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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出现了“执行力”概念，标志着政府“执行力”建设被正式纳入国家治理范畴：时下，地方政府执行力弱化、政令不通的现象已司空见惯，越来越严重。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号召保持全党全国的高度集中统一，但尾大不掉、各自为政的问题时有发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执行力弱化、政令不通已成安邦治国一大隐患，是中国政坛的“肠梗阻”。
我行我素 无法无天
无需精心寻觅，无需刻意追踪，执行力弱化、政令不通的案例信手拈来。民间的一句顺口溜对政令不通作了生动．形象的诠释——“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
机构改革，越改越肿，建国以来，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几乎每隔三五年就搞一次，然而每次都是热热闹闹走过场，机构越改越臃肿。以华北沿海某县为例，“文革”前只有12个科级部门，“文革”中撤并成三大组，“文革”后一下子胀到25个部委办局，现在又增到38个职能部门，某县民政局竟然有正副局长10人，为了使每位领导都能独立分管到科室，该局居然把原来的5个科室拆分为12个科室，有的科室只有科长一人。几十年精简——膨胀——再精简——再嘭胀的恶性循环，每次机构改革都有惊世骇俗的辉煌成果，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对抗中央、扰乱机构改革的地方“诸侯”我行我素，恣意妄为。
煤窑爆炸，事故频仍。国家有关方面曾三令五申地要求整治小煤窑，各地也闻风而动进行所谓“拉网式”检查，但骇人听闻的小煤窑爆炸事故仍然此起彼伏。来自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信息显示，小煤矿成为事故多发的重灾区。全国有23300多座小煤矿，平均年产量不到3万吨，总产量占全国产量的1／3，但死亡人数却占了1／2。小煤窑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暴利驱动滥采——滥采导致事故——事故隐藏腐败——腐败瓜分暴利”这个神秘的怪圈之中难以挣脱，其中最关键的链条就是官煤勾结。中央已明令地方官员从煤矿股份中退股，但仍有一些人顶风不办。
企业改制，国资流失。眼下相当多的地方领导“居心叵测”，在国企改制中做手脚，资产评估不规范，资产重组不合理，获益收缴不及时，价值体现不完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地方腰包。不少地方领导对企业改制的理解模糊，他们把企业的优良资产卖给地方个人，而把大量不良资产及债务留给企业，逼企业破产，使国家巨额贷款无法收回，最后的损失全部留给国家，达到所谓甩包袱的目的。
违规基建，欲火复燃，眼下各地投资热情正在升温，“铁本事件”以来国家宏观调控的铁腕正被一些地方官员视为强弩之末，或者根奉不当回事。放眼神州大地，前一阵子“风头”上躲避的违规基本建设项目“死灰复燃”，在偷偷地开工上马。在浓厚的政绩观念的诱导下，一轮又一轮的投资热波浪式涌起。地方官员看国家宏观调控的脸色行事，打游击战、迂回战，变着法子跟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抗周旋。这是目前基本建设投资仍然居高不下的最关键的原因。
利益驱动 巴掌遮天
执行力弱化，政令不通，有其深刻．复杂、多样的政治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转型变轨时期各种利益分割重组，各种矛盾交织碰撞的结果。
现行体制导致中央和地方的“对峙”状态。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与中央或上级主管部门讨价还价，在执行政令上大打折扣，从中梗阻，甚至阳奉阴违。比如中央领导反复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可地方官员搞假成瘾，一级骗一级，所谓的政绩掺杂着“水淋淋”的数字。有许多水分则是上下联手作个冒出来的。倘若县到村检查工作，乡村必统一口径。若是地区到乡验收，县里必定替乡里帮腔。去年南方某省对P乡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验收，此举关系到F地区整个市的治安状况评估，地委书记发话，此次验收，县乡两级领导必须拿乌纱帽担保，于是县里派出庞大的工作班子帮助乡里炮制各种软件材料，竟也安然无恙地通过验收。
讲政治、顾大局意识的淡薄。在一些人看来，严格执行党纪政令是战争年代的事，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现在是“谁老实谁吃亏”。一些领导出于对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的考虑，甚至出于对一己私利的考虑，想方设法，与国家争利，与老百姓争利。拿走私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党中央、国务院多次部署打击走私犯罪。但是沿海一些省的地方和部门领导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或明或暗，参与走私、关于减轻农民负担，中央喊了多年，但下边就是当“耳边风”，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农家子弟上大学倾家荡产，想要申请到助学贷款难于上青天。有的地方乱集资乱摊派．不弄出几条人命不会有所收敛。
某些政令的相互矛盾及缺乏可操作性，比如《村民组织法》的贯彻实施，各级人大要求尊重村民委员会的高度自治，严格按法律程序任免村委会组成人员。而不少地方党委把村委会建设的职能部门——民政系统搁置一旁，以政代政，以党代法，公开干预村委会的组织工作，违背村民意愿直接任免，造成村委会无所适从，不知听谁的好。
法治建设落后。从法律的角度讲，中央政策或者决定本身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因此，不管是8个省区市执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不力，还是国务院关于加强煤矿安全工作两个“国字号”禁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都折射了当今法冶权威面临的危机。拒不执行中央政府决定命令，不仅是挑战中央权威的表现，更是拒不执行法律，无视法治权威的行为。虽然我们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尚未形成自动运行的机制。下级机关和部门无视法冶权威规避法律，拒不执行法律和上级政策决定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在一些地方主政者思想里，仍然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仍然是“权大于法”那一套。
对不执行中央政策的行为不能及时严格处罚。中央纪律监察部门对地方官员藐视中央政令的违纪行为有时惩处不力，针对广东兴宁等矿难事故后逐渐浮出水面的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8月22日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白通知下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即9月22日前，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应该说，这一举措对于遏止当前矿难频发的趋势会起较大的作用。但在199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兴办经济实体和党政机关干部从事经营活动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县及县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一律不得经商、办企业，不得兼有党政机关干部和个业职工双重身份。非常明显，投资人股煤矿就是经商办企业，所有投资人股煤矿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已经违反了1992年的通知规定，就该据此追究其责任，但现在义新发一个 通知来规范国家机关上作人员的行为，是否表示1992年的通知规定无效？而且，2005年8月的通知不但不按1992年的通知规定追究责任，反而给那些违反规定的人员一个月的缓冲时间，“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实际就是告诉有关人员：赶紧见好就收，拿着你们先前挣得的钱回家偷着乐去吧。
清除梗阻 畅通政令
来自北京大学国情研究听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中同大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社会组织敢于向共产党以及国家权威挑战，唯一重大的挑战来自共产党内部和国家机器内部的更具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自治权力的某些地方政府。这一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言确实令人深思，中央也已警觉到地方执行力弱化、政令不畅的问题，今年是“十一五”规划时期的开局之年，中央明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在今年“务必迈出实质性步伐”，中贝的各项部署能否在地方切实得以认真对待和有效落实，各级政府的执行力是关键。
从已公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向看，新时期中国强化政府执行力、清除“肠梗阻”凸显四大关注点。
——强化公众监督。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公众参与不足、社会监督缺乏的状况将被改变：中纪委将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视为反腐败新的动力源，2005年12月28日中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中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举报网站的网址，开通官方反腐败举报网站。最高人民检察院从2006年1月1日起开通全国行贿档案查询系统，并实现全国联网，国家环保总局最近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将公众参与引入环境评价了作中。
——量化考核指标。以往“应有显著提高”、“需大力发展”之类缺乏硬约束的“虚语化”政策述情形被改变。新年伊始，国务院安委会即向各省区政府下达了全国安全生产控制考核“硬指标”。来自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称，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这安全生产四大控制指标将成为今年国家考核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
——严厉问责失职行为，政令的最终畅通，还得借助铁的纪律，谁搞地方保护、封建割据，就罢谁的官。摘准的乌纱，没收他的权力资本，使其失去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权力资源。2006年2月20日，监察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宣布，《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公布施行，意味着今后环保问责直接对“人”。以往在环境污染案件处罚中，往往只对有关单位进行罚款、很少处罚责任人的状况将被改变。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长期以来，部门间信息封闭给地方保护宅义以可乘之机的状况将被改变，比如，中央政法委最近发出《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建立的人民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要与人民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房地产管理、工程招投标管理、出入境管理、车辆管理等部门信息管理系统链接，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国家执行威慑机制，通过限制或禁止被执行人融资、置产、出境、日常高消费等手段，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
政府执行力是一个崭新概念，它既不同于传统行政法中的行政行为执行力，也不同于中央文件中提出的执政能力，政府执行力首先要求政令畅通和政令统一，各级政府必须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统一眼从中央政府领导，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政策决定，不得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更不能成为事实上的“我的地盘我做主”。
(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县临海镇人民政府、赤峰学院学员处)
我行我素 无法无天
无需精心寻觅，无需刻意追踪，执行力弱化、政令不通的案例信手拈来。民间的一句顺口溜对政令不通作了生动．形象的诠释——“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
机构改革，越改越肿，建国以来，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几乎每隔三五年就搞一次，然而每次都是热热闹闹走过场，机构越改越臃肿。以华北沿海某县为例，“文革”前只有12个科级部门，“文革”中撤并成三大组，“文革”后一下子胀到25个部委办局，现在又增到38个职能部门，某县民政局竟然有正副局长10人，为了使每位领导都能独立分管到科室，该局居然把原来的5个科室拆分为12个科室，有的科室只有科长一人。几十年精简——膨胀——再精简——再嘭胀的恶性循环，每次机构改革都有惊世骇俗的辉煌成果，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对抗中央、扰乱机构改革的地方“诸侯”我行我素，恣意妄为。
煤窑爆炸，事故频仍。国家有关方面曾三令五申地要求整治小煤窑，各地也闻风而动进行所谓“拉网式”检查，但骇人听闻的小煤窑爆炸事故仍然此起彼伏。来自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信息显示，小煤矿成为事故多发的重灾区。全国有23300多座小煤矿，平均年产量不到3万吨，总产量占全国产量的1／3，但死亡人数却占了1／2。小煤窑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暴利驱动滥采——滥采导致事故——事故隐藏腐败——腐败瓜分暴利”这个神秘的怪圈之中难以挣脱，其中最关键的链条就是官煤勾结。中央已明令地方官员从煤矿股份中退股，但仍有一些人顶风不办。
企业改制，国资流失。眼下相当多的地方领导“居心叵测”，在国企改制中做手脚，资产评估不规范，资产重组不合理，获益收缴不及时，价值体现不完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地方腰包。不少地方领导对企业改制的理解模糊，他们把企业的优良资产卖给地方个人，而把大量不良资产及债务留给企业，逼企业破产，使国家巨额贷款无法收回，最后的损失全部留给国家，达到所谓甩包袱的目的。
违规基建，欲火复燃，眼下各地投资热情正在升温，“铁本事件”以来国家宏观调控的铁腕正被一些地方官员视为强弩之末，或者根奉不当回事。放眼神州大地，前一阵子“风头”上躲避的违规基本建设项目“死灰复燃”，在偷偷地开工上马。在浓厚的政绩观念的诱导下，一轮又一轮的投资热波浪式涌起。地方官员看国家宏观调控的脸色行事，打游击战、迂回战，变着法子跟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抗周旋。这是目前基本建设投资仍然居高不下的最关键的原因。
利益驱动 巴掌遮天
执行力弱化，政令不通，有其深刻．复杂、多样的政治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转型变轨时期各种利益分割重组，各种矛盾交织碰撞的结果。
现行体制导致中央和地方的“对峙”状态。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与中央或上级主管部门讨价还价，在执行政令上大打折扣，从中梗阻，甚至阳奉阴违。比如中央领导反复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可地方官员搞假成瘾，一级骗一级，所谓的政绩掺杂着“水淋淋”的数字。有许多水分则是上下联手作个冒出来的。倘若县到村检查工作，乡村必统一口径。若是地区到乡验收，县里必定替乡里帮腔。去年南方某省对P乡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验收，此举关系到F地区整个市的治安状况评估，地委书记发话，此次验收，县乡两级领导必须拿乌纱帽担保，于是县里派出庞大的工作班子帮助乡里炮制各种软件材料，竟也安然无恙地通过验收。
讲政治、顾大局意识的淡薄。在一些人看来，严格执行党纪政令是战争年代的事，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现在是“谁老实谁吃亏”。一些领导出于对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的考虑，甚至出于对一己私利的考虑，想方设法，与国家争利，与老百姓争利。拿走私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党中央、国务院多次部署打击走私犯罪。但是沿海一些省的地方和部门领导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或明或暗，参与走私、关于减轻农民负担，中央喊了多年，但下边就是当“耳边风”，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农家子弟上大学倾家荡产，想要申请到助学贷款难于上青天。有的地方乱集资乱摊派．不弄出几条人命不会有所收敛。
某些政令的相互矛盾及缺乏可操作性，比如《村民组织法》的贯彻实施，各级人大要求尊重村民委员会的高度自治，严格按法律程序任免村委会组成人员。而不少地方党委把村委会建设的职能部门——民政系统搁置一旁，以政代政，以党代法，公开干预村委会的组织工作，违背村民意愿直接任免，造成村委会无所适从，不知听谁的好。
法治建设落后。从法律的角度讲，中央政策或者决定本身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因此，不管是8个省区市执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不力，还是国务院关于加强煤矿安全工作两个“国字号”禁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都折射了当今法冶权威面临的危机。拒不执行中央政府决定命令，不仅是挑战中央权威的表现，更是拒不执行法律，无视法治权威的行为。虽然我们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尚未形成自动运行的机制。下级机关和部门无视法冶权威规避法律，拒不执行法律和上级政策决定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在一些地方主政者思想里，仍然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仍然是“权大于法”那一套。
对不执行中央政策的行为不能及时严格处罚。中央纪律监察部门对地方官员藐视中央政令的违纪行为有时惩处不力，针对广东兴宁等矿难事故后逐渐浮出水面的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8月22日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白通知下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即9月22日前，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应该说，这一举措对于遏止当前矿难频发的趋势会起较大的作用。但在199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兴办经济实体和党政机关干部从事经营活动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县及县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一律不得经商、办企业，不得兼有党政机关干部和个业职工双重身份。非常明显，投资人股煤矿就是经商办企业，所有投资人股煤矿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已经违反了1992年的通知规定，就该据此追究其责任，但现在义新发一个 通知来规范国家机关上作人员的行为，是否表示1992年的通知规定无效？而且，2005年8月的通知不但不按1992年的通知规定追究责任，反而给那些违反规定的人员一个月的缓冲时间，“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实际就是告诉有关人员：赶紧见好就收，拿着你们先前挣得的钱回家偷着乐去吧。
清除梗阻 畅通政令
来自北京大学国情研究听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中同大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社会组织敢于向共产党以及国家权威挑战，唯一重大的挑战来自共产党内部和国家机器内部的更具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自治权力的某些地方政府。这一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言确实令人深思，中央也已警觉到地方执行力弱化、政令不畅的问题，今年是“十一五”规划时期的开局之年，中央明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在今年“务必迈出实质性步伐”，中贝的各项部署能否在地方切实得以认真对待和有效落实，各级政府的执行力是关键。
从已公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向看，新时期中国强化政府执行力、清除“肠梗阻”凸显四大关注点。
——强化公众监督。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公众参与不足、社会监督缺乏的状况将被改变：中纪委将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视为反腐败新的动力源，2005年12月28日中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中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举报网站的网址，开通官方反腐败举报网站。最高人民检察院从2006年1月1日起开通全国行贿档案查询系统，并实现全国联网，国家环保总局最近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将公众参与引入环境评价了作中。
——量化考核指标。以往“应有显著提高”、“需大力发展”之类缺乏硬约束的“虚语化”政策述情形被改变。新年伊始，国务院安委会即向各省区政府下达了全国安全生产控制考核“硬指标”。来自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称，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这安全生产四大控制指标将成为今年国家考核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
——严厉问责失职行为，政令的最终畅通，还得借助铁的纪律，谁搞地方保护、封建割据，就罢谁的官。摘准的乌纱，没收他的权力资本，使其失去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权力资源。2006年2月20日，监察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宣布，《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公布施行，意味着今后环保问责直接对“人”。以往在环境污染案件处罚中，往往只对有关单位进行罚款、很少处罚责任人的状况将被改变。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长期以来，部门间信息封闭给地方保护宅义以可乘之机的状况将被改变，比如，中央政法委最近发出《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建立的人民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要与人民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房地产管理、工程招投标管理、出入境管理、车辆管理等部门信息管理系统链接，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国家执行威慑机制，通过限制或禁止被执行人融资、置产、出境、日常高消费等手段，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
政府执行力是一个崭新概念，它既不同于传统行政法中的行政行为执行力，也不同于中央文件中提出的执政能力，政府执行力首先要求政令畅通和政令统一，各级政府必须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统一眼从中央政府领导，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政策决定，不得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更不能成为事实上的“我的地盘我做主”。
(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县临海镇人民政府、赤峰学院学员处)