蛐蛐有“五德”，你可知道？蟋蟀的“五德”，曰：守信、立勇、忠贞、知耻、识时。这恰恰是现代国人最最缺乏的。“鸣不失时，是其信也；逢敌必斗，是其勇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宁死疆场，是其忠也；败则不鸣，知耻辱也。”也许这也是蛐蛐备受人们关注与尊重的原因。
　　上海有许多美丽有趣的地方，七宝就是这样一块“魅地”。撇开古镇的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和饮食文化不谈，三百年来，它的“虫文化”就像一块大翡翠光照江南。
　　“这里正发生一场奇怪的战争！”
　　“这里正发生一场奇怪的战争！”——这是一群老外观看蟋蟀大战后的惊呼。
　　2012年来七宝观摩“蟋蟀文化节”的外国游客特别多，世界各地的老外聚集在名镇七宝，聚集在蟋蟀草堂，对一种内涵无比丰富的昆虫战争，既困惑，又兴奋，大屏幕上正展示着异常激烈甚至惨厉的打斗，受到了感染的老外也像中国人一样挥着拳头大喊大叫，甚至跺着脚唾沫横飞，来自瑞士的斯特朗小姐大概受到了特别的刺激，在看到一只名为“油黄”的名将把另一只“青三色”高高举起时，竟然打开手机激动地对亲友直播：“……这里，正在发生一场奇怪的战争！有一种昆虫在战斗，但是，大群大群的人比昆虫还要兴奋……”或许这就是蟋蟀的感染力，也是特殊文化的感染力。
　　七宝是上海西南郊区极少的几个千年古镇之一，每年秋风乍起，成千上万的虫迷们便潮水般涌了过来，无论白天黑夜，七宝田野中到处可以看到他们沾满泥水的身影。他们孜孜以寻的，是被虫迷们视为土虫之冠的七宝“铁砂青”。这种蟋蟀，出土时全身的肉都是白色的，六足正青，项圈上好像铺了一层铁砂，所以得了这么个名字。等到白露时候，“铁砂青”便银光照体，骁勇善战，叫声洪亮，成为三秋大将。
　　玩蟋蟀，到七宝蟋蟀草堂
　　曾被贬作“赌具”的蟋蟀，其实是一项雅俗共赏的传统文化，真所谓“上得了庙堂，下得了江湖”，上自天子，下至蚁民，如果说有一项活动无分贵贱，那就是“斗蟀”，上海人叫“斗裁节”，“斗裁节”选在七宝、选在著名的“蟋蟀草堂”也算得其所哉了。
　　蟋蟀草堂，典型的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入门前厅，青砖铺地，桌、几、案、壁——到处是历年蟋蟀名将的标本，“铁砂青”、“狗蝇黄”、“草紫黄”、“青大头”、“紫三色”……爱虫的人，走进前厅便有“厮杀”的激情激荡胸中。
　　中国民间斗蟋蟀之风的兴起，开始于唐代天宝年间。到了南宋，连朝廷中的达官贵人也趋之若鹜，当时的宰相贾似道就是一个蟋蟀“超级粉丝”。他在西子湖畔专门营造的别墅“半闲堂”，不是美人的金屋，而是供他大斗蟋蟀的“讲武堂”。后来，他居然成为一名蟋蟀研究专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蟋蟀研究专著《促织经》，专门研究蟋蟀的品种、调养和斗法。
　　到了明代宣德年间，“虫”竟然风靡全国，连明宣宗在宫中也“不可一日无此君”。
　　我们非常熟悉的《济公斗蟋蟀》和《聊斋志异》中的《促织》，可以作为宋、明两代斗虫成风的佐证。
　　到了清代，宫中虫文化更加盛行，以至于“京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了。
　　至于七宝蟋蟀，最早见载于清代道光年间顾学钟所辑的《蒲溪小志·风俗》：“俗至秋深则斗蟋蟀，冬令则把鹌鹑，藉兹挥金博彩，以争胜负。”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七宝的蟋蟀文化是社会繁荣的体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七宝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七宝蟋蟀能在中国蟋蟀文化中占有一页，本身也说明了具有个性文化的象征。关于七宝的蟋蟀有一段瑰丽的传说，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驻跸松江。南方官员星夜进贡一批各地良种蟋蟀，在途经七宝时马匹失蹄，马车倒地，进贡的蟋蟀成千上万地逃逸，从此七宝便留下良种蟋蟀。
　　不管这个传说真实与否，至少印证了七宝的蟋蟀的确是久负盛名，集江南各地良种蟋蟀之大成，这样的传说为七宝的蟋蟀文化贴上了一层金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