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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楚辞·九章》有4篇作品明确标示创作缘起，指出这些作品或是为抒情明理而作，或是出自心理宣泄和自救的需要。屈原对创作缘起所作的交待，反映的是感性和理性的兼顾、真善美的统一，是研究古代文学思想史的宝贵资料。屈原对创作缘起的标示，继承的是《诗经》的传统，所涉作品都是讽谏批判之作，同时，对相关作品的文体称谓呈现多元化的倾向，所用的术语不是严格意义的文体概念。《诗经》交待创作缘起的诗句都置于作品结尾，形成固定的模式。《九章》标示创作缘起的诗句分布，则是不拘一格，具体位置多有变化。
关键词：九章；创作缘起；诗经；继承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8）06－0102－04
《九章》是《离骚》的姊妹篇，二者都是言志抒情之作。《九章》和《离骚》又有许多相异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九章》多篇作品都对创作缘起作了明确的交待，这种现象在《离骚》中是见不到的。《九章》对于创作缘起所作的说明，有助于读者准确地把握作品，从中可以看出屈原的创作理念，在古代文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于梳理先秦诗歌标明创作缘起做法的历史沿革，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一
《九章》由9篇作品组成，其中《惜诵》、《抽思》、《思美人》、《悲回风》诸篇都对创作缘起作了说明。屈原所述的创作缘起有多种类型，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
《九章》明确交待创作缘起的4篇作品产生于不同时期，因此，各篇在交待创作缘起时所表达的理念也不尽相同。从中可以看出，随着自身处境的变化，屈原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第一，创作是为了表白自己的忠诚可信。
《惜诵》是《九章》的首篇，创作时间和《离骚》大体相当，那时屈原虽然被楚王疏远，但还没有离开朝廷。开头和结尾都对这首诗的创作缘起加以申明，形成首尾照应之势。开头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结尾部分又写道：“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屈原所要抒发的感情，是表白自己行为上的忠。何谓忠？先秦时期已有明确的界定，主要指的是对国家、公室的竭心尽力。屈原是一位为楚国强盛宁愿赴汤蹈火的人物，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忠臣。忠还指发自内心的真心实意。《国语·周语下》称：“言忠必反意。……帅，意能忠。”韦昭注：“出自心意为忠。……帅，循也。循己心意，恕而行之，谓忠也。”忠指的是情意的真实无欺，没有虚假成分，是内心情感意念的真实流露。《礼记·聘义》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这是以玉作比喻加以说明，忠指的是事物的本真，没有掩饰成分。屈原创作《惜诵》，就是要表白自己内心的真诚。
从《惜诵》这篇作品来看，屈原确实是从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两方面来表白自己的忠。“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思君之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作者反复申诉自己对国君的忠诚不二，把它作为贯穿全篇的一条主线。文中还写道：“言与行其可迹兮，情与貌其不变。”这里所说的“情与貌其不变”，情，指喜怒哀乐之情；貌，指人的面部表情。“情与貌其不变”，王逸注：“情貌相副，内外若一，终不变易也。”①王逸的解释是正确的。情蓄于内，貌形于外，情貌表里如一，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忠。屈原创作《惜诵》，为了表明自己的情感都是真实的、可以取信于人。
由此看来，《惜诵》的创作缘起是作者为了表白自己的忠诚可信，是要把本身最真实的东西展示出来，这就把诗的创作和文学的真实性相沟通，使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
第二，创作是情绪的排遣、心理宣泄的需要。
《思美人》作于屈原前往汉北途中，他作为被贬谪的对象已经离开朝廷。《思美人》在交待写作缘起时写道：“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窃快在中心兮，扬厥憑而不俟。”这篇作品写于由郢都前往汉北途中。其中所说的娱忧，指的是排遣忧郁，前面已有“遵江夏以娱忧”之语。《怀沙》所说的“舒忧娱哀”，指的是抒发忧思，排遣悲哀，娱，指的是排遣，王逸、朱熹等都把娱释为乐，理解有误。“窃快在心中”，快，指的是肆意、放纵。《荀子·大略》：“贱师而轻傅则有人快，人有快则法度坏。”快，用的是放纵之义。憑，指的是愤懑、郁闷。扬雄《方言》卷二：“冯、齘、苛，怒也。楚曰冯。”钱绎笺疏：“冯，通行本作冯，宋本作憑。憑、冯，古今字。《广雅》：‘冯，怒也。’”② 冯，通憑，指的是愤怒。“扬厥憑而不俟”，王逸注：“思抒愤懑，无所待也。”③王逸注得其本意。屈原明确指出，他创作《思美人》时的心态是“娱忧”，即排遣忧郁。他要舒放内心，迫不及待地把其中的愤懑抒发出来，进行心理宣泄。
为什么需要进行心理宣泄？屈原在《悲回风》中给出了回答：“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微，指遮蔽。隐，指忧伤。这两句诗是说，有的物因受遮蔽而丧失本性，声音因忧伤而首先发出。言外之意，内心的忧伤如果不加以宣泄，而是进行遮蔽，那就会造成对自身的更大伤害。屈原把文学创作视为心理宣泄，在《九章》中反复加以强调。进行心理宣泄是为了自己避免再度遭受伤害，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这里涉及的是文学创作的功能问题。
第三，创作是为了自救，用以解脱自己。
《抽思》最后一段是乱辞，结尾部分如下：“愁叹苦神，灵遥思兮。路远处幽，又无行媒兮。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抽思》作于贬谪汉北时期，当时屈原已经远离朝廷，处于隔绝状态。他愁叹伤神，思念遥远的郢都。但是，身处偏僻的汉北，没有人作为媒介代他与朝廷沟通。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采取独自倾诉的方式进行自救。他明知自己忧伤的心情无法改变，自己的话语没有倾诉对象，但仍然要把心中的话语表达出来，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救。把诗歌创作视为自救，追求的是精神解脱，而不是现实处境的根本改变。把诗歌创作视为自我解救，实际是承认它的心理调节作用，是用这种方式减轻和医治心灵创伤。
第四，创作是为了解释疑惑，阐明道理。
《悲回风》开头一段的结尾对于创作缘起有如下表述：“眇远志之所及兮，怜浮云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悲回风》作于屈原流放沅湘期间，是他后期作品。屈原在这里感慨自己志向高远，但却不被世人理解，就像天上漂游的浮云。他悲叹自己孤高的志向令世人迷惑不解，因此通过创作诗歌来彰明其中的道理。这里说的“所惑”，指的是世人的疑惑。那么，为什么屈原高远的志向令世人迷惑呢？《悲回风》在开头一段的中间部分作了明确的回答：“鱼葺鳞以自别兮，蛟龙隐其文章。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茝幽而独芳。”鱼炫耀其鳞甲，蛟龙则韬晦其文，一显一隐，它们不属于同类。荼苦荠甘，二者不能种植在一处。兰草白芷散发芳香，因此都生长在幽静的地方，不与普通的草木相混杂。屈原通过列举上述事象，用以说明自己高远的志向引起世人的疑惑，就在于自己和他们不属于同类，世人无法理解自己。屈原是通过创作诗歌解释世人对自己疑惑不解的原因，而不是为了消除世人的疑惑。他在作品中所要彰明的是物各有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道路。
屈原在《九章》中共有4篇作品明确提到创作缘起，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一，屈原交待创作缘起，既体现出理性精神，又强调情感的抒发，涉及到创作主体的感性和理性两个基本因素。第二，屈原交待创作缘起，体现出真善美的统一。“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这是强调创作主体自身的真和善，也是作品的意蕴和内涵。“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以所明”，解惑明理，揭示的是客观真理。至于“发愤以杼情”，则是情感的显现，是艺术美。第三，屈原对各篇作品创作缘起的交待，是在人生境遇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联系屈原在各阶段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加以考察，我们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
在作品中交待创作缘由，这个传统在《诗经》中就已经确立。如果把《诗经》的这种做法和屈原在《九章》中的处理方式相对照，会发现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屈原在这方面的某些超越。
《诗经》共有12篇作品明确地交待创作缘起，依次是《魏风·葛屦》、《陈风·墓门》、《小雅·四牡》、《小雅·节南山》、《小雅·何人斯》、《小雅·巷伯》、《小雅·四月》、《大雅·卷阿》、《大雅·劳民》、《大雅·桑柔》、《大雅·菘高》、《大雅·烝民》④。《国风》计160篇，其中明确交待创作缘起的只有2篇，占总数的1.25%。《小雅》、《大雅》传世作品105篇，其中明确交待创作缘起的10篇，占总数的9.52%。二者相对比，《雅》诗标示创作缘起的比例明显高于《国风》。《雅》诗绝大多数出于贵族成员之手，而《国风》则是既有民间创作，又有贵族成员所作。从交待创作缘起的《小雅》、《大雅》10篇作品来看，其作者基本都是贵族成员。这个事实表明，诗歌创作交待其缘由，这个传统是由周代贵族确立的，是贵族成员作诗时的一种风尚。屈原《九章》有4篇明确标出创作缘由，主要继承的是周代贵族诗歌的传统。
在《小雅》、《大雅》上述10篇诗歌中，有4篇作品不但具体交待创作缘由，而且还明确标示诗的作者。《小雅·节南山》的作者是家父，《小雅·巷伯》的作者是寺人孟子，《大雅·菘高》和《大雅·烝民》的作者是尹吉甫。直接标示出创作缘起和作者，是诗歌由群体创作到个体创作过渡阶段出现的现象，反映的是文学初步自觉的时代即将到来。屈原在《九章》中反复交待创作缘起、申诉自身的不幸处境，则是标志着作家个体创作时代的开始，是文学初步觉醒的兆端。
在《诗经》12篇标示创作缘起的诗歌中，9例为讽，3例为颂。除《大雅》中的《卷阿》、《菘高》、《烝民》3篇作品是颂扬之作，其余9篇作品都是讽谏和批判之作。《九章》标明创作缘起的4篇作品，无一例外都是讽谏批判为主的作品，抒发的是屈原在遭受疏远、贬谪、流放期间的抑郁愤懑之情，没有一篇是正面颂扬之作。屈原继承了《诗经》的批判现实精神和标明创作缘起的传统，并且有所发扬光大，《九章》标示创作缘起的4首诗都是批判性的作品，表现的是人生的不幸。
为什么《诗经》、《九章》标示创作缘起的多是批判性作品？这和抒情的强烈性密切相关。这类批判性的作品，表达的情感通常都比较激烈，有的如同大山爆发，心中块垒，一吐为快。为这种情感基调所决定，有的诗歌不但要淋漓尽致地抒情，而且要把为什么如此行事的原因告诉读者，即交待创作缘起，从而形成这类作品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
三
《诗经》和《九章》都是诗歌，那些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对作品的称谓带有较大随意性，《诗经》、《九章》都是如此，二者在这方面也是一脉相承。
《诗经》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有时将作品称为歌。《陈风·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小雅·四牡》：“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在交待创作缘起时把作品称为歌，突出它的演唱性。《诗经》的作品都可以配乐演唱，那个历史阶段的主要艺术样式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乐，既然如此，把所作的诗称为歌有其必然性。
《诗经》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有时将作品称为诗。《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寺人孟子把自己的作品称为诗，并希望众多君子能听到这首诗。作品是用于演唱，还是用于吟咏，诗中没有说明；《大雅·卷阿》：“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意思是说陈列的诗不多，只是为了配合演唱。这样看来，诗指的是作品的语言、文字因素，可用于吟咏，也可用于演唱。
《诗经》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有时还把作品称为诵。《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春风。”单从这两篇作品进行分析，还无法确定诵的具体含义。《大雅·菘高》篇的表述可以解开这个谜：“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在这首诗中，诵是对作品总的称谓，具体又分解为诗和风两部分，诗指语言、文字，风指曲调。这样看来，诵包括语言、文字和曲调，是由综合因素组成。
通过以上例证不难看出，《诗经》那些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诗歌，对作品的文体称谓呈现多元化倾向，带有较大随意性，还不是严格意义的文体概念。
《九章》那些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对作品的称谓同样是多样化的。《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把这篇骚体作品称为诵，继承的是《诗经》的传统，具体来说是《雅》诗的传统。《抽思》：“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把自己的抒情之作称为颂，借用的是《诗经》文类的名称。《诗经》有《周颂》、《鲁颂》、《商颂》都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诗。《鲁颂》虽然主要是歌颂当世之君鲁僖公，但也是用于宗庙祭祀。到了屈原那里，颂不再专指用于交接神灵的歌诗，而是可以用来称呼自己所作的抒情诗。《九章》还有《橘颂》是一首咏物言志诗。屈原使颂的文类含义普泛化，使它走下神坛，进入日常生活。屈原还把自己的作品称为诗，见于《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这和《诗经》对作品的称谓是一致的。
《九章》对作品的称谓和《诗经》有相通之处，都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不过，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诗经》有多篇称作品为歌，而《九章》见不到这种情况。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诗经》可以配乐演唱，《九章》则不能用于演唱，只有少数篇目保留乐章体制。《九章》称作品为诵、为颂、为诗，其中都不包含音乐因素。
四
《诗经》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对作品的称谓呈现多元化倾向，可是，表明创作缘起诗句在作品中所处的位置，却是完全一致，无一例外地置于篇末，形成固定的结构模式。《诗经》出现的这种情况表明，它在结集成书时确实经过专人整理，遵循的是卒章显其志的原则。
《九章》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有的也把交待创作缘起的诗句置于篇末，这以《抽思》最为典型。该篇结尾一段是乱辞，即乐章的最后一部分。乱辞的末段文字如下：“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把交待创作缘起的文字置于作品的结尾处，就此而论，《抽思》和《诗经》是一致的。
《九章》有的作品用于交待创作缘起的文字不是置于篇末，而是安排在作品的中间，《思美人》属于这种类型。按照通常所作的划分，这篇作品分为4段。其中交待创作缘起的作品置于第三段末尾：“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窃快在其中心兮，扬厥憑而不俟。”这段交待创作缘起的文字，在作品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前面是渲染造势，引出对写作缘起的说明，后面则是回应写作缘起，顺势抒情。
《诗经》对创作缘起的交待只进行一次，不作重复。《九章》有的篇目则与此相异，它对创作缘起不是只在一处标示，而是不忌重复，先后出现两次。这种情况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首尾照应，作品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对创作缘起加以交待，《惜诵》属于这种类型。该篇开头是这样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这几句诗开门见山，开宗明义，把创作《惜诵》的缘由、动机合盘托出，是首句标其目。《惜诵》的结尾如下：“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这几句诗同样是交待创作缘起，是对开头一段的呼应和重复强调。第二种类型是交待创作缘起的诗句分别置于作品开头一段的首尾，《悲回风》属于这种类型。这篇作品通常分为5段，首段开头写道：“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这是开篇就交待创作缘起，因为自己有忧郁之情，不想加以遮蔽，所以率先发出声音。第一段的结尾如下：“眇远志之所及兮，怜浮云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这是再次对创作缘起加以交待，但切入的角度和开头所作的说明有了变化，是从自己志向高远而使世人迷惑的现实出发，表明创作《悲回风》是为了解惑明理，和开头的专注于抒情有所不同。
《九章》对创作缘起进行交待时，相关诗句在作品中的位置呈现多元化格局，是屈原进行精心调遣的结果。这种安排突破了《诗经》相关作品固定的模式，使创作主体拥有更多的变通性，也使作品的结构不拘一格，富有变化。
注释：
①③ 参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2、148页。
② 钱绎：《方言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④《诗经》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作品，通常认定为11篇，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12页。其中漏收《小雅·四牡》，今据补，计12篇。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九章；创作缘起；诗经；继承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8）06－0102－04
《九章》是《离骚》的姊妹篇，二者都是言志抒情之作。《九章》和《离骚》又有许多相异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九章》多篇作品都对创作缘起作了明确的交待，这种现象在《离骚》中是见不到的。《九章》对于创作缘起所作的说明，有助于读者准确地把握作品，从中可以看出屈原的创作理念，在古代文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于梳理先秦诗歌标明创作缘起做法的历史沿革，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一
《九章》由9篇作品组成，其中《惜诵》、《抽思》、《思美人》、《悲回风》诸篇都对创作缘起作了说明。屈原所述的创作缘起有多种类型，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
《九章》明确交待创作缘起的4篇作品产生于不同时期，因此，各篇在交待创作缘起时所表达的理念也不尽相同。从中可以看出，随着自身处境的变化，屈原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第一，创作是为了表白自己的忠诚可信。
《惜诵》是《九章》的首篇，创作时间和《离骚》大体相当，那时屈原虽然被楚王疏远，但还没有离开朝廷。开头和结尾都对这首诗的创作缘起加以申明，形成首尾照应之势。开头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结尾部分又写道：“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屈原所要抒发的感情，是表白自己行为上的忠。何谓忠？先秦时期已有明确的界定，主要指的是对国家、公室的竭心尽力。屈原是一位为楚国强盛宁愿赴汤蹈火的人物，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忠臣。忠还指发自内心的真心实意。《国语·周语下》称：“言忠必反意。……帅，意能忠。”韦昭注：“出自心意为忠。……帅，循也。循己心意，恕而行之，谓忠也。”忠指的是情意的真实无欺，没有虚假成分，是内心情感意念的真实流露。《礼记·聘义》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这是以玉作比喻加以说明，忠指的是事物的本真，没有掩饰成分。屈原创作《惜诵》，就是要表白自己内心的真诚。
从《惜诵》这篇作品来看，屈原确实是从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两方面来表白自己的忠。“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思君之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作者反复申诉自己对国君的忠诚不二，把它作为贯穿全篇的一条主线。文中还写道：“言与行其可迹兮，情与貌其不变。”这里所说的“情与貌其不变”，情，指喜怒哀乐之情；貌，指人的面部表情。“情与貌其不变”，王逸注：“情貌相副，内外若一，终不变易也。”①王逸的解释是正确的。情蓄于内，貌形于外，情貌表里如一，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忠。屈原创作《惜诵》，为了表明自己的情感都是真实的、可以取信于人。
由此看来，《惜诵》的创作缘起是作者为了表白自己的忠诚可信，是要把本身最真实的东西展示出来，这就把诗的创作和文学的真实性相沟通，使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
第二，创作是情绪的排遣、心理宣泄的需要。
《思美人》作于屈原前往汉北途中，他作为被贬谪的对象已经离开朝廷。《思美人》在交待写作缘起时写道：“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窃快在中心兮，扬厥憑而不俟。”这篇作品写于由郢都前往汉北途中。其中所说的娱忧，指的是排遣忧郁，前面已有“遵江夏以娱忧”之语。《怀沙》所说的“舒忧娱哀”，指的是抒发忧思，排遣悲哀，娱，指的是排遣，王逸、朱熹等都把娱释为乐，理解有误。“窃快在心中”，快，指的是肆意、放纵。《荀子·大略》：“贱师而轻傅则有人快，人有快则法度坏。”快，用的是放纵之义。憑，指的是愤懑、郁闷。扬雄《方言》卷二：“冯、齘、苛，怒也。楚曰冯。”钱绎笺疏：“冯，通行本作冯，宋本作憑。憑、冯，古今字。《广雅》：‘冯，怒也。’”② 冯，通憑，指的是愤怒。“扬厥憑而不俟”，王逸注：“思抒愤懑，无所待也。”③王逸注得其本意。屈原明确指出，他创作《思美人》时的心态是“娱忧”，即排遣忧郁。他要舒放内心，迫不及待地把其中的愤懑抒发出来，进行心理宣泄。
为什么需要进行心理宣泄？屈原在《悲回风》中给出了回答：“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微，指遮蔽。隐，指忧伤。这两句诗是说，有的物因受遮蔽而丧失本性，声音因忧伤而首先发出。言外之意，内心的忧伤如果不加以宣泄，而是进行遮蔽，那就会造成对自身的更大伤害。屈原把文学创作视为心理宣泄，在《九章》中反复加以强调。进行心理宣泄是为了自己避免再度遭受伤害，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这里涉及的是文学创作的功能问题。
第三，创作是为了自救，用以解脱自己。
《抽思》最后一段是乱辞，结尾部分如下：“愁叹苦神，灵遥思兮。路远处幽，又无行媒兮。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抽思》作于贬谪汉北时期，当时屈原已经远离朝廷，处于隔绝状态。他愁叹伤神，思念遥远的郢都。但是，身处偏僻的汉北，没有人作为媒介代他与朝廷沟通。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采取独自倾诉的方式进行自救。他明知自己忧伤的心情无法改变，自己的话语没有倾诉对象，但仍然要把心中的话语表达出来，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救。把诗歌创作视为自救，追求的是精神解脱，而不是现实处境的根本改变。把诗歌创作视为自我解救，实际是承认它的心理调节作用，是用这种方式减轻和医治心灵创伤。
第四，创作是为了解释疑惑，阐明道理。
《悲回风》开头一段的结尾对于创作缘起有如下表述：“眇远志之所及兮，怜浮云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悲回风》作于屈原流放沅湘期间，是他后期作品。屈原在这里感慨自己志向高远，但却不被世人理解，就像天上漂游的浮云。他悲叹自己孤高的志向令世人迷惑不解，因此通过创作诗歌来彰明其中的道理。这里说的“所惑”，指的是世人的疑惑。那么，为什么屈原高远的志向令世人迷惑呢？《悲回风》在开头一段的中间部分作了明确的回答：“鱼葺鳞以自别兮，蛟龙隐其文章。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茝幽而独芳。”鱼炫耀其鳞甲，蛟龙则韬晦其文，一显一隐，它们不属于同类。荼苦荠甘，二者不能种植在一处。兰草白芷散发芳香，因此都生长在幽静的地方，不与普通的草木相混杂。屈原通过列举上述事象，用以说明自己高远的志向引起世人的疑惑，就在于自己和他们不属于同类，世人无法理解自己。屈原是通过创作诗歌解释世人对自己疑惑不解的原因，而不是为了消除世人的疑惑。他在作品中所要彰明的是物各有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道路。
屈原在《九章》中共有4篇作品明确提到创作缘起，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一，屈原交待创作缘起，既体现出理性精神，又强调情感的抒发，涉及到创作主体的感性和理性两个基本因素。第二，屈原交待创作缘起，体现出真善美的统一。“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这是强调创作主体自身的真和善，也是作品的意蕴和内涵。“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以所明”，解惑明理，揭示的是客观真理。至于“发愤以杼情”，则是情感的显现，是艺术美。第三，屈原对各篇作品创作缘起的交待，是在人生境遇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联系屈原在各阶段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加以考察，我们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
在作品中交待创作缘由，这个传统在《诗经》中就已经确立。如果把《诗经》的这种做法和屈原在《九章》中的处理方式相对照，会发现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屈原在这方面的某些超越。
《诗经》共有12篇作品明确地交待创作缘起，依次是《魏风·葛屦》、《陈风·墓门》、《小雅·四牡》、《小雅·节南山》、《小雅·何人斯》、《小雅·巷伯》、《小雅·四月》、《大雅·卷阿》、《大雅·劳民》、《大雅·桑柔》、《大雅·菘高》、《大雅·烝民》④。《国风》计160篇，其中明确交待创作缘起的只有2篇，占总数的1.25%。《小雅》、《大雅》传世作品105篇，其中明确交待创作缘起的10篇，占总数的9.52%。二者相对比，《雅》诗标示创作缘起的比例明显高于《国风》。《雅》诗绝大多数出于贵族成员之手，而《国风》则是既有民间创作，又有贵族成员所作。从交待创作缘起的《小雅》、《大雅》10篇作品来看，其作者基本都是贵族成员。这个事实表明，诗歌创作交待其缘由，这个传统是由周代贵族确立的，是贵族成员作诗时的一种风尚。屈原《九章》有4篇明确标出创作缘由，主要继承的是周代贵族诗歌的传统。
在《小雅》、《大雅》上述10篇诗歌中，有4篇作品不但具体交待创作缘由，而且还明确标示诗的作者。《小雅·节南山》的作者是家父，《小雅·巷伯》的作者是寺人孟子，《大雅·菘高》和《大雅·烝民》的作者是尹吉甫。直接标示出创作缘起和作者，是诗歌由群体创作到个体创作过渡阶段出现的现象，反映的是文学初步自觉的时代即将到来。屈原在《九章》中反复交待创作缘起、申诉自身的不幸处境，则是标志着作家个体创作时代的开始，是文学初步觉醒的兆端。
在《诗经》12篇标示创作缘起的诗歌中，9例为讽，3例为颂。除《大雅》中的《卷阿》、《菘高》、《烝民》3篇作品是颂扬之作，其余9篇作品都是讽谏和批判之作。《九章》标明创作缘起的4篇作品，无一例外都是讽谏批判为主的作品，抒发的是屈原在遭受疏远、贬谪、流放期间的抑郁愤懑之情，没有一篇是正面颂扬之作。屈原继承了《诗经》的批判现实精神和标明创作缘起的传统，并且有所发扬光大，《九章》标示创作缘起的4首诗都是批判性的作品，表现的是人生的不幸。
为什么《诗经》、《九章》标示创作缘起的多是批判性作品？这和抒情的强烈性密切相关。这类批判性的作品，表达的情感通常都比较激烈，有的如同大山爆发，心中块垒，一吐为快。为这种情感基调所决定，有的诗歌不但要淋漓尽致地抒情，而且要把为什么如此行事的原因告诉读者，即交待创作缘起，从而形成这类作品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
三
《诗经》和《九章》都是诗歌，那些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对作品的称谓带有较大随意性，《诗经》、《九章》都是如此，二者在这方面也是一脉相承。
《诗经》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有时将作品称为歌。《陈风·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小雅·四牡》：“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在交待创作缘起时把作品称为歌，突出它的演唱性。《诗经》的作品都可以配乐演唱，那个历史阶段的主要艺术样式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乐，既然如此，把所作的诗称为歌有其必然性。
《诗经》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有时将作品称为诗。《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寺人孟子把自己的作品称为诗，并希望众多君子能听到这首诗。作品是用于演唱，还是用于吟咏，诗中没有说明；《大雅·卷阿》：“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意思是说陈列的诗不多，只是为了配合演唱。这样看来，诗指的是作品的语言、文字因素，可用于吟咏，也可用于演唱。
《诗经》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有时还把作品称为诵。《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春风。”单从这两篇作品进行分析，还无法确定诵的具体含义。《大雅·菘高》篇的表述可以解开这个谜：“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在这首诗中，诵是对作品总的称谓，具体又分解为诗和风两部分，诗指语言、文字，风指曲调。这样看来，诵包括语言、文字和曲调，是由综合因素组成。
通过以上例证不难看出，《诗经》那些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诗歌，对作品的文体称谓呈现多元化倾向，带有较大随意性，还不是严格意义的文体概念。
《九章》那些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对作品的称谓同样是多样化的。《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把这篇骚体作品称为诵，继承的是《诗经》的传统，具体来说是《雅》诗的传统。《抽思》：“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把自己的抒情之作称为颂，借用的是《诗经》文类的名称。《诗经》有《周颂》、《鲁颂》、《商颂》都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诗。《鲁颂》虽然主要是歌颂当世之君鲁僖公，但也是用于宗庙祭祀。到了屈原那里，颂不再专指用于交接神灵的歌诗，而是可以用来称呼自己所作的抒情诗。《九章》还有《橘颂》是一首咏物言志诗。屈原使颂的文类含义普泛化，使它走下神坛，进入日常生活。屈原还把自己的作品称为诗，见于《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这和《诗经》对作品的称谓是一致的。
《九章》对作品的称谓和《诗经》有相通之处，都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不过，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诗经》有多篇称作品为歌，而《九章》见不到这种情况。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诗经》可以配乐演唱，《九章》则不能用于演唱，只有少数篇目保留乐章体制。《九章》称作品为诵、为颂、为诗，其中都不包含音乐因素。
四
《诗经》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对作品的称谓呈现多元化倾向，可是，表明创作缘起诗句在作品中所处的位置，却是完全一致，无一例外地置于篇末，形成固定的结构模式。《诗经》出现的这种情况表明，它在结集成书时确实经过专人整理，遵循的是卒章显其志的原则。
《九章》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篇目，有的也把交待创作缘起的诗句置于篇末，这以《抽思》最为典型。该篇结尾一段是乱辞，即乐章的最后一部分。乱辞的末段文字如下：“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把交待创作缘起的文字置于作品的结尾处，就此而论，《抽思》和《诗经》是一致的。
《九章》有的作品用于交待创作缘起的文字不是置于篇末，而是安排在作品的中间，《思美人》属于这种类型。按照通常所作的划分，这篇作品分为4段。其中交待创作缘起的作品置于第三段末尾：“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窃快在其中心兮，扬厥憑而不俟。”这段交待创作缘起的文字，在作品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前面是渲染造势，引出对写作缘起的说明，后面则是回应写作缘起，顺势抒情。
《诗经》对创作缘起的交待只进行一次，不作重复。《九章》有的篇目则与此相异，它对创作缘起不是只在一处标示，而是不忌重复，先后出现两次。这种情况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首尾照应，作品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对创作缘起加以交待，《惜诵》属于这种类型。该篇开头是这样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这几句诗开门见山，开宗明义，把创作《惜诵》的缘由、动机合盘托出，是首句标其目。《惜诵》的结尾如下：“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这几句诗同样是交待创作缘起，是对开头一段的呼应和重复强调。第二种类型是交待创作缘起的诗句分别置于作品开头一段的首尾，《悲回风》属于这种类型。这篇作品通常分为5段，首段开头写道：“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这是开篇就交待创作缘起，因为自己有忧郁之情，不想加以遮蔽，所以率先发出声音。第一段的结尾如下：“眇远志之所及兮，怜浮云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这是再次对创作缘起加以交待，但切入的角度和开头所作的说明有了变化，是从自己志向高远而使世人迷惑的现实出发，表明创作《悲回风》是为了解惑明理，和开头的专注于抒情有所不同。
《九章》对创作缘起进行交待时，相关诗句在作品中的位置呈现多元化格局，是屈原进行精心调遣的结果。这种安排突破了《诗经》相关作品固定的模式，使创作主体拥有更多的变通性，也使作品的结构不拘一格，富有变化。
注释：
①③ 参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2、148页。
② 钱绎：《方言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④《诗经》明确标示创作缘起的作品，通常认定为11篇，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12页。其中漏收《小雅·四牡》，今据补，计12篇。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