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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新“广场协议”毫无必要
美国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学术事务副总裁James A. Dorn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证词
“中国的金融系统与货币政策”
2006年8月15日
对于全球失衡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并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来加以解决。比起陷于僵局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各国政府主导的汇率协调的效果也不会更好。
“广场协议”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前提之一，是人们知道市场出清的汇率，但这很难成立。现在的金融市场比20世纪80年代更加复杂，私人金融资本流动远多于官方资本流动。如果维持一个不合适的汇率，最终将遭到攻击，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无法阻止；而且，汇率调整越慢，资源无效配置带来的成本就越高。中国为维护其高估的汇率，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储备本可用于国有企业改革、私人部门投资或者养老金体制的改革。
更有效的调整路径，是每个国家都致力于稳定货币，缩减政府规模，扩大市场作用。因为成千上万的外汇市场参与者在发现相对价格的能力上比政府要好得多，而且政府官员倾向于保护特殊的利益团体。为此，货币当局应该遵守共同的原则，即建立维持长期价格稳定的约束机制。就像香港货币当局所建议的，应在东亚建立一个“货币稳定区”。其中关键的步骤，是建立一个可信的瞄准通胀率的货币机制。
美国需要在自由市场国际秩序的建立中发挥榜样与表率作用，而非通过一个新的“广场协议”让中国被动地调整汇率。
（详见《财经》网络版www.caijing.com.cn“财经文萃”）
宏观
投资高增长溯源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
2006年8月15日
当前中国经济中投资的高增长，既得益于地方政府的推动，也越来越受到企业利润和盈利能力的驱动。目前，10％到20％的投资是由地方政府所主导。在现行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标准和土地出让金收入等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具有刺激企业投资的内在动力。
但同时，一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自于企业利润。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28％，较上年同期增加了九个百分点。行业分析表明，2006年前五个月，不同行业的股权收益率与投资增长存在正向变动关系；而且，在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投资也保持较快的增长率。
目前中国的通胀率比较低，经济中也没有出现严重的瓶颈问题，过热的迹象并不明显，但投资效率和银行系统坏账构成了潜在的风险。宏观调控措施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还需要一段时间释放，当局可能要在进一步观测近期调控的效果之后，再决定是否采取更多的措施。
（详见《财经》网络版www.caijing.com.cn“每日特稿”）
金融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成果
日本银行国际部
Hideto Sakashita和Ko Nakayama
工作论文“中国公司债务的面板分析”
2006年8月12日
中国银行部门的改革，以及从控制贷款总量向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的逐渐转变，对银行贷款和公司借贷行为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数据分析表明：第一，对银行贷款的数量控制仍通过“窗口指导”在发挥作用，但其影响力在减弱；第二，央行贷款利率的作用正在上升；第三，银行在放贷时变得更加注重财务指标和公司绩效。
研究表明，中国基于利率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借贷活动正在增加，金融环境已经更适宜于市场机制。为了使市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需要逐步摆脱对贷款总量控制的依赖，进一步放开利率管制。同时，银行部门也需要改善风险管理和定价策略。
政策
真实腐败程度高于普通人感受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
Benjamin A. Olken
工作论文“腐败感知与腐败现实”
2006年8月
利用印尼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普通人所感受到的腐败程度和真实的腐败程度之间存在着偏差，真实的腐败程度要高于人们感受到的腐败程度。这是由于政府官员有多种办法隐藏腐败信息，而普通居民能得到的信息却非常有限。当真实腐败程度上升10％，人们相信腐败存在的可能性只上升0.8％。因此，这对基层民众监督腐败的有效性构成了制约，而仅依靠腐败的感受来设计反腐败政策会有局限性。
另外，种族差异较大地区的居民，其腐败感受会较强，真实的腐败程度却较低。而人们对腐败认知的差异越大，对腐败的监督就会越强，这可以减弱腐败。
新“广场协议”毫无必要
美国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学术事务副总裁James A. Dorn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证词
“中国的金融系统与货币政策”
2006年8月15日
对于全球失衡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并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来加以解决。比起陷于僵局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各国政府主导的汇率协调的效果也不会更好。
“广场协议”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前提之一，是人们知道市场出清的汇率，但这很难成立。现在的金融市场比20世纪80年代更加复杂，私人金融资本流动远多于官方资本流动。如果维持一个不合适的汇率，最终将遭到攻击，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无法阻止；而且，汇率调整越慢，资源无效配置带来的成本就越高。中国为维护其高估的汇率，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储备本可用于国有企业改革、私人部门投资或者养老金体制的改革。
更有效的调整路径，是每个国家都致力于稳定货币，缩减政府规模，扩大市场作用。因为成千上万的外汇市场参与者在发现相对价格的能力上比政府要好得多，而且政府官员倾向于保护特殊的利益团体。为此，货币当局应该遵守共同的原则，即建立维持长期价格稳定的约束机制。就像香港货币当局所建议的，应在东亚建立一个“货币稳定区”。其中关键的步骤，是建立一个可信的瞄准通胀率的货币机制。
美国需要在自由市场国际秩序的建立中发挥榜样与表率作用，而非通过一个新的“广场协议”让中国被动地调整汇率。
（详见《财经》网络版www.caijing.com.cn“财经文萃”）
宏观
投资高增长溯源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
2006年8月15日
当前中国经济中投资的高增长，既得益于地方政府的推动，也越来越受到企业利润和盈利能力的驱动。目前，10％到20％的投资是由地方政府所主导。在现行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标准和土地出让金收入等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具有刺激企业投资的内在动力。
但同时，一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自于企业利润。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28％，较上年同期增加了九个百分点。行业分析表明，2006年前五个月，不同行业的股权收益率与投资增长存在正向变动关系；而且，在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投资也保持较快的增长率。
目前中国的通胀率比较低，经济中也没有出现严重的瓶颈问题，过热的迹象并不明显，但投资效率和银行系统坏账构成了潜在的风险。宏观调控措施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还需要一段时间释放，当局可能要在进一步观测近期调控的效果之后，再决定是否采取更多的措施。
（详见《财经》网络版www.caijing.com.cn“每日特稿”）
金融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成果
日本银行国际部
Hideto Sakashita和Ko Nakayama
工作论文“中国公司债务的面板分析”
2006年8月12日
中国银行部门的改革，以及从控制贷款总量向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的逐渐转变，对银行贷款和公司借贷行为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数据分析表明：第一，对银行贷款的数量控制仍通过“窗口指导”在发挥作用，但其影响力在减弱；第二，央行贷款利率的作用正在上升；第三，银行在放贷时变得更加注重财务指标和公司绩效。
研究表明，中国基于利率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借贷活动正在增加，金融环境已经更适宜于市场机制。为了使市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需要逐步摆脱对贷款总量控制的依赖，进一步放开利率管制。同时，银行部门也需要改善风险管理和定价策略。
政策
真实腐败程度高于普通人感受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
Benjamin A. Olken
工作论文“腐败感知与腐败现实”
2006年8月
利用印尼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普通人所感受到的腐败程度和真实的腐败程度之间存在着偏差，真实的腐败程度要高于人们感受到的腐败程度。这是由于政府官员有多种办法隐藏腐败信息，而普通居民能得到的信息却非常有限。当真实腐败程度上升10％，人们相信腐败存在的可能性只上升0.8％。因此，这对基层民众监督腐败的有效性构成了制约，而仅依靠腐败的感受来设计反腐败政策会有局限性。
另外，种族差异较大地区的居民，其腐败感受会较强，真实的腐败程度却较低。而人们对腐败认知的差异越大，对腐败的监督就会越强，这可以减弱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