧张的接送孩子，已使还不算老的她表现出了更多的憔悴和身心的疲惫。而这温馨与舒适的家的氛围的营造，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宋建平事业的成功，谁又能说不是林小枫的全力付出所得。而婚姻出现变故后的她还剩什么?这足以让我们对这种家庭模式的公平与合理产生质疑。让我们看一下女性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家务历来都是女人的责任。即使她们出外工作，她们也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务(或者负责监督替代她操持家务的人)。”女人，尤其是已婚、有孩子的女人，她们在家庭外工作，完全是做两份工作；只有当她们能够继续完成她们在家庭内的首要任务时，她们才被允许加入劳动力队伍。这在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尤其明显，妇女有了更多的机会加入劳动大军，但她们并没有因此获得相应更大的自由。家庭之外的就业平等，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给女人带来平等，只要家务劳动仍然是私人产物和妇女的责任，他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负担。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本斯顿宣称，“提倡妇女进入公共劳动场所，却不同时使饭、打扫清洁、照顾儿童等工作社会化，这只能使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更其恶劣。妇女解放的关键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影片《再见爱丽斯》里，唐纳德的突然死亡(车祸)，使至少做了十二年(儿子十二岁判断)家庭主妇的爱丽斯在尴尬中失去了平衡，她被拋入了陌生的不友好的令人恐惧的光天化日之下，突然成为一个丢失了保护伞却增加了对手的战士，她变得手足无措。这时候去谋生，需要承担更多的艰难和不易。
影片中爱丽斯的精神成长、人格自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与唐纳德组成的家庭中，爱丽斯在丈夫的专制思想支配下，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唱歌)，家在她的心中成为世界的中心和唯一的现实，家对爱丽斯来说实际上已异化，但本应该得到预期的幸福家庭生活的她，却在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默默哭泣，她哭什么?影片告诉了我们她哭的直接触因：丈夫唐纳德因强制性地把儿子正在听的高声播放的音乐关掉，激怒了儿子汤姆，结果汤姆恶作剧地在菜里多放了些盐。以示抗议，性情粗暴的唐纳德在尝了两口菜后，吓跑了儿子，摧毁性的把饭菜和餐具给砸了，然后扬长而去。在这样的家庭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偶然事件中的必然性，即唐纳德对爱丽斯劳动(做好的饭)的不尊重事件本身体现出的对她作为人的不尊重。这就是令爱丽斯黯然落泪的原因?但即使如此，她仍然对这种生活很满足。可是，唐纳德遇车祸身亡，自己带着孩子艰难的生存，阅尽了人世的沧桑，以酒店同事弗罗的启发(当你看准了某事之后，你就坚决地用双脚跳过去)为契机，爱丽斯在灵魂深处受到压制的主体意识成长了起来，她意识到，惟有用智慧和情感把自己武装起来，惟有自立，才能走出生存困境。爱丽斯最终从人格上走上了独立，所以当农场主约翰又来到小酒店，请求她和汤姆一起去他的农场时，爱丽斯坚决地喊出的：我想唱歌，我要成为歌手，我是歌手的宣言。
这部影片的片名对主人公的精神成长过程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同时影片很好的指出了女性问题的实质，即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对女性自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